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亨廷顿1927年4月出生于纽约市，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1946年获学士学位）、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0~1958年 ，他在哈佛大学任教，1959~196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副所长，之后回到哈佛执教多年，直至2007年退休。可以说他终其一生是一位在大学内从事研究、教学、写作的政治学家。
    亨廷顿是一位学术大家。举凡大家，都有一共同特征，即一个“通”字。就是说，并不局限于一个窄小的研究主题，而是扩展开来，在几个相关研究领域中驰骋，并做出高质量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后人绕不过去的学术成果。亨氏正是这样，他一生的著述体现在五个方面，并在每一个方面都保持了高水准。
    第一，军—民关系、军事政策及战略领域。这方面最有名的著作为《士兵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1957年）。该书是亨廷顿的第一本专著，迄今印刷了15次之多，已成为军事和政治相互关系这一领域的经典作品。2007年，在该书出版50周年之际，西点军校专门召开了研讨会以资纪念。
    第二，美国政治和比较政治。针对“医治民主痼疾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有更多的民主”这一观点，亨廷顿在《民主的危机》（合著，1975年）一书中就当时的美国指出，使用这样的方法无疑于火上加油。恰恰相反，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节制。首先，民主并不是一个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普遍适用的办法。如果一所大学任命教师需要征得学生的同意，这可能是一所比较民主的大学，但不会是一所比较好的大学。其次，民主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转，通常需要某些个体和群体某种程度上的冷漠和回避。这也是使民主有效地发生功用的条件之一。简言之，民主不足和民主过剩皆不可取，要义在于走向民主的平衡。
    第三，政治发展与欠发达国家的政治。他在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在我看来是他学术成就最高的一本书，也将对政治学产生最为持久的影响。书中充满了深邃的洞见，例如，他指出，改革者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为困难。原因有三。首先，改革者必须两线作战，同时面对来自保守和革命两方面的反对。其次，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在对社会变革的控制上也必须更加老练。再次，如何处理各种形式改革的轻重缓急问题，对改革者来说比对革命者要尖锐得多。
    第四，民主化。在这方面，亨氏著有《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1991年）。
    第五，国际关系领域。代表作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上世纪90年代后的亨廷顿，发生了从社会科学家到政论家的转变。2004年，亨氏发表了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它们是亨廷顿最后的两本个人专著，也是引起了最复杂反应的著作。它们的共同点，是社会科学家亨廷顿的褪色和政论家亨廷顿的凸显。
    如果说，亨廷顿因其上世纪90年代前作为杰出社会科学家的论著得享崇高学术地位的话，那么，上世纪90年代后以“文明冲突论”和《我们是谁》为代表的更具有政论家色彩的亨廷顿恐怕有所不同。我以为，作为社会科学家的亨廷顿一定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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