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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鹏教授呕心沥血献身教育事业，坚持不懈从事学术研究，多有建树，本文不拟进行全面的评论，仅就我和他交往过程中了解到的优秀事迹略加记述。（关于文鹏教授的业绩详见刘家和为刘文鹏的《埃及考古学》一书写的序（载《埃及考古学》三联书店2008年版序1-3页。又见王海利：《刘文鹏教授与我国的埃及学》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我和刘文鹏教授同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过，我在1949年秋入学，他是1950年秋入学。我们是上下班同学，后来我在1953年春进入东北师大第一届世界古代史研究生班，师从林志纯教授，文鹏是在1953年秋进入东北师大第二届世界古代史研究生班，也是师从林志纯教授。这时我们之间在学习上有了来往，一次林老师布置我和文鹏搞清古巴比伦王国汉谟拉比法典在世界法制史上的地位问题，他阅读了俄文和日文的有关书籍，我则阅读了英文和中文的有关书籍，经过交换意见，最后确定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史上第一部较完备的成文法典，我们将这一看法写成文章交给林老师审阅，得到了林老师的首肯。 研究生班结业以后，我来湖南师院工作，他则留在东北师大任教，但此后同学的情缘并未中断。1955年秋高等教育部为了培养世界古代史的师资，聘请苏联专家来华讲学，责成东北师大举办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招收全国高等学校的教师进修学习，为期两年。这时我和文鹏都考取了进修班，于是我俩又成了同学。进修班共有学员28名，进修班的中方指导教师是林志纯老师，文鹏作为进修班班长协助林老师任劳任怨地担负了不少的工作，如举行课堂讨论，文鹏就具体做了布置安排的工作（确定人选与题目）。当时林老师为了加强学科资料建设，决定组织进修班学员翻译世界古代史方面的原始文献。这项工作选目是由林老师提出的，而具体组织安排是由班长文鹏协调确定的。结果这项任务圆满完成，译文质量较高（译文都经过校译），由几位学员翻译的中亚述法典和赫梯法典，发表在《东北师大科学集刊》1957年第6期上（后来辑入196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通史资料选集·上古部分》一书。）1956年冬进修班学员去北京参观并请专家讲学，文鹏班长又协助林老师作了不少工作。在进修班学习期间，同学们称赞“我们的头”甘于奉献，为人忠厚，待人诚恳，勤奋笃学，是一位好班长。当时学员除了全面掌握专业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之外，个人研究则要各有专长，文鹏选定以古代埃及史为重点，而古代埃及史相对于古代希腊罗马史传世历史文献较少。这一研究难度要大得多，文鹏知难而上，显示了他韧性的学术追求。由于埃及象文字包含有图象，有的同学戏称：“文鹏要与难以沟通的‘小猫小狗’打交道了”！ 1957年夏进修班结业后，我和文鹏保持着联系，主要是互通学术信息。到上世纪80年代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我们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时他专攻古代埃及史，多有成果。他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我都读过，他出版的专著《埃及学文集》、《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中国社科院主编的世界文明大系之一）、《古代埃及史》（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经林志纯教授等专家鉴定为“这是迄今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篇幅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古代埃及史”，“是一项优秀科研成果”）都惠赠给我。其中《古代埃及史》一书我曾精读过，为了评价这部专著的成就，我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钻研，最后写成书评《欣读〈古代埃及史〉》，发表于《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后来全文辑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我写的这篇书评所以得到学界的首肯，主要是由于《古代埃及史》这部著作“含金”量很高，我进行的是“采金”工作。 这一时期，我们两人都把“埃及学在中国”定为科研课题，我曾写出两篇文章：《清末中国关于古埃及历史文物的记述》（刊于《阿拉伯世界》1988年第3期）；《国人对埃及象形文字的早期研究》（刊于《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文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系统全面，写有专文《埃及学在中国》（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他这篇专文援引了我上列两篇文章的内容，并注明了出处。文鹏严守学术规范，高尚的学风可钦、可佩。他这篇专文也反映了他在研究古埃及史时，注意充分利用本土的学术资源，这是他研究工作中一项重要特点与贡献。后来我在《世界历史》2004年第5期上发表了《关于古埃及文字的中文名称问题》一文，文中我根据国内外专家的研究，在古埃及文字的结构中象形文字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将古埃及文字称之为“象形文字”是合适的，我还考察了在我国将古埃及文字称之为“象形文字”的由来。文鹏看过我这篇文章之后，来信表示同意我的看法，并称赞我“用功甚勤”。并提出进行有关研究，熟悉学术动态十分重要。他对我的支持与鼓励，令我感悟到学术之交无比珍贵。令人注目的是他对《埃及学在中国》这一课题的研究不断推进，对有关问题在2008年出版的《埃及考古学》一书中有新的补充。 进入新时期以后，我和文鹏多次出席世界古代史学术会议，得以会晤，并有机会充分交换研究心得与信息。令人难忘的是在1983年5月林老师和17名进修班的同学（包括文鹏和我）出席了于郑州大学举行的世界古代史学术研讨会，实现了别后多年的喜相逢。我们在老班长文鹏倡议下合影留念。我在合影上写下了下面的几句话，略抒相会喜悦之情：“风华犹在，各有成就。友谊长存，携手奋进”。 文鹏在1988年出席于埃及开罗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埃及学大会之后，写信给我，谈了出席会议的收获。特别提到这次他参加这个会议是中国学者首次出现在国际埃及学论坛上，我们应引以自豪。信中还讲到当他在会后去开罗附近大金字塔考察时，遇到一位英国人，问他“你是日本人吧！”文鹏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是应邀前来埃及出席国际会议的。我们中国政治家康有为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到过这里，并写下有记游诗”。文鹏的爱国情怀在信中跃然纸上。 我在1994年退休以后，仍在搞点科研，并稍有成果。期间不断得到文鹏的支持与鼓励，我特别欣赏他那座右铭式的语句：“老翁不倒再登攀！” 2004年3月毛昭晰、刘家和两位教授提议，委托班长文鹏编辑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同学《信息录》（主要是交流进修班结业后各自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并附有近照），文鹏花了不少功夫，到6月编辑成册，寄给各位同学，在《信息录》中文鹏教授写有情深意切的自述和《编后记》，兹摘录如下： （自述） 多年来，我在从事古代埃及史研究，虽然我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所奉献的还是不多。在我敲响奥西里斯的大门之前，在我有生之年，我还愿意在“法老的王国”里探索，在埃及学的这座高大的“金字塔”上继续攀登。 我个人身体还好，只是太胖（210斤）。每年能够出去参加一、二次会议。有时能够见到几位老同学，这也是令人欣慰的。会议上见到更多的是年青人，这说明，我们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还不甘心，因为我们的青春大好时光白白地浪费了，而且诸多师兄大展宏图，令老弟羡慕不已。 受到诸兄的启示，我也向同学们献上一首不是诗的诗，可谓一幅自我的画像： 半百寒窗伏案边，跨越世纪历辛艰。 苦捧“绝学”不间断，奋斗不息白发染。 苦去甜来自欣慰，留下手笔胜厦间﹡。 老翁不倒再登攀，仙山琼阁眼前展。 ﹡古埃及《切斯特·贝悌纸草》：“人死去，他的尸体成尘埃……但一部书把他牢记……一部书比建筑的大厦更好，比西方的墓室更好……比一座神庙中的石碑更好。” （编后记） 阔别了49年，即将50年，也就是半个世纪，这在人生的道路上是最难得的一段。想当初，我们学习世界古代史，总是离不开元前××世纪、公元××世纪。“世纪”一词似乎离我们太遥远了，而今，我们即将走完了半个世纪，成为幸运的跨世纪的老人。近半个世纪来，我们各自的经历虽然不同，但都经历了风风雨雨，也许有时顺利，但更多的是坎坷，有的同学甚至陷于政治运动的漩涡中而不能自拔，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但是，我们每位同学都能以大局为重，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世界古代史或历史学科日以继夜的、孜孜不倦的从事教学工作，把自己美好的青春献给了教育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特别是有几位同学参加了国际学术会议或者到国外讲学，给我们争得了荣誉；有的同学至今还在担负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工作；还有些同学，即使是参加了国务活动，或者兼任各项社会工作，仍念念不忘作为一名教师、学者的职责；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我们大部分同学在教学之余，都发表了数以十计的科研论著，这些成果永远铭记着我们每一位同学的贡献。 最近，我公出去东北师大，顺便看望我们的导师林志纯教授。先生已耄耋之年，贵体还康健，只是记忆力下降。我向老师和师母试探为我们的《信息录》题词一事，即刻得到应允。我本想请先生写些安度晚年一类的话语，但没想到，第二天我接到先生的亲笔题词是：“为世界古代史研究工作鞠躬尽瘁”。可见，先生的高度思想境界以及他对学生们的所作所为的认可，并给予我们如此高度的评价，令我深深感动，而做出这个榜样的，恰恰是我们的老师林先生。有鉴于此，在《信息录》的开头，我附上了一份老师的学术贡献与成就的短文。 在我搜集和编辑工作的一段时间内，每每看到同学们的复函和资料，常常会激动而难以安眠。特别是有的同学“热泪盈眶”献给大家一首诗，“共叙友谊，展望未来”的肺腑之言，时时回荡在我的脑海里。结业分别后的半个世纪，我们同学之间，有些相互见过面，但更多的是音信中断，留下的是美好的回忆和无限的想念。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信息录》，就可以互通信息，互祝安康；看看照片还能引起更多的回忆。也许有一天我们还能在异地相遇，而不至于因自然的“衰变”，相遇而不相识。 的确，历史是无情的，而友谊是常青的，一切的辛酸，不可挽回的遗憾都让它随着历史前进的潮流而淹没吧！让我们这本《信息录》为我们的友谊架起新的桥梁。展望未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给我们创造了“天高任鸟飞”的自由天地。让我们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让我们无拘无束，心地坦然地安度晚年吧！ 文鹏教授写的自述和编后记反映了他对教育事业无限的忠诚，对学术研究孜孜的追求，对恩师和同学深深的怀念。今天读起来，他作为学者、作为名师、作为高徒、作为挚友的形象自然树立在我们的眼前。今天我们读到他写的这些文字，除了引起对文鹏教授怀念之情以外；还深受启示，我们要学习他终身为教育事业、学术研究不懈奋斗的精神。 2007年初，我与文鹏通电话，约定这年四月间，共同出席在首都师大召开的学术会议。后来他因病未能与会。会议结束后，我立即打电话给他，询问病情，他谈及由于腿肿已不能下楼，但通话时他的声音还较宏亮。不幸文鹏竟在5月29日凌晨走完他的人生历程，离开了这个世界。当噩耗传来时，我不禁泫然泪下，悲痛不已。一哭我国史学界失去了一位勤奋的学者，二哭我失去了一位诚挚的学友！当时，我默默地为文鹏在天之灵祈祷，愿他安息！ 仅以下列献词结束此文： 缅怀文鹏教授 文思敏捷又深邃，鹏翔万里志气高。① 登攀高塔不畏难②，学术精品呈史坛。③ 献身教育培英才，薪火相传有来人。④ 哲人已逝常思忆，老骥伏枥自奋蹄。 ①文鹏在1988年不远万里有埃及之行。 ②文鹏曾将埃及学喻为“金字塔”（即高塔）。 ③同行专家认为“刘文鹏教授的论文和专著反映了我国埃及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我国埃及学到目前为止的最高成就。” ④文鹏教授培养了一批以世界古代史和埃及史为专业的弟子。 （作者：李长林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附：刘文鹏教授简历 刘文鹏（1931年12月—2007年5月）大连市人，1953年—1955年在东北师大历史系世界古代史研究班学习，师从林志纯（日知）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1972年调至吉林省通辽师范学院（后改为内蒙古民族大学），曾任该校教授、世界上古史·埃及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系主任、副院长，兼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先后被评为吉林省优秀教师，内蒙古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专家，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古代埃及史研究，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埃及学文集》、《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古代埃及史》、《埃及考古学》等著作，1988年应邀出席了在开罗举行的第5届国际埃及学大会，刘文鹏教授因劳成疾，于2007年5月29日病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