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纳吉的荷马史诗研究，风范颇独特。正是这位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把那个年深月久的古典学难题——“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解读为“荷马诸问题”（Homeric　Questions）。也是他，在古典学和民间文艺学（口头传统）两个阵营中，都有大批拥趸。这个现象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以古典学的底子，民俗学的视域，在古代经典研究中，别出机杼，道人所未道，一举成为北美古典学和史诗研究领域的翘楚。
    围绕《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身份”问题及其“追问”，自古以来就聚讼纷纭，往前可以上溯到亚历山大时期。那时的古希腊学者中被称为“离析者”的克塞农和海勒尼科斯就指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存在差异和内在不一致问题，从而认为《奥德赛》不是荷马所作（默雷《古希腊文学史》第二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系统论述过史诗特性的古希腊文论家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和断定荷马是口头诗人的犹太牧师弗拉维斯·约瑟夫斯（生于公元37／38年），也遗憾地没能给我们提供多少关于荷马其人其作的信息。
    18世纪的荷马研究主要围绕着所谓的“荷马问题”而延伸，其发展开启并影响了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史诗学术。从本质上讲，“荷马问题”主要是对荷马史诗的作者身份（一位或多位诗人）的探寻，连带涉及荷马和他的两部史诗之间的其他关联性问题。从“荷马问题”到“荷马诸问题”(纳吉《荷马诸问题》导论部分)，这种“追问”的线索凝结了国际史诗的学术走向，也映射出这一领域最为重要的学术开拓。
    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荷马史诗在被写定之前一定经历过口头传播阶段，而且这个阶段很可能比“荷马”时代要晚许多。意大利启蒙主义哲学家维柯在其《新科学》中就坚决主张，与其说史诗是个别天才诗人的作品，毋宁说是一切诗性民族的文化成果。英国学者伍德（Robert　Wood）发表于1769年的《论荷马的原创性天才》更径直提出荷马目不识丁，史诗一直是口耳相传的。1795年，德国学者沃尔夫（F.A.Wolf）刊印了一篇论文《荷马引论》，随即成为一根长长的导火索，不仅引发了19世纪发生在“分辨派”（Analysts）和“统一派”（Unitarians）之间的论战，同时也成为20世纪“口头程式理论”学派崛起的一个重要前因。“分辨派”和“统一派”的论战，乃是“荷马多人说”和“荷马一人说”之间的论战。他们之间学术立论的不同，实为语文学立场与文学立场之抵牾所致。所持方法各异，追问路径分歧，观点也就相左。有两端，就有居间者，那些介乎两端之间的取态，认为荷马史诗虽然不是诗人荷马独自完成的，但“他”在史诗定型中一定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
    荷马与荷马史诗一直被看做是西方文学的滥觞，其人和其作就成了相互依存的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两个问题。纳吉以他素有专攻的语文学功力，围绕他的“荷马诸问题”（Homeric　Questions），深度阐发了古希腊关于歌者、歌诗制作以及荷马之名的词源学涵义，同时也令人信服地重构了荷马背后的演述传统、文本形成及其演进过程等诸多环节的可能形态（纳吉《荷马诸问题》第三章）。他广征博引的若干比较研究案例，显示了他对当代口头传统和人类学诸领域的熟谙。在谈论古代的歌与歌手、诗与诗人的内部关联时，能够旁征博引，以类比方法，为我们遥想文本背后的古希腊歌手提供了一个支点。
    纳吉的道路，与他同校前贤们的卓越工作有紧密关联。
    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的古典学者米尔曼·帕里（M.Parry，1902－1935）对荷马问题的索解，引发了古典学领域的一场地震。他与他的学生和合作者艾伯特·洛德（A.B.Lord，1912－1991），共同开创了“帕里─洛德学说”（也叫“口头程式理论”）。通过对荷马文本作精密的语文学分析（古典学的拿手方法），帕里迈出了两大步：先断定荷马史诗是传统性的，进而断定它是口头的。这种说法在当时不啻晴天霹雳，他们遭到了疾风暴雨般的围剿。为了让他们的结论更具说服力，帕里和洛德一脚踏进“田野实验场”，在南斯拉夫的许多地区进行了田野调查。通过精心设计的田野调查手段和方法，他们得出许多意味深长的结论，其核心是：史诗歌手决不是逐字逐句背诵并演演述诗作品，而是依靠程式化的主题、程式化的典型场景和程式化的故事范型来构造故事的。同理，堪称巨制的荷马史诗也就不可能是个别天才诗人灵感的产物，而是一个伟大的民间口头演述传统的产物。
    口头程式理论迅速成为颇有影响力的一套学说，其概念工具，从“歌”发展到“文本”，再到“演述”，逐层深化；它的术语系统——程式、典型场景和故事范型，日渐深入人心，今天已经成为民俗学领域最具有阐释力的学说之一；就其理论命题而言，对荷马史诗是“口述录记本”的推定，对史诗传统是“演述中的创编”的深刻把握，既撼动了抱守精英文化的古典学，也撼动了特重底层文化的民俗学。新的学理性思考就被大大地催生了。
    纳吉是古典学领域中深受口头程式理论影响的代表。他对荷马史诗传统及其文本化过程的精细演证，例如其“交互指涉”（cross-reference）的概念、“创编─演述─流布”（composition-performance-diffusion）的三位一体命题及其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视野融合，以及“荷马的五个时代”（the　five　ages　of　Homer）的演进模型，都大大超越了传统古典学的路数，也令古典学在当代人文学术的格局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从下面一些例子中，可以看出纳吉是如何工作的：
    在对荷马史诗的“编订者”的索解中，他没有就事论事地拘泥于希腊文献的考订，而是引领我们把目光转向印度史诗传统。在英雄和英雄崇拜问题上，纳吉是这样论述的：“在古希腊有关英雄的史诗传统及其发展中，导致英雄的崇拜可以说是一种亚文本（subtext）。此外，在地方层面上是英雄崇拜，在泛希腊层面上则是英雄史诗，二者之间存在着联系，这对认真看待并理解荷马传统的流布因素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印度活形态的史诗传统中也存在着显著的类比性。”（62-63页）这种类比性，通过以来自印度“拉贾斯坦”的例证得到说明——引出两部重要的史诗“巴布吉”和“德瓦纳拉扬”，说明史诗如何从祗敬死者英灵的传统中发展而来。进而说明，对强大英灵的持久性关注为这些史诗提供了框架，由此史诗的意义和生命力得以维系。（63-64页）
    纳吉不仅在他所擅长的古希腊文献方面大肆“掉书袋”，而且还把这种词源学的疏解法延伸到了其他传统的领域中。例如，纳吉提到“把诗歌缀合到一起”的隐喻，不仅可以拿来与古风时期希腊传统中的“编制诗歌”的隐喻相对照，而且可以追溯到更为古老的印欧语系语言的源头。纳吉进而找到一个“直接的证据”，那就是将一首精心创制的诗歌比作工艺精良的战车之轮。在最为古老的印度诗歌传统中——原谅我在此处略去了纳吉极为诘屈聱牙的征引——我们看到动词“接合、安装到一起”常用于指代木匠的手工艺，与直接宾语“诗音”组合在一个段落之中（《梨俱吠陀》），在同一段落中，又出现了“接合”与“轮子”（战车的换喻）的组合。总之，在印度传统中，“木匠”或“细木工匠”成为“大师”的一个隐喻。（121页）这些考辨最终指向了荷马本人，Hómēros的词源意义可以解释为“他就是拼合在一起的那个人”！一位终极性的“细木工匠”对其终极性“战车之轮”所进行的精心制作，这是多么生动的隐喻。
    纳吉正是立足于希腊文献传统的内部证据，通过比较语言学和人类学方法在荷马学术近期的发展中，做出了继往开来的又一次大推进。针对荷马史诗的文本演成，他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重视野，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他这些年一直在不断发展的“三维模型”，即从“创编─演述─流布”的互动层面构拟的“荷马传统的五个时代”，出色地回答了荷马史诗怎样／何时／何地／为什么最终被以书面文本形态保存下来，并且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缘由。在借鉴帕里和洛德创立的比较诗学与类比研究的基础上，他的“演进模型”（evolutionarymodel）还吸纳了诸多活形态口头史诗传统所提供的类比证据，其辐射范围包括印度、西非、北美、中亚等。最后归总为，荷马文本背后潜藏的口头创编和传播过程相当漫长，大约最迟在公元前550年史诗文本才趋于定型（第二、三章）。下面的论见，于是就具有某种一言九鼎的气度，且相当深入地揭示出荷马文本的形成历程：
    　　“鉴于在文本性与口头诗歌传统的某些演进模型之间已彰显出坚实的平行对应关系，我一直在坚持论述的是：荷马史诗作为文本的定型问题可以视作一个过程，而不必当作一个事件。只有当文本最终进入书面写定之际，文本定型（text-fixation）才会成为一个事件。但是，在没有书面文本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本文性（textuality）——或更确切地说是文本化（textualization）。我一直在进一步辨析，史诗的荷马传统为这样的文本化提供了一个例证：在创编、演述和流布的演进过程中，史诗的荷马传统按其自身的再创编模式，呈现出流变性越来越弱而稳定性越来越强的特征，随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地向前发展，直至一个相对静止的阶段。我们可以将这一相对稳定的阶段归结为一个史诗吟诵人的时代（an　era　of　rhapsōidoí）。”（148－149页）
    在当代的史诗学反思和理论建构中，基于对文本誊录和制作的深入思考，田野与文本的关系，文本与语境的关系，演述事件与社群交流的关系，传承人与听众的关系，文本社区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都得到了全面的强调。这乃是因为无论荷马史诗还是印度史诗，历史上经过无数代人的编订、校勘，已成为书面化的“正典”，唯远古时代那气韵生动的演述信息大都流失在苍苍岁月之中。深深植根于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口头诗学”所做出的努力，无疑也是在力图重构文本的音声，给当代口头史诗的文本制作提供思考的前例，并进而为“演述理论”（也称“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两学派所继承。另外，在史诗传承传播的原生态链条上，在史诗的“第二次生命”（芬兰史诗学者杭柯语）得以延续的可能性方面，这些固化正典与活态传统之间层层叠叠的关联，堪称奥妙无穷。
    因此，我们在古老的史诗文本与鲜活的史诗传统之间应该看到，从演述者、誊录者、搜集者、编订者、制作者、校勘者、翻译者、研究者，一直到阅读者，都是学术史链环上的一个个环节。史诗研究也就越来越从琐细的考证传统中摆脱出来，越来越接近史诗演述传统作为一个整体的综合面貌和一般特征。以纳吉为杰出代表的学者对古典史诗传统的重构，不仅是史诗学的重大推进，而且也是整个人文学术的厚重成果，已经对相邻学科产生了影响。纳吉对Hómēros原初语义的词源学考证，对史诗文本“演进模型”的建构等工作，应当认为是对因循守旧的保守观点的反拨与超越，是古典学的某种“新生”。国际史诗学术正是经过这些学术上的追问与回应、建构和解构、肯定和否定，才让死寂无声的文本响起多声部的合唱，才让远古的荷马永远地驻留在热爱诗歌精神、热爱文化遗产的当代人中，从而永葆史诗传统的生命活力。
    纳吉在本书第三章结尾所说的话，犹在耳畔回响。这段话所传递出来的，乃是一个古典学学者在追问到某种“真相”时内心的凄然之感：
    　　“可是，从演进的角度来看，有关荷马的这一想象性视野可能会给我们中的一些人留下一种令人心碎的虚空感。这就犹如我们突然间失去了一位珍爱的作者，我们总是会钦羡他无与伦比的成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但要确信的是，让我们一直所倾慕的，实际上并不是这位作者，我们从未真正地了解到任何有关他的历史记录，我们所熟知的只是荷马诗歌本身……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一位我们无论如何也无从知晓的历史上的作者，但是我们在这一进程中却重新获得了一位想象中的作者，他不仅仅只是一位作者，他是Hómēros，希腊精神的文化英雄，所有希腊人最珍爱的一位老师，伴随着《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每一次崭新的演述，他都会重新获得生命的活力。”（151－152页）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