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国桢像 李媛 绘 谢国桢先生的专长是搞南明史，是当代的权威之一，晚岁也着力于汉代社会史，同时代的南明史专家还有柳亚子、朱希祖等人。第一次见到谢先生是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虽然偶有相遇，只是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毕业后他去南开任教，我去了北京图书馆工作。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差不多同时，我们都调到了历史研究所，他在明史室，我在思想史室，但并不熟。直到1968年，我和顾颉刚、谢国桢两位老先生同在一个牛棚里关了几个月。 顾先生是史学界的元老，我中学时候就读他的文章，差不多是太老师了，谢国桢也是我的前辈。三个人同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请教机会。那时候，一般关进牛棚的人就不许回家了，但是顾先生年老体衰，名气也大，所以晚上准许他回家住。每天早晨，他夹一个布包回牛棚，中午的时候打开布包，里边是一个烧饼，两块豆腐干，我给他倒上一碗水，这就是他的午饭。可是顾先生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也不看书，也不说话，愁眉苦脸地一言不发，我们也不好打搅他，结果白关了几个月也没说上几句话。谢先生则非常豁达，关到牛棚也泰然自若，好像满不在乎，有人看守时就低头学习“小红书”，没人时他就东拉西扯，谈笑风生。当时我还不到五十岁，算是late forties（四十岁的后期），谢先生应该比我大二十多岁的样子，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偷着跟他胡扯，也算是苦中作乐。 谢先生是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出身，毕业后做过几年梁启超的秘书和梁家的家庭教师（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办了三年，一共毕业了不到一百人，至少有半数以上都成了知名学者，谢先生是其中之一）。1909年京师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的前身）成立，1925－1927年梁启超兼任馆长，谢国桢就在那里工作。现任馆长任继愈先生曾对我讲，图书馆刚成立的时候一个月的经费总共才有两千块钱，可梁启超一个人的工资就有一千。谢国桢在京师图书馆研究金石和古代史，工作悠闲，比较适合他。没过多久，傅斯年就介绍他到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历史系做专职讲师，每月二百八十块大洋，待遇非常优厚，对于一个刚毕业没几年的青年来讲就非常了不起了。为什么去南京呢？当时傅斯年和他的班子都是北大的，中央研究院设在首都南京，南方的史学界是中央大学柳诒徵弟子的地盘，傅斯年希望有自己的人打进去。可是没想到，谢国桢去了以后和那些“柳门弟子”关系处得很好，没有能起到作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京沦陷，大家都往西南跑，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组成了临时大学，谢国桢也去了那里。不过当时谢先生已不属于为国为民献身的热血青年行列，而是喜欢吃喝玩乐，具有老一辈名士风流佳公子的禀性。到了长沙生活上不习惯，想家了，于是别人都往内地跑，他却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图书馆。当时北京图书馆也分家了，一部分人带着图书到昆明，于是谢先生就转去大中银行工作。就我的印象，旧社会对商人一般是看不起的，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认为他们惟利是图，整天想着赚钱。只有银行界的人喜欢附庸风雅，写字、绘画、作诗词、玩古董，舍得花钱，也需要一些学者参与，或者挂名。谢国桢在这时期写过一些东西，已有了名气，其中有一篇《清初东北流人考》，鲁迅在文章里曾有推荐。过去常说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解放后毛泽东被看作是至圣，有一种说法说鲁迅是亚圣，能被鲁迅推荐是很了不起的荣誉，所以这篇文章虽然不是谢先生最得意的作品，却让他得意了一生。 谢先生因为什么问题进了牛棚呢？1946年，他父亲去世，谢先生回河南老家奔丧，途经华北大学时见了范文澜。当时范文澜是华北大学副校长，给了谢先生一笔钱托他买书，不过他在用这笔钱的时候吃了回扣。回扣在旧社会里是公开的，算是劳务费，是很自然的事情，一般不算贪污，结果解放后被人揭发了，说他贪污解放区的血汗钱。而且因为他在日伪占领区工作过，虽然不是在伪政府里，但也被定为文化汉奸。他自己倒无所谓，汉奸就汉奸吧，贪污就贪污吧，一概供认不讳，从不争辩，也不抱怨。当然这样也好，不过每个人的反应不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挺过来。西南联大化学系有一位老师叫高崇熙，教分析化学的，也是清华出身，年龄和谢先生相若，他要求学生非常严格，而且他实验室的所有药品都只编号而不写名称，所以只有他知道是什么药，别人都没法用。高先生解放后仍在清华，“三反”的时候反到他头上，传说是因为贪污了化学系的药品，结果自杀了。大概高级知识分子里他是自杀的第一人。 谢先生的祖籍好像在江苏，父亲在河南做过知县，所以他从小生长在河南，一口的河南话。牛棚里无事可做，没人管的时候，谢先生就跟我扯八扯七。有一次谈到听戏，他跟我讲：“赤壁之战那年，诸葛亮二十七岁，周瑜三十四岁。”我没研究过他们的岁数，不过我知道京剧里诸葛亮是老生，周瑜是小生，正好完全相反。聊得正欢，有人在外面大吼一声：“好好学习！”于是我们赶紧低头继续学习小红书，但不一会儿又聊了起来。又一次，谢先生讲起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做学生的事。他说有一年夏天的晚上，大家围着梁启超一起喝茶乘凉，有个同学问梁先生：“您是个学者，怎么就干起政治了？还干了一辈子？”一句话引开了梁启超的话匣子，就讲起他是如何如何干了政治等等，一讲就讲到了第二天天亮。我感觉那些材料太宝贵了，要能记录下来，该是多么可贵的史料，于是就老怂恿谢先生写回忆录，可是他始终也没写。 谢国桢是喜欢玩乐的那种人，其他的一概不放在心上，和他在一起总让人觉得很开心，又很放心，至少可以暂时忘掉一些苦恼。比如他一生好吃，牛棚里经常大谈特谈什么东西好吃，我问他：“您吃了一辈子，到底哪顿吃得最好？”他说：“啊呀，要说最好的，就是1933年的那一次。”那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到中国来，傅斯年是当时中研院史语所的所长，在北海仿膳请客，谢先生也参加了。那一顿吃得怎么好呢？他说，仿膳是按照宫廷的方式，上的都是宫廷的菜，而且每上一道菜都换一道酒，喝不同的酒配不同的菜，所以上了十几道菜就换了十几遍酒，怎么怎么好吃极了，说得眉飞色舞，让我听得也要流口水了。后来我又问：“您说现在什么东西最好吃？”他说西单商场里有个峨嵋酒家，里边的干烧鱼最好。于是我说：“等什么时候回了北京，我一定请您吃一次干烧鱼。”果然，后来回北京以后有一天他来看我，我家离西单商场很近，就请他去峨嵋酒家吃了一顿干烧鱼。我倒没觉得真就那么好吃，不过只要他喜欢就行。 另外，现在一些人写回忆录也不大真实了，比如我看到一篇回忆录，说“文革”开头时候有一天命令谢国桢和顾颉刚去搬砖，两个人年纪都很大了，而且谢先生又胖，行动特别不方便，但是谢国桢这个人很幽默，一边搬一边说：我们俩就像《空城计》里扫城的老军。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文革”最初的阶段空气非常紧张，随便哪句话拿出来都可能成为罪状，在那种压力之下怎么可能公开地讲笑话？ 谢国桢被抄家、被斗过好几次，都是莫名其妙的。有一次让他抄大字报，他抄错了一个字，这在“文革”是很严重的问题，等于歪曲党的政策，立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还到他家里把谢师母也揪出来一起斗。还有一次去抄他的家，抄出两个神主牌。一般旧社会家庭都有这种东西，用木头雕的一个小阁子，里边放个牌位，前清时写的是“天地君亲师”，到了民国改成“天地国亲师”，左右两边写上祖先的名字，“先考╳╳”，“先妣╳╳”，放在正屋里，逢年过节都要磕头祭拜。这在过去是很普通的东西，抄谢先生家抄出两个，于是斗他的时候就叫他一手举一个站在主席台上。因为当时我已经戴了反革命的帽子，所以坐在最后一排，旁边就是工宣队的领导。谢国桢本来很胖，年纪又大了，还举着这么两个东西，晃晃悠悠的，样子确实很可笑。那个工宣队的领导就用胳膊捂着脸，咯咯咯地闷笑个不停，这一点让我很反感。你是工宣队的领导，是不是认为应该这样做？如果应该，那么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有什么可笑的？如果你认为就是要演滑稽剧，那你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侮辱，用这样的人来领导一场大革命，简直是荒唐。所以我不禁想，假如这就是我们工宣队的水平，也许是不配实现伟大领袖的伟大理想的。 最后还有一件小事不得不说。斗谢国桢的时候有一条罪状，说他坐公共汽车不买票，被售票员抓住了，于是工宣队给他画了一张画，在一个大钱孔里画上他的头，讽刺他一头钻到钱眼儿里去了。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再说，偶尔忘记了，或者因为车上人多没有买到票，都是情有可原。1982年谢国桢去世，遗产有四万块钱，大概比现在的八十万都不止，谢国桢遗嘱将四万元遗产全部捐献，据说他的女儿对此都不满意。我不知道一个将毕生积蓄都捐给国家的人，怎么会计较五分钱的车票？难道他是真的吝啬？谢国桢从没有辩解过。■  谢国桢手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