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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家骥教授访谈回忆录 访问时间：2007年5月 访问地点：中正大学文学院361室 访谈记录、整理：林静薇 （本稿以随机问/自由谈方式进行，并经被访人审订） 我原来在香港读中学，考上台湾师范大学，就来台湾当侨生。我在香港读天主教学校，侨生考试第二名，原本可以考进台大，也可以透过教会保荐到教会所办的辅大拿奖学金；但因父亲已声明若读大学则自己想办法，基于四年有公费的考虑，所以选读师大，以免后顾之忧。会读历史系的原因，是因为我从中学时代就对历史很有兴趣，那时已看完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次朋友约我去参加香港大专同学的讨论会，发言时还被人家以为是历史系的学生。进到师范大学历史系之后，原来想要研究近代中国的变化，所以写了一篇清宣宗与鸦片战争的文章，现在已收入王寿南先生所编的《中国近现代史论丛》。作为一个大学生，那时要研究近代中国变化这类题目很难，因为每次去国史馆、党史会、故宫，都常遭到推托拖延，不给看档案，就因为我是大学生之故。不能看档案就无法做第一手研究，所以我决定要改做大家都能看到档案的东西，于是就做中国古代史。会选择研究唐代，是因为唐代是中国最辉煌的时代之一，有关的书籍也都人人可以读到，我想做的要不就是研究中国历史的转折、变迁，要不就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代，因为前者是探险，后者是观光，都有益于的精神学识。 我念的是师范大学，师范学校要考国音的，但我刚来到台湾，不懂国语，可是我第一年就考过国语了。因为每天下课就找同班女同学教我讲国语（文学院女生多，我班五十几人，侨生除外就只有三个本省男生，当年立法院还为此而讨论保障男生名额，但后来不了了之），被同学见到了，都以为我一天换一个女朋友，所以笑我是「游击司令」。不过也因如此，就认识了当时是同班同学的师母。在这之前我也交往了一个同班的香港侨生做女朋友，但是后来分手了，原因是她约会总是迟到。我讨厌经常迟到的人。我对时间很重视，对时间有很重的压迫感，只要跟我约了时间，我一定会注意准时，到时就会焦虑不安，到现在仍然如此，想告诉自己轻松一点也没办法；事实上，我知道女生是要男生迁就时间的，但我做不到，就被她以为我不尊重她，误会累积，因此不到半年就告吹了。 大学时代有许多老师对我的影响都很深，像朱际镒先生、朱云影先生等。朱际镒先生曾为我的《中古史学观念史》作序，他的影响你们一读就知道。至于朱云影先生，他是研究中国上古史以及中国文化对中法越影响的学者。我上他的史学方法，课堂上从来不点名，有一次期末考时突然点名，点到我就停止了，不点了，就站在我旁边，看着我作答，让我感觉得怪怪的。事后我纔知道，因为我先前考史学方法时，答案上是常加批注的，老师觉得我程度很好，所以站在我旁边看，一边是要认识我，一边是要知道答案是不是我自己写的。等到知道我没有作弊，他从此就对我大加欣赏与鼓励，我发表的第二篇论文〈相国制度渊源考〉，就是上他中国上古史的读书报告。 当时还有一位教英国史的女老师，第一学期考完试后，就传话要我去见她，我当时吓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到她的办公室去，老师说：「雷家骥，你下学期不用来修我课了。」我当时想，糟了，被当掉了。但是后来老师又问我：「你想要几分？」我被弄胡涂了，老师才说：「你考试用英文回答，挑出我在课堂上的错误，以你的水平下学期不用来上课了。」我才松了一口气，感到很大的鼓励，但我下学期仍然继续去修课。同样的情形也发生于西洋中古史和西洋上古史课，任课老师是曾祥和先生，她是沈刚伯先生的太太。她在一次期中考后，课堂上问：「谁是雷家骥？」我站起来答到。她说：「你是我在师大教书以来第一个用英文作答的学生，不过你虽然用英文作答很好，但是文法错误很多，要再加强，所以我给你扣了分。」我曾被两位老师在课堂上声明要扣分的，另一位就是钱穆先生。其实我一向不重视考试分数，考得高分是意外。我所以用英文应试，一方面觉得念外国史就要用英文读写，一方面也可以考验自己的英文能力，所以没什么不对的，两个小时之内能用英文写四道答案，自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当然文法也就没时间斟酌。不过也因此，毕业以后我就不敢再用英文随意写东西。至今想来，曾先生当年的出发点应是善意勉励的，但我却发生了负面的影响，真是愚不可教！ 研究所念的是香港的新亚研究所，硕士论文是严耕望先生指导的。进研究所时，我将大学毕业论文〈唐代枢密使制度〉呈给严先生看，希望继续作五代的枢密使制度研究，大纲也写好了，请严先生作指导教授。严先生原本不收我，因为他觉得我走的是解释历史的理路，也有乃师（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指导教授是李树桐先生）之风，而严先生则是做仔细考据的功夫，所以觉得不适合指导我。但我很坚持想跟他做学问，想学他的「绣花针」功夫，后来选〈曹植赠白马王彪诗并序笺证〉做硕士论文，就是要跟他学绣花考据。他见我很诚恳，所以就收了。 我两年就把论文写好，但因为严先生与所长唐君毅先生建议我继续留所读书，一边是要我不急着考试，从容修改论文，以便发表；一边是要给我多读书的机会，并为我申请哈佛燕京社的奖学金去外国。所以我是在第三年考过硕士论文，第四年才离开所。当我留在新亚从容读书，整天泡在学校图书馆的书库，躺在库内长板凳上看书时，常常看到牟宗三、徐复观二先生入库找书或看书，而最常见到的是牟先生。他们都备受学生的爱戴，尤其牟先生更是纯真，暇时会趴在馆旁的草地上与同学下棋，我在库里躺在板凳上看书就是学他的，此与全汉昇先生的严肃大不同，刚好相映成趣！ 留所读书时，唐先生帮我拿到两份博士讲学金，一份是哈佛燕京社去京都大学的，一份是法国教育部去巴黎第七大学的。我不想去巴黎，但是适逢中东石油危机，物价腾贵，哈燕社依去年申请核下的钱，不足以支应去京都的全部经费，所以唐先生要我拿这笔钱先到台湾游学一年，明年再争取去京都。稍后，全先生又为我争取到加拿大的讲学金，由于我已准备赴台，女朋友（就是你们师母）也知其事，当然不能不来，所以就婉转告知计划，不想去加，全先生大不以为然。后来全先生来台参加院士会议，透过人在圆山饭店要约见黄淑梅，讨论她在论文里所用的货币理论，我陪她去，才知道这是我的太太。事后他送我们出圆山时，故意放慢脚步，偷偷说我当年的选择是对的，以后来台都常找我或我们饮茶吃饭。回想老师的厚爱，至今犹感歉疚！回台一年间，逢遇父亲当年的老长官时任侨务委员长的高信先生，告以台湾的历史所博士班也有奖学金，加上女朋友的因素，所以就决定留下来读「汉家博士」，去信给唐先生请求同意并请原谅。 我虽在师大读过四年书，但那时靠公费维生，一介贫乏，两袖清风，平常只好刻苦读书，与外界很少交际来往，不知学界门户之严、同党伐异之切。甚至当我以第一名考上文化大学的博士班后，也跟一些同学相处得不很愉快。因为过去第一名的奖学金惯例要跟同学瓜分，但我家里没有钱支应我读书，所以这笔奖学金对我就很重要，是奖励我支付生活开销而全心做研究的唯一支柱，必须全部留下。因此之故，那些同学就认为我只会做研究而不会做人，与我的感情就好不起来。我对我的「不够意思」至今犹觉不安，但也无可奈何！本所创立时，我坚持第一名讲学金应由第一名全部获得，其实就是因于过去的经验教训，这种事情应由老师出面承当，才能平息同学之间的误会和矛盾，虽然老师也会因此招怨。基于这缘故，我在博士班就拼命读书，想早一点毕业早一点工作，因此报告所长也是我的指导教授宋晞先生，说我的论文要三年内写完，有些同学以为我说大话，很自大，但我真的三年写完了，三年半在注册时就申请学位考试。当时拿博士要到教育部考试，很多人为求慎重起见都是念到七、八年才敢毕业。毕业既然要到教育部考试，通常由九位委员口试，只有一次机会，没通过就甚么都没有了，通过后才由教育部颁发学位证书，所以号称「国家博士」。我是当时最年轻的国家文学博士之一，但是有些人却因为考试如此慎重隆重，所以就不敢轻易提论文，甚至慎重到写不出来，以致错过了毕业机会而放弃学位。 文化大学史研所博士班那时没有研究唐史的老师，所以只好请一位时代最接近的老师做我的指导教授，那就是研究宋史的宋晞先生。宋先生为了慎重起见，另邀研究五代及宋的蒋复璁先生做我的联合指导。我所以会选择做隋唐中央权力结构演变的研究，一方面是未能忘情于大学毕业论文的先业，另一方面更是好奇为什么中华民国会有独裁体制，甚至比以前皇帝制度还专制？中华民国的制度跟古代比起来，为什么越走越回去？中华民国的制度和唐朝的制度有何不同？当时蒋中正总统说的话就是一切，什么行政院、立法院都只有附议的份，而唐代还有三省制可以互相制衡甚至牵制君权，但是中华民国的五权体制为甚么竟比不上唐朝？我想了解当前的独裁体制从哪里来，是不是中国政治所固有，才研究隋唐的中央权力结构，希望能从中找到问题与答案。 中古史一路走来，除了我的几位指导教授之外，影响我最大的应该是陈寅恪先生，虽然没见过他，但我从他的书上学到他的东西。我的治学深受陈先生影响，但是久了也发现陈先生的研究不是全然都正确，也是需要修正的。有人说我反陈先生，但是学术就是这样，即使再权威也仍有讨论修正的余地，学术才会进步，因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今天也有人修正它，但是无损于爱因斯坦之伟大。陈先生的研究也有解释不清楚的地方，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没有完全反对陈先生；反而受他独立思考的影响，知道研究下去发现有问题，则还是需要修正的。那些把陈先生奉若金庸笔下「丁春秋」的人，其实只是「可怜虫拜者」，他们对于陈先生之所以文章光忙恐怕毫无真知。 做研究遇到困难是很常见的事，写博士论文是我研究中所遇到最大的困难。因为我走历史解释路线，三年半写完四十万字，又跟人家看法颇不一样，花了很多精力在思考，写到最后思竭力疲，很想把所有的书烧掉。那时我遇到困难没有人可以讨论，老师是做宋史的，一般老师也不会干涉其它老师门下的学生如何写论文，所以都是自己解决问题，真是「独学而无友，勤苦而难成」！有时也写信给严先生请教，因此结下很深的师生缘，他回台开会也常找我全家，甚至晚年买屋与我家相邻，准备与我家共度他与师母的退休生活，只是做化弄人，某次院士会议后散步时昏倒暴逝，不果于所愿！做研究本来就是孤独的，那时候读博士的很少，做中古史的也少，跟我一样走解释路线的就又更少了，如果跟那些讲究「史学就是史料学」的人论学（其实傅斯年先生也是重视历史解释的），就常感到格格不入，所以我才会跟一些学文哲的人论学，道术相知，后来共同创办了《鹅湖》月刊。不过那些文哲倜傥之友，谈义理多过谈实证，有些时候也格格不入，所以就日渐淡出《鹅湖》。 兼顾解释路线和考证功夫，或许做得还不够好，但却是我最感自豪的地方。许多人走解释路线，但史料基础不够扎实；有的考证功夫很细，史料扎实，但是解释性却不足。我对史料看得很仔细，然后又尽量从大处做出解释。严先生当年说李树桐老师指导我的学士论文，分析资料有点问题，遣词命句又过于自信，所以我就跟他学绣花考据。严先生做考据，绣出一片锦秀山河，但解释却不够。我曾将所见请益于严先生。他说，这个工作就交给你做好了，他的最大责任就是把史实制度考证清楚，将来总会有人站在他的考证结果上做出历史解释。两位老师给我不同的启蒙，传我不同的功夫，现在还在努力当中，因为学问是无止境的。 政治史、军事史、民族史、史学史都是我喜欢的领域，都具有挑战性，就是喜欢才做。我喜欢「攻坚」，所以我不找冷门题目写，反而找大家都热门的题目来做，做得好不好是一回事，但是一旦有些创见，就能使人有成就感。这就是上帝对孤寂学者的回报！「攻坚」有几个条件，一个是史料功夫，这一点我从严先生身上学到很多。史料大家都看得到，但不见得每个人都看得那么精细，看得越精细则发现得越多。第二个是解释，高明的解释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但若能往高层次的义理想，则高明的解释就越可能出现，这是我上钱先生课时所得到的启发。 今年，我的《武则天传》入选大陆出版界的「中国文库」。该文库是代表中国二十世纪最佳出版之作，入选标准据说是：各大知名出版社先提名他们认为最佳的书，提交一个审查委员会审查，审查结果报告给政府主管单位，然后核定入选为「中国文库丛书」重新出版。根据北京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我这本书入选的原因，是因为这本书有创新性的写法，与一般传记的写法不同。我自问我的书起码是极重史料的考据，对人格极尽理论的分析，对人的思想作为与历史变化的关系也努力予以疏通解释，应该就是获得青睐而入选的原因。 但是，我最满意的却是早年所写的《中古史学观念史》，这是此领域全球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这本书在两岸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师生手中多有，如果入选我会更开心。今年四月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作短期讲座，北京师范大学是大陆地区研究史学史的第一把交椅。他们有一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是大陆全国研究史学的基地。我跟里面一、二十位师友一起座谈，他们认为台湾真正搞史学史的学者不多，比较知名的有杜维运、逯耀东和我，而杜先生所写的《中国史学史》，在中古那一部分就一再称引我的《中古史学观念史》。我写《中古史学观念史》，比他们的吴怀祺先生（去年曾应邀来我们系客座）搞史学思想史还早十几年。我那本书提出的理论与解释好不好是一回事，总之我是从史料的考证分析中，提出了自己的一己之言，甚至因为研究过累而吃了三年的心脏病药，所以它如果能入选我会最高兴。 这次我到北京清华大学王国维讲座，主持人张国刚先生介绍我给大家认识时，张先生说我做研究的特点就是：搞小地方说大问题。我很高兴他是我的知己。事实上，做研究要占有史料，史料占有越多固然越好；但是假如对史料不能钻研，或者钻而不精、研而不深，则会无所创见，虽多奚以为！我认为，尽量占有史料之后就要能钻研史料，钻研史料越仔细，就越能分析出更多更深的问题；分析越精微，就越能发现别人之所未见，然后推而论之、解而释之，使这些问题霍然而通，无所滞碍。一般人读书写论文时，都是看看史料就写了，史料大概是这个意思就写了，没有逐字逐句的尽致分析，所以看不出史料的精微之处。当看出了史料精微之处后，跳到更高的层次去观察思考，就可以知道很多跟传统解释不一样的事情，或是见到前人所未见到的事情。这种研究方法，我曾得力于严耕望先生的指导以及钱宾四、陈寅恪二先生的启发，另外一位启示者则是柯林乌。柯林乌所说的历史想象，也是创造力的要素。凡是伟大创造，不论是理工、艺术或是人文科类，内里都有丰富想象力的存在；如果缺乏丰富的想象力，就根本不会有很大的创见。就我所知的历史研究中，若能以丰富的历史想象去尽量占有史料，对之精研细析，就能由隐而显、见微知著；然后从而提出客观中允的历史解释，就能获得高明贯通的学术创见。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最后，就是要有足够的文字表达能力，才能将这些问题和创见展现出来；不过现在的学生，似乎首先最缺乏的就是中文表答能力。 就我个人的比较，以前的学生比较刻苦，比较用功，比较积极。他们比较乐意和老师讨论，不喜欢太忙碌的老师，因为这样会想找老师都找不到；但是现在的学生不一样，他们比较活泼，比较有主见，也比较懒散，要他们来找老师就好像见鬼一样，不像以前都很希望跟老师多多讨论。 要看一个研究生有没有研究能力，第一个是看他读书仔不仔细，上课发言可以看出读书仔不仔细，还有就是看课堂报告也可以看得出来读书仔不仔细。仔细就会发现问题，细而后能精，精而后能虑，然后才有见微知著的可能。第二个是表达，看他如何运用文字，组织推理，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事情，是不是能充分表达自己。做研究本来就是要积极主动的，有的学生说是父母要我来念研究所的，我不得不念；有的学生说选题目写论文是因为学校规定的，我不得不写；有的学生为了应付交差，所以随便找个题目来写，或者请求老师给个题目。这都是被动的，我不相信这样以后会有成就。做研究完全是积极主动的，没有人会去催。学生成年了，早就超过二十岁，有自主思想，有充分行为能力，还要老师去催他吗？有些学生怕功课压力，喜欢找「放牛吃草」的老师做指导教授，既然喜欢被放，则迟早会如愿变牛。 有的学生念完硕士班就不念了，这也未尝不是正常的。因为有的是为了需求才念硕士班，需求满足就当然不再念下去；有的是因为才性到此为此，再强迫他念下去也没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性、想法和目标，硕士班基本的研究训练有做到就好了，外国两年就硕士毕业了，何必苟延？既然已无兴趣，或不可造就，基本训练做完了就让他早点离开就是了。选题目选不出来，老师私下给个题目还勉强算是可以，但不是学校制度规定老师应该给的。连题目都选不出来，就表示没有疑问能力，也就是根本没有研究能力，所以不适合再继续做研究。如果大纲也拟不出来，就表示没有组织建构的能力，写下去也是痛苦，那还是早点回家好了；不过大纲写到最后也有可能要修改的，不是全然不可以变动的，只是主题和范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有的人只是把前人研究成果整理整理，就成为一本论文，如果是硕士论文，我还勉强可以接受。引完史料之后，白话文复述一遍，是嘉惠读者，但是应该还要再有自己的分析与解释，而不只是白话翻译。 近年以来有很多从后现代或新文化史角度来研究中古史，如乞丐啦、养生术啦，这些从新观念来做旧史料的研究，也未尝不可。我认为政治领域也是如此，还是可以做研究的，因为不同的政治理论观念，对政治制度、政治问题，所提出的分析解释就可能不一样，当然可以再做研究。如果说前辈高人对某些论题都已经做完，我们就没得做了，那么新、旧《唐书》完成后，我们还要研究唐史的什么？难道我们比得上新、旧《唐书》那些作者吗？老师反对「重复劳动」，是反对劳而无得、类近剿袭的研究，不是反对旧题新见的研究。旧题新见的研究前提是要有新史料、新方法或者新观念的任何一种，严耕望先生用近代行政学观念，对唐朝尚书省的机关与地位重新提出解释，就是一个很鲜明的成功例子。所以我要你们去修一些跟你研究主题相关的其它学科课程，最起码不修也要读这些书，例如你要研究唐朝政制，就应该去政治系修些政治学和行政学的课程，然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些旧论文旧数据，有什么不能做的？ 举一个例子。隋唐府兵制里，十二卫各有大将军和将军，其实都是很关系政局的，也关系中央权力结构的变化，且与是关陇集团或不是关陇集团，以及是不是从胡人集团变成汉人集团的解释有关。现在假如有人运用旧文献以及新出土的全隋、全唐文补遗数据，学习严耕望先生的《唐仆尚丞郎表》方法，将这些大将军、将军的任命、任期一一分析考证，胪列成书，也就可能会像严先生的著作一般变成名著，以后很多研究中古史的人非参考不可。而且此书若成，你就可以据之以印证、修正或推翻上述的历史解释，重新提供中古史上很多的认识与理念。不过，你要对这些问题从理论解释上攻坚，就必须先要学些政治学、行政学、军事学、军事建制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否则不易奏功。假如热门题目是这样的重复做，哪就有什么不能做或者不可以做的？ 历史系每年都招生，就是因为历史还有很多问题要重新思考。我当年博士论文做《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变》，有些老师跟同学都说这些问题大陆时代的前辈们已经做完了。我不信邪，给他们解释我的出发点和研究理路跟人家不一样。假如找个冷门或者新花样的题目做，例如中古儿童教育、中古妇女与贞节、中古茶酒与休闲之类题目，可能角度、点子都相当新，但是我怀疑内容会不够深刻，关系历史变局会不够大，所以不想选做这类题目的研究。譬如说，描述茶酒与休闲生活，见于文人笔下的唐诗与笔记小说最多，且多是描述官宦贵族的生活，虽说也有描述平民的，如杜甫所咏「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但毕竟还是少数。这类研究既不能反映广大的基层生活以及生活的变化，又与大历史变动的解释关系不深，因此就算角度、点子再新我也不想去做研究，而宁愿花工夫去攻坚。我不是鄙视文人生活，更不轻视诗文。从汉到唐，我读过很多诗，你们从我所写的诗笺就可以知道，很多师友也都知道我的生活相当文人化。毕竟文人才能大量留下文字材料，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要了解中古文化史就要读他们的诗文。有些师友给我说，写女人的诗词文章都是男人写的，所以男人笔下的女性，不能代表就是那个时代女性的思想感情与生活。这个说法颇从女性主义出发，理论一半成立一半不成立，因为焉知那个男人不了解女人？如何证明之？要说男人写不出他所要写的女人，就要先证明这个男人不了解女人。起码在论证上是如此。为什么男人就写不出女人的思想感情？假如一个男人写不出女人的思想感情，则女人写女人就一定可以吗？我看这也不见得，因为毕竟这个她不是那个她，妳非彼她，又焉知彼乐？至于男人之所以能写女人，是男人毕竟真实拥有他的妈妈、姊妹以至老婆、女儿及其它女亲戚，所以也就能了解她们。男人写女人可能会有一些极限，但是不是不能根据他们所写的诗文去做女性研究，只是要看研究者如何分析史料、发挥想象而已。所以大言说男人笔下的女性不能代表女性的思想感情，如果这不是出于某些女性主义者想垄断女性研究的说法，则是此人不懂历史研究为何物。 我参加《嘉义县志》的编纂，是上帝安排的错误。因为早在六、七年前，前任县长时就已经由中央政府拨款同意进行县志修纂，原本是南华大学龚鹏程校长要接手这个工作，据说因为南华教授群缺乏历史学门的老师，所以后来没有接成，而龚校长也离开了南华，便后续无人再做规划。两年前嘉义县文化局决心纂修此志，派人与嘉大史地系接触不果，有人介绍我给他们认识，我给了一些建议，但是当时并没有要接受这个计划的意图。后来我的朋友里有人认为应给地方做点事，有人认为应该争取研究业绩，加上县府也口头邀请组队竞标；而我自忖研究史学以及方法论多年，也不妨一试，为本县做些文化工作，所以就匆匆草拟了一个计划书。当初以为只是意在参加、不问收获，捧个人场就是。不料开标那天却仅有我那一队，只好硬着头皮接标。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竞标包工程，却就是这样糊里胡涂得标的，当然会影响自己已有的研究计划，真是后悔莫及！我研究唐史读唐诗，深受唐代文人豪放性格的影响，这次是豪放到意外「上了贼船」，那就航行到底吧，不过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傻事了。 今年我休假一年，未来的研究有几个方向，如果时间不够，我希望至少能有两个方向可以发展。一个是写一本上古史学，这没有多少人做得好，数据缺乏是一回事，重要的是如何在思路上疏通这些稀少史料，花时间思考很重要。我这次到上海及北京讲学，都以孔子的春秋教和刘知几的明镜说做比较，来讨论中国史学的核心问题。从汉唐诸儒以来，许多人对于「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的真义弄不清楚，因此对于古代史学的解释就会有很多错误。要诠释这句话的史学涵意，除了要有上古史、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根基之外，还需要有哲学，乃至小学以及考据学的训练。我在新亚上过唐先生等哲学课程，大学时也曾修过许多中文系的课程，包括甲骨文、钟鼎文、文字学、诗经、左传、史记等课，或许可以派得上用场。我觉得儒者之所以对这句话解释纷歧，是导因于他们多从春秋史学去做理解，尤以今文春秋学者为然；至于近人之所以解释不妥当，则是因为从西洋史学理论的角度去做理解，都很少从中国史学史上考证源流、辨章原义。我这次去大陆讲学，主要就是在谈这个问题，希望继续研究下去，以求能得到结果。 另一个就是想写一本西魏北周到唐初的军事体制。论府兵制者多从兵役制度去做讨论，虽成绩斐然，但这仅是军制的一环。陈寅恪先生对府兵制有宏观的解说，议论纵横而精辟，但是对于此制的军事建制、军队结构以及性质功能的变革诸问题，解释仍嫌不足；对此诸问题与魏周隋唐的国策以及国家战略的变化关系，解释上也颇有阙如；尤其他著名的「关陇集团说」，有些地方也仍然值得检讨补充。每个时代都有集团，不仅是宇文泰才有。假如集团的定义，是指两三个人以上有共同的利益基础以谋求共同利益，则我不否认任何朝代都有政治集团。但是宇文泰的政治集团，并不是仅仅像他所说的胡汉混合而已。我觉得他从民族与文化的角度去分析推论仍嫌不够，也没有把宇文泰等人的国策与国家战略弄得更清楚。因此，为什么府兵制是部落兵制，或者什么是贵族制，部酋制的国策意义与战略构想究竟是甚么，为什么后来变成了隋唐的平民制，等等问题，他都没有提出充分的解释，甚至没有解释。所以我想从国策和战略的变化来考察魏周隋唐的军事体制，提出陈先生所没提出的解释，以及补充其所不足的解释。希望到我六十五岁退休时，这两本书都能如愿完成，所以未来会减少参加各种活动。 载《中正历史学刊》，民国96年第十期，页13-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