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冲破了世界史研究的一个禁区
我早年在清华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是学社会学的，如果不受干扰，我将继续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社会学教研工作被取消了。作为一个社会学工作者，我的学术生涯不得不暂时中断，并身不由己地离开了学校。一直到1964年，武汉大学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成立了美国史研究室，从未忘情于学术研究的我，打听到我有可能参加这个工作，于是积极申请回到武汉大学，这就是我正式研究美国史的开始。
美国史研究特别是现当代美国史研究，曾经存在一个“公式”
当时我研究美国史，经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美国史中哪些部分可以研究，哪些部分不可以研究；美国历史发展进程遵循什么规律；美国历史上人物和事件应如何评价，等等，都是要有指示、尤其是最高指示做根据的，违反或背离这种根据，不仅研究成果不能问世，而且会招引批判甚至祸灾。因此，除“紧跟”经典著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外，还得经常打听关于美国的事务最近有什么最高指示，发了什么最新文件，以便找来阅读，作为“紧跟”的根据，否则寸步难行。
一般说，当时研究美国史，特别是现当代美国史的研究，似乎是存在一个公式的。从经济方面说，是经济危机日益频繁而严重，几近崩溃；从政治方面说，是实行资产阶级假民主，实际是欺骗、压迫广大人民群众，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政权很不稳；从社会方面说，是机会不平等，人情冷漠，富者骄奢淫逸，贫者无家可归；从文化方面说，是粗俗浅陋，腐朽墮落；从对外关系说，是侵略扩张，失道寡助。因此之故，美国的综合国力是日益下降，世界的格局是东风压倒西风。总之，美国正是列宁说的一个“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时的美国史研究，要摆脱这个公式的束缚是极其困难的，也是很危险的。现在想来，由于有这种“紧跟”的负担，当时即使我能自己作主支配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我也是不可能在美国史研究中作出真正成绩的。
上世纪70年代末，我感觉到，冲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研究美国史的时刻到来了
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日渐松动，特别是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各个领域的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国外关于美国和美国史的图书资料源源进入中国，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甚至个别老资格的中共领导干部，从实际接触中感受到、认识到:当代美国还不能说是已经“腐朽的、垂死的国家”，而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甚至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虽然还是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但总的趋势是经济不断高涨，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这种书面上概念化的美国和日益扩大的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美国的鲜明对照，使我感到，冲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研究美国史，这种学术活动才会越来越有市场。
同时，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论文的发表，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又给我根据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研究美国史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从1977年8月8日到次年4月22日，邓小平4次谆谆告诫国人，一定要重视科学和教育，否则四个现代化便是空谈。他还要求制订出具体计划予以落实。在这种形势下，1978年夏在天津召开的史学规划座谈会通过一项建议:成立美国史研究会和编写《美国史》，由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牵头。据此，1979年4月，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1979年1月，受命主持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工作的我，负责主持了这次会议。同年11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正式成立，我被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实际上负起了组织编写工作的责任。后来因情况变化，我还不得不负起主编和主撰《美国通史》第5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和第6卷《战后美国史，1945―2000》的任务。
冲破世界史研究的一个禁区
因为经典作家没有人对二战后资本主义作过系统的学术论证，人们难以找到“根据”，改革开放以前出版的我国学者写的世界史和国别史，没有一本敢写到二战后的(个别美国史著作略为涉及20世纪50年代初)。
1979年起，我就陆续发表二战后美国黑人运动史的论文。1980年，我接受了主编并参加撰写《战后美国史》的任务。从此，除我自己发表涉及战后美国史的论文外，还鼓励同僚和指导研究生发表了一系列从杜鲁门到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史论文。这样，就如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理事长齐世荣教授1984年4月5日来信所说:“现代史、尤其是战后的当代史，一向列为禁区，无人敢碰，您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很值得我学习。”的确，不仅美国史研究的战后禁区，就是世界史研究的战后禁区，从此便被冲破了。
为罗斯福“新政”翻案
解放以来、特别是1960年以来，我国史学界大都对罗斯福“新政”持否定态度。有的书说:“从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新政完全代表着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有的文章说:“新政摧残了人民民主权利。”还有的文章说:“罗斯福新政与其他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办法一样，结果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我查阅许多有关资料，了解到这些论断大都是“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的产物，与罗斯福实行“新政”的史实并不相符。
比如，罗斯福“新政”是在1939年暂时告一段落的。这一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比1932年增长了60％；按1958年美元计算，这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1415亿美元增长到2094亿美元。按人口平均可以自由支配的个人收入，从1933年的893美元，增加到1940年的1259美元。垄断资本利润也增加了。因此，从1981年起，我就不断地发表文章，为罗斯福“新政”翻案，将它的作用定位如下:罗斯福“新政”是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迅速地、大规模地向非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保存资本主义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生产关系，限制垄断资本主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缓和了阶级斗争，基本上克服了1929―1933年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延长并加强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
大约到1987年我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一书问世后，我国美国史和世界史的出版物中，就再也难看到否定、特别是彻底否定罗斯福“新政”的论点了。
一个新概念
根据上述我对罗斯福“新政”作用的定位，罗斯福“新政”作为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既不同于列宁论述的只对资本家、银行家有利而对工人、农民有害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对内专制独裁、对外扩张侵略的法西斯式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一种西方学者称为“福利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称之为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新概念已被一些美国史和世界史出版物所沿用。
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能减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缓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延长并加强垄断资本主义；目前，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基本上都是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我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如不少评论者所说，我对列宁逝世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是有独创见解的，但这种见解是否正确，则有待于读者判断和时间考验。
(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
人物名片
刘绪贻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获社会学学士，1947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教授。著名美国史专家，主编并撰写多卷本《美国史》，著有《中国的儒学统治》、《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等。 |
(责任编辑：admin) |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分隔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