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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先生（1894—1968），四川盐亭人。我国现代杰出的歴史学家、国学大师。自20世纪20年代起，先后担任成都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华西协和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50年代后又兼任中国科学院歴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4年10月，各方学者云集四川大学举行了蒙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纪念大会，对文通先生的道德学问作了深情的回顾。而在两年前，倾注了蒙先生的哲嗣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蒙默先生一生的精力，耗时近20年的六卷本《蒙文通文集》也出版完毕。此为学界又添宝典，这一工作中具体情况如何？以及蒙文通先生的治学经验又是什么呢？在今年（2006年）的11月，蒙默先生给我们讲述了蒙文通先生遗稿的收辑与整理情况以及先生治学方面的经验。 一、《文集》中未收稿的实情：“基本上都收齐了” 遗稿的整理，前后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大概出第一本的时候，还是八十年代的时候。第一本是八七年出的，我整理出来的时候是在八三年。后来，整理好一本就交给他们出一本，最后这一本（指第六卷）是02年出的。前后基本上将近二十年。前几年，我还要上课，带学生。九二年退休后基本上没什么教学任务了，都是在搞这个了。 巴蜀书社的前言写有“此外还有数十万字遗稿尚未整理刊布”，第一卷用的是这个说明，以后每卷都用这个说明。实际上我每卷里面都有遗稿整理出来。其实有好多遗稿已经陆续整理收入《蒙文通文集》出版了。整理出来后都编入各卷中去了，所以每卷里面都有些遗稿。我在（文集里的）每篇文章里的都注有出处，注明了那篇是根据遗稿整理的。 我父亲的东西，基本上这几本（指六卷的《蒙文通文集》）都把它收齐了，有几个东西当时没有收，一个是《周秦诸子流派考》，因为这篇文章里的观点有好多文章都提到了，所以没有收。但是后来我考虑还是收的好。还有一篇没有收的就是《儒学五论》，因为《儒学五论》原来是一本书，后来我收的时候就把它分收到各卷中去了，本论部分收到第一卷，广论部分基本上收在第五卷里面，但是有一篇叫做《宋明之社会设计》的文章就没收，因为这篇文章开头讲了很多当时儒者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见到长辈是个什么态度，在路上碰见又是个什么态度，站在路边上要行礼之类的。我感到这些说法在现在看来是太过时了，所以当时没收。但是我后来看到这个文章后边还有一部分他（指蒙文通先生）主要讲儒者社会救济的东西，后来还是觉得应该收。另外《儒学五论》还有个自序，他主要是讲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以及对儒学的看法，在世界上的地位应该怎么样。我当时考虑这篇文章主要是在讲他自己的思想而不是讲历史上的学术思想，所以当时就没有收，后来我考虑作为研究他的思想的这个角度上看，还是应该收的。 还有一篇《略论黄老学》，这篇文章是61年写的，是《新建设》杂志来约稿，当时还没有中国社科院，当时只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新建设》是当时这个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机关刊物，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这篇文章是《新建设》约他写的，主要是根据以前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黄老考》，一篇是《杨朱考》，依据这两篇文章进行改写，但是那篇东西寄给《新建设》后没有发表，原稿也没有退，只把排印了的稿子退了回来。已经发排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发，那个时候可能左一些，文中有些东西可能跟当时的思想战线上的东西不太吻合，我整理的时候，就是在第一卷里面，我就把这篇文章跟《杨朱考》、《黄老考》比较了一下，就是说在《杨朱考》、《黄老考》里面谈到了的，我就不再收，没有谈到的我就把它节录出来，收在第一卷里面。后来过了几年又看，我觉得我的节录不好，节录之后，他的整篇文章的结构看不出来了，他思想的脉络看不出来了，还全部发表比较好。后来在陈鼓应的《道教文化研究》出版了。台湾辅仁大学有一个搞哲学的丁原植教授到成都来找我，要编一本我父亲的关于古代哲学的书，后来就编成这本书（指《中国哲学思想探源》一书），这本书就把《略论黄老学》全篇都收了，也把《周秦学术流派考》这篇也收了。这书是1997年10月由台湾古籍出版社出的。 《文集》上没有的只有上面说的这几篇。有些东西我当时没见到，就是你拿的这个讨论集（指《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里边赵灿鹏有一篇文章（指《蒙文通先生〈书目答问补正〉案语拾遗》），他那篇文章指到的几篇东西我都没见到。没见到的东西，后来我想到办法收（集）了一下，今年上半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了一本《经学抉原》，这本《经学抉原》比巴蜀（出版社）的《经史抉原》的经学类部分就多了三篇，这三篇东西就是赵先生那篇文章里提出来了。还有就是今年上半年出的一本《中国史学史》，也是世纪出版集团出的。上面有一篇《〈十先生奥论〉读后》，《十先生奥论》是一本宋代人的书。这篇也是赵先生提出来的。我把就收到这本《中国史学史》里边去了。赵先生提出来的还有两篇东西我到现在也没有见到，一篇是我父亲在北大的时候在北大的一个史学刊物上有篇东西，另外还有一篇是在天津的《益世报》上有一篇讲文中子的文章，我也没见到。除此以外，其它的文章基本上都见到的了。还有一篇，就是今年川大历史系校庆出了一本《川大史学》，出了一卷专辑（指《川大史学•蒙文通卷》），这一本书里面就收了《儒学五论》的自序。 二、治学广博：“经、史、子、集、儒、释、道” 蒙先生他做学术研究有什么特点，或者我觉得他有什么优点以及我有学到他什么治学的方法？这个东西很麻烦。以前也曾经有人多次跟我提出过这个问题，希望我能够写一本书，介绍一下我父亲做学问的历程以及他做学问的方法有什么独到的。但是我一直没考虑好。因为他的方面实在是太广了，经学、诸子、理学、古代地理、古代民族、道教、佛教等等。以前历史研究所尹达跟他讲，你的学问是经、史、子、集、儒、释、道各方面都有成就，但我对他的东西懂得不多。 譬如他关于佛学的两篇文章，我就简直是看不懂。我虽然把它整理印出来了，实际上我看看就是有没有错字。收集的稿子不是手稿，是复印件，把它印上去就行了，可能上面还有错字我没看出来。 他对经学是下了很多功夫，但是我对他经学的理解也是个逐步的过程。我整理第三卷《经史抉原》的时候，里边有三篇经学的遗稿，有一篇看得比较完整，有两篇都不太完整，也不长。但是这两个东西，他以前从来没有给我看过，他逝世以后，我在他抽屉里面看到的，后来北京的《中国文化》要我供稿，我就把这个给他们了，我写了一个〈后记〉，就是写他这两篇文章的学术地位。后来我再看，我就觉得写得不好。没有能够把他经学的发展演变写清楚。一直到最后，就是今年上半年，他们要出《经学抉原》，我又再写，我才基本上感觉到我对他的经学的前后脉络和演变搞懂了，所以我对他的学问也是一个逐步深入了解的过程，所以叫我一下谈啊，谈不好。他的经学师承廖季平先生，下启李源澄先生，关于我的老师李源澄先生的经学，另有专文论述，此不再赘述。 至于他讲道教的东西，因为有些是手稿，我勉强可以看懂，佛学的东西，我简直看不懂，因为佛学的东西牵涉到所谓的，用佛学的话说叫做“名相”，用我们的话来说就叫“学术术语”。这些术语是另外一套，这些术语不下一番工夫是不行的，我知道熊十力先生，就写过一本解释佛学名词的书，他这个书对研究佛学有用处，但是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搞这些了。所以关于我父亲的学问，让我来介绍，我是介绍不好的。我只能一部分一部分的谈，但是整个的我是说不出来的。杨向奎先生他组织人写了个《百年学案》，当时组织人写的时候，他让他的学生跟我联系，让我来写我父亲。我说最好不要找我写，最好找别人写，我写不好。他们就说别人写可能更写不好，别人对他的东西不可能是全部的了解，您对全部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后来我在《百年学案》就写了一篇《蒙文通学案》，对我父亲的学术，一部分一部分的谈了一下，讲史学的，讲经学的，讲哲学的，这书杨向奎先生没来得及看见就过世了。以前我们学校图书馆下面的书店就卖过这个书，现在卖完了，没看见了。我就写过这么一个东西，比较简单的，以前在八一年的时候，《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过一篇我父亲的传，当时要求很简单，要求写四千字，后来我写了大概五千多字吧，这篇传后来也收在三联出的《蒙文通学记》里面，收进去的时候我把它稍微补充了一下。这也是一个介绍我父亲的学问的，比较简略的。三联最近跟我联系，准备再版。我就没有另外再写什么了，我就又收了几篇《纪念文集》上的文章，像王泛森的、胡昭曦的、吴天墀的，可能十二月份就要出版了。 王泛森他有一篇文章提到蒙先生是从经学到史学，后来我收这篇文章之前，根据出版社的要求，要征求作者的意见，我就给王泛森先生写了封信，我就给他说了，我父亲的学问他还是很注重经学和儒学的，他是个方面很广的学者，说他是个史学家，还不如说他是个死守善道的儒学家，后来王先生就把它的文章加上了一段，就说蒙先生学问不仅于此，主要还是在儒学方面的成就。他是接受了我这个意见的。《川大史学•蒙文通卷》我写了个前言，我这个前言也可以说是我对我父亲的学问的看法，这个前言我主要写了这么个意思，我父亲的学问方面很广，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儒学的东西，就是给王泛森写的信里的意思。 我父亲的东西，武汉大学的萧萐父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读《蒙文通先生理学札记》，是八三年发表的，在成都的《社会科学研究》，后来收到他的文集《吹沙集》里的。三联书店让我编一本我父亲的学记，这本《学记》里收了萧先生的这篇文章。萧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感觉是写得不错，因为他是搞哲学的专家。后来我们系上戴志立写了篇文章发在《中国文化》上，乱七八糟的，刘复生老师还写了篇文章来批驳他，就是这些开玩笑的东西。宋明理学，是我父亲认为最有心得的学问。 三、理学体会：“事上磨练，心上磨练”与“既要敢疑，又要敢信” 他自己感觉他最深的学问是宋明理学，但是他的宋明理学，只有在《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的后面写了个后论，讲了一下宋明理学，发表的东西就只有这些。另外就是他死后我发现他的信件，比如给张表方先生、郦衡叔先生和洪廷彦的信，谈了些理学。给张先生的那封信比较早，五二年写的，但是他后来六三年写的这两封信，一封给郦衡叔，一封给洪廷彦，他让我留得有底稿，这两封信我就有。那两封信对理学谈得就很简单，但是谈了一下他晚年对理学的一些看法。他说以前三十岁的时候，他对理学有些怀疑，四十岁的时候他感觉朱子和王阳明的有些说法不是那么很妥当。到五十岁的时候才发现陆象山对王阳明跟朱熹的东西的看法，他认为有怀疑的地方可以解释，后来，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又感觉他早期的东西都不对，应该是王船山和陈确的东西是比较正确的。我只能看到这么个理路，但是他这个晚年怎么样的，具体的是怎么个讲法，他有个理学札记，他从四九年开始用语录体写的宋明理学的东西，这个东西以前我是没见过，是他死了以后，我在他的抽屉里面发现的。我开始整理的时候，七九年，《中国哲学》到成都来组稿，就问我父亲有没有什么东西，我说有这个东西。后来就在《中国哲学》上发表了。以后，我又在我母亲收藏的我父亲的遗物里面发现有一小笔记本，里面还记有一些这种语录体的东西。我后来整理第一卷的时候，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理学札记》。《理学札记》和《理学札记补遗》，就这两本，这是他晚年的东西。对于这些东西，我就感觉我是看不懂的。所以让我写我父亲的学记的东西，我到现在也不敢动手，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没下工夫。 我父亲对理学有一个讲法，倒是跟我讲过。他教学时没上过这方面的课，他给我讲理学要下工夫才行。下工夫主要还不是指文献上的工夫，他说要在事上磨练，在心上磨练。要身体力行。理学主要是供人实践的，不是用来讲学的。他的理学札记的这些东西就没给我看，他说读理学开始的时候可以读一个简单的选本，他认为最好的就是《圣学宗传》，明代后期的一个人写的。或者是孙夏峰的《理学宗传》，什么《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太重了，他说还是先读简单的选本，读了之后，对于那一家的东西，你认为能够读得懂，自己对这方面有心得，就不妨对这个东西多读几遍，然后你就找这一家的专集来读。 他说读宋明理学的书，不在乎读得快、读得多，而在乎每字每句你要懂得他讲的是什么道理。他说他以前读宋明理学的东西的时候，常常有些东西不懂，不懂就深入的思考一下，有的时候就废寝忘食啊，有些时候用心很苦，甚至读出眼泪。就是说到底这个话该怎样讲，这要很下工夫才行，他说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说要「敢入虎穴」才行，要有这种工夫才行，所以他说理学这个东西，要敢疑，又要敢信，疑并不是胡乱的怀疑，信也不是迷信，既要信，你这个怀疑才能真正怀疑到点子上，不能够怀疑，你的学问就不能够深入，所以说是既敢疑，又要敢信，这样对理学才能深入。他说你读了一家，对这一家懂了之后，再看其它的，一家一家的来，不能像读史学书那样，一部一部地看，那是不行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我一直就没有下过这工夫，没下过工夫，所以我对好多他写的理学方面的东西就不大懂。他的学问有好多东西，我都不太懂。 他理学方面的东西，我记得罗志田先生从国外回来，他们同班同学刘复生老师来，当时就说他们很推崇蒙先生的学问，当时《蒙文通文集》出了一卷，可以给他们一本，我就给了罗志田一本，给了王泛森一本。后来王泛森给我写了封信，他说他对我父亲的理学很崇拜，他说我是你父亲理学的崇拜者，讲理学讲得很好。他说他写了一篇文章，用了我父亲的东西，但是这篇文章我没看见，我后来听罗志田说好像是钱穆的百年纪念文集上的一篇文章，这个文集好像是在香港出的，我没看见。后来王泛森寄给我一篇是在《史语所集刊》上发的，讲明清之际的理学的演变的，准确的题目已经记不住了，他说这篇文章引用了我父亲的东西。 四、治史经验谈：“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父亲日常生活和做学问中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些什么事情呢？你看了这个集子（指《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就可以很清楚了。我父亲经常讲的，就是孟子说的“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他认为学历史就要这样子，像看水一样，必观其澜，“澜”就是波澜壮阔，是它转变的地方，学历史就是要看历史的转变，这个才是历史的关键东西，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转变，有大转变和小转变，历史要是看不出来变的话，你的历史就没什么搞头了。他很强调这个东西，他对很多人都谈过，对好多学生也谈过这个问题，他给我也谈过好几次，所以观其流变，注重在变。他写文章也是着重在变的地方，比如他写的《中国史学史》也是这样，《中国史学史》他就主要讲三个变化的时代，一个是晚周，一个魏晋，一个是宋代，唐宋。他的这本史学史没有写完，他的序言上也讲了，这本书几个关键的地方是写出来了，其它的地方自己去看就行了。他这个史学史尽管列的目录很完整，但写出来的东西就没写完。他写东西，好像把自己有心得的地方写了之后，其它的东西就不想写了。他这本史学史完成于三八年，他到六八才过世的，这中间还有几十年呢，但他没有再写。对于那些不能说明大的变化的情况的东西感觉没什么意思，可能这样他就没再写完。 他（蒙文通先生）很注意传统文化，他曾经有个讲话，我把他录下了，收在《蒙文通学记》里面，我把这个写了个《治学杂语》，就是日常谈的，不是他文章里的，有时候是签条，有时是他给我写的信，都收在这个《治学杂语》里，有二、三万字吧，还不少。王泛森跟罗志田的文章里引用的东西有的就是这个《治学杂语》，我父亲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但是长期是一个统一国家，欧洲地面比我们小，人口比我们少，但是长期是一个分裂的社会，道理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文化，欧洲他就没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维系了我们国家的统一。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什么呢？说到底就是儒学文化。要懂得中国的历史，要懂得中国的现实，离开了儒学文化是说不清楚的。”以前我们不太重视这个东西，现在就讲这个东西了，对传统文化，不管是反对也好，或者是认为传统文化应该延续也好，自从把传统文化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他这个话就很有意思了。 刊《经学研究论从》第十五辑，页325-332，台湾学生书局，2008年3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