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通方的故事
| | | 北京大学燕南园，一个石砌的院落，竹光树影间，只坐落着几幢灰色的小楼，院子几乎没有多少人工雕凿的痕迹，自然的古树，天然的野草，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浑然天成。安静，几乎使人忘掉了尘世的喧嚣，安静，几乎世上的一切都在这里休止。 这里是我在北大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因为这里居住着一位我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老者———杨通方先生。 谈起杨先生，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但在韩国学界，知道他的却不少。作为老者，杨先生已经退休多年；但作为学者，他仍孜孜不倦地做着自己的学问，领导着中国的韩国学研究事业。邂逅韩国学 就像许多人都是鬼使神差地研究起与自己本不搭界的学问一样，杨通方先生搞韩国学也实出偶然。 据杨先生自己介绍，他本是个地地道道的四川内陆人，家住西昌。出门上学前，连西昌大牌楼外有什么都不清楚，更不晓得外面还有个什么朝鲜半岛。高中毕业那年，他告别父母，来到重庆考大学。他原想攻读历史，可第一次便名落孙山。当时家里没经费供他学业，这就要求他自己必须找一所公立学校，以解决就读的经费问题。恰巧当时国际商专招生，他便一举考中国际商专，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1945年，重庆沙平坝学生大游行，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游行的通知下到国际商专，校方怕学生闹事，便把通知压了下来。游行队伍过来时，不见有人出来，一打听，这才知道校方作了手脚。杨通方和他的同学们知道此事后，二话没说，推开校门，一古脑儿地汇入了游行的人流。可寒假回来后，他收到了一张校方通知，这才知道自己已经被校方除名。他又重新回到了街头…… 正在这个时候，东方语专招生。为了填饱肚子，他又考上了东方语专，没想到，这一干就是几十年，一个连朝鲜人都没见过的四川人，居然与韩国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杨通方与他的“洋教头” 1946年，杨通方考进东方语专学习朝鲜语，开始了他的韩国学生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教他们朝鲜语的居然是个大个子朝鲜人。这个高个子能说一口足够流利的中国话，人又和善，因此彼此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这个20多岁的高个子年轻人，正是后来为中韩邦交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金俊烨先生。 金俊烨为什么能不远千里来到南京当朝鲜语教头？为什么他能说出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金俊烨的身世说起。 金俊烨1920年出生于鸭绿江南岸朝鲜半岛北部的平安北道。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朝鲜半岛。金俊烨在新义州读完五年制中学后，东渡日本，在日本庆应大学攻读东方史。就在他潜心攻读时，日本人发动了侵华战争。1944年，金俊烨被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强征入伍，并作为学徒兵，派往中国徐州前线。金俊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早就心怀不满，他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带上三个面包，一颗手雷，趁着黑夜，逃出了日本兵营，投奔了当地游击队。在游击队的帮助下，他从徐州出发，不远千里，来到了重庆，并在这里找到了韩国临时政府。 40年代的重庆，是韩国一批抗日志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光复祖国的韩国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在这里，经人介绍，他结识了自己的爱妻闵泳珠。说起闵泳珠，她有着比金俊烨更深的中国情结。据说，闵泳珠的外祖父是参加中国辛亥革命的唯一的一位外国人。他1919年流亡中国，在上海参加建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历任临时政府的法务部长、外交部长和国务总理等要职，与孙中山、宋教仁等都有着很深的交情，为支持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他曾将自己流亡时从家中携带出来的两万元巨款中的大部分，捐赠给了同盟会作为活动经费。而闵泳珠的父亲15岁便被迫流亡中国，在40年代的重庆，担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先生的办公室主任兼外交次长，为中韩友好，作出过重要贡献。在这样一个革命家庭的影响下，使出生在中国的她，一直对中国人具有着很深的感情。 金俊烨来到重庆后，参加了由著名抗日独立运动家金九组建的韩国光复军，并奉临时政府之命前往西安参加韩国光复军第二支队，在当时抗日名将李青天、李范奭麾下从事抗日武装斗争，任他们的副官。40年代后期，中国国立语专因新设朝鲜语专业，希望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能够推荐一名朝鲜语教师前去任课，因为金俊烨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具有较高的学历，自己也立志于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再加之他对中国人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他便很自然地成为了代表团的唯一人选。就这样，从1946年2月，他开始进入教育界。几十年后，金俊烨在回忆往事时，仍认为这次选择，是他“迈进学术界的第一步”。打开中国的韩国学专家名录，我们会看到，中国第一代韩国语专家及半岛问题研究专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金俊烨的学生。留学韩国的前前后后 1948年，金俊烨培养出的第一批朝语人才在南京毕业。这时，身为临时政府要员的岳丈告诉他，在汉城，被日本人关闭的一个华侨中学正在恢复，校方恳请他在中国帮助物色几位教中文的老师。当时，金俊烨正为自己的几个得意弟子的进一步深造发愁，听到这个消息，他想，这不正是送自己弟子留学韩国的最好契机吗？ 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学生杨通方等人。就这样，在金俊烨的关怀下，杨通方等三人踏上了去往韩国的征程。当时，金先生身患肾结石，正准备手术。依当时的情况，南京的条件当然远超汉城。但为亲自安排这几名头次出国的学生，他还是义无反顾地与他的弟子们再一次北上朝鲜半岛。北京大学副校长郝斌在谈及此事时曾说：“据说，宋朝的时候，曾有中国的留学生到过汉城，此后一千年，再去的，就是金先生送去的杨先生了。元明清三代是否有中国留学生到过汉城，我没考证，不敢确论。但在杨通方先生的同代人中，留学汉城者，实在是凤毛麟角。而杨通方学成归来，得使北大韩国学研究，在50～80年代不绝如缕，与金先生当年选送他的第一高足直接有关，则是毫无疑问的。” 在亲自安排好食宿、学习后，金先生才住进医院，糟糕的是这次手术取石失败。没办法，医生只好将他的右肾摘除。为了安排好留学生们的留学生活，金先生还亲自带领留学生们拜访了汉城大学校长张利郁等著名教授。把学生们安排好后，才依依惜别。1949年初，金先生离开中国，再度回到韩国，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仍无微不至地关怀着自己的学生，常弄些吃的给留学生们，家中偶尔弄到点儿好吃的东西，也总是把学生们招至家中一起分享。在他的关怀下，学生们的学习进步很快。但谁也没想到的是，就在大家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勤奋学习的时候，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而且没用上三天的功夫，战火已燃烧到了汉城。留学生奉命北撤归国。也就是在6月25日这天杨通方等人与金先生仓促见过一面之后，师生便被永远地分隔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且，这一别就是30多年，双方互无音信。师生重逢与中国之韩国学的新展开 1986年，杨通方应邀去美国夏威夷大学讲学。这之前，正值金俊烨访问夏大，夏大韩国学研究所所长徐大肃提及，北京大学的杨通方不久将访问夏大。听到这个名字，金俊烨的脑子“嗡”地一声，他作出的第一个判断便是，那肯定是自己的爱徒杨通方。经仔细辨认，最终确认，此人正是自己30年来朝思暮想的弟子杨通方。当时中韩并未建交，双方虽近在咫尺，却不能直接交往。于是约定：杨通方访夏期间，金俊烨亲往美国，实现师生团聚的夙愿。金俊烨的这次出行，对于他也许是一小步，但对于中国的韩国学研究，甚至是中韩关系来说，也许就是一大步。因为正是这貌似平常的一步，最终导致了中韩学术界的接轨。 1988年11月，金俊烨来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中国。他上北京，下江南，进四川，去陕西。凡是他战斗过的地方，几乎都一一重游。此后，金俊烨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常客。而每次来华，即使再忙，他也都要完成一两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在金俊烨的关怀下，1991年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成立，继之，杭州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辽宁大学等，也都在金俊烨的关照下成立了自己的韩国学研究中心。辽宁大学和北京语言学院还开办了韩语学系。目前，这些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出版相关丛书、杂志已有数百种之多。中国的韩国学研究在金俊烨先生的关怀下，重获新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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