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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2008年第7期 2007年11月27日，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终于走完了自己富有传奇色彩的跌宕人生，享年91岁。一个多月来，当年(1978—1981年)跟先生读研究生时的历历往事一再浮现于脑际，思之夜不能寐。如今，仍在为学途程的弟子们再也不能亲耳聆听先生充满睿智的教诲和批评了，然而更为重大的损失则是史学界失去了一位能开风气之先的大师级学者!公平地说，虑及先生90余年的荆棘人生中所经历的种种挫折与苦难——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先生时为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大三学生，即毅然决然，投笔从戎，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先在“民先”属下的战地委员会做抗日宣传和群众发动工作，足迹遍及晋西北山区，继又南下晋南中条山区，在“夏县支队”中任连、营指导员，与日寇打游击，风餐露宿，终因战斗紧张、条件艰苦而身染疟疾，几近丧命；1958年，先生被划为“右派”，“撤去教授学衔，工资降四级，监督使用”；“文革”中又被揪斗，打入牛棚，接着被迫退职下放；先生能以耄耋之年告别人世，这确乎是个奇迹。或者毋宁说充满荆棘的人生遭际与丰硕隽永的学术成果，两者水乳交融，共同汇成先生的传奇人生。如果从1932年(时年15岁)发表白话诗算起，先生70余年问发表各种论著数百万字，为学界留下一批富有启迪意义的原创性成果来看，我们不能不惊叹先生生命力之旺盛与顽强，这更是一个奇迹!先生说过自己是一朵“寒葩”，其实先生是史学界公认的一朵“奇葩”。本文仅就先生在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其主要贡献作一述评，不当之处敬祈教正。 一、新中国农民战争史的拓荒者与奠基者 就史学研究而言，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农民战争史学科的拓荒者与奠基者。说这是学界共识，当不为过。1953年，为了在山东大学开出农战史课程，先生与师母高昭一先生白手起家，花费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从历代正史、特别是各种文集和方志中多方爬梳史料，再从绘制地图和编制年表这两项“最低级的劳动”做起。筚路蓝缕，开荒不止，很快结出累累硕果，数年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后即汇集成册，以《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川为名面世。这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农战史专著。 先生的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一个科学工作者透过种种历史表象直插事物本质的大师气象。即以1957年发表于《文史哲》上的长文《靖康、建炎年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而言，此文首先对两宋之际的两河民兵、山东“群盗”、各类“军贼”、农民起义队伍、还有地主武装等分别进行研究，在对比中看出各类武装在政治态度、抗金表现等方面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差异，然后从各类武装的成分分析人手，追寻了这些差异由以发生的原因。此文告诉我们，太行民兵政治态度之所以比较稳定，是因为他们大多附着于当地的农业生产组织和行政组织，这与挣脱了生产与行政羁绊的山东流民——他们时而反宋，时而拥宋，政治态度相对而言易于变化——形成鲜明对照。先生进一步解说，山东、河北、陕晋、四川等地，经济比较落后(四川稍稍例外)，均田、府兵之制，历二、三百年而未全泯，建炎元年南宋朝廷企图用“巡社”这种形式把河北忠义民兵重新编制，而“巡社”的实质，恰恰是“将土地按中古原则分配，使与土地附着之人民编成御敌的军队”[2]。而另一类地区，如两淮、江浙、闽广、荆湖等地区，因其方位偏东、偏南，经济相对而言较为发展，所以当时不少流民集团和武装力量，流徙的总方向是南方的富庶地区。而南方的杨幺起义、范汝为起义的深层原因，则是新兴自耕农阶层在要求自身的发展与时时遭受摧残这个矛盾所引发。[3]由此又可看出，“宋朝在历史上的地位，正当中古、近古御接之冲，即正当我国封建社会自其典型阶段向其开始分解的过渡。”[4]这种抽丝剥茧式的解析，层层深入，逻辑严密，鞭辟人里，一针见血，看出了历史表象后面隐藏着的深层次的奥秘，揭示出众多现象背后的带制约性的东西。难怪此文一出，迅即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日本《广岛大学学报》上就有反响。当然，先生的农战史研究，不免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也重复过“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类的说法(此类说法迄今为止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先生以具体史料为据，不仅看出两宋之际活跃在各地的各类农民武装在抗金表现、政治态度等方面的种种差异，更进一步揭示出这种差别背后所隐藏的深层原因，这就显得高人一筹了。一个学者毕生的事业，不过就是在人类浩瀚的知识海洋中增添点滴新知而已。先生通过自己对相关史实的解读，的确给人类知识宝库增添了新知。美国思想史家沃浓·路易·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don)说过：“历史若没有了解读，就只不过是一堆干巴巴的编年史而已。”[5]通过先生独具慧眼的科学解读，历史再也不是“干巴巴的编年史”了，而是充满了亟待今人重新解释之种种哑谜的智力挑战! 更重要的是先生从数以千计的历代农民起义中，梳理出若干带有共同性的学术专题来，既拓宽了研究范围，又加深了理性认识，从而为农民战争史研究揭示出一条宽广的发展道路。这些专题有： 农民的身份，即不同时代中农民身份间的差异问题； 农民起义与国家机器间的关系问题； 农民起义与多民族间的关系问题； 宗教(包括民间宗教、秘密会社)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问题。 尽管先生后来被迫离开了农民战争研究这个领域，但先生所提炼概括并率先指出的这几个专题，却成为此后该领域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种“学术范式”(paradigm)。这种范式影响了一批学者，其中不少人如孙达人、孙祚民等农战史大家均出于先生门下。更有我的同门师兄秦晖教授，以农民学研究闻名于世，进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研究、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以及苏(联)东(欧)社会经济转型研究等诸多领域做出了令学界瞩目的突出贡献。 就我自己而言，亦从这种范式中受益匪浅。为省篇幅，试以农民身份为例言之。先生强调要下工夫搞清楚“农民的身份，即不同时代中农民身份间的差异问题”，认为先秦三代作为原始农业公社社员的、同时又有一定隶属性的农民，是历史上农民身份的第一个模型；战国至西汉初年，因血缘贵族的统治崩溃而从“井田制”中解脱出来的“个体小农”，构成第二个模型；东汉、魏晋以至于隋唐，被世家大族世世代代锢闭在庄园里的部曲等具有浓重的隶属性的人，则是第三个模型；唐中叶两税法以后，农民身份复杂化，雇农、贫农、中农、富农等多种身份并存，这是第四个模型[6]。 正是循着先生指出的这条思路，我着力研究了唐宋之际农民身份的变化，认为随着唐宋变革期的完成，至迟到北宋中叶，我国农民阶级的内部构成，已经实现从中古农奴(庄园经济中的部曲、地客为其代表)和中古自耕农(依附于国家的均田户为其代表)为主向契约佃农(宋代五等版簿制下的客户和部分无地、少地下户为其代表)为主的过渡，而这是通过对宋代户籍统计数据的计量分析来证明的。通过排比数据，我发现了如下两个长期性的演变趋势，一是在总户数中，主户集团比重下降而客户集团比重上升——所谓“客户”，即是“无地而乔寓者”，当然是佃农；二是主户集团中，上户比重下降而下户比重上升。下户即是宋代五等版簿中的第四、第五等户，他们一般拥有三、五亩或十来亩耕地，故而被划在主户集团中。学界(包括海外)不少人往往误将宋代下户的增多视为自耕农阶层的扩大。我的考察表明，下户集团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部分已经沦为佃农或半佃农。因为处在主客户分界线上的第五等户向有真假之别，所谓的“假五等户”，就是“产去税存”的“无产税户”，他们“田产已去”而“割税不尽”，实际上已完全沦为无地佃农；而“稍有田宅”的真五等户，依据其田亩数、产量和赋税、口粮、籽种等支出的计算表明，他们除非部分佃入地主土地亦无法生存，故至少是半佃农。这样，这部分主户(约占总户数的13％)和客户(约占总户数的50％)相加，已达全部农民的60％以上。这就证明了宋代以后佃农阶层已经成为农民阶级的主体构成。[7]若与其前身部曲、均田户相较，宋元明清直至民国时期存在了千余年的佃农身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三大特征：这些“假田与富人”的“无田小民”，他们与田主之间的关系，不是靠交出人身自由，而是靠租佃契约建立起来的，此其一；他们“非佃客庄即佃官庄”，但多半已享受退佃自由和迁徙自由，此其二；他们以“客户”身份已经登上国家户籍，从而告别了“客，皆注家籍”的旧时代，因而出现了“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主户而去”的发展前景，此其三。当然，拙文不过是先生关于中国农民阶级演进历程中的一个关节点的具体证明而已[8]。如果今后有人能够以此为线索，写出一部简明扼要的《三千年农民形态史》来，必对深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有极大助益。 遗憾的是，自先生被迫将研究领域从阶级斗争转移到阶级关系中来之后，农民战争史研究亦转而趋冷，先生所开创的四个专题未能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开掘。然而可喜的是，先生的学生中有秦晖教授这样一个全国闻名的农民学学者，先生的事业可以说是后继有人了。 二、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的独创思路与主要贡献 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战史研究趋冷不同，此时土地制度史的研究仍在继续前进。传统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土地所有制是理解传统中国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课题，传世史籍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史料更是汗牛充栋，20世纪80、90年代学界也出版了好几种土地制度史专著。当我1978年秋再次跨进兰州大学跟先生当研究生时，拿到的是学校铅印的赵著《中国土地制度史》讲稿当教材。该书初稿，先生写于1965—1966年的冬春之际，只有从先秦到魏晋的四章。“文化革命”中，先生从“社教”(亦称“四清运动”)前线被揪回学校批斗，不得不中途搁置。70年代初，被迫退职、移居贵州时，先生补写了“北魏至隋唐”一章。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先生重返教席，又补写“两宋”一章(我们拿到的就这个六章本)。1982年，先生再写成12万字的《论要》，论域扩展至金元和明朝，放在这份《讲稿》前面，1984年由齐鲁书社一并推出。先生私下里曾经说过，《讲稿》和《论要》的关系，打个不避僭越之嫌的比方，是“经”和“传”的关系，《论要》是“经”，《讲稿》是“传”。《论要》的着重点，“在于将过去累次诸文、诸稿所未触到的新见解，予以阐发。”而他“个人二十年来积累的一点‘精要之言’，一点心血，都已经贯注在(《论要》)里面了。”[9] 真正的历史研究绝不仅仅是历史事实的完整复原(这做不到)，而是依据现有材料(对于研究而言，历史材料则永远是残缺的)来描述和解释这些事实；并通过描述和解释，来发现并告诉人们他对这些事实的特定理解以及这些事实的意义所在。先生的“精要之言”，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过种种历史表象和重重成说之迷雾，将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从浅化到深化的迢遥历程，清晰扼要而又逻辑严密地揭示出来。所谓浅化，“就是说私有制从一开始就遭遇障碍，遭遇公有制残余的障碍，使它不能爽利地进入私有制，而是要携带着许多公有制残余的泥沙，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段落，才转化为私有制。”[10]所谓深化，“是指人们财产(土地是其主要构成之一)的私有，已经相当巩固，相当纯粹，人们把财产和土地看成是‘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个人意志的领域’。”(同上)在另一处地方，先生对此有形象的说明：原始墓葬中女酋长殉葬所用的贝壳项链、少量石刀等，可以视为最浅化的私有：墨西哥影片《玫瑰庄园》中反映的，无论美国资本家想什么办法要买下这座庄园都不能得逞，最后只好采用毒死这位庄园主的办法来实现庄园所有权的转移，这就是深化的私有制[11]。土地私有制在从浅化到深化的演进历程中，主要受到来自古代共同体残余和国家权力干预这样两个方面的障碍。而纯粹的私有制，直到鸦片战争，甚至本世纪中叶的土地改革之前，怕也不曾真正出现过。这不仅因为古代共同体残余未被抛弃净尽，有时还会在废墟上重新生长起来；更重要的是专制国家权力对私有制的粗暴干预到最后也没停止过。先生说：“我发现，照这两条检查下去，周代半公社所有制的井田制度可以得到解释，魏晋北朝的半国家所有制的均田制度也可以得到解释，宋和宋以后的地主(相对)土地所有制也可以得到解释。”[12] 按照先生的见解，先秦时期，特别是作为其典型表现的西周阶段，从土地制度史这个特定角度来把握，应该称为农村公社新时期。其主要依据，便是井田制度确凿不移的存在。井田制度的基本内容是自然形成的，先民们在古老的平均主义惯例支配下，把土地划成具有一定亩积的整齐的块，并定期由村社在其成员之间平均分配，定期轮换，带有一定程度的亚细亚特征。由于当时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因此，井田只能是古代共同体即原始村社的次生形态，其上带有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两重性。概而言之—— 井田制到头来只可能是不完整的公社所有制和不完整的“王”有和贵族所有制的混合体，一句话，它是一种比较标准的“亚细亚”式的古代土地所有制。[13] 战国时期井田制弛解，私有(当然只是浅化的私有)土地开始出现，到秦汉形成了国有、地主所有和小农所有这三种土地所有制三足鼎立的局面。当时国有土地大量存在，主要表现为国家授田和军队屯田这两种形式。由“豪家”、“权家”、“命家”所体现的是大土地私有制，三家之中又以豪家为主。这几家体现者“包括使用奴隶身份劳动者的大矿主、大商人，投机倒把者和高利贷者，自然也有地主”。他们“不形成为一个阶级，而是几个阶级在形成和瓦解过程中的凑合。这正有力地说明着两汉社会的过渡性质”[14]。还有就是由小农所体现的小土地私有制，他们已从锢闭性的农村公社这个笼子中飞出来，还没飞到中古“土围子”里去，所以享有“卖田宅，鬻子孙”，“民不地著如鸟兽散”的“自由”。 历史进入东汉时期，古典经济气氛逐步减退，中古自然经济气氛渐趋浓烈。这是因为“豪家”这个阶层在国家打击、战争摧残等诸种因素的催化下发生分解，原来兼营工商业、高利贷等因而与商品货币关系发生或深或浅关联的部分“豪家”向“权家”转化，而人数众多的小农群体在国家徭役、豪强兼并、天灾人祸的四面夹击之中，加速向流民和奴婢转化。加之东汉晚期黄巾起义以来连年不断的兵祸战乱对于物质财富的毁灭和社会经济的摧残，使得谷物、布帛成为人们(包括军队)最为重要的维生手段，以五铢钱为主的金属货币退出交换舞台，古典经济这股潮终于被遏止，社会进入了以物物交换为特征的中古自然经济时代。与此同时，几种古老的强制形式，如村社共同体内含有脉脉温情的习惯法强制、奴隶主式的绝对强制，还有古典经济氛围中以“富相什则卑下之”为特征的经济性强制均有所减弱，第四种强制形式，即以人身隶属关系为特征的超经济强制发展起来了。 正是在这种历史情势中，相继出现了曹魏屯田、西晋占田和北魏均田这样几种田制。先生看出了屯田、占田与均田这三大田制之间的内在联系： 占田法对于屯田法的峻急说，是一种折衷；对于屯田法下屯田与小农农村间的双轨制说，是一种拉平。[15] 而占田和均田之间，则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均田制是明文规定的一种授田(并加还田)制和限田制，占田法则是未经明文规定的一种授田制和明文规定的限田制。……可以说。西晋占田是北魏均田的直接的前行者；北魏均田则是西晋占田的完整化了的成熟的后果。(同上) 降及中唐，主要是“贵者有势可以占田”这股潮流，再加上商品货币关系恢复发展之后日趋明朗的“富者有赀可以买田”这股潮流，两股潮流汇聚而成瓦解均田制的基本力量。先生特别指出： 在自然经济下，特别是六世纪，货币流通量只到最狭窄的地步，不得不以土地作为主要支付手段，这就对国有土地和均田制带来极大的漏洞，成为均田制破坏的主导性根源[16]。 均田制瓦解后，历史进入“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新时期。因此，两宋土地经济中最为突出的主流现象，在先生看来就是土地兼并。但与中唐及其以前相比，宋和宋以后的土地兼并有其新的历史特点，“总起来看，‘贵者有势可以占田’的趋势，到宋朝有明显的减弱。……主流现象是‘富者有赀可以买田’”[17]。而随着官田与私田的分列，国税与私租的分离，“从两宋起，地租国税合一的亚细亚(东方)特征已经减退完毕了”[18]。 金元二朝，由于女真、蒙古等周边部族相继入主中原，土地所有制关系严重地复杂化了： 大量私田突然变成官田，然后通过军功报偿又变成大小军事贵族的占田和赐田，变成猛安谋克村寨或投下村寨的田土。但原来中原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并没有停止起作用，它并没有睡大觉，它无时无刻不在浸润，跟异族的政治军事权力相暗斗，……这样，占田和浸润仿佛以一种循环的轨道在运行着。[19] 但是上述这样一些变动，“根源于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的多，在经济方面能茁下根来的少，所以它们的回转也快，也较容易。”[20]直到元朝，由于自金朝以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较之宋朝落后了一个段落，加之蒙古人在制度上又无所创新，所以表现在赋役制度上元朝是“弃宋而就唐”。[21] 明朝历史的特点，先生指出其上有着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烙印。首先是金元两朝人身隶属关系的某些倒退，在明朝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如贴军制度、配户当差制度的存在即是显例。其次是明初历史又打着农民起义的烙印，这是因为朱元璋是由红巾军首领登上明太祖宝座的。这两种烙印，集中体现为“洪武政令”对社会各方面的强制，专制主义高度强化，“如对士、农、工、商四种人的控制，对军户和军屯的控制，对迁徙的执行，对高额税田的指定，对海上贸易的禁断，等等”[22]。如再加上具有保守倾向的朱棣在靖难之役取胜后统治的二十多年，使得明初封闭政策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即贯穿整个明太祖、明世祖时期(1368—1424年)。于是“到朱元璋身上，亚细亚的气息又空前地浓厚起来”[23]。表现在土地关系上，土地国有制的比重增加了，军事屯田、贵族庄田和高额税田这些“由专制主义操纵和干预的田土”，占到全部耕地的一半左右，地租和赋役合一的现象也有回潮。先生强调指出：“这是亚细亚形式的遗存在中国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后的、也是最顽固的一次‘回光返照’。”[24]到洪熙、宣德年间实行解冻政策以来，社会生活渐渐开放起来。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地方官员们不约而同地实行各种调整方案，南方主要是把重租平下去，北方则是推行摊丁入亩。这样，经过一、二百年的努力，亚细亚特征再次消退下去。清朝康熙、雍正之际，加速推进“地丁合一”，但到了道光年间，“地丁合一”制度才在全国各地普遍得到施行。 以上，就是先生集近二十年之精力和心血，在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中的主要创获。我所作的提纲挈领式介绍，自不免挂一漏万，以管窥豹，但从中已不难看出先生眼光之博大，思考之精深了。至少，先生从理论和史料的结合上，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上，为我们理出了中国土地关系发展史的主要脉络；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演进轨迹，提供了一个总的框架(Stracture，一称“架构”)。想当年，战国封建说所主张的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一类观点，一度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定论，然而到今天，包括先生在内的一批史界前辈所阐扬的井田制是村社共同体时期的土地制度，是古老的原始共同体的次生形态这样一种观点，因其更加符合中国古史的实际，更加符合世界上多数民族所经历过的共同道路，因而也更加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对亚细亚形态的诸般分析，特别是其精神实质，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仅此一点，即足以证明先生之精力和心血，不仅没有白费，而且会l3见发扬光大。1990年，国内学术界请萧克将军出面主持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的编撰工作，并在《人民日报》、《光明13报》刊登整版广告，向海内外招聘各专业学者来承担撰写任务。我斗胆应聘其中的《制度典·土地赋役志》[25]，结果侥幸中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招标书”上我对土地所有制演进轨迹的描述，完全是按照先生敲定的上述思路展开的。经过编委会聘请专家匿名评审，我的撰写方案最终胜出。这再一次说明先生在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中的核心思路和观点，已为学界主流所认可。 先生曾引清人张澍的五言诗“星宿须穹脉，罾罟或失鱼”，说明“做史的人，一是工作要细，二是眼光要大”这样一个道理。[26]既然“眼光要大”，就必须重视理论思维。先生一生偏爱哲学，擅长思维，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但又不是拘守成说，而是创造性地运用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先生强调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剖析井田制的一把钥匙，认为农村公社是亚细亚方式的主要特征。指出“马克思说亚细亚的、古典的、日耳曼的，主要是就模式为示例”，[27]我们不能把模式混同于一般道路。以及讨论两汉田制，从分辨古典经济和自然经济两股潮流人手等等案例，既体现出先生重视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导向作用，又反映了先生创造性地运用相关理论来解决具体问题的高超能力及技巧。对像我这样的后学来说，这是一种“诱惑”——既然重视理论，擅长思维能把问题解决到如此漂亮的程度，为什么不去花点力气和功夫来提高自己的理性思辩和理论透视能力呢? 面对个别持纯考据派立场之人的冷嘲热讽，先生说过“憎恨琐节考据”，“一生不愿被枯燥史料捆绑住”[28]的话，而且坚决反对“在一百条史料之外，教人去使尽生平之力做对于‘第一百零一条史料’的追寻”[29]这种做法。但是先生却是十分重视史料，而且史料功夫极深之人。先生说治史者需要三桩东西，一是史料，二是理论，三是世界历史范例。[30]所谓“工作要细”，指的就是史料功夫要扎实。《中国土地制度史讲稿》固然史料充沛，就是《论要》一书，所有精要之言，也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先生《论要》的方法是 ——每写一个章节之前，重新把资料搜辑一遍，分成等级。少量第一级资料，用低两格的重点引用式在文中引用；第二级则剪成最短文段夹在文章中散落使用；第三级则抛开原文用作者本人的概括写出来，仅加注脚，以明出处；四级以下，概行芟汰，绝不以之充斥篇幅。[31] 先生重视理论，但绝不轻视史料。理论和史料两者之间并不是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的敌对排斥关系，而是相辅相成、互赐生命的水乳交融关系。先生的方法是拿理论作为“触媒”，然后“深入到中国经济史资料的汪洋大海之中，去搜辑、爬梳、剔罗”，让“每一个史料工作的过程中都渗透着理论的作用，渗透着观点和方法”旧。这样，史料活了，理论也活了。先生对《夏小正》等几种“老历头”的比勘对读，先生对《周礼》这部书的梳理考辨，以及先生论著中那些由先生首次发见的顶尖级原始材料，无不显示出先生料理史料功夫之深、细。例如明末山东诸城诗人丁耀亢的《出劫纪略》(钞本)中记载，李白成的起义军占领诸城时，“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说明明末起义军曾经实行过小规模的土地改革。这种金刚钻式的顶级材料，就是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发现的。此后的数十年间，这条材料被学术界多次反复引用，即足以说明其弥足珍贵的价值。 正因为先生理论素养极深，史料功底很厚，所以研究中能够透过重重迷雾，一针见血地戳到历史过程的深处，因而先生的表述也是极有个性，极具风采的。例如先生讲到中国史料积淀虽然丰厚，但保持确切性的资料却远远不够，需要研究者过细料理时说：“史料不像买来的烧饼，开口就吃，要发面、做饼、烘烤，很麻烦。”[33]《周礼》经过后儒的篡改覆盖，其中虽然包含了许多很古老的东西，但名声不好，顾颉刚先生称之为“四不像的动物标本”。但先生说：“到头来它还是像一匹野驴”[34]，提醒我们注意其中许多材料的原始性。先生讲到农村公社内部有浅化的奴隶制和萌芽状态的封建制这两种关系处在互相粘连的状态，但井田制瓦解后，奴隶制因素急速增长，又把农村公社比喻为“火箭”，载荷着浅化奴隶制和封建制萌芽两颗弹头，而在公社这枚火箭堕毁时，“封建制萌芽随之脱落，奴隶制经济开始由浅化向深化、由低级向高级、由亚细亚的中国模式向希腊、罗马的古典模式的部分状态跃进”[35]。讲到五种生产方式的衔接问题时，先生反对单线式发展的机械论，又用“电插销”作比方，说奴隶制的插销不一定非得插在原始社会的插座上，封建制的插销不一定非得插在奴隶社会的插座上，社会主义的插销不一定非得插在资本主义的插座上。[36]再如把西汉经济比作一个球，在古典经济和自然经济交错的基地上滚动；把北魏均田令文中种种照顾性规定，比作“三条松紧带”，等等，无不显示出先生眼光之犀利，表述之风趣，既形象生动，又说理透彻。许多人说，听先生的课是一种享受，我要补充一句，读先生的书，同样是一种享受! 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有个回族学者张承志在《读书》1998年第4期针砭当时的学界现状时说：“在论文专著堆成的黄土高原之下，真正科学的金脉已经被深深埋藏了。”仅从以上简略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充满了原创性，就连表述、取譬也是充满了原创性，的确是货真价实、闪闪发光的科学金脉。请允许我也打个比方，先生的论著，就像“面筋”。我小时候调皮捣蛋，将家中面粉和成面团，然后放到水龙头上边揉边洗，直到剩下最后一小团面筋，装在竹竿头上，去粘知了。先生的研究成果，就是洗去了所有淀粉的一团“面筋”。这个感觉，在读《论要》时特别强烈，而在20世纪80年代先生第二次学术转向后所写的数十篇文化史论文中，这个特点就更明显了。 三、追寻中华文化源流的暮年发力与精湛见解 上世纪80年代，一股文化热席卷中国大地。先生此时已是暮年(65岁到75岁之间)，然而凭着自己的毅力和韧劲，再一次披挂上阵了。这一次冲击的高地是中华文化。先生说：“此前，我是搞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的，阶级斗争不可以不搞，阶级分析方法也不可以不用；但积久下来，也感到有‘太死把’、‘不活’的弊病，这就自然而然转到文化这个较灵活、较诡谲的方面来了。”[37]其目的是“要看一看，中华文化中有哪些东西能推动我们祖国前进”[38]。学者暮年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拳拳之情，仍旧那样浓烈。其研究步骤是分两步走：“近的一步，是从明中叶的王阳明思想上溯到孟子；远的一步是从先秦诸子百家上溯到《周易》。”[39]其成果，主要汇集在《学海暮骋》这本晚年论文集中。 作为深受“左倾”思潮和教条主义之苦的老一辈学者，先生特别推崇孟子和王阳明“向内”用功、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致思进路。指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是要“使尽一切方法把自己内部隐藏得很深、能量很大的‘知’力充分发挥出来”。而“在教条主义充塞的海洋里，我们不正是急需王阳明版的‘去蔽’、‘致良知’、‘求吾心之灵明’去启迪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吗?到头来，这是一付极好的药剂。”(同上)先生指出，作为阳明心学之先秦源头的孟子，同样强调“人的完美是本身固有的性能，不是外面哪里取来的，只看你是发扬它还是不发扬它；自己发扬出来的东西，才能像水一样潺潺地流个不尽，才能像山中的蹊径一样四通八达，不被茅草所堵塞。”先生说：“我们这一代被教条主义、被硬邦邦、死巴巴的东西塞得满腹满咽喉的人，是多么需要这种清凉剂、清醒剂呀!”[40]这是认真反思自己学术生涯和人生阅历得出的精湛认识，其中既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 进而先生比较了中西文化两种不同的性格：“从孟子到王阳明，这自然是一种偏，偏向‘内’而未曾专门去对付外。这与西方恰成对照。西方生产力发展不受阻，人们向‘外’有广阔天地，所以自然科学、应用技术一日千里。可是他们对于‘内’则不足。……总起来看，他们是一种偏，我们是一种偏，而这应该互补，也只能互补，在悠长历史段落中互补。”(同上)这些论断得到了已故史家金景芳先生的高度评价。金先生说，他初读这些论断时，“即惊叹不已”，认为：“这是做科学研究从具体事实升华为纯理论，不是穿穴载籍、并有高度抽象力是办不到的。这是真正的寝馈功深、甘苦有得之言。”[41] 先生文化研究的又一个贡献，是将先秦即中华文明源头时期的文化演进脉络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从公元前12世纪到前6世纪，是《诗》、《书》、《易》并行的时代，这中华文化的源头。公元前6世纪基本上是孔子的时代。公元前5世纪则是先生着力考察的重点时期，结果表明这正是“儒、道二家雾露晕染”(既两相对立、又彼此影响)的时期，这也是《道德经》、《中庸》、《易传》三个重要文献被炮制出世的时候。公元前4世纪，当然是以孟子、庄子为代表的儒、道两家互为对立面、反对派的时期了。而这样一幅图景，是先生经过对先秦诸子的地缘网络关系的认真梳理(如鲁地、齐地、宋地、陈地、蔡地、楚地、三晋地和西秦地等等，哪股思想是孕育在哪块地方，另一股思想又孕育在哪另一块地方。用先生的话说：“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看取地域间的互串。”)和对《易经》、《易传》如何一步步衍生变化的独到研究才得到的，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由于《易》是中华文化的起点和源头，先生下了很大的工夫来料理此事。先生指出，在《周易》文本出现以前，一定有过一个充满着原始神秘主义思维的时期。那时炎黄先民正处在蒙昧和文明的边缘上，经营着卜筮过日子；后来出现了“一”、“一”两个符号，人们运用这两个符号进行“排列”与“组合”的实验。这是《周易》产生的“史前时代”——此为第一个阶段，约在公元前12世纪之前。 大致到殷末周初的时候，八卦发展到六十四卦，又逐步衍生出三百八十四爻，卦爻辞随之出现，变成《周易》。根据爻辞和《诗·小雅》都使用“取象”和“起兴”的表述手法，以及两者在用词、命意等方面确有十分的相似，先生判断爻辞和《小雅》是同一时代的作品，大致是在周代宣、幽、平之世——此为第二个阶段，约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 公元前6世纪，孔子、儒家接过《诗》、《书》、《易》，并将《易》改造为儒家经典；公元前5世纪这是孔子之孙孔仅(子思)所代表的时代，也是道家《道德经》、儒家《中庸》(包括《大学》)以及《易》学中的《易传》这三部书当令的时候——此为第三个阶段，约在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这个历史段落中。 战国时期，孟、庄二家各领一队人马反复辩难，“百家争鸣”由此而来；然后经过齐国“稷下学宫”这个“大染缸”的综合，由荀子出来总结。此后以至汉唐宋明各家对《易经》的解释，这些都是第四阶段的事了。① 由于“文献不足征”，先生这种极高明的脉络梳理，容或有加以微调和进一步坐实的必要，但终究为我们理解先秦文化指明了一条值得借鉴的清晰思路。不用说，要对歧芜纷繁的中华文化的源流进行如此规模的总体清理，并勾勒出如此清晰的网络式演进图景，不仅要有极深的国学功底，更需要极高的思维水平，学界能兼具这两项素质的人是不多见的。这是一份值得珍视的学术遗产。 当然，先生的学术贡献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先生在西北史地、北魏史、明清思想史、特别是顾炎武研究等领域亦有不少建树，此外还有文艺作品(小说)和翻译作品问世。就创作而言，除前述白话诗外，先生于l937年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后，即写有短篇小说《风沙》和《紫荆花开的时候》，寄回母校发在《清华周刊》第45卷第6期和第12期上。第二年(1938)又撰成战地通讯《在王老婆山上》和《任海龙》，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和武汉《新华日报》上刊出。1941年，先生因病脱离部队，在陕西当中学教员时，又以自己在晋南中条山区任连、营指导员、与日寇打游击的生活经历为基础，写成中篇小说《中条山的梦》，在1946年的《文艺复兴》上两期连载，又于1951年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单行本。就翻译而言，先生在清华读书时，从《莫斯科新闻报》、《国际文学》、美国《新群众》以及《伦敦水星》、《读者文摘》等外文杂志上翻译一些文章，寄到当时的《大公报》、《益世报》、《时事类编》等报刊上发表。据先生说，“有时一篇长文可以拿到近百元大洋，足够半年的伙食钱”。同时也学做索引(index，引得)，编制过1935、1936年两年的西洋杂志论文提要，发表在校刊《清华周刊》上。先生所译苏联作家微尔塔反映十月革命后富农暴乱的长篇小说《孤独》，先编入巴人主持的上海孤岛时期的《大时代文艺丛书》面世；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1951年再版。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先生又译出德国作家沃尔夫剧本《奥京喋血》(又名《维也纳工人暴动记》、《福劳利德镇》)，后于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入《沃尔夫戏剧集》中出版。 总之，就先生一生所涉猎的学术领域而言，先生无疑是一个学贯中西、并于文史哲诸领域皆有建树的“通人”。硬朗坚实的西学和国学功底，恢宏开阔的学术视野，再加上精细严密的逻辑思维，这几项构成学术大师的必备素质，在先生身上得到近乎完美的体现。正如哲学家徐友渔所说：“个体生命是有终结的，但是精神上的延续确有可能。”[42]先生多方面的学术贡献已为后来者留下一笔富有启迪意义的宝贵财富；先生精心结撰的学术论著已将自己的一生汇人人类永恒。就这个意义而言，先生不朽! 注释： ①此段概述依据先生《学海暮骋》第一辑《先秦文化》中的十多篇文章写成，恕不一一注明。 参考文献： [1]赵俪生，高昭一．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 [2][3][4]赵俪生．寄陇居论文集[M]．济南：齐鲁书社，1981．359、372—374、356． [5]沃浓·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1118． [6]赵俪生．学术论著自选集[M]．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526—527． [7]葛金芳．唐宋之际农民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动[J]．历史研究，1983，(1)． [8]葛金芳．唐宋变革期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128—158． [9][10]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M]．济南：齐鲁书社，1984．3—4、9． [11][12]赵俪生．赵俪生学术自传[M]．成都：巴蜀书社，1993．68、70． [13][14][15][16][17][18][19][20][21][22][23][24]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M]．济南：齐鲁书社，1984．35、67、93、115、123—124、144、139—140、140．148、154、153、154． [25]葛金芳．中华文化通志．土地赋役志[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6][27][28][29][30][31][32][33][34][35][36]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M]．济南：齐鲁书社，1984．17、50、72、52、14、3、19、15、38、53、50—51． [37]赵俪生．学海暮骋(自序)[M]．新华出版社，1992． [38][39][40]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M]．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538、539、540． [41]赵俪生．金景芳序[A]．史学论著自选集[M]．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3． [42]徐友渔。自由的言说[M]．吉林：长春出版社，1999．16． 作者简介：葛金芳，湖北大学教授，现任中国宋史学会副会长、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2) 原载《管子学刊》(淄博)，2008．1．1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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