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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友人郊外散步，满眼又见田野河畔随风飘絮的芦花。这样的时节和场景，免不了会想起很多的人，很多的事，心头也因此浮现起无限的感念。 今天是原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唐文权教授逝世15周年的祭日。不敢更不愿相信，1993年的10月27日，一位辛勤耕耘于中国近代史领域，著作丰硕，成就斐然的知名学者，一位知我勉我扶我爱我的良师，年仅53岁就匆匆离世？！ 众所周知，始上世纪80年代起，由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开创引领的华中师大历史所，人才济济，群英荟翠，素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镇和中心。缘自1986年秋历史所开办助教进修班，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29位学员汇聚武昌桂子山，主修中国近代史硕士研究生课程，开始了一年半难忘的游学生活。期间，有幸聆听了罗福惠、严昌洪、马敏、朱英、桑兵、赵军、范铁城、乐正、易升运等先生的多门课程；也有幸聆听了众多应邀而来的知名专家学者开设的专题讲座。 与文权先生的初识，是在1987年的早春。先生给我们讲授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课程。印象中，先生每次上课，从来就只有几张卡片纸，但从介绍海内外有关课题的研究动态，到阐述自己潜心所得，从学术团体结构到学术梯队建设，先生纵横贯穿，得心应手，或详或略或轻或重的诠释与阐述，配以富有感染力的话语，深深吸引了我们。课堂上，先生溢于言外的那份对历史的理性批判精神，更为学员们所折服。 为了确保我们写出有质量的课程论文，先生建议分小组自由讨论，为此一次次来到我们校外的住处，轮流参与各组的讨论，然后就选题、纲目、思路和行文上提出意见，并在方法上加以启导。前后一个多星期的研讨方式，让我们这些涉足文史的初学者受益非浅。当时，我以《清末社会思潮与早期南社的文化选择》为题，想在这一问题上下些功夫。先生看过我的提纲和初稿后，充分肯定了选题可贵的“联结点”，认为南社一直是学界研究相对薄弱的领域，选取这样一个具有文化容量的社团，结合中西交汇、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切入其丰富而矛盾的思想性格，由点及面，值得开掘；随后他就文章的框架和观点的提炼作了具体的指导，并建议我“适当删削引文”，紧扣主题展开。拙文最后定稿后，先生给了90分的最高分，还当堂表扬了一番。年底临别华师前夕，我与班长陈晓东一起去校东区的先生寓所辞行。先生以新著《章太炎思想研究》赠我，并在扉页上写下“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之句，勉我克服困难，持之以恒。 自1988年起，我为求学中的困惑与纠结，与先生开始了经常的书信联系。每次请益求教，先生总是不遗在远，启人良知，开人爱心。先生勉我不必为相对闭塞的环境所囿所限，可以就近靠上海、苏州和南京，争取图书资料和师友帮助，“转益多师”中为自己织一个文化学术圈。 那些年，我每到一处，先生都极力为我荐介当地学界师友，不失时机地为我创造治学条件。 1990年初的寒假，知我前往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查阅清末民初报刊资料，先生函介我就近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拜访史家汤志钧先生、吴乾兑先生；暑假我报以去北京图书馆的计划，先生闻讯后赞赏不已，以为“沈潜专志于学，实为名实相副之言。”知我求师心切，信中附有致社科院近代史所杨天石、虞和平、侯宜杰等先生的推荐函。1988年3月我向先生汇报，尝试以“晚清江南市镇”为切入面，就南社（侧重于早期南社）做一些外围连动性思考，以扩大对南社这样一个诞生于江南人文背景丰沃土壤的文化团体进行多重角度的透视。先生认为以南社为主轴，拓展思考空间，视野会更加开阔、厚实。不久，先生告知应邀以“辛亥时期的政治文化”为课题，参加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规划的“中国政治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大项目；作为项目的序幕，初夏将在深圳蛇口召开“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政治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生来函说：“知你近几年正致力于此方向相同、范围接近的南社研究，且重点先做若干外围连动性思考，因此想约你和我合作承担这一项目。今后成果是以论文还是书稿形式出现，可视该大课题的总体情况决定。”为了让我拜识师友，开阔视界，先生通过北京林英先生的帮助，为我争取了与会名额。会后，先生责成我就此课题多作准备，那段时间为框架、为章节、为具体问题的某一观点，师生俩多有频频探讨：我拟将辛亥时期政治文化的“前缘”（前奏）推至明代万历，先生以为未尝不可，并说武大萧萐父先生对近代文化的启蒙问题即作此解；我以“多元的贫困”来界定辛亥时期的文化景观，先生认为此说若作“杂说丛生，兼容并包”，当无不可……。先生要我多注意不久后为纪念“五四”必将出现的讨论热点，留意西方学者有关政治文化类型问题的不同说法，认为“不妨择善而吸收之，自成体统，以便控驭辛亥时期的政治文化更加得当、妥帖。”只是，后来初成10万余字的书稿因故而止。而后学如我，却自以为借此读了点书，悟了点理，奠了点底，写了些虽然从未发表却留存至今的篇章文字。 1989年初，先生告我年内有多处纪念“五四”学术会议的邀约，“如你在我身边，当可尽力荐引前去，而今种种不便，难遂此愿。”随函又将他年前赴粤参加戊戌变法会议的10篇论文一并寄我参阅。1990年3月先生来函：“明年为辛亥80周年之期，近闻除国际学术会外，尚有一青年讨论会。我意此会若行，你当努力争取与会。考虑文章，可从原拟写作之《辛亥时期的政治文化》一书中抽一章节。有此机会可以结交师友，幸勿防过。你因局处常熟，学界信息受到种种限制，少师友切磋之益，当尽力弥补之。”1991年，应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胡伟希先生的力邀，先生参与由冯契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之项目，承担“民族主义思潮”一书的撰写。其时先生正致力于近代佛学研究，自叹难无“分身之术”，当年初夏来函征求我的意见，建议合作此书，希望我多做一点前期工作。不自量力的我接应下来，随之与先生商议框架，几易纲目后分工协作。无奈我尽管倾注了近一年的精力，可迟至第二年盛夏，先生所担章节业已完稿并转我备览，而我仅把开篇章节勉强草就，其余的三章愈感无从驾驭。加之当时家事纷扰、身心俱累之下，我与先生如实坦白了自己力不从心的处境。不想先生不仅没有怪罪我，反而安慰我先好好休养，注意调节。而他却不得不为此夜以继日地赶写，至岁末年初完稿。先生去世后不久，意外收到唐师母转来的520元稿酬，据告《觉醒与迷误》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因我参撰了其中的部分章节，先生临终前特意吩咐的。念及于此，感甚愧甚，禁不住潸然泪下。转过来年的清明前夕，师母在我协助下为先生的坟头立了块墓碑，由我执意凑了二千元请友人勒石以铭，表达内心说不尽的愧疚之情。 那些年，先生对我发愿编纂的《宗仰上人集》尤多致意。说起拙编《宗仰上人集》，最初创意就来自于先生的启悟，更离不开先生的殷殷关切。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活剧是由无数慷慨悲壮震撼心魂的动人情节结构而成的，是由无数忧国伤时怀抱激烈的志士仁人通力合演的。但当人们来追述它的时候，容量有限的现成史书却总只能载录历史舞台上主要角色的活动，次要角色的活动则略而不及或语焉不详。然而要求得对这场革命多面立体的深入了解，又非得在加深对前者研究的同时，加强对后者的探讨。”所以始自1985年起，先生倡议编纂出版“辛亥人物文集丛书”，力图保存和流传他们那些可贵的但却容易被后人忽略甚至遗忘的言论和事迹。本着这一愿望，先生最先纂辑并推出了《雷铁厓集》。此后又和桑兵先生合力出版了《戴季陶集》。记得先生讲述有关近代佛学复兴时，提及弘一、曼殊和宗仰等清末高僧，认为他们亦僧亦俗、不僧不俗、半僧半俗的心路历程，足以为近代社会的过渡性特质提供了典型的解读标本。其中，来自常熟的乌目山僧黄宗仰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试想着能否就此写篇论文，结果发现资料散佚难觅，于是私心发愿能否将其散见于近代报刊上的诗文加以辑录汇集。课后我与先生交流意见，先生知我从常熟来，当即表示这是个极有意义但又需要花极大工夫的课题。因为在他的阅读范围内，有关黄宗仰的文章只有章开沅先生所著《跋乌目山僧癸卯诗三首》，其他几乎很少见到，相关原始资料颇散，需要查阅大量清末民初的报刊。过后，先生把自己从北图所藏《天铎报》、《民立报》等摘录的几处资料索引转给我，又把收有陈玉堂先生《辛亥革命时期部分人物别名录》一文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丛刊》（第五辑）留我参考，并告知民初《佛学丛报》上有不少宗仰诗文，建议我可以先从这里入手，认为“既有此志，当可徐徐图之。”此后，据以上海图书馆所编六大本《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我按“目”索骥，逐页梳理，很快查获了不少诗文线索，由此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先生对此非常高兴，他说学问就是这样，只有在充分占有资料之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才能奠基起步。 武汉回来后的几年内，我几乎全身心地扑在收集黄宗仰诗文资料上。为此四处奔波，备尝苦辛。不过，每次稍有所获，也就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了。1990年2月，知我暑期有赴京访书求学之计，先生函告：“《大风》、《商务》和《时报》上或有宗仰之文，而有关哈同、罗迦陵夫妇有关之史料方面，或亦会提到若干线索。《天铎》京图有，上海不知有否？如去京，则可去近代史所请虞和平同志介绍，查找该所资料。如需函介，我再修书一通。” 记得我在北图近代报刊阅览室查寻《天铎报》时，翻阅到一些醒目的夹页纸条，细看似曾相识的字体，认定是先生留下的手迹。我随手抽取了几张，事后寄先生。经先生确认，正是当年为方便查阅留下的小笺纸，先生以为我们前后相续，不期而遇，可谓“志同而缘合”。至1991年初具规模，我编就了一份诗文目录寄往武汉，并把盛成、郑逸梅、苏渊雷等文化耆宿所题墨迹及照片寄呈达览，先生阅后欣喜之至：“看到那些富有历史意义的老人的近影和手迹，心中蓦然兴感。三分之二以上世纪的风风雨雨，清晰地印在他们的姿容和书室的挂联陈设诸物之上。”此后先生为书稿的出版事宜，先后通过中华书局李侃先生、南京大学卞孝萱先生，以及湖南出版社的友人推举，还联系了北京《法音》文库、南京栖霞寺等单位，甚至考虑向港台方面探询，设法种种，备极关切。先生表示，此书属赔累性质，又系资料，可能难度较大。若无坚强资金为盾，出版社敬谢不敏。假如实在有困难，由他争取列入“辛亥人物文集丛书”的出版计划。先生宽慰我：“这本书，你已化了很大力气，搞到这个地步实在不易，我一定力助其成。”殊不料先生溘然去世，面对手头积存的一大叠资料，我一度心灰意懒，也想就此罢了。但念及先生生前瞩望，心有不甘，于是冒昧地投书于章开沅先生，说明情况。不意接获章先生的热情来函，慈示尽快整理后寄往武汉。随后，仰仗章先生的鼎力相助，与华中师大出版社商议破例资助，并亲自帮我填写出版登记表；随后又仰承卞孝萱先生的慨然赐序、汤志钧先生的热诚鼓励；仰承历史所朱英先生、罗福惠先生、严昌洪先生、文献所李晓明先生等费心费力，至2000年正式付梓。我知道，这中间包涵着学界前辈对逝者的深切怀念。 近五年的时间里，珍存我处的先生惠函达72通，平均每月一封来信。在我与学界多年的通信中，先生与我的书信联系最为频繁。为此，在1988年10月12日给先生的信中，我曾集句赋诗一首：“江上秋风雁几行，独凭山水思何长？千里相隔悬客梦，遥对云天叙衷肠。时常问得鸿雁来，谆谆教诲惜寸光。”先生每年假日买舟东下，几乎都要约我前往面晤，畅叙学界现状，纵论国事民情；为我筹划科研选题和计划安排，勉我自信自强，以为勤思善思，便能渐入佳境。 1988年初夏至初秋的三个月内，我集中精力读了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与先生说起这位笔墨常带情感的近代思想启蒙家“流质易变”的心态，先生告知正在协助汤志钧先生校辑《梁启超全集》，认为梁氏的“多姿多彩”，正可看取为考察充满过渡时代特征的辛亥革命政治文化一个的重要视角，改日见面时可以就此交换心得。1992年我申报《宗仰上人集》编纂的课题被列为江苏省教育厅基金项目。那一次，先生显然为我坚毅中的收获而欣慰，寄来一封四页长信，来信以“功夫不负有心人”开头，随后既谈目次编辑体例，又谈联系出版意向，并督促我在此基础上着手撰写有关专题论文，鼓励我继续努力。但同时特别告诫我：“科研项目纳入资助之列，不失为茫茫学海中之一苇慈航，可省却不少麻烦，带来不少便利，但学术研究绝不能刻意追求功利。”1990年寒假我去苏州看望先生，先生谈到正招收研究生一事，感叹时下考生古文功底的欠缺。我说自己虽然也想通过考研多读几年书，可惜英语荒疏已久，难就此道。先生大不以为然地笑曰：“学位与学养从来不是适成正比的，名不符实者多矣”。转而又勉励我，重要的不是拿到了什么文凭，而在于是否真正私心向学。我打趣地笑答先生：“您不也只有一张大专文凭么？！看来我是再也不想要什么学历了！”听我此番不合时宜的“另类”之言，先生颔首会心。 那些年，先生不仅关心着我的学业，还关心着我的生活。 初到武汉进修的我还是个21岁的小伙。结业回来后的书信往来或晤谈之间，先生不时关心着我的日常生活。知我惯常夜半读书，1988年4月先生在来函中规勉：“夜读固为学人难免之事，但还须节摄，经常熬至凌晨，恐非久计。有张有弛，较为得宜，此事请妥加注意。”也有几封来函特意提到我的个人问题，希望我不要因学业而偏至而耽误。1991年夏日，知我找到了知勉有加的心上人，先生高兴地建议我借假日相聚时带她一同前往。知我1992年春结婚，先生随即以书赠勉志喜。此后每次来信，先生一直殷殷关心着我和妻两地奔波的生活现状。妻虽从未与先生谋面，与我一样心存感动。1993年5月30日先生在来信中写道：“近时你的情况如何？教学、研究、生活诸事是否顺遂？雪花工作忙吗？你们的小千金满月了吧。盼来信略告一二。”临近放假的7月6日，先生又来信，告知其暑中行程安排，要我能否就近常熟查阅几份稀有的地方报刊，并希望我到时能去苏州再叙。不料先生从此一病不起！ 惊悉先生病重住院的消息后，我随即赶去苏州，又陪护了三天。那几天里，先生仍勉励我多读书、多保重。一字字，一句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怎能想象，病榻前的匆匆一别，师生从此痛成永诀？！ 犹忆当年，来自先生对我们的关心，妻暗自准备着年底前为先生织件毛衣。得知先生患病后的半个月内，赶紧一针一线地昼夜编制，织就已大半，还剩一个袖管时，却惊闻先生已去。噩耗传来的当天，妻随我连夜奔赴苏州，又拉上了小妹一起通宵赶织。赶在第二天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这份迟到了的特殊礼物终于安置在先生灵柩前，冥冥中希望能伴先生一路御寒保暖…… 此情此景，抱憾的眼泪却已夺眶而出。 先生，您知道吗？——感念您走得如此匆匆太匆匆，学生悲从中来，无以复加。我哭吾师哀吾师，更痛心自责无力步追吾师未竟的事业。因为您的离去，那一刻的怅然悲恸，那一阵的无所适从，于生命无常的哀叹中，学生一度萌发了从城市回乡村，从大学到中学的想法。曾经的那份悲和痛，一辈子都不会忘怀…… 先生1940年出生于古城苏州。源于江南人杰地灵的潜移默化，地域环境的得天独厚，丰富、活跃了其长于思辨、激扬文才的心灵。1958年考入当时位于苏州盘门新桥巷的苏州师专文史科，1960年毕业后执教于苏州市一中。在随后的十年“文革”动荡岁月里，先生并没有迎风凑趣，而是非同寻常地沉寂苦读，偷偷研治中国近代史，于博观厚积中默默耕耘。改革开放后不久，接连发表了关于章太炎研究的一组论文：包括《戊戌变法时期的章太炎》(《中国哲学》1980年第8期) 、《试论章太炎哲学思想的演变》（《哲学研究》1981年第2期)《辛亥革命前章太炎的佛学思想》(《中国哲学》1982年10月第8辑)等力作，并应邀参加了1981年10月在武昌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开创性的见解引起学界瞩目。1983年春，先生为学术为事业，负笈远游，举家西迁。在武汉的10年间，先生真积力久，笔耕不辍，或独力撰写，或与人联袂，先后出版了《章太炎思想研究》（1986）、《雷铁厓集》（1986）、《戴季陶集 (1909—1920)》（1990）、《东方的觉醒：近代中印民族运动定位观照》（1991）、《平凡的神圣：陶行知》（1992）、《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1993）等专著，尚有散见于报刊的大量论文。从近代启蒙思潮到民族解放运动的探寻，从近代文化人心路历程的系列追踪和剖解，从倡议辛亥人物文集丛书的编纂整理，先生倾心倾力，探幽发微，堪称1980-1990年代崛起的史坛中坚之一。此间，先生积极协助卞先生将所藏清以后碑、传，编为《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两书先后出版。一篇《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的论文（《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先生尝试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近代人物，称得上是心态研究的力作。先生曾告诉过我，以个人之力撰写一部《中国近代佛学史》，一直是他的夙愿。由《中国文化》1995第11期刊发三万多字的长篇论文《杨文会与清末佛教革新运动》，就是先生代表性的遗作。 久居荆楚，先生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苏州，总心系梦牵了一脉特殊的感情。先生每每感言：“江南风景，莺飞草长，远游之人，能无感情？”一份莼鲈之思，至亲之念常常抑不可止。为此，先生不论风雨寒暑，年年归乡。每回旅路折返，他为古城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振奋，为家乡经济的腾飞而自豪。 先生英年早逝，魂归故土。15年悠悠岁月，15年哀思绵绵。15年来，先生的音容宛然在目，先生绵长的学问精神依旧滋润和激励着我。可以告慰先生的是，从当年的《宗仰上人集》到如今的《黄宗仰传论》，前后20年的光阴，学生始终默默坚守着，守望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今天高校教育推行“导师制”管理模式，如何指导学生，如何引导他们做人做事做学问，先生当年的风范无不深深地启示着我、影响着我…… 窗外秋雨正潇潇。学生谨以此文，祭奠先生在天之灵。 2008年10月27-11月8日于清欢轩 （感谢沈潜先生惠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