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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陈仲丹教授惠予大作！） 罗念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希腊文化研究专家，著译等身，总计约有上千万字，算是十分多产的学者。我与他并不相熟，实际连一面都没见过。有一年他来我读书的学校讲学，因未做公开的学术报告，不知他光临而失之交臂。后来因为我从事的专业与古希腊研究沾点边，另外我的老师张竹明先生也是以译古希腊名著为主业，与他有交往，在言谈中常会提到他，连带着使我对他就比较关注。 罗先生是四川人，生于1904年，年青时考上了以培养留美学生为主的清华学校（后改制为清华大学），1929年获得公费留学美国的机会。他选择的专业是文学，这与其个人爱好有很大关系。在出国前他就是个文学青年，热衷于文学创作，写了不少散文和诗歌，有散文集《芙蓉城》问世。这些作品在新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他的同学好友朱湘曾赞其散文“风格清丽，有一奇气”。后来朱湘留美回国成了著名的诗人，但他因性格问题难与人相处而被大学解聘，四处求职不成竟跳江自杀，朱湘的后事就是罗先生帮助料理的。现在的《罗念生全集》中还留有“评朱湘的《石门集》”、“《朱湘书信集》序”。这些文章就是他们真挚友谊的印迹。 在美国罗先生先后在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康乃尔大学就读，近乎游学性质。在留学期间他的学习兴趣发生了由宽泛到窄深的变化，即从广义的文学转到专门的古希腊文学。他认为中国少有人从事古希腊研究，他正好可以补这个缺。罗先生的择术变化依世俗的眼看是由热门转到冷门，弊大于利，但他本人应该不会这样看，大概一生都在庆幸这一转业的明智。为了更接近研究的对象，1933年罗先生去设在希腊雅典的美国古典学院学习。在这一年里他有一大半时间是在希腊各地考察。就是在雅典学习，“实际上也无所谓上课不上课，而是和古希腊人一样无时无地不在受教育。有一门功课是雅典地方志，一道城门、一口流泉就值得花三天功夫去查书，然后随着一些考古学家去观察研究。”其他课的情况也差不多，雕刻课在博物馆里做比较研究，文学课在国家剧院里上，剩下的时间则用来写一篇论文。 罗先生在雅典学习时，当时城里很少有中国人，他曾以为全雅典只有他一个中国人，有人告诉他还有一个中国人，住在码头上。当他找到这个流落异乡的同胞，才知道此人原先在一艘荷兰船上当水手，因一次醉酒误船而回不了国，已在雅典流浪多年。罗先生很想帮助他，但自己又没有这么多钱，碰巧遇到一位来希腊旅游的英国老太太，就告诉她这件事。英国老太太听后很表同情，愿意出钱资助，后来就由她买了船票送这个水手回他天津的老家。 1934年，罗先生从雅典回国。他的赴美、赴希深造，从内里来说是满载而归，掌握了难懂的古希腊语，有了把古希腊文化介绍到中国的条件；而从外在说似乎又缺了点什么，这就是一顶堂皇的博士帽。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对他以后的发展总会有些影响。记得前些年刘小枫写文章为罗先生叫屈，说他著作等身名声却远不如成果不多的研究古希腊哲学的陈康先生显赫。刘小枫分析原因是陈先生在名牌大学任教多年，弟子门生鼎盛，而罗先生却没有得力弟子造势。我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学位出身的因素，陈先生是柏林大学的哲学博士，身份总要高些。依照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的比喻，博士学位证书就如亚当身上的那片树叶，柏林大学的博士应该算是片金叶。 学的是冷门专业，又没有美叶遮身，自然会遭冷遇。按罗先生本人的说法，“1934年归来，四年间为职业奔波，很是狼狈。”他最初找到的工作是考古，在国外他也顺带学了点希腊考古，结果靠这副业找到了临时的饭碗。他在陕西斗鸡台考古时，晚上收工后，就在油灯下翻译古希腊戏剧作品。抗日战争时期，他回到故乡，在四川大学教书，生活仍很窘迫，经常是“发薪后不立即把法币、金元券换成七钱二分重的龙洋、袁大头，就得喝西北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情况才有了转机，罗先生与钱钟书夫妇一样，先在北大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后来研究所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专职的研究人员。在这几十年里，他翻译了大量古希腊文学作品，部头大的有各种悲剧喜剧，影响大的有《伊索寓言》。五六十年代周作人也在译古希腊剧本，他们两人就互校对方的译稿。罗先生晚年还花费数年时间编了上百万字的《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在他去世后终得出版。在去世的前几年，他又立下宏愿，要用六音步新诗体（与原诗的音步一致）翻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不幸的是未及译完他就患上了癌症，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是在与绝症的痛苦折磨顽强斗争中断断续续地在工作，直至1990年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是委托同所的王焕生先生把剩余的部分译完。 罗先生是学有专长也是业有大成的学者。在晚年他的学术地位得到了更多的承认，希腊政府因其在文化交流上的卓越贡献多次给予他崇高荣誉。以他的译本为底本，中国的专业剧团多次排练古希腊戏剧去希腊演出，其中包括河北梆子，据说梆子的唱腔更适宜表现古希腊悲剧的“悲”。为纪念他诞生100周年，出版社还出了罗先生的全集，可谓丰碑树起，功德圆满。 不过在听到众多颂歌的同时隐约也有些不同的声音，其来头还不小。前几年出版的《傅雷书简》中有一封傅在1954年10月10日写给宋淇的信，信中称：“至于另有一等，专以冷门唬人而骨子里一无所有的，目前也渐渐的显了原形（显了原形也不相干，译的书照样印出来），最显著的是罗念生。关于他的卑鄙勾当，简直写下来也叫人害臊。卞之琳还吃了他的亏呢。”傅雷的眼光很高，在同一封信中称时下的译者十分之九点九都是不行的，“学书不成，学剑不成，无路可走才走上了翻译的路。”除了水平不行外，傅的指责还涉及“卑鄙勾当”，具体内容没有明说。不过从别的材料似乎能看出一点蛛丝马迹。在杨绛先生写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有这样一段：“1956年。翻译亚里士多德《诗学》，根据《勒勃经典丛书》英译本，并参照其他版本，钟书与我一同推敲译定重要名称。我将此稿提供罗念生先生参考。罗念生译亚里士多德《诗学》序文中有‘杨季康提出宝贵意见’一语。此稿遗失。”至于罗译对杨的“宝贵意见”参考到什么程度，由于杨的原稿遗失，看来已难以弄清了。就连傅雷的指责是否靠得住也说不准。此处仅将各种材料录出以便读者兼听则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