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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洪年先生主暨大校政时期，第一流学人云集真如；齐足并驾，各骋千里，欲其相互佩服，盖亦难矣。黄侃（季刚）以章太炎大弟子声望在教室门口公然教训教务长黄建中先生（他是季刚的弟子），在学生面前坍了台，闹了大笑话。但在华侨青年心目中，太炎弟子又算得了什么。要说谈哲学，倒是李石岑先生最吃香，听讲的总是挤满了一个大教室。而他的万言情书，更是轰动一时。不过，我和李氏只是点头的朋友，不想谈他的事了。 对史学有真实工夫的，我独推杨人楩兄（楩音边），可谓此中权威。但他在暨南，教的是英文，直等他留学牛津大学回国，才在北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今北大历史系主任）。而其治史的声名，也不及他的哥哥杨东蓴兄。一般人的论人，每以耳不以目，正如《巴黎的裁判》那小说所说的，扮演了丑角的角色，社会就永远不会让他们演悲剧了。至于个人的声名与学问的内情，每不相称；苟非知音，怎能与之谈长说短呢！ 我和杨兄相识于苏州，其时，苏州女子中学的两教师：杨兄和吕叔湘兄，都是英文修养最深，译笔最畅达的能手。后来，他们应留学（英国）考试，他们都是百中取一先后抓到那个机会到伦敦去读书的。以他们的学养，到了牛津大学，教授们还说这样轻描淡写的话：“你们的常识，都还不够来听讲呢！”我听了这一句话，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可是，杨兄毕竟学成归国，自是史学权 241 威呢！ 这儿，我且提及史学家张荫麟先生，他是浙江大学的史学教授。他中年逝世，他所写的中国通史，只是开了一个头，写到了西汉，便中断了。可是，他在序文中说：“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于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做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新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若把读史比于登山，我们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回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在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的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这是这位新史学家的语言，他逝世时，抗战大业尚未完成，社会主义新中国也还未在望；这些话，由今看来，更是亲切一些。可是，张氏已往矣，怕的建筑新史的肩仔，该由杨兄来挑起了！ 我在上海二十多年中，开头那十多年，老是过“人家”的国庆节。七月十四日晚上，法租界热闹得如火如荼，电车扎了彩，花灯结队游行，法国花园（今复兴公园）大放烟花。轮到了我们自己的国庆（十月十日）便冷冷清清，挂了几面破旗了事。七月十四日这么热闹，才把我那份法国大规模的零星印象凑了起来。第一场是饥民冲开了巴士底狱，第二场是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第三场是许多民主人士上断头台，第四场是罗伯斯庇尔上了断头台；我们是罗兰夫人的同情者，因此，对罗伯斯庇尔反感很重。他上了断头台，恐怖时期便结束了。第五场是拿破仑登场。世界史就是糊里糊涂替法国大革命造成这么一个印象。后来，眼界慢慢开拓了，才知道法国大革命并不是这么一场简单的事。不仅我们的反应如此，即法国的反应也是如此；大革命以后二三十 242 年间，巴黎人对于七月十四日的庆祝并不怎么热烈；到了那一代的人都死光了，法国人对于大革命的庆祝才热烈起来。不管大家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如何，它已扭转了那时代，向我们走来了。那十五年之中，那个老的欧洲大陆变成了政治实验室，做了许多世界上向来没有做过的政治试验了。 第一个使我对法国大革命作新的认识，乃是一位荷兰生长的史学家房龙（H. W. Van Loon）。他在《人类的故事》第五十一章中，说：“我在这里要给你一个小小的警告：关于法国的革命，无论你读一部小说，看一出戏，或一本电影，使你极容易得到一种印象，以为革命是巴黎贫民窟里的暴徒做出来的。实在一点也不是这样的。在革命的舞台上固然常有暴徒出现，但是他们总是受那班专门从事于革命事业的中等阶级的煽动与指挥。那些从事社会革命的人，利用饥饿的群众作为他们最有效力的助手，以与君主朝廷相反抗。但是，引起革命的根本观念，都是几个敏捷的思想家所发明的。这种观念，在最初的时候，乃是介绍到前朝华美的客厅里，给那些朝廷上的烦闷的先生与太太们作消遣的。这些快乐的但是不小心的人们用这个危险的社会批评的爆竹作为游戏，直到他的火星落下来，穿过地板（这块地板，与这座建筑的其余的部分一样已经老朽了）的裂缝，不幸落在最下的一层，在那里有许多年代陈旧的老废物乱七八糟的混合在一起。以后大家都大声叫道，火着了。但是这位房主，除了管理他的产业以外，什么事不注意，不知道怎么扑灭这个火焰。火焰很快地蔓延起来，竟将建筑的全体都烧完了。这个火焰，我们称为法国大革命。”房龙的话，引我入于深思；我才体会到社会革命的意义，把先前从世界史上所胡诌的反革命观点纠正过来了。我曾经说过：一场沪宁车的车行误点，让我有机会从南星书局买到了房龙 243 《人类的故事》（沈性仁女士译本），改变了我的历史观点，开拓了我的眼界，这是王船山《读通鉴论》以后的大进境。 究竟罗伯斯庇尔是怎么一位革命政治家？在法国，也还得等待当代史学家马迪厄（Albert Mathiez）出来。在中国，也得等到杨人楩兄的译注本《法国革命史》出来，才算拨开云雾见青天，把古今中外诬蔑这位伟大政治家的话扫掉了。 马迪厄（一八七四——一九三二）毕生从事于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从他准备写博士论文起一直到死，三十余年未曾间断过。研究法国革命的人，多半也研究拿破仑时代，马迪厄并不如此。现代学者集中精力于其所认定之园地的精神，马氏实为一个最好的模范。……马氏曾说明了他所用的史学方法：“非有可靠证据勿下论断，非证以可信的材料，勿轻于相信；对人物与事变之判断，必须依据当时之思想与判断。任何文献必须予以最严厉之批评；对于流行之歪曲与错误的解释，即出之于最可靠的史学，亦须无情地予以摈弃。总之，须以求真为主。”他的一切成绩，都是遵守这种方法与精神所得的成果，因此，他往往推翻前人成说，却为一般专家所承认。 经过了马迪厄及其一派的史学家的研究，使我们知道罗伯斯庇尔是法国革命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百余年来被人误解与咒骂的罗伯斯庇尔，至此才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我们不但知道了这位政治家对于革命的供献与理想，并且还明白了他的私生活及性格，知道这位“不可腐化者”，的确是不可腐化的。罗伯斯庇尔学会及纪念物委员会决定在罗氏故乡亚拉斯的拉波杜街，立一纪念碑，那是几经奋斗的结果。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四日下午举行纪念碑仪式，情况热烈而进展，马迪厄代表学会发表很长 244 的演说。他叙述了罗伯斯庇尔的生平，说明了亚拉斯在一七八九年时的情形，同时他表示很满意于学会的工作。他说：“十六年来，我们之一切研究与工作，才使我们提出铁证来打倒一切相反的论点。……罗伯斯庇尔之值得我们推崇，因为他无丝毫时下政客及鼓动家之缺点。他有他所信的主张。……我们爱他，因为他的热诚、不自私、远见，及其各次在议会及政府中所完成的伟大工作。我们爱他，因为他的公私生活之高尚。我们爱他，因为他遭了欺骗者之收而有此悲剧的结局。”那次机会，引起了保守派的攻击，马迪厄和他们打了一场很热烈的笔墨官司。他们所建立的纪念碑，一九二五年为保守派所捣毁；不久，又由亚拉斯市府重建，并为罗伯斯庇尔立像。 杨兄译述马迪厄《法国革命史》，正当抗战末期；一九四七年初在上海刊出，正当内战之火重燃之时。他的译本，有了详密注释，还附了《法国革命史研究概况》和《马迪厄与法国革命史之研究》，这是真正的著作，可惜世人不加注意呢！ 来源：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40-24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