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振汉先生及其经济史学研究
| | | | 本人潜入网海世界时间不长，只是新手上路而已，却也曾经历过网海沉浮；时而有惊涛骇浪，时而有浅湾淌水；今天略有扬帆出航之感，故而欲与诸位网友、同仁们一同出海畅游。
我第一次听到陈振汉先生的大名是在我读硕士研究生时修尹协华老师的“比较经济史”的课上。尹老师的讲课内容早在我尚未毕业之前就已“完璧归赵”了，可还依稀记得他所说的：“陈先生是国内屈指可数的一流经济史学家”。（据说，当代经济学界的名流厉以宁先生曾受教于彼，时俗云：“名徒出高师”，仅此可见一斑。）然而，仅闻其名，未见其文。俗云：“盛世难逢，名师难遇”；此非吾辈之谓乎？由于从未曾拜读过陈先生的大作，所以也就一直对先生怀有神秘感。一流名家，岂无精品佳作？
说来自己研习经济史学也已有年头了，却未曾拜读过国内一流名家的大作，“取乎法中，得乎起下”；至今我在史学研究领域中长进不大，应与此相关。因而，这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耿耿于怀的遗憾：一是生不逢时，二是孤陋寡闻。今天，欣然在“中国经济史论坛”上见到了该论坛发布的关于陈先生的介绍及其相关文章，匆匆读罢，不禁大喜过望。
陈振汉先生1912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3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同年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翌年9月抵美，入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学习经济史学；尔后三年多的时间内，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美国棉纺织工业的区位：1880-1910》。1940年应母校南开之邀，在经济研究所任教（亦是当今的老海龟了—笔者注。）。1942年兼任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抗战胜利后，自1946年起担任北大教授。在其任教期间，曾开讲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介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出：“像我们这样一个穷国、大国，建设需要引用外资，国家内部经济体制应有公营、国营、民营等多种所有制”；听者甚众。时在四十年代末，可谓不同凡响，勇气可佳；亦由此足见其远见卓识。可见，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之形成并非空穴来风，人心所向，时代潮流；然而，学界认同，推波助澜；亦是功不可没。至于害人还是害己，实在难以定论或预测。经济学不是神学，也不是预测学；经济学家更不是算命先生。黑板上的计划经济虽不可与现实中的计划经济同日而语，却是此一时，彼一时；时代使然也。此即是历史。 即便马克思死而复生，恐怕也要扪心自问，“三省吾过”的。
解放后，陈先生先后参加过《清实录》、《东华录》的经济史料选编，《毛选》的英译，中科院的《经济研究》编辑等工作。1989年，《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第一辑：《农业编》，由北大出版社出版。1999年，经济出版社将其《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付梓。2003年，已是九旬老人的陈先生又将其在上世纪80年代的讲稿《经济史学概论》交付北大出版社。
1982年，被授予全国首批中国经济史专业的博导资格。
1957年，为积极响应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大鸣大放”号召，陈先生盛情邀集当时的经济学界贤达名流巫宝三等人，讨论并起草了《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因而被定为“右派”，逐出教席。1979年，陈先生已年过花甲，才被摘帽，方得以重执教鞭，返回书斋；前后长达二十余年。期间，先生几无学术成果问世，使其学术生涯留下一段空白；只能偶尔在经济系坐着冷板凳，做些力所能及的资料整理或翻译的杂活。22年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人的一生而言，却是不可替代的生命代价。而对于一位学者而言，终止其学术生涯，无异将其变为植物人。（试想，此事此境要是发生在老北大时，落在辜老辫子头上，或清华园的王静安先生身上，那非得闹出人命案来。“义不再辱”、“君子可杀不可辱”。书生意气也。但是，时过境迁，“好景不长在”。此时此刻的陈先生也就只能安贫乐道，独善其身了。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我党治校有方了。）在此期间的陈先生之所为于伟大的祖国丝毫无损，因为史学兴不了国，更何况是已沦为绝学的经济史学；但于我等后辈学子，可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岂不令人扼腕叹息。无缘得到一流学者的耳提面命，授道解惑；又无法拜读其名著大作，汲取其睿智慧识而私淑之；此憾莫大焉。前辈学者命运何其坎坷颠沛，但仍视学术为生命，从不怨天尤人，怀才不遇；生命不止，笔耕不已；实在令人高山仰止。称其为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国宝级学者，学界楷模，恐非过誉之论。
对于“西方经济史学”及其渊源，陈先生作了如下表述：
所谓“西方”，即是工业化或现代化社会的代名词，可以把日本同俄罗斯一样包括在内。经济史学是以经济史的研究为对象的学问。这里所要研究的不是西方的经济史，而是西方人对经济史所作研究的研究，是西方人为什么要研究，研究的是什么样的和怎样在研究经济史？也就是说是西方人的经济史研究的目的、意义、对象和方法。
世界上最早以“经济史”命名著作的人是奥地利的经济学家—殷那玛·斯特尔涅格。他在1877年出版了《德意志经济史文献》。1893年，全世界第一份经济史学刊物在维也纳诞生，只是该刊不是称作“经济史”，而是称为《经济社会史学杂志》，1903年又改名为《社会经济史学季刊》。1926年，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创刊《经济史学》，1927年英国经济史学会创刊《经济史学评论》，1928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开始出版《经济史商业史杂志》。（从此，“经济史学”一门独立的学科终于问世—笔者注。）。
西方各国大学中，最早设置经济史学专职教授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在1887年开设经济通史课程。1893年聘请英国艾什里为这门学科的专职教授，是全世界第一位大学经济史学教授。1910年，英国在曼哲斯特大学设置了一个经济史学教授职位，第一人教授是著名经济史学家乔治·昂温。英国大学正规以社会经济史为内容的讲课最早当推阿诺德·汤因比（《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即其成名作—笔者注。）。只是到了（上世纪）30年代后期，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流行以后，经济学理论居然成了经济史理论，甚至成了经济史学的框架。
1942年．希克斯（1972年的诺奖得主）提出：“经济史学是过去时期的应用经济学，后者则是当代（时）的经济史学”。
1946年，英国第三代经济史学家的代表人物阿什顿，是“英国受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训练而摆脱了历史学家思想习惯的新一代经济史学家的领袖”（《新帕而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卷一，页136）。他指出：“[历史]资料并不戴着标识内容的袖章，即便是有经验的史学专家，也需用一大套大致自成体系的原则作为取舍选择标准。正如渔民需用一张渔网来区分那些捕去出卖同让它留在海里的鱼一样。但这张网必须成于网工之手，而不是随意编制的织物。编制[经济史]这个行业的专用网的人就是经济学家。”
这样，由经济学理论来规范或指导经济史研究在英国既然已经早就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共同要求，在美国，（上世纪）60-70年代新经济史学派要出来叫嚷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替代经济史研究就不足为怪了。
关于“中国经济史”之治学准绳，陈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悠久，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与西方完全不同，中国经济史研究不能用西方经济学作准绳。”（殊不知，能否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准绳—笔者注。）
综上所述，只是浮光掠影，一鳞半爪而已。对于前辈学者的学术评判，绝非我等后生晚辈，尤其是浅学如我者而能为之的；非不为也，乃不能也。谨此惟有示以敬意而已。
最后，遥祝陈老先生晚年安康！
2005年6月10日
写于沪上“面壁居” |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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