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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6日在崇鋈楼的报告，根据录音整理） 主持人拜根兴： 我们今天举办这学期《人文论坛》的第三次报告会。我们荣幸地邀请到我校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著名先秦史研究专家臧振教授给我们作报告。（掌声）臧老师他出版有《蒙昧中的智慧--中国巫术》（不是那个打拳的武术，是巫术）。主编有《中国古玉文化》、《十三经词典--尚书卷》，还有参编著作五部，发表数十篇论文，在先秦史学界具有一定的、具有相当的知名度。臧老师上世纪6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当时正值文革期间，辗转分配到晋陕交界、黄河西岸的陕北佳县的乡下担任中学教师。艰苦的生活没有磨灭他对学术的炽烈兴趣，人生跌宕起伏使他有机会深入了解到社会最下层人们的生活。80年代面临新的机遇，他负笈前往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就是和先秦史又发生关系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不惑之年来到西安，和我们陕西师范大学结缘。作为中学教师，他在陕北佳县10年间担任过多门课程体验到基层学校的方方面面，80年代至今又经过20多年的大学教学科研的锤炼，这些经历也使他对人生的感悟，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更显得非同一般。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臧老师为我们作报告。（掌声） 臧振老师： 首先我要感谢文科基础部拜根兴老师和同学们。为什么要感谢大家呢，因为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来听我在这里讲我自己的过去。我是去年九月份退休的，退休后那就基本上没什么课了。当了几十年的教师，总是喜欢和学生聊一聊。平时聊的，课堂上，总是聊我们的课程有关的话题；今天拜老师给我出这么个题目，就是"我与历史"，就是说让我讲我自己的过去；我就很高兴，所以我就感谢拜老师，也要感谢同学们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听我在这里唠叨。感谢大家。（掌声） 首先我要想说的一点是：拜老师刚才介绍我本人的历史，说我是"著名的先秦史学家"；我觉得我称不上著名。在将近20年前我加入先秦史学会的时候，到先秦史学会去开会，也没有人认识我，我自己也不想勉为其难地让人家认识我，所以比较内向，比较爱坐在最后面，躲在边上，也不大会招呼那些名家，不善交际。不善交际的一个客观原因就是我的耳朵不好。后来到了97年配上了比较现代的助听器，可以和别人完全正常地交往了，这以后我的性格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较外向，比较随意地和大家聊了。这是一个客观原因，不著名。第二个原因就是本身学术成果很少。刚才拜老师讲了我也有一些成果；由于多年的努力，比较勤奋，（这点我还是要承认的），比较勤奋，所以就有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刚出来的时候也许不被人认识，碰了很多钉子，比如说我的一本书，拜老师刚才介绍的《蒙昧中的智慧--中国巫术》，这本书写好以后，本来是一个学者跟我约的，咱们陕西的三秦出版社出版，后来三秦出版社又违约了，它整个这套丛书他不出了。我自己碰了好多钉子，找了好多出版社，最后很巧地，找到华夏出版社，他们愿意给我出，不但不要钱，还能给我稿费。算是比较幸运吧。这本书出来以后也觉得没什么影响。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这么十多年的时间，我自己感觉到，从网络上一些反映来看和一些学术界朋友的反映来看，逐渐地有了它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的晁福林先生，先秦史学界的，那是真正的著名的先秦史学者，他看了我的这本书以后，他就把这本书作为他所带的或者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的、研究生的必读书目，说这本书写得很不错，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领域。渐渐地我有了一点点小小的名气，所以说不是著名，加了著名就很惭愧了。还有一本书叫《中国古玉文化》，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曲折，开始咱们学校给我资助九千多，历史文化学院给我资助四千五准备出版，后来又因各种原因出版不了，后来我自己找着中国书店，北京的一个书店，也是既不要出版的印刷费，也不需要我掏钱，还要反过来给我稿费，这样我的第二本书也就问世了。这本书出版时间不长，2001年出版的，到现在七八年的时间，也是逐渐地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中国文物学界，玉器分会这个领域不少学者都写信来跟我要这本书，而且他们觉得这本书在介绍玉文化这个方面比其他的书要详细，而且它的价格跟其他的介绍玉器的书相比便宜得多。为什么？因为别的书都是一些精美的图片，（那就很贵），而我这个书讲的是文化，讲的是玉文化的背景，整个玉文化的历史，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玉文化这样一个领域。这本书也被晁福林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的晁福林先生作为他的研究生的必读书，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光荣。这样一来嘛，就是说经过自己很笨拙的努力，到了现在，到了我退休，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先秦史学界的朋友渐渐多起来，但是还谈不到什么著名，还是一般般的成员。这是首先要谦虚地说一句，要说明的：我不是著名的先秦史学者，只是咱们陕西师范大学的一名普通的教师。 那么今天我要来讲的呢，是"我与历史"。 我想呢，我自己先简单地讲一讲我怎么样走上这条道路，重点还想讲一讲我在陕北当了十年中学教师的这个经历；然后我可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因此我可能讲不了很多时间）。而且我讲课有个缺点，学校的领导听我的课，提出来："老先生讲课天马行空。"好像在表扬？其实呢是严厉地批评我，头十分钟还有主题，二十分钟以后越拉越远，就不知道讲哪去了，"天马行空"；不过还是给我留了点面子，说仔细想来始终还是围绕着主题的。这是我的讲课。所以我没把握，所以我就佩服很多的我们学院的我们学校的一些老师，领导，很有口才，讲课讲得很受学生欢迎。我没那个胆量，我总是有点紧张，特别是像今天这种场合。这大概是我第二次有这么多的同学听我的所谓的报告吧。第一次嘛就是去年的12月9号，也是在咱们这个楼里边，好像是旁边那个房间，讲的是"我与社会，我与师大"。"我与社会"是说我怎么样从一个差生，从一个社会上晃来晃去的小混混，慢慢慢慢地走上一条学术道路，这是"我与社会"。"我与师大"，那就是我怎么样来到了陕西师大，成为一名教师，而且在这里一待就26年，也再没有想到要折腾到别的地方去，到底是什么原因把我留在了这里。这是上一次的报告。 今天换了一个题目，是"我与历史"；其实还是在讲我自己的一些经历。 我也想给同学们讲讲，那是因为我自己感觉到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心理素质是比较差一点的，总的来说，我觉得赶不上我们那一代。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那一代我觉得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曲折比较多，遇到的困难比较多。有经济上的困难，比如说我正在长身体的高中时期就遇到了三年的所谓自然灾害，（实际上应该叫三年大饥荒，）身体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到大学的时候又遇到了"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是"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是我在大学的五年。（北京大学文科是五年制）在这五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之中，没有很好地学习专业知识，同时在政治上还受到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矛盾、打击甚至可以说是迫害。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想问题的方法确实是有些狂热有些古怪的。很多同学，现在都是80后了，甚至可能个别还是90后了，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空前的（我们也希望它是绝后的）这样一场运动确实是有些想象不到的。我刚好就在那个时候处在那场"大革命"的漩涡中心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就是从北京大学燃烧起来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自己亲身经历、仔细观察、也不断在思考，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自己在高中时候遇到饥饿，怎么样在身体上战胜了困难？在大学时候遇到了政治上的运动，或者说是政治上的迫害，经历那样精神上的痛苦，自己是怎样来承受和对待它？还有，在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了穷乡僻壤的陕北佳县，那么到了那里以后，又是怎样地度过了我现在回想起来非常有意义甚至是可以说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十年？（那十年的经历使我在后来的学术道路上我自认为走得比较踏实，走得比较轻松，走得比较有方向。） 到了咱们陕西师大来的20多年，我觉得我到了一个能够把我过去的积累充分展示出来、充分总结出来的这么一个地点，这么一个机遇，这样我在这里就很安心了。还有一个原因特别是我所在的历史系有一些杰出的学者，他们能肯定我的学术成果，也能够在某些方面给我以鼓励、支持、帮助，使我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进，这就使我在陕西师大一待26年，到现在就27年。 我是1982年底来到陕西师大的，在这里也度过了可以说我的人生的后半段，比较有意义的后半段，当然我现在还没有走到人生的尽头，还有一点儿雄心壮志，希望能够健健康康地--再也不能叫"工作"了，（退休了嘛），再干嘛呢，再观察和思考2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要干啥呢，要沿着我六十多年以来走过的道路继续前进。 那么我这六十多年走的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我自己刚才走在路上我就在想，自己在想，怎样概括一下我自己呢？可以这样说：我一直在寻找，一直在思考，一直在追求，一直在积累知识：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的了解。认识我们人，认识我们所处的社会--中国社会，农村、城市，认识世界。当今的电子时代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村，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到西方国家或者是包括一些比中国更落后的比如说非洲和其他一些国家。了解人类社会，了解了自己，了解了社会，最后还要进一步地思考人类社会如何前进，向什么方向发展；总结我所经历的这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为下一步我们社会的前进，人类的前进，全球化的进程，进行一些自己的思考。 当然，如果有我发言的机会，我可以把自己的思考写成文章发表出来；没有我发言的机会，我还可以跟学生讨论，有学生愿意听我的，就给他们讲讲；特别高兴的是现在有了网络，我在近两年掌握了网络的一些基本常识，可以在网上发我自己的帖子，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我自己专栏了，在我们历史文化学院的西岳论坛上，我设了，有两块：我的随笔，《戈辰随笔》，我姓臧，臧字的这一边是戈，辰字就是我的名字振的一半，戈辰随笔，我随时想到的就把它写上去。还有一块就是我回忆着半个世纪以来我所见到的人和事，特别是那些去世了的已可以来盖棺论定了的一些人，我来写一写回忆，叫《迟到的祭奠》。在我们那个西岳论坛，（不是西岳论坛？）是我们"数字史学网"的"博客"里边，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继续地有自己发言的地方，继续努力地再工作。虽然说我退休了基本上不上课了，但是我感觉到我好像生命力还是继续--不能跟年轻人比了，不能用"旺盛"这个词了，还有生命，还可以继续地劳动；像前两天劳动节，我劳动了三天，也就是说照样七点钟坐车去新校区，下午六七点回到老校区自己家里。干嘛去了？在那里继续我的思考、学习、阅读、写作这些事情，或者还在网上回答有些同学提出来的问题。 下面我就具体地讲。 那恐怕还是要从我中学时代说起。我觉得我跟同学们呢，我今天早上想了一下，将近半个世纪的代沟。我今年65岁，我是四十年代的人，同学们如果是90年代，90后的，那就要差半个世纪了，差一点点就半个世纪了，你们如果是90年生的，那我们就差四十七年，将近半个世纪。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想法，我讲的内容打上了我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烙印，所以有些地方也可能有些同学听了以后一边听一边撇嘴，你讲的那些或者说已经过时了，或者是老调、老生常谈，没有多大意义。但是我也请大家姑妄听之，这是我对上个世纪后半叶的一些思考，一些总结。那我现在就来谈我怎么学起历史来的，这也是今天谈话的主题。 我本来是一个，我刚才用"混混"这个词。我自己反复回想是有这个味道：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理想，也不是得到很多人的宠爱。我们家弟兄姊妹五个，当然父母对我还是很关爱的，对弟兄姊妹都很关爱。我自己不大争气，成天在街道上城市平民的子弟中间混，一起玩，不好好把心都全用在学习上，我仔细想了一下，我们现在有一个话叫做"赢在起跑线上"，我是在起跑线上就输了的人。什么叫"赢在起跑线上"？我对这句话就有点反感，为什么呢？因为人生的道路是一个长跑，我不知道同学们对体育爱好不爱好？我很爱好体育，那个长跑赢在起跑线上的人呢，往往就是最后倒数第一，你们仔细看看，800米以上，1500第一圈跑第一名的那个人，两三圈后他就落在最后去了。不要赢在起跑线上，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持久战，要不断地努力，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开始的时候有些落后，有缺点，发现了以后努力改正，或许将来就会做出比那些少年时期看起来很崭露头角有希望的人，比那些人的成绩可能还会做出得多一些，我是这样来想的了。我小学初中不大懂事，初中稍微懂事一些了。（因为不能和上次的报告重复了，我不能慢慢讲自己怎么样混混）。懂得要好好积累知识了，但是没有远大的理想。我觉得我有一步走得很正确：就是我在和我的那些朋友们一起玩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邻居啊，他们的生活条件都比较差，他们所居住的那个环境跟我家相比是比较差的，很恶劣的，而且他们还有各种各样的灾祸，这样使得我产生一种同情心，因为那些父老乡亲，那些我们的邻居啊，左邻右舍，他们都对我很好，很关爱我，而他们自己又有那么多的苦难，我对他们就有一种同情心，我就想为他们出点什么力。特别是到了高中，三年困难，我的那些邻居里边饿死的很多，浮肿的、骨瘦如柴的、灾难重重的很多，那么我就觉得我最好能当一个医生，我给他们治病。当然我后来也没有当成医生，我自己身体上受到一些创伤，嗅觉不灵，不让我考医科，糊里糊涂地就考上了历史系。 怎么说糊里糊涂呢？就说我当时不是先想当医生嘛，不能当医生了就改成文科吧，改成文科以后呢，在街道办事处复习准备第二年考大学，这时候在街道办事处参加了很多的社会工作，就想当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干事，能够给城市平民，给我们的那些父老乡亲排解各种各样的纠纷困难。我对那些社会上的小偷啊，流氓啊各种各样的坏人是颇有义愤的，可以说是深恶痛绝的；想惩罚他们，所以我就立志当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干事。那个时候也不可能找到工作啊，三年困难刚过，于是就考大学吧。考大学呢，考什么专业呢，我就想考教育系，教育广大青少年。可是报名的时候，教育系只有西南师大有，它有教育系，当时还不叫西南师大，叫西南师院。可是报了教育系呢，它是个第二类的大学，西南师大还不是，我们现在的话叫一本，它不是一本，那我就报了个四川大学，报了个北京大学，报什么专业呢，我也不知道报什么专业，我就报个图书馆吧，我们那时候复习天天在图书馆泡，看书，好，就报了个图书馆。后来我同学说图书馆四年半，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专业四年半，你报个历史系，历史系五年呢，可以多学一年，我说好，多学一年，就报了历史系。（笑声） 我觉得我走到历史这条路来，也不完全是偶然。刚开始时我觉得我历史本来就学得不好，那报历史系也就想多学点知识。可是后来在历史系老师的熏陶感染之下，我觉得历史很有用处，历史就是对人类社会的一个深入了解啊。我自己呢已经在街道上、社会上对社会有了一个肤浅的了解，我下来呢要进一步了解人类的过去。在老师的鼓励之下，我开始懂得了怎么样去学习历史。就在这个时候呢，四清运动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毛主席老人家一声号令"大学生要到农村去读阶级斗争这本大书"，（我说的这个是在1964、65年，不是68年那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那是另一次，就是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我说的这个是我们大学生，我们正要读书，他说你们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读阶级斗争这本大书），于是我们就到了农村。我在北京郊区的就是现在的农业展览馆的背后，现在修的都是高楼大厦了，在那个地方参加了"四清"。在那个地方了解了农村的复杂的社会情况，进一步地了解历史吧，也算是。接下来呢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6月初，我们就直接从搞"四清"的那个生产队跑回学校，三四十、四五十里路，连夜、半夜跑回北大。为什么呢，因为毛主席的一个战略决策把北京大学的一张所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公布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发表了，那我们就跑回北京大学，就参加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就燃烧起来。一回去，两三天之内，大字报铺天盖地。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这些大字报主要针对的是学校的领导：党委和校长，当时的校长叫陆平，"陆平黑帮"。陆平黑帮的后台是谁，要往后追，就追到了彭真，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再往上追，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这些人他们的后台是谁呢，是刘少奇，后来又加出来一个邓小平，还有一个陶铸，（刘、邓、陶），就轰轰烈烈地这么搞。在这个同时呢，我自己也挨了几张大字报。为什么我会挨大字报，我算老几啊？我是"反动学生"，或者说是所谓小资产阶级，你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有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成天老想着读书，走"白专"道路，不是要想"红"，通过参加革命锻炼自己百炼成钢，成为一个革命者。我自己稀里糊涂地受人家批判，而且大字报上写出了好多我的所谓"反动言论"，这些"反动言论"就是断章取义、掐头去尾、捕风捉影，就出来了。哦呦，我一看，吓坏了，这咋办啊？人家都写出来了，不是一条两条，而且说我在四清运动当中经常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面说一些不明不白的话，否定阶级斗争学说，否定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著作。我仔细想想很多话我似乎也说过，比如说，我说："我原来在学校老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觉得写得很带劲，毛主席的书嘛，那时候《毛选》也读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了好像觉得没有马恩的书读了那么大的气势，可是我到了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参加四清了，我再读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觉得毛主席写得非常好，是切合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好，这个发言掐头去尾，说我说的，"毛主席著作土里土气，不怎么样"。哇，成了反动言论了！反正是诸如此类。那个时候的人呢，神经，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理解一个人说话，特别像我这种比较智商低，说话没心眼的，那就会被别人抓住。啊，看怎么办，我申辩吧？我解释吧？越解释越说不清。（【电话响起】"先不管他了，【掐断】万一再来，我说一句，这是一个同学给我来的，哎，打断我讲话，正讲得起劲，我讲到哪儿了？"，【电话再次响起，是吕博】"喂，我在老校区，你过两个钟头再给我打过来，我正在这给学生讲话呢"）（笑声）文化大革命就这样轰轰烈烈燃烧起来，几乎每个学生，不是我一个人，很多学生都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冲击。学生里边很快分为两大派，互相之间像敌人一样，势如水火，后来发展成为武斗，这些现象都令我思考，我当时也参加了"大串联"，我跑到外地去，（他们不能不让我走啊），跑到全国各地到处看，全国各地都是分成了两大派，而且到了67年夏天以后，几乎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武斗，打起来了，这就是当时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看到了这一现象，我就思考啊，无产阶级专政下怎么继续革命，为什么会分成两大派，这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形式？这到底对还是不对？当然不敢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发生怀疑啊，我们从正面去理解它吧，就这样反复思考这些问题，尽管自己已经差点被别人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了，自己还在那思考无产阶级专政下怎样继续革命，反正是比较执着地思考着中国社会如何前进这些问题。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我们在大学的三年；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很快地就毕业分配，作鸟兽散。两大派水火不相容，不管谁是谁非都是革命群众，统统地都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大有作为"，就走了。剩下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后几年，可以说"红卫兵"这个概念就退出了政治舞台。（我开始的时候不是红卫兵，人家谁也不敢要我；到后来两大派斗得很激烈，都想壮大势力的时候，其中一派把我网罗进去了，所以我也算红卫兵吧。）毕业分配就分到了陕西乾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又到华县"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这样就是两年，最后"毕业分配"，我就被分到了陕北佳县，穷乡僻壤。 到那地方去，我还是感觉到，第一我对历史科学没有学到多少东西，我要弥补；第二，我对于现实政治，也许过若干年后就是历史，我应该认真思索，好好去理解它。同时，我一个人到了一个农村，到了一个非常穷困的偏僻的山村，离县城还有80里路，这样一个地方，很封闭的一个环境里边，我首先就得考虑我怎么生存。我当时还是很乐观的了，这里没有人来揪我的"言论"，这里只要你认的字多，贫下中农就很欢迎你。我到一些学生家里去，家长们都对我说，说我们这个小孩啊，你打也能打，骂也能骂，就是希望你多给小孩教一些字。我听了也很高兴，认字吧我还是可以给他们多教的。但是在这里你得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因为那个地方医疗条件很落后的，医生水平也很低的，你别生这样那样的怪病，很麻烦的。那我就要思考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健康的问题，个体生命怎么保证健康问题，因为我以前不是想学医嘛，我就有一个笔记本啊，专门写的引用毛主席语录作为封面，"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专门抄记养身之道，各地学来的，各种书里看到的，特别是《黄帝内经》，那时候买了一本中医的理论书《黄帝内经》，我就思考和记载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体像一架机器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体，新陈代谢着，人体有消化功能，有心血管系统，有呼吸系统，还有这个各种吧，人体的各个系统，怎么样保证它的健康，我呢不断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使自己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健康地工作。每天的运动，心血管系统需要运动，所以我对于去农村参加劳动一点不反感，表现很积极，我觉得这也是身体的需要。遇到了疾病应该怎么办？这些思考，我觉得这方面的思考也是有必要的。我们同学们你们将来也是要离开父母的关心，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教书或者不管做什么工作，如果医疗条件很差，实际上现在尤其是农村医院里医生的水平还是很低的，都是在我们国家医学低潮培养出来的医生，实际上在国际上，在国外都不让他行医的，说文凭不够，知识不够。我是不愿意找这些医生的，但我不能宣传这个，自己多看医书，中医西医我都看，生物化学人体解剖看了，总结经验教训。基本上可以这么说，我现在退休了我才敢说这个话：我工作了40年，没有因为生病耽误了上课；不是说我生了病坚持上课，而是没有生那种上不了课的病。我老咳嗽，老痰多，但这不影响我上课。我第一次我就告诉学生我咳嗽啊我痰多啊，你们不要以为我有肺结核，有肺癌，我检查过啊，没有啊，我的原因我也能告诉他们什么原因造成了咳嗽痰多等等。40年没有请过假，上不了课。病假上不了课，没有过。直到现在也基本上，除了咳嗽痰多以外，也基本上还健健康康，每天来回做我该做的事情。同时我也很注意锻炼，每天早上我要打太极拳，要运动，这些都是养身之道了，这些方面我就不多说了。 我更多地是在农村，观察社会，思考人生，思考历史，首先一个基本的就是思考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上当时不是用阶级斗争学说来分析吗？我也基本上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也在这分析，到现在我还在思考；我刚才说的不断地积累，不断地思考，不断地追求着，希望了解人类社会的真谛，同时把我的思考写下来，写成一章一节的。当时我在中学也带政治课，我说他那些政治教材我教了几遍，都教得就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都教得很熟了，倒背如流，给学生讲那个名词概念怎么定义的，怎么背。同时自己呢就觉得有必要给学生讲一些有关人生存于社会，人类社会怎么发展变化的道理，因此就有必要去读我们当时国家也这么宣传我们也这么认为的读马列的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书，据说所谓的"要言妙道"都在这里边了。我也就认真去读，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一直读到列宁的、毛泽东的书。毛主席的书，从他青年时代的一些文章，【（咳嗽，掏出塑料袋吐痰）这是我的痰盂，说来就来了，表演给大家看，不好意思哦，每次上课都这样的，不要奇怪，这是我的一大毛病，没办法】我又想说闲话了，就是拜老师他们年级的一个同学，我当时给他们第一次上课就讲我的这些毛病，咳嗽痰多，讲了，后来他们毕业了，又过了几年，那个同学回到陕西师大，在体育场外边那条路上碰见我，就说："臧老师，您还健在啊？！"。（笑声）老是咳嗽痰多，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个老师快完蛋了。从那以后我就不大愿意给同学们讲这个了，可是你不讲你老咳嗽同学也犯嘀咕，你拿个袋袋在这吐痰，那有些人还恶心呢，所以我也只好解释一下。好，我们接着说：我读马恩列斯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书从他中年，从他青年时期的书读到他去世，（哦，那时候还没去世，）所有的著作，哪里来的呢？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收集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第三年，社会上出了很多毛主席的各个时期的著作，所谓的《学习资料》，都不是公开发表的，都搜集起来，我都搜集了。我当时为什么搜集呢？我当时受到了一些高年级同学，特别是研究生同学的影响。他们告诉我要搜集这些资料，将来研究历史都是宝贵的资料。我都搜集了，所以我在陕北我也看。读这些书，把自己的一些思考系统地写下来，我自己自认为我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是我在陕北的10年的一个很大的收获。 那么我还有一条收获，就是我认为作为大学历史系的一个学生，我应该能读古书，不然我这个文凭是假的。那么怎么办呢？我就在路过西安，（我回家，我家在四川，）每次回家路过西安或到了成都，我就到旧书店买了很多的古书，没有标点的、竖排的、繁体字的、线装的买了不少，我到了陕北呢，我就在那个穷乡僻壤那个山上，我就把学校的凳子就放到那个山上，就在那儿看书，看了十年书，有些古书刚开始读确实是不懂，古汉语水平比较低，我还带了一本工具书，就是《辞源》，三十年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有了这个工具书，基本能解决问题，读到古书里边不懂的字词就通过翻《辞源》，我把那个《辞源》从比较新的状态已经翻到有点破烂了，翻了十年了，基本上所有的古汉语的书能读懂，这就为我的后边的进一步的研究历史和通过考研得到研究历史的机会，就打下了基础。详细的那个过程呢，也不能慢慢介绍了。 总之到了1978年，（那时候我到农村还不到十年，是八年，我是70年到的陕北，77年恢复高考。我在陕北榆林参加了高考阅卷，）到78年第二次高考，我就到西安陕西师大来参加高考阅卷，因为我是正二八经的大学生，要阅这些试卷需要在中学任教的老师中的大学毕业生才有资格阅卷，于是我就来到了陕西师大，就在咱们这个崇鋈楼对面的教学一楼，在那阅历史卷，这时候有的老师就说你怎么不考研究生呢？鼓励我。我说我的知识丢完了，我的外语一句也记不住了。"如果我是你，我就考"，那些老师就这么说，也有中学来的老师，大家在一起阅卷，西安的，他们都鼓励我考研。我就找了一些俄语书，我当时学的是俄语，就回去读了一年多的俄语，同时还看专业书。两年以后，就考上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我的导师叫刘毓璜，刘先生的先秦思想史。 为什么要报考先秦思想史呢？因为我读的书多半是诸子百家的书，再一个当时还是文革刚过去，心有余悸，不大敢研究离现代比较近的，远一点好，思考秦始皇以前的事，先秦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在陕北这十年里边我不断地阅读和思考的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要了解人类社会，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首先要了解的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对这些问题我也进行了多年的思考。那么先秦史呢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通过中国的先秦史的史料来回答我们社会是怎么来的这样一个问题，解决了社会是怎么来的这样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思考以后将怎么发展，所以我就学了先秦史。得到了导师的指点，有在陕北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这样一个方面的学习，又有了十年的古书的阅读，到了大学受到了导师的指点，有了导师的点拨，那自己就感觉到知识就上了一个新台阶。没有老师的点拨还是不行的。真正的就在农村，就那十年辛苦勤奋是可以的，当一个中学老师我应该说师生们都一致夸奖的；但是思想境界视野、治学方法还是不行的。我到了南京大学以后，我的导师他是一位老先生，四书五经倒背如流的，原来是那种考科举的老先生，小时候就几岁十几岁就能把那四书背得很熟了。同时我在南京大学选修了一个老师专门讲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使我懂得了原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还有不同时期的版本，1884年在马克思去世的第二年，恩格斯写出来的这个书，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人们对于人类上古和处于原始社会的少数民族的社会有了很多的考察，搜集了很多资料，于是有了新的认识，到了1891年，就是1884年的版本过了7年之后，于是恩格斯就在1891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再版的时候大量地做了修改。也就是说，恩格斯的思想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不是一个凝固的就是好像"颠扑不破的真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是那样的。1895年恩格斯去世。去世之前，恩格斯在几篇文章中还反复地提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边提到的这些问题，我们思考了几十年的问题，"都还在讨论之中"，"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回答清楚"。就《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译文翻译到中国来的那个中文版，他和俄文版不一样，那个俄文版又和德文版不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都有走样的。这个就是我在农村当一个中学老师，拿了一本书在那里看所不能了解的了。还有一门课就是当时的哲学系的一个老师叫孙伯鍨，他开的课叫《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因为我读了不少马列的书，就选这个课。这也算是一个政治课，读研的时候必须要修一个政治课，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开的那些政治课，我们那时候你选这个课就是政治课。孙伯鍨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的解释也使我思想上一下子突破了教条。他讲四十年代，就是写《共产党宣言》时期，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年轻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很敏锐，很了不起，但是呢都还不成熟。到了五十年代，他们得到了一些新的资料，对于当时还存在于印度，存在于亚细亚地区，也存在于东欧地区的很多土地制度，很多新的阶级关系，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学、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边研究的那些东西跟"亚细亚形态"、跟东方来说是不一样的。这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这时候马克思主要从事于《资本论》的写作了，到七十年代法国出现了巴黎公社，这样一来就使马恩进一步的思考了，共产主义社会怎么能实现？是不是现在的法国就有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当时马恩的思想，我现在看起来，我前几天还和政经院的一个老师开玩笑，我说我有一个新的发现，我就说七十年代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非常了不起，很正确，巴黎公社以后他们两人头脑发热了，这是我新的说法。我当时在南京大学听孙伯鍨老师讲课时，我从孙伯鍨老师那有了启发，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也是不断地发展演化的。那么要具体地说这些问题呢，现在这个时间也不够，不能具体说了。我就讲，到了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马恩的思想又总结经验教训。后来又有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根据当时欧洲的情况，又有了后来被称为"修正主义"的看法。马恩呢又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做了一些斗争。后来马恩去世以后呢，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俄国的机遇，发动了十月革命。到20世纪初了，列宁的思想，列宁原来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学者型的一个革命家，列宁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很严谨的，列宁早期的书也写得很好的。孙伯鍨老师，他讲这些中间的变化。那个孙伯鍨的思想应该说在八十年代初那是很敏锐的，是走在中国的学术前沿的。当时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他们的思想是很不简单的。其中有一个老师，我说一个，孙伯鍨大家不知道，我另外说一个，大家可能不清楚，但我说出来大家可能知道的，叫胡福明。胡福明，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讲师，他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毛老人家刚去世，华国锋主席讲的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老人家讲的都是对的。可是现在胡福明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这一套都错了，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的人思想受了这么大的伤害，更不用说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他没有说这个话，这是我说的），文化大革命毁坏了多少文物啊，把传统文化当中的很多精华给彻底抛弃了，这些问题都要重新思考。所以我在南京大学那三年，那些老师给我以很大启发。一个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张树栋老师；一个哲学系的孙伯鍨老师，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还有我自己的老师刘毓璜先生，给我讲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还有一位张之恒老师讲考古学、一位洪家义老师讲古文字学。因为要研究先秦史离不开考古资料，离不开古文字，甲骨文金文还有战国时期的帛书，那么这些也得具有基本常识；所以我在陕北十年的苦读啊，古汉语的基础这时候得到了一个提升，掌握了古文字。我觉得这些确实是，要想全面地深入地了解人类的过去，那都应该掌握这些知识。那么没有在陕北十年的积累，就不可能很好的掌握这些知识。如果没有那十年，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研究生，我也不可能写出有思想的一些学术论文。 我感觉到我得益于那十年的，具体的收获，说来还有两件事：一篇文章一本书（书还没写，是我正在考虑的）。一篇文章就是我在那个穷乡僻壤见到的一个村庄，他们村在1947年"土改"前的那个土地共有的形态，我认为就是中国的西周时期的社会形态，即所谓的"井田制度"。具体的井田制度的分配方式，成丁男子怎么样得到土地等等，在古书里边有记载但后代的人读不懂。我到了那里看到了那样一个村庄，他们这一套土地制度，每年要小分，二十年要大分，抓阄来分土地，这样一些基本土地制度对于我研究西周史影响很大，所以后来我又从南京专门跑到陕北，又深入那个村庄，做了十多天的考察。因为我的学生在那个村庄的学校当了小学的老师，我就很方便了。他再给我一介绍，我在村庄里边我又会当地话，我跟老百姓，所有的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个个地访问，把这套制度给他记载下来了。这是八十年代初的事情。四年前又有这么个机会，重返白家甲。那个村的名字就叫白家甲。我2004年吧，就是五年前了，我听说那个村又把老制度给恢复起来了。我大为惊奇，我说必须要去看看。第二年有那么个机会我就去看了。跟那个村里面的一聊，那个村这时候的老师是我的学生的学生，通过这样的关系，我又到了村里，村里边的人热情接待我。我发现，其实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们的祖辈上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土地公有的制度了。当年我访问过的那些老人，基本上都不在世了，不是基本上，全部都死完了，我说句不大礼貌的话，都死完了。他们村里的老制度我成了"权威"，我能给他们说得最清楚。我把我当年写的文章，发表在《陕西师大学报》上的，复印了以后，我送他们的村干部一人一本。他们所谓的恢复老制度又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个姓，现在文化大革命也过了，还是要按字辈来排列，他们请了县里边的一个文人，给他们编了一首歌，几十个字，以后一辈一辈还得按照这个字辈来排；你到底是第多少辈第多少代排下来，实际上是这个，跟我所了解的那个土地分配的那个制度，那个"生产关系"可以说毫无关系，他讲的就是血缘关系辈分问题。那么我就还要做进一步考察了：以前的年轻人那么关心土地，每年都要重分，20年一大分，这一套现在的年轻人感兴趣不感兴趣呢？他们说现在的年轻人谁还种庄稼？都跑到城里去打工去了！村里留下来的都是老人、小孩、妇女。那些地呢？地都种了枣树；种一点菜够吃就行了。到外面打工挣的钱，一天挣的钱就有多少多少。现在他们都有手机了，互相之间有通讯联系了。他们每家都有"大锅"，就是天线，可以看电视了。所以说，时代在变，社会在变，那个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残留的那个宝贵的形态不存在了。当年我把它记录了下来，现在我也记录了又过了20年之后的现在的农村。那么这对于我们了解人类历史，社会的演变是很宝贵的材料。这是一件事，我写了《白家甲的家族公社》发表在咱们陕西师大学报上，在学术界还是有一定影响。那么我现在又写了《重返白家甲》。他们好像陕北的一个什么杂志，是延安大学的学报？那个杂志给我发表了，还给我寄来稿费，我还没见到他们的杂志，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现在我还想说另外一件事，一个很有意义的打算：就是我当年在陕北，我离开佳县的前一年，1979年，我教过的那些学生，两个班，一百多个学生，他们最近有过一次聚会。他们给我发来信，打来电话，希望我到榆林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心想在榆林聚会嘛，也就是那么二三十个人了，可能是现在在榆林工作的了，而且我现在刚好历史文化学院又给我安排了点课，我还是很希望能按时上这个课，所以我就谢绝了。我不去，他们说来回的机票给你买了，都给我买了，飞机票啊，哇！简直就不是当年所能想象的，我也没去。在前几天来了一位当时我带的那个班的一个普通同学，他说他现在在做生意，他到西安来进货，他受同学们的委托把他们聚会的那个同学录给我送一本。我一看那个同学录，每个人的照片，每个人的手机号都有，每个人现在干什么都有。而且他告诉我，他们这次聚会是因为他们同学中间有不少人很有钱了，就把那些所有的农民同学全部都叫来，来了一百多人，我一听很后悔，是一百多个同学聚会，我应该去！那么后悔也没关系，都有手机号，大部分有，个别人有座机，没有的也没关系，互相都有联系。我就想到了一个新的题目，就是我有这个条件，我是他们老师，"一百个农民的三十年"。1979年他们毕业，2009年毕业三十周年聚会，这一百个农民，每个人把他这三十年的经历写一写，我再想想我在陕北佳县十年所看到的他们的父辈把他们送到中学来，那时候的老百姓的生活条件、精神状态和他们现在所想的、所干的和他们的生活条件做一个比较，事实来证明这三十年的中国突飞猛进，很大的变化。也许这只能代表陕北啊。陕北有煤炭、石油、天然气，他们"发"了，但是我觉得也能代表中国，中国确实在变，这种变就不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前三十年所能比的！49年到79年我们在干些什么？我们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日本人从战后的衰败到崛起，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被人家视作洪水猛兽，看不起。而这三十年我们直起腰杆了，直到最近那法国佬萨科奇他看不起我们中国，他误解啊，他以为还是三十年前的中国。中国人直起腰杆了，为什么，我们有钱了。你经济危机嘛不是？我们来买你的东西好不好？那萨科奇他接见分裂祖国的达赖喇嘛，那我们不见他，我们就到德国去，到英国去，我觉得这很扬眉吐气啊，确实这三十年变了。这也是在思考历史，继续地研究历史，研究社会。 我不是说我就要巴结目前的当权者。说是胡温体系，胡锦涛温家宝，胡温体系，还毛病多得很，你还巴结呢？现在腐败坏得，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的学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们所有的农民他们去榆林参加那个会，大款答应给他们报销来回路费，他们统统不要大款报销，他们说我们自己有钱，我们来得了，都来了。我觉得这就是进步。我在佳县那十年所看到的那些现实和他们这个一比，不可同日而语，天上地下！中国在进步，所以我自己也感觉到我自己应该再多活些年，看一看中国继续朝哪个方向前进。最近我写了个小帖子，发在我们史学网上的，我最后一句话就是"回到马克思，回到21世纪的现实世界。"因为我针对着有人还希望现在中国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把那些贪官污吏惩罚一下。我也恨贪官污吏啊，但是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来惩罚对不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样？我思考了。我就想了：从列宁开始，从1871年的巴黎公社以后，一直到列宁，到斯大林，那个阶级斗争学说变了样。马恩当年提出来的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一些基本原理给抛弃了，搞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搞一步登天建设共产主义，结果是怎么样？违背了历史的规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带来了无穷的灾祸。那么我就说，要重新思考。老邓--小平同志说要彻底否定文革，事实上我们没有在理论上否定文革。作为历史科学工作者，有责任要从理论上去分析文革是错误的，错在什么地方？错在老人家提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理论就是错误的。理论一错，底下的人理解发生分歧，所以两大派互相斗，打得你死我活。这就是说要从理论上去探讨。可是要从理论上去追，你就得追到老人家，老人家再追，追到斯大林、列宁。这里面问题就大了，涉及到重大的理论问题，怎么办？我觉得一般的人你可以不管，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不思考。所以我自己呢，我的灰尘老厚的那个马恩全集，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这些把灰尘打掉再来仔细琢磨。最近在网上，历史文化学院的网上看到一个同学发的一个帖子，说列宁的革命思想有过三个阶段，十月革命前一个阶段，十月革命后一个阶段，到斯大林又一个思想，对于革命的看法，最后提出来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过程。他们的认识有问题。我看了非常有启发。我觉得这个学生，这个同学解的这一条很有水平。我就赶紧给他跟了个帖子，问他你的材料从哪来的？你看了什么书？你读《列宁全集》《列宁选集》没有？你读《斯大林全集》没有？他回答说他没读。他就读了别人的几本书，剑桥什么史，还有......都是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有一本《托罗茨基传》可以算第一手材料。我说那还不行，但是他这个思想对我思考这些问题启发很大。 从开始的关注社会，到后来的稀里糊涂的进入历史领域，到后来的不断地在思考：社会怎么前进，国家怎么前进，我自己怎么努力，老思考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一步步这么走过来的。我基本上不在乎他们给我评不评教授副教授，我的文章能不能够发到什么什么级别杂志上，我稍微巴结一下编辑，他就可以给我发了，我不巴结他，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笑声、掌声）我这是有具体的事实的，有些所谓大编辑，大杂志的小编辑实际上灵魂是不那么光彩的。我也不说这些了，主要的就是自己要有执着的追求。我思考的是历史，所以我虽然退休了，我觉得我还在不断地思考，经常有兴奋点，也有时把书再找出来，再看一看，再想一想。同学们给我寄来了他们那个三十年聚会的那个同学录，我马上想到我把手头这点活干完，我还要再次的回到那个穷乡僻壤。我想马上给他们发信，请他们先给我写。不是有手机了吗？不是可以发短信了吗？我说你们把你们三十年的经历给我写过来，然后我再一个个的去访问访问，补充补充，最后我可以出这么一本书，叫《一百个农民的三十年》，用事实来说明我们国家在进步，这不是很好嘛！这就是我那十年的收获啊。 我刚才来的时候，我这个手机一直没毛病，刚才突然这个手机时间出了毛病了，现在是快四点了？差不多了。拜老师你看是不是我先讲到这儿，同学们发言，提问。 （【......拜根兴讲话，离录音机远，听不清】） 下面就是同学们可以提问，让臧老师给大家解答 拜老师：......他的历史，他的经历，特别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善于对国家，对社会进行不停地思考，（听不清楚） 臧老师：拜根兴，你帮我翻译、传达，我耳朵不好，或者你拿一个话筒，你问问题。 同学女：臧老师您好，很高兴能听到你的讲座，我想问一下，你出了一本书《蒙昧中的智慧--中国巫术》，你是怎么会对中国巫术感兴趣的呢？他的智慧点表现在哪些地方？这是一种民间的智慧吗？ 拜老师翻译：是说您那本书《蒙昧中的智慧--中国巫术》是民间的巫术，还是？她就问您这。 臧老师：我简单回答一下，我认为中国的巫术早期是官方的，特别是在原始社会，那巫师就是地位最高的，是家族氏族的首领，到了夏商时期呢，巫师的地位也很高，相当于国家的大臣，到了西周时期，巫师的地位有所下降，因为有周公的比较现实的"明德"这样一个思想，更重视现实政治了。到了春秋战国以降，巫术，它的地位更加低一些。到了西汉以后，巫术基本上就流入民间，它不再是一种很冠冕堂皇的所谓的正统的学术。可是不论是下层老百姓还是从皇上到后妃到太子大臣等等，暗地里还是相信巫术，还是利用巫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历史上什么巫蛊之祸啊，诸如此类的，史不绝书。但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可以，我自己认为的是可以用"科学体系"这样一个概念来概括它的。儒家思想或加上道家思想，儒道互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基本上是属于科学的思想体系。巫术一直存在，到现在也存在，但是它始终不是主流，它主要流行于民间。（掌声） 拜老师：臧老师，再讲一下巫术和左道有什么关系？左右的左。 臧老师：左道就是右为上，左为下，左道就是比较小道，低道。那个巫术它也有道，巫术有巫术的思想体系。我们知道国外的研究巫术最权威的最著名的弗雷泽，是英国的是剑桥的，他写了一本书叫《金枝》，他收集了世界各地的巫术，但是他不知道中国的巫术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就是阴阳五行思想。那么我们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吧，把儒学是作为正道，把这些在底下搞的鬼就叫做左道，旁门左道，是这个意思。 同学男：我们都知道读史使人明智，但是许多学历史的人，历史系的学生，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却处处并不如意，所以我想知道怎样学历史才能更好地教会我们学以致用。 臧老师：很好啊！我觉得学历史啊，马恩，我记得是恩格斯吧，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只有唯一的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这样说的。历史应该是要有渊博的知识，才能开始思考的。历史要有对社会的深入了解才能够有所创新的。历史不等于成天读古书，钻故纸堆，搞一些很小的具体的考据，历史应该有宏观的眼光，而宏观的眼光来自对社会的了解，对现实的了解，也有对古书的了解，我觉得陕北十年对我来说收获巨大，就是因为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大学的普通的学生，我在那十年当中不断的思考，关于人生、关于社会、关于我们国家的一些基本问题，我思考的时候写，每个问题我分门别类地写，写出了一个所谓的讲义。我今天呢，我本来想我带一个优盘，把我原来写的讲义，学生们给我打出来的，我看有屏幕还可以放。哦，那天问过我，我说不要屏幕。我自己呢，今天带了一本，这是我当年在陕北佳县中学自己刻的一个讲义【电话响起"喂，你说，我现在有事，挂了，回头再说。】这本书叫《历史唯物主义常识讲义》，里边又分了21课，这是我对21个问题的思考。我有时候思考一个问题要思考一两个月，不断地看各种书，最后写出来的也就几百字或者上千字。题目呢，我把它念一下，同学们就可以知道我当时在想些什么，花了大概两年时间。第一课呢就是学什么，底下的小标题呢是知识的分类，知识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怎么研究社会的。第二讲呢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讲马克思主义怎么产生的。第三讲呢是马克思和他的学说，讲马克思的生平，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第四就开始谈我们自己，谈人生了，从天地谈起。第五课呢就谈生死，每个人都会面临着这个威胁自己几十年的一个问题，生和死的问题，怎么样对待生死，谈生死，天是什么，地是什么，生是什么，死是什么，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意义。第六课呢，动物和人，从生命谈到了动物，从动物谈到了人。第七课呢，从猿到人，这就来到了人类社会了。第八课呢，是灵魂和思维，因为我在陕北啊，作为一个中学老师，我经常遇到所谓有鬼没有鬼啊这些问题，当地的老百姓是很信神鬼这些问题的，其实他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宗教，就是一种多神教吧，什么都有神灵，所以我要讲灵魂和思维。然后第九课呢就是讲社会生产力的演变、发展，人类社会啊一步一步地生产力水平逐渐地提高。第十课讲家庭的产生和消灭，我当时不是在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嘛，讲这个家庭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着它的形态的。第十一课讲阶级的产生和消灭，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我还很感兴趣，我前一些日子还在想要写一篇文章，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史"，这个阶级斗争学说不是马恩发明的，而是法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发明的，他们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法国的三级会议等等。然后呢，慢慢地，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老人家这里，他用阶级斗争学说战胜了蒋介石集团，夺取了政权。可是在夺取政权以后，还是讲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来指点一个国家的建设，这就错了。可是这个地方他错在什么地方呢，不是他错了，在他之前，列宁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边就讲到，恩格斯所讲的国家政权可以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是超脱于整个社会的阶级之上来完成它协调社会生产的职责，列宁实际认为这是错误的，那么到了毛老人家这里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可以统帅经济、思想等等。从这么一个阶级斗争学说史来看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来对待阶级斗争学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课题。我们政经院的博士生可以来做它，你也要懂英语，最好能懂法文、德文。你看看那些著作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再看第十二课是社会制度的变化。第十三课是不平衡的规律，平衡的原则，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总是一些地方先发展，另一些地方跟上来，后发展的又跑到前边去了，其它先进地方又落后了等等，在这讲这个。第十四课国家的形成和消亡。第十五课革命和革命者，我现在来看我这里边很多话是很幼稚的了，我说我也不断地在探索。第十六课英雄与群众。第十七课存在和意识。第十八课人与人的关系。第十九课社会主义时期。第二十课共产主义时代。第二十一课，怎样学。怎样学呢，分三点，一个是要读原著，第二个要在社会实践观察，第三个呢就是要参与实践，学以致用。这就是我的在陕北当中学老师的时候的思考，现在看来有的是很幼稚很可笑，但是我觉得对我自己很有信心地面对人生面对社会它是有作用的；当然不把它作为教条。我是认为我的这些思想观念都在不断地变，不管怎么样，我们作为一个，我们都是文科部，社会科学工作者，你要了解社会，你要深入到现实社会当中去，你不能书生气十足，你也不能怕接受社会现实，怕接触社会下层，怕接受社会的阴暗面，不能害怕，这就是我的思考。我觉得我的同学们，不光是历史系的同学有啃书本，有点书呆子气，整个现代的这一代年轻人，考上大学的同学，你们都是考上大学的同学，我认为考上大学的同学有一个缺点，在中学期间接触社会太少。你们应该在民间蹲上两年，考不上，然后又不学坏，然后继续补习或者了解了社会，再来读大学，可能就不会像刚才那个同学说的了，书呆子气很重。这是我随便说的。（掌声） 学生男：历史工作者的社会价值如何得到最大化的实现？ 臧老师：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敏感，历史科学你怎么体现你的社会价值？我以前的一个研究生在私下跟别的同学议论，说学历史没用。这个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很生气，你跑到我这读研究生，你在宿舍又跟别人说学历史没用，我气得我就把她教训一顿，我说不是历史没用，是你没用！是你没学好！但确实事实又是这样。我写的那个《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两大派》在理论上要彻底否定文革，这篇文章的时候，另一个老师就狠狠地批评我，他说你说这有啥用啊？你尽写些废话！知道这些道理的人都不说，说了这些道理的人不敢让你随便讲，所以就批评我，就是刚才这个同学说的历史没用。我觉得历史当然是有用的，用处很大，使我到现在，（我有时候跟同学说我是误入歧途，我是客串到了历史学界。你都60多岁了，你都退休了，你说是客串来的？是的。但是我不后悔。）我觉得有太多太多的东西需要我思考学习；我其实是很浅薄的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历史对于社会现实有多大的实用价值呢？我觉得我在课堂上给下一代的学生宣讲我的历史观，我批评现在流行的教材。我最后一次讲古代史是给05级的同学，我基本上每一次课我都在讲教材里的错误；我说教材的正面的你们自己去看，教材里面每一章每一节，每一页，每句话几乎都有问题。我在此捎带着就表达了我对历史的看法。这个历史过去的人类怎么来的，你让每个同学都知道了，自然有机会他们就会对现实发出不同的声音，促使社会的进步。但这个不是很直接的。真正促使社会进步的很直接的是政治局的委员，是中共中央，是国务院的那些人物，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胡温体系，（我还是用这个词，可能不大礼貌，）他们多次地举行政治局的学习，学习历史，也学习经济。我在南京大学的时候读研究生时候的一个同学，就曾经被请到中央政治局给政治局的委员们讲，题目叫《大国崛起》，讲十九、二十世纪，再早一点追到十八世纪，这些在历史上叱诧风云的国家是怎么崛起的，走的是什么道路。我没有详细地了解他给中央政治局讲课的内容，也不可能了解到。但是从他平时发表的其他文章看，他的一个主导思想啊，他比较欣赏英国的那个道路，比较批评法国的那个道路，法国就是不断革命，就是不断，现在又是罢工，而英国比较稳定，但也不是全面地肯定英国了。美国是怎么崛起的，日本是怎么崛起的，崛起以后又怎么衰落的？给中央政治局讲课啊，你能说对于社会没有效益吗？能说对于我们国家的前进没有作用吗？有。只是我们作为一般的史学工作者，我们的任务就是给我们的学生灌输我们的史学观点，而真正成为杰出的学者的时候，我想明智的领导者是会听我们的声音的，我的这位同学就是例子。也许我说的大话啊。（掌声） 同学女：老师你刚刚讲到西周的共有土地所有制，讲到了你在陕北任教的时候所在的乡村，它采用的土地的生产方式，也是西周的那种土地所有制，但是我们说这个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肯定是要建立在当时的生产力的基础上的，那你是不是认为当地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跟它距离它时代比较久远的西周的生产力水平是比较的相近的或者是处于同一个水平呢？ 臧老师：好，谢谢！当然要考虑这个啦，我所在的那个村，我去考察的那个村，除了它用铁器以外，西周时期的主要农业生产工具是石器和木器，而这个村他们有了铁器，但是他们的那个耕作方式，他们的生产工具很落后的，我把他们的生产工具也一一做了介绍，他们收割谷穗、高粱穗的那个小刀和考古工作者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边发现的割谷穗的小刀几乎一样；他们割谷子的那个镰刀，那个面积就这么大一点点，一平方寸多一点，一个长长的把，他们这个土地非常贫瘠的，肥力很小的，那个谷穗一根一根地摘的，所以那个谷穗地里能卧下牛，什么意思啊？二三尺一棵，二三尺一棵，这么低的生产力水平，一亩地只能产上二三百斤粮食，在西周时期恐怕也就是这水平了，而且那个地方非常封闭，它东西南北到四个县都很远的距离，它周围都是大山，我当年刚好就到离它30里路的一个中学待了三年，所以我知道那个村的这种情况，就是说一定要把生产力水平加以比较。行吧，我给你回答了。 拜老师：我简单说两句。今天臧老师给我们做了一场很好的报告。他就是用他的亲身经历，就是说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一个是思考。我们现在文科部的学生我们开那个学风建设会，大家都了解。大家整天忙于，大家有时一周两天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上课，那么我们当然是设置课程造成的。我们是不是遇见什么事也这样思考？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当然是和臧老师以前的遇到的问题不一样，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特点。我们怎么来思考？怎么来把我们的所学跟当前我们遇到的问题联系起来，这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听这个报告的应该是一大收获吧。 那么同时，我们也了解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我们要以这个观点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人和事。 我就简单说这几句。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臧老师给我们做这个报告。 今天报告会就到这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