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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初，我突然接到母校山东师大历史系的来信，告知明年是安作璋先生从教50周年，要求我呈上一篇从个人角度记录老师教学生涯的文章。说实在话，乍接来信，心中首先想到的竟然是物换星移、时光飞逝。安作璋老师在三尺杏坛已经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他对我国秦汉史研究的卓越贡献早已是有口皆碑。他对于山东师大历史系学科建设所作的辛勤经营与获得的成果更是有目共睹。门生故吏受其嘉惠、得其泽被者所在多多，让人感到自豪与幸福的是，我自己就是这其中的一分子。从我入大学读书算起，到现在已经20个年头。可当时读大学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宛如昨日；我自己每一次的求学经历都留下安作璋老师对我的关心与提携，时至今日，我自己仍然跋涉在读书求学的漫漫长路，安老师在我心中那亲切和蔼的忠厚长者形象更是一天比一天清晰、一天比一天高大。在这里，我谨记下安老师在我求学历程中的几桩小事以资纪念。这些所谓的“小事”，在我的记忆中却十分的清晰，而且对我个人的发展来说，这些“小事”却又未必事小。 一、我对安作璋老师的第一印象 我是1981年9月7日来山东师范大学报到的。那时上大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还都是一件值得十分荣耀的事。我们入学时，“文革”后恢复大学招生的第一届学生（77级）还没有毕业离校。那时社会上对于胸前佩带大学（即使是师范大学）校徽的莘莘学子普遍有一种欣赏与艳羡的态度，大学生走在街上，从人们的目光中都能感觉到这一点。大学生尚且有如此的行情，对于大学教师的崇拜与景仰就更不用说了。据说，当时有食堂的大师傅因为胸前的大学校徽轻易赢得了异性的芳心——这是后来才听说的。似乎我最早知道的历史系教授还不是安作璋老师。在我刚刚报到之初，我就在学校门口的广告栏上看到一位名字叫做李天佑的历史系教授，令人伤感的是，那好像是一份李天佑先生的讣告。刚刚入学时印象同样很深的一件事是每天早晨广播喇叭里播放的关牧村演唱的《假如你要认识我》，后来，又因为知道了关牧村的成长很受她的老师于淑珍提携的故事，对此印象就越发难忘。我是在开学后的入学教育时知道安老师名字的。我们入学那阵子，由于国家在教师职称评定上的原因，大学里的教授还很少，至少没有现在高校里“教授满街走”的盛况。从那一刻起，我和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了安老师是一位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盛誉的知名教授。从那以后，有关安老师的故事佳话也就陆陆续续地知道了更多。比如，安老师的《汉史初探》是他的大学毕业论文，这是我国建国后汉史方面的第一本专著；安老师是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在他早年参加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与会者对一个历史名物的疑惑，他用几乎穷尽的资料解答了大家的疑问，他对文献的娴熟一下倾倒了中外与会代表……。随着对安老师了解的增多，对他的风范也就越来越景仰。 入学教育结束，我们也不像现在的大学生照例要进行军训，于是就开始上课了。我已经记不清我们上第一节课的教室了，但给上第一课的却是安老师。这是我们读大学以来正式上的第一课，那门课是《中国古代史》，安老师是主讲教师。每次上课时，我们的班主任秦永洲老师总是与安老师一起来到教室。后来我们才明白这是秦永洲老师给安老师做助教。这第一课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并不是安老师给我们讲了什么内容，而是他让秦永洲老师抄的满满一黑板的必读书目与参考书。在那一大串书目中，除了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吕思勉等通史外，竟然有我们刚刚读完的中学历史课本。看到这一情况，同学们不免有些难以理解。安老师向我们解释说，我们是师范院校的学生，理应对我们今后将要进行的工作有所准备，要对中学历史教材进行认真的分析，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有所作为；另外，中学历史教材的最大优点是历史线索清晰，很方便大家建立历史概念。让大家重新来读中学历史教材，不是像考大学时的读法，要试着对它进行分析与研究。要清楚它的结构与详略以及为什么？也就是要大家从以前最熟悉的东西入手，学会研究历史、学习历史。这一番话，在我这个刚入大学历史系读书的十五六岁的青年眼前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也许是从那时起，我对历史与历史研究就开始有了一些朦朦胧胧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觉得安老师在我们读大学的第一课就给我们道出了研究历史的一种玄机。那就是：乍然看来貌似平淡无奇的资料，也许包含着深厚的历史内容。我自己在后来读书作文，就深深地信服这一点，而且也自觉从中受益匪浅。我不知道安老师的本意是否如此，但是，我读大学第一课的收获却是以此为最，因此，印象也就最深。 我们这第一学期的《中国古代史》从史前史讲到东汉末，安老师上了一段时间后，他指导的两位研究生王克奇与张汉东老师因为毕业实习的需要，分别给我们上了两个周，记得讲的内容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然后，就是秦永洲老师给我们讲，开始，安老师几乎每次都坐在教室里听课，发现有什么问题他就及时地指出来。在读大学读书的第一学期，具体时间是1981年10月13日，我在山师书亭买了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当时认为这是比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要详细一些的读本，后来知道了这是白寿彝先生主持的大型《中国通史》的雏形与先期工作。在这本书里，我第一次知道了“世家地主”、“豪族地主”、“高资地主”等等一些名词，知道了仅仅所谓的地主阶级还区分不同的阶层。我自己认为很有收获。就在课间与安老师谈起，结果，他又告诉了我关于士族、庶族以及门阀地主的问题，这让我明白了历史知识的丰富其实决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就在白寿彝先生的这本书中，我发现在第165页讲秦王苻坚与东晋战于淝水的时间是“三八六年”，这与我们在中学背诵的“公元383，东晋前秦来决战”的口诀不一样，就把疑问讲给安老师听。安老师表扬我读书认真、有心，并告诉我关于淝水之战的详细记载可以去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从这一件小事中，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问题，任何书都有可能有错，因此，读书就要敢于有疑问。有了疑问，才可以提出问题，才可以把一些认识深入下去，才可以取得进步。 我大学第一学期的学习生活，是在一种忙乱而又不怎么适应的状态下结束的。然而，由于有安老师这样的名师给我们作先生，使我们还是很快学会了怎样适应大学学习生活。由于大学课程设置的原因，我们每一学期的授课老师几乎都是历史系最优秀的先生。就这样，我慢慢地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二、安作璋老师给我们讲秦汉史 到大学三年级开始上选修课，安老师又为我们开设了秦汉史。 我们读书那阵子，并不是每门课都有教科书，就连基础课也是如此。我们除了按老师的安排去图书馆读一些参考书或者由我们的学习委员用班级的公用借书证统一借阅一些参考书外，大家似乎都是在听课时拼命记笔记。我们81级的同学似乎人人都有一个本领，就是能对老师讲课的内容基本都能记录下来。每学期结束，大家人人都有几摞订得整整齐齐、厚厚的听课笔记。安老师讲话的速度并不是很快，因此，我们的记录就更容易。再加上他的秦汉史是选修课，大家就更是习惯性地记笔记。我大学的听课笔记，在毕业后一直保存着。后来，因为调动、搬家折腾，已经遗失了绝大部分，有时想起来，觉得很遗憾。 安老师上课的风格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也都很喜欢，选修的同学很多，就连山东大学也有人来旁听。记得1984年考取安老师研究生的刘德增兄就和我们班一起听安老师的课，德增兄是山大历史系80级的。我不知道安老师给我们这一班上的秦汉史是不是与其他班一样，记得他仅讲授有关秦汉史的史料与参考书就用了一个多月。当时，我们对此并不怎么理解。当自己开始走上史学研究这条路以后，才真正尝到了甜头。安老师在讲到近人与今人的重要著作时，还不时讲一些有关国内外秦汉史的研究状况。特别是他讲到一些老前辈已经去世，中间又因为十年动乱，又整整耽误了一代人时，显出一种焦急与无奈地神情，用一种近乎调侃的口吻讲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就剩我们这些人上窜下跳了。”至今我们同学之间还不时会有人模仿安老师的口气讲这句话。安老师的意思大概是为历史研究人才的匮乏与青黄不接而焦虑、而呼号。他用那么多时间讲文献与史料，大概就是要教给我们一些作学问的法门，是要授之以点金术而不是授以千金。安老师多次告诉我们自清代乾嘉以来的大学问家所讲的作学问的几把钥匙：职官、地理、目录、年代。他是要我们也都来掌握这几把钥匙，尽早登堂入室，走进学术的殿堂。 从安老师给我们上秦汉史那时起，我自己就决心学习古代史。因为知道他在1985年不招生，我大概从1984年暑期就开始集中力量复习隋唐史。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安老师后，他很支持我，还给我讲了一些具体的参考书目。为了让我对学习有一个更自觉的认识，安老师还给我分析了学习隋唐史的有利之处。他这样说： 中国古代史上特别是封建社会史上的制度多数要从秦汉时期追溯其来历，学习秦汉史当然很重要。但是由于年代久远，秦汉史的文献记载不足，有好多问题依靠现有传世文献很难讲清楚，虽然地下考古发现了一些简牍资料可以稍稍弥补一些缺憾，但还远远不够。明清时期的文献资料从官方记载到私家著述倒是十分丰富，简直是浩如烟海，这从研究的角度确实是很方便，但是一个人很难穷尽特别是很难在短时期内穷尽那些资料，尤其是清朝时期的资料更是如此。再加上还有满文、蒙古文等方面的问题，要充分使用明清时期的各种文献资料存在着不少困难。相对而言，学习隋唐史面临的困难就不如秦汉史与明清史那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安老师又接着对我说： 隋唐时期的文献资料既不像明清时期那么丰富地让人一下子无法掌握，又不像秦汉时期少得很多问题无法弄清楚。隋唐时期的基本文献用几年时间就能差不多穷尽，只要肯下功夫就一定能有所成。 安老师的这番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对我的影响也很大。这样的话在一般的教科书上是不可能读到的，我因此更坚定了学习隋唐史的信心。事隔多年，自己凡是遇到有学生向我问起类似的问题，我就把安老师的这番话原原本本地讲给他们听。我相信，这对于是不是可以学习隋唐史或者为什么学习隋唐史之类的问题，应该是可以给以较为圆满的解答的。 就在这次和安老师的接触中，他还给我讲了学习隋唐史要注意敦煌遗书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并告诉我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先生正在主持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并已开始出版。这差不多是这一当今国际之显学第一次如此真切进入我的视野。只是很难为情地说，时至今日，我也没有敢于涉足敦煌吐鲁番学。借用陈寅恪先生的那句名言来说，自己乃是未得预此学术潮流之“未入流”者（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每念及此，常感有愧于老师教诲。好在还有时间可以弥补，今后一定要好好努力。 在安老师上课的这学期，我和他接触的机会较多。即使在闲谈之中，也可以从安老师那里得到指教。有一次不知为何提到了安徽的涡阳，我念成涡（wo）阳，安老师给我纠正说是涡（guo）阳，并讲了有关涡阳的一些事情。现在能够记得的是安老师说他很喜欢穿涡阳生产的平底布鞋。 转眼到了1984年底，考研开始报名，我报考了位于西安的陕西师大。在给导师牛致功先生、赵文润先生去信联系后不久，牛致功师就给我来信，除了对我表示支持，并十分谦虚地介绍了他自己与陕西师大的一些情况。在这封来信中，牛致功师提到了安老师。他告诉我，我们系的安作璋老师是他很敬重的一位学者，我有什么问题或者要了解什么情况，可以直接找安老师。牛致功师的来信不仅让我知道了他们的交谊，我更是对安老师在学术界的地位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安老师知道了我的意向，也很支持。到我考试结束之后，还很愉快地向牛致功先生去信介绍我的情况。在1985年春天我去西安复试时，安老师还特意要我将他刚刚出版的《秦汉官制史稿》带到西安，送给了牛致功先生和史念海先生、孙达人先生。我是山东师大历史系考取陕西师大隋唐史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后来，自然也就多起来。像我的好友刘玉峰、王元军，他们是大学同班，居然又一起考取陕西师大，还都是攻读隋唐史专业。现在，他们均已博士毕业，又在同一年一起进了首都师大的历史系与书法研究所的博士后流动站。由于他们的努力，在陕西师大的老师中间，一直对山东师大历史系考取的研究生谬奖有加。我自己也因此获得了不少的心理满足。在我看来，这一切都与安老师有一定的关系。 三、安作璋老师对我学习的关怀 我到陕西师大读研究生后，也一直没有中断向安老师请教问题。读研的第一学期，我做了一篇作业《唐代流外官述论》。我借1986年元旦向安老师请安之际，向他汇报了自己的学习情况。安老师知道了我也对官制问题感兴趣，看来很高兴，他在回信中对我鼓励一番，又具体指出：讲流外必定要涉及到流内，问题可以一个一个解决，要找到突破口。大约可以写十几万字，将来也可以作为毕业论文。信的末尾，安老师又叮嘱说：“还是那句话，要认真地向牛老师请教，不断取得进步。” 我把安老师的信拿给牛致功师看，他对我说：对于官制研究，安作璋先生是大专家，他建议你继续做，就一定有理由做。你应该认真对待他的建议。两位老师互相推奖，做学生的自然可以受益多多。在老师的鼓励下，我最终以《唐代流外官制研究》为题撰写了硕士毕业论文，1987年4月底还就流外官的一些问题专程往珞珈山请教过唐长孺先生与陈仲安先生，唐长孺先生提醒我一定要注意弄清流外官与杂任、职掌人以及与色役之间的关系，并对一些具体问题给我释疑；陈仲安先生事后还专门赐函对我进行流外官研究给以激励。我常常想，每一个人的成长历程都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恐怕是相同的，那就是每个人都必定对所得到的老师与前辈的提携感戴不忘。我自己在这一点上的感触尤为深刻。《唐代流外官制研究》一文在1988年5月顺利通过了答辩。安老师得知我的消息，还向我表示祝贺。 此后我到烟台师院历史系工作，安老师仍然关心我的工作和学习情况，特别是对我流外官问题的研究，他更是不时地提醒我继续搞下去。1989年暑期，他与田昌五先生来烟台修订《秦汉史》的稿子（此书后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让我去给他们的讨论做记录。记得仅仅国野之“国”与乡亭之“亭”与戍卒等几个名词，他就与田昌五先生讨论了一个上午，令人大开眼界。当安老师得知我的《唐代流外官制研究》一文的主干部分大约八九万字的内容经牛致功与黄永年先生推荐，将在史念海先生主编的《唐史论丛》上发表时，十分高兴。再次鼓励我尽可能全面深入地考察隋唐时期的流外官问题，力争早日出版一本关于流外官问题的研究专著。我当时听了安老师的话也是热血沸腾，然而，由于自己的懒惰，加上其他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一晃十年过去了，安老师曾对我寄予很大期望的《唐代流外官制度研究》一书仍然是遥遥无期。好在我的论文虽然篇幅稍长了一些，但在1990年的《唐史论丛》第五辑刊出上半部分后，到1995年的《唐史论丛》第六辑终于将下半部分刊登出来。如果以后我的《唐代流外官制度研究》一书能够出版，我一定要向安老师汇报的。 1998年，我考取首都师大历史系宁可先生和阎守诚先生指导的隋唐五代史专业博士生。我把消息告诉了安老师后，他又一如既往地来信对我祝贺与鼓励。他在1998年7月18日的来信中这样说：“首先，祝贺你考上博士生，并对你这种舍家弃业、勇于奋进、自强不息的精神，表示钦佩。三年的时间，转眼即过，却是你在学术上前进的又一个重要阶梯，相信你一如既往，刻苦努力，完成学业，顺利取得博士学位。宁可教授和我是老朋友，他为人正派、学识渊博，理论水平高，多有独到见解，发前人之所未发。要多向他请教。入学时，代我向他问好。”安老师对我的嘱咐和我当年去西安读书一样，这使我十分温暖和感动。 安老师在我每一次求学的开始，总是用他长者的敦厚与细心给我关照，为我指出努力的目标与方向。在我追求学术理想的路途中，安老师是一位值得我永远感戴的恩师，更是我永远奉为楷模的表率。我在大学工作也已十几年，我也一直学习安老师对待我的方式对待我自己的学生，希望在自己的学生心目中，我也能成为像安老师那样的先生。 最后，衷心祝愿安老师身体健康，并祝安老师杏园繁茂、桃李芳菲，再创硕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