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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1 月 14 日，史学大师林志纯先生在福州与世长辞，享年 97 岁。 林先生学究天人，贯通古今中外，是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的元老和泰斗，为建设中国世界古代史 学科，创建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和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建立了卓著的功勋，获得了 全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同仁的尊敬和爱戴。在此，谨代表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向林先生表示崇 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世界古代史学科是一门比较年轻的新学科。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学者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 与文化展开研究，形成了西方古典学的传统，但直到 19 世纪在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等领域取得长足的 进展后，才可能对全世界古代的历史进行比较深入的整体研究。所以，世界古代史作为一门学科，实际上在西方也要到 20 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 在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建立的时间更晚。解放前，在某些高等学校的历史学系中有过关于这方 面的课程，但称为西洋史或西洋上古史，主要讲授一些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与文化，约略涉及古代埃及 和巴比伦的历史，尚谈不上有关整个世界的上古史。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各高等学校历史系纷纷开设世界古代史课程，老一代知名的世界史学者，如周谷城、雷海宗、齐思和、 陈同燮、吴于廑、郭圣铭、胡锺达、李雅书等，都为在中国创建世界古代史学科做出了重要的功献。 然而，林志纯先生近 60 年来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始终努力不懈，并取得了辉煌的成 绩，不愧为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奠基人和指导者。 一 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是福州人，生于 1910 年 11 月。自幼聪颖好学，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 献身科学的志向。他最初在私塾读书，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底，后入中学接受西学和现代科学的教育。 由于家贫，很早就半工半读，参加教学实习，先后在福州荆河小学、福商小学任教，投身教育事业至 去世长达 80 年。 1939 年，林先生入上海大夏大学学习，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旁听，师从著名学者王成祖教授。 1941 年毕业后，在国立上海临时大学和大夏大学任讲师，主要讲授中国史，也关心外国史，力求打 通中外。林先生精通英语，曾多次在上海著名西文报刊如《字林西报》等发表英文文章，并开始在上海俄侨开办的俄语班学习俄语，更涉猎拉丁文。 1949 年新中国诞生。根据国家的需要，林先生于 1950 年离上海到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任教，这是 林先生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他从一个旧中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主要 从事中国史的教学研究，转为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研究，最终成为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领域的 一代宗师。 从 1950 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先生在东北师大历史系讲授世界古代史，勤勤恳恳，教 书育人，为社会主义祖国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这里应特别指出 1955—1957 年的世界上古史研 究班。1955 年，苏联派出第一批专家来华讲学，其中世界古代史方面的专家在东北师大授课。于是， 东北师大历史系办起了全国性的世界上古史研究班，为期两年，学员来自全国一些重要高校从事世界 古代史工作的青年教师。与苏联专家合作指导研究班的东北师大中方教师，就是林志纯先生。 林先生不是简单地以苏联专家为主，配合他做些工作，而是胸怀全局，独具慧眼，力图以研究班 为基地，培养出一批年轻的史学英才，以开垦中国一片空白的世界上古史园地。林先生严格地指导和 督促学员，要求他们既要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要学会至少俄语和英语两门外语；既要听好苏联专 家讲课，熟读一般的教材和讲义，又要钻研和翻译外文的第一手史料和原始文献。他更因才施教，根 据学员的不同兴趣和条件，鼓励他们不仅要掌握整个世界古代史的总体内容，而且要互相分工合作， 对世界古代史领域内不同时期、地区和方面的专史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例如，毛昭晰之于原始社会 史，刘文鹏之于古代埃及史，周怡天之于古代西亚史，崔连仲之于古代印度史，刘家和之于古代希腊 史，等等。 苏联专家来华讲学是短暂的，时间不过两年。林先生对研究班学员的指导都是长期的，乃至永恒 的。50 年来，原来研究班的学员们仍一直与林先生保持联系，继续在林先生的关怀下不断前进。可 以说，通过研究班的培养，林先生在祖国大地各个角落播下了种子，造就出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古代史 方面的青年学者和精英人才。 林先生不仅指导学生研究世界上古史，而且以身作则，勇往直前地向世界古代史的科学高峰进行 全方位的冲刺和攀登。 首先，林先生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世界古代史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最突出的是，他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长文，于 1956 年由人民出版社发表。 众所周知，这是马克思在 1857—1858 年间所写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巨大手稿的一部分，内容艰深难懂， 翻译更为困难，我国学术界久闻此稿，渴望一读，苦无合适译文，为之扼腕。而林先生以一人之力， 在较短的时期内将其译出问世，其胆识、功力和贡献都是非凡的。 其次，为推动我国的世界古代史教学研究，林先生译出了苏联学者狄雅可夫和尼科尔斯基 1952 年主编的《古代世界史》一书的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三编，在 1954 年春由中央教育部油 印分发各校参考，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铅印刊行。其后林先生又与史亚民合写《古代世界史》一 书，1958 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较早的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成的世界古代史教 科书，其教学和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再次，林先生又致力于编集和翻译世界古代史领域的原始史料，以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他 译出了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一书，又编译了《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史料集，两书皆于 1957 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62 年更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最后，林先生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根据新资料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对世界上古史领域中一 些重要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例如：《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与原始社会史上一些问题》（载《东北师 范大学科学集刊》[历史]1956 年第 1 期）、《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载《历史研究》 1956 年第 12 期）和《谈谈古代东方专制国家》（载《历史教学》1957 年第 9 期），等等。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林先生为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的多 方面的贡献，其开拓、奠基，功不可没。林先生治学有两大特点：一个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具有宏观 的眼光，运用唯物史观来建构不同于西方学者的世界上古史体系；另一个是高度重视原始文献和第一 手史料，尽力收集新资料，吸收新成果，来研究历史，发表自己的见解。 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和“学习苏联”是我国党和政府的国策，学习马克思主义更离不开苏 联方面的观点和资料。因此，林先生这一时期关于世界上古史的观点和体系，例如对五种生产方式， 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东方专制主义等问题的看法，是深受苏联学者影响的，其著作也大量引用了苏 联方面的资料和文章。但是，正由于林先生重视发现新材料，注意吸收新成果，又富有独立思考的精 神，从 60 年代开始，林先生的学术研究已显示了跳出苏联窠臼的端倪。这主要表现在 1962 年他发表 的 3 篇文章上，它们是：《关于新发现的古希腊波斯战争史的一段碑文》（载《光明日报》1962 年 5 月 14 日）、《荷马史诗若干问题》（载《历史教学》1962 年第 9 期）和《线文 B 的译读》（载《文史哲》 1962 年第 5 期）。在这些文章里，林先生介绍了西方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自己的看法，其附注大量引用了西方学者的专著，只有两处提到苏联学者卢里耶的著述。 二 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学停课闹革命，狠批封、资、修。既古且洋的世界古代史被 打入冷宫，林先生也受到冲击。思想批判，上山下乡，纷至沓来。但是，林先生不受干扰，专心治学， 在十年动乱的艰难环境里，认真阅读马、恩原著，尽可能注意掌握国际学术界的新资料和新成果，对 人类历史特别是古代世界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探索和钻研，取得了新的突破、超越和飞跃。 文化大革命结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四个现代化，百废俱兴，气象万 千，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史学界也不例外。林先生怀着满腔的热情，意气风发地以崭新的姿态投入战 斗。 1979 年，在林先生的组织和指导下，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长春成立，林先生当选为研究会 的理事长。28 年来，在林先生的直接领导、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研究会先后召开了 3 次国际学 术盛会，6 次全国代表会议，7 次世界上古史、5 次原始社会史、5 次古西亚北非史、5 次古希腊罗马 史和 1 次古南亚东亚史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起到了组织全国世界古代史工作者展开交流讨论与合作研 究的作用，并促进了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底子薄，基础弱，人才少，存在大量学术空白，尤其是多种古文字无人精 通。林先生虽年届古稀，却发宏愿，立大志，决心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克服困难，扭转这种状态。 他联合周谷城和吴于廑二老，一再发出加强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呼吁。1984 年教育部高教一司因 之发出了（84）教高一司字 053 号和 054 号文件，决定在东北师大建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办 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每年聘请 3—4 名外国专家给学习班讲授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西方古典学以及各种古代语言文字。就这样，从 1985 年起，东北师大已办了多期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 还每年招收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 世界古代史方面的人才。其中优秀者，更由于林先生的奔走和努力，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有的已 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中国有了第一批熟悉乃至精通古代埃及象形文字、古代西亚楔形文字和古希腊、 拉丁语的中青年学者。 此外，林先生在东北师大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又创办了《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从 1986 年起以外文版（英文为主）在国际上正式发行，每年一期，迄今已出 版了 22 期。2007 年起，该杂志又以《古代文明》为名，出版中文版。这是我国唯一的世界上古史方 面的期刊，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声誉。为了促进中外古典文化交流和填补我国在世界古典文明史方面 学术空白的百年大业，林先生更联合周谷城、吴于廑、张政烺、胡厚宣、周一良、任继愈、张忠培、 刘家和等专家学者组成编委会，编印出版中外文对照印本的《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以近东古文献、 西方古典文献和中国古典文献为主，已出版了《苏美尔王表》、《孔子的政治学—〈论语〉》和李维《建 城以来史》（前言、卷一）等多种著作。 1979 年以来，林先生不仅为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发展在规划设计、组织建设、人才培养和书 刊出版等方面尽心竭力，立下汗马功劳，而且进一步著书立说，笔耕不辍，发表了数以百万字计的著 述，建立起了具有其人特色的世界上古史和中西古典文明史的史学体系。 1979 年和 1981 年，林先生主持编写了《世界上古史纲》上、下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部 著作中，林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广泛运用原始史料和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现及研究 成果，对人类历史上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两大阶段的具体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论述。 特别对劳动创造人类、原始群和原始公社、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农业之发生与人工灌溉之发展以及 文明之起源、奴隶制社会前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公有制到私有制的中间阶段、大土地所有制与 小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奴隶制城邦与奴隶制帝国、国家发生的 3 种主要形式、欧洲文明之起源、亚细 亚生产方式和古代西亚农业公社等世界上古史上一系列重大的根本性问题展开了专门的探讨。《世界 上古史纲》一书的发表，是林先生学术思想和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奠定了林 先生关于古代世界从城邦到帝国发展的理论体系，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关于古代城邦 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之后，林先生接连发表《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载《历史研究》1980 年第 3 期）和《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载《历史研究》1981 年第 3 期）等一系列 论文，运用他关于古代城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早期国家政治制度。1989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林 先生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一书。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城邦史综论”，由林先生撰写，下 篇“城邦史各论”，则由其他专家学者执笔。在此书中，林先生进一步丰富、深化了他的古代城邦普 遍说的理论，对城邦与城邦联盟、古代城邦的政治制度（公民、长老会议、城邦首领、城邦联盟盟主）、 古代城邦政治形式发展的 4 个阶段（神话传说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城邦、史诗时代的原始君主制城邦、 春秋时代的公卿执政制城邦、战国时代的城邦趋于解体与向帝国过渡）以及古代城邦的历史人物（改 革家与独裁者）等 4 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1990 年，东北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林先生主编的《孔子的政治学—〈论语〉》一书。随后，林先生 又发表了《中西古典民主政治》（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 年第 3 期）等多篇论文。1997 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林先生撰述的《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专著。在这些力作中，林先生对古代文明世界 与中西古典文明，特别是古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创始时期和全盛时代展开了广泛、深入、细致的研讨。 林先生在这方面的观点，整体说来，似乎可以概括为：古代文明世界存在于三大地区（古代北非、西 亚、南亚、中亚，古代欧洲，古代中国），构成为两大系统（中、西古典文明），发展分两大阶段（城 邦—帝国）说。具体说来，就中国而言，似乎可以大致归结为：东方专制主义为两千多年来误解说； 中国早期国家系城邦民主说；“周天下”乃城邦联盟说；“六经”皆“邦学”说；古典中国无西方所谓 “黑暗时代”与排他宗教说；古典中国具有民主、革命与兄弟民族思想说；西方中世纪 Feudalism 不 适用于中国古典时代，不宜译为“封建”说，等等。 1999 年夏，东北师范大学召开了庆祝林先生 90 华诞的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中西古典学引论》 一书，该书包括了改革开放以来林先生发表的主要论文和学术精华。经过毕生的思考和写作，林先生 构筑起了他关于整个古代世界历史和中西古典文明的史学体系，具有高屋建瓴、囊括天下的气势，可 谓贯通中外，博大精深，令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当然，这样一个眼界开阔、思想新颖的庞大体系， 在草创之际不可能尽善尽美，必有不足之处和可以商榷的地方，有时甚至似有口气太大、过于武断之 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林先生的各种观点学者们自会讨论，发表不同意见。然而，林先生思 想著作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则是众所周知、无可否认的。 三 林先生对教育事业和史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来自于他的高尚品格， 这里大致提出以下 4 个方面： 第一，热爱祖国、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精神。林先生自幼即受家乡林氏名人如林则徐、林旭、 林觉民等爱国思想的熏陶感染，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热爱中国的历史文化，痛恨帝国主义侵略。他早 年治中国史，至古稀、耄耋之龄，复以全球历史为背景，热情赞扬中国古代民主政治，歌颂古典中国 之革命民主传统、兄弟民族思想与兼收并包异域文化的泱泱气魄。在《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末章， 先生以慷慨激昂的笔触，大书特书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未尝间断，“数千年来，自传说至实践，血缘 关系、文化传袭、政治分合、皆一家人也……祖宗之教训，人类之大同，中国人之高贵品德与仁政王 道之思想与实践也。”先生进一步总结中国历史之经验，写道：“奠定此种品德思想之基础维何？曰革 命也，人民革命也！……汤武之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之国人革命，由是而奠定春秋时代世界 历史上最光荣最丰富的民主遗产！孔子、墨子之言论，管仲、子产之实践，而后归结为秦帝国末流之 陈王作难，儒墨之徒群趋与之俱死，而换得布衣领导之天下国家，而一变王侯将相世袭之种！自是而 后，凡天下大势郁结而不可解之日，必有人民革命起焉，自农民而工人为领袖，而书生学者亦纷纷投 身共挽狂澜，以是能外抗侵略，内兴邦国，而不至于坠入‘黑暗时代’之境域，艰苦奋斗，数千年以 至于今！”1 先生爱我中华文明、讴歌革命传统之澎湃激情，跃然纸上，溢于辞表，感人至深！ 第二，无私忘我、一心治学、诲人不倦的奉献精神。纵观林先生 97 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 全心全意教书育人、专心致志研究史学的道路。凡熟悉林先生为人与作风的人，都知道先生一生无私 欲，无他好，所思所想所做所为无不为了培养人才和建设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先生治学之勤奋，是惊人的。他终日读书写作，往往半夜即起，通宵达旦，不知东方之既白。一年四季，工作如恒，周 末假日，从不休息。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如前所述造就了毛昭晰、刘家和、崔连仲、刘文鹏、周 怡天等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古代史学者，而后又培养了郝际陶、王乃新、吴宇虹、拱玉书、令狐若明、 金寿福、宫秀华、张强、傅永东、周巩固、黄洋、颜海英、陈旭、李政、王丽英、郭丹彤、李晓东等 第二、第三代学者。林先生不仅严格要求学生认真学习，并且对他们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就我亲身 所见，1982 至 1983 年郝际陶赴希腊留学，林先生以 70 多岁的高龄，不辞千里之遥，离长春亲自到 北京机场两次送迎。又如，1993 年，林先生慷慨解囊，私人资助张立春、刘艳文参加留学生出国预 备班学习 1 年，而后赴德国深造。这都是他无私奉献精神的体现。 第三，垦荒播种、脚踏实地、锲而不舍的创业精神。我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条件差，基础薄弱， 学术上一片空白。50 多年来，林先生为创建这一学科费尽心血，不遗余力。先生有远大的理想，力 图使中国的世界古典文明研究在国际上能与外国专家学者平起平坐，做出中国特有的贡献。他知道， 这谈何容易，必须不怕艰险，排除万难，一步一个脚印，从头做起。林先生提出了“垦荒播种，从零 做起，脚踏实地，不务空言”的方针口号。1他既这样说，就如此做，并要求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 也这样做。自 1983 年我担任研究会秘书长以来，林先生每见到我，都语重心长地叮嘱我：“我们必须 好好干，做实事。”但是，真要大力开展世界古代史研究，势必要攻破不懂古代各国语言文字的难关。 我望之却步，认为以中国的条件不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然而，林先生却以大无畏的勇气和坚毅的魄 力，矢志不移地全国奔走，上下呼吁，终于创建了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长期聘请外国专 家来华讲授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西方古典学，以及各种古文字，培养出了中国自己的掌握埃及 象形文字、西亚楔形文字和希腊、拉丁文的学者。这简直是奇迹，是我想都不敢想的，而林先生都做 到办成了。林先生的创业精神实令人钦佩景仰。 第四，高瞻远瞩、贯通中外、不断奋进的创新精神。林先生早年研究中国史，1949 年后树立唯 物史观，致力于世界古代史研究。初深受苏联观点的影响，60 年代后开始打破苏联框框，进行新的 思考和探索。1979 年，建立起关于古代世界普遍由城邦到帝国发展的史学体系。之后，更加强对中 国古代民主政治和中西古典文明史的探讨与考察，确立了古代文明世界三大地区、两大系统和两大阶 段的理论。从先生一生治史的轨迹和等身的著作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林先生能从全球的高度，比较中 外历史文化，不断掌握新资料，吸收新成果，随时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正、充实、提高，敢于否定过去， 超越前人与自我，做出新突破。这种不断更新前进的创新精神是难能可贵，值得我们仔细学习的。 总之，林先生的成就是卓越的，贡献是巨大的，品格是高尚的。我们应认真学习他的崇高精神， 继承发扬他的宝贵史学遗产，办好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和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加强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大力发展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 四 最后，回顾一下林先生对我个人的关怀、培养和教诲。我 195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57 年为南开大学历史没有听过他的课，也没有参加东北师大世界上古史研究班。但我没齿难忘林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提 携之情和同乡之泽，我是将林先生作为恩师对待的。 在大学时代，就知道林先生的大名，十分钦佩。报考南开大学研究生时，指定的参考书就是林先 生翻译的苏联学者狄雅可夫和尼科尔斯基主编的《古代世界史》一书，我将它从头至尾反覆读了多遍。 可惜我 1958 年成为右派后即赴农村农场劳动，1963 年后转而从事日本史研究，一直无缘见到林先生。 1974 年冬，曾随吴廷璆先生到长春参加关于日本儒法斗争的讨论会，访问过东北师大历史系，朱寰 先生接待了我们，但林先生当时不在学校。 第一次见到林先生是在 1978 年冬，当时林先生住在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对《世界上古史纲》做 最后的校订工作。我刚刚回到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岗位，到北京办事，听说林先生在北京，就冒昧地到 人民出版社登门拜谒，并呈上新从北京中国旧书店买到的拙译《希罗多德<历史>选》一册。 该书注 释中提到了林先生 1962 年 5 月 14 日在《光明日报》刊载的《关于新发现的古希腊波斯战争史的一段 碑文》一文，后来西方学术界对这个碑文内容的真伪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因此，在会见时我就此问题 向林先生进行了请教。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对我说：我早就知道你，看过你译的《李维<罗马史> 选》。你虽身处逆境，却能专心治学，注意考古新发现和国际学术动态，是很不容易的。先生的亲切 交谈和大师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9 年夏，林先生在长春主持召开了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于可先生代表南开大 学历史系出席了会议，我没有前往，但提交了与于可合作的《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文。于可 回津后，对我说林先生在大会上表扬了你，说南开大学的王敦书在困难的条件下能踏实读书，关注国 际学术界讨论的前沿问题是难能可贵的。我听后颇有受宠若惊之感。 1980 年秋，研究会在曲阜召开了关于古代城邦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我参加了会议并提交了与于 可合写的《关于城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1981 年春，天津举行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盛大学 术研讨会，我与于可提交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几个问题》一文。这两次会议林先生都 未出席。在我和于可先后发表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城邦的 3 篇文章中，除了充分肯定《世界 上古史纲》一书的重要学术价值，也就一些问题与林先生提出了商榷，表述了自己的见解。说实在的， 我心里是非常惴惴不安的，觉得林先生是大学者，对我也很好，自己作为一个后生小子竟敢“撚虎须”， 表示不同意见，实自不量力，恐怕得罪了林先生以后日子不好过。 1982 年春夏之交，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刘家和先生等编撰的《世界上古史》教材的评审会。我报 到后刚住下，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意外地发现竟是林先生，这是我与先生的第二次相见。 林先生高兴地对我说：敦书，我了解你。我和你都是福州人。你们王家称西清王氏，是福州名门，出 过状元。你还有一个姑婆名叫王孝英，是福州有名的女教育家，我青年时曾在她创办的学校中教学实 习，对她很仰慕，你要好好努力，勿坠家声。林先生的宽宏大度与长者之风，令我手足失措，感激涕零。之后，林先生回到长春，竟聘我为东北师大世界古代史方面的兼任副教授，而我当时在南开还不 过是讲师的身份。 1982 年 11 月 2 日，我去希腊研修，突然在北京机场见到了林先生和林师母。他们是来给郝际陶 送行的，自然也一同欢送我。然而，对我来说，他们是到机场来送我的仅有亲人，因为我的妻子没有机会来，在北京语言学院就与我告别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师母。林师母待人和蔼可亲，与林先生 伉俪情深，婚后辞去工作，专门照顾先生起居，并悉心整理誊写先生手稿，是林先生的贤内助。林先 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林师母的支持分不开的。 1983 年 5 月，研究会在郑州大学召开了第二次代表会议，我从雅典向大会遥寄了《斯巴达早期 土地制度考》一文。在会上，林先生和吴于廑先生一同提名我担任研究会的秘书长职务。从此，我就 一直在林先生的直接指导与谆谆教诲下从事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和我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建设的 工作。他的学识、精神和人格，深深地感召着我，这些已见前文，不再赘述。 1989 年，南开大学历史系申报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博士点，提名我为该专业的博士生导师。1990 年 2 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评审会，林先生出席了会议，给我投下了有力的一票，这一票是有千钧之 重的。最终，我被通过为博士生导师，但南开大学的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博士点未能通过。于是，我 就挂靠在东北师大招收古希腊罗马史和西方古典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成为那里的兼职博士生导师。 1990 年末，由于林先生的推荐和努力，我被聘为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的名誉所长。敦书 不才，何德何能，享此殊荣，诚惶诚恐，无以为报。此后，我几乎每年都来东北师大参加博士生和硕 士生的论文答辩，聆听先生的教诲。 林先生不仅在学问与为人上教导着我，而且关心我的身体和健康。1984 年在昆明召开原始社会 史学术研讨会，闭幕时我作为研究会的秘书长给每桌敬酒。林先生知道我爱喝酒，并有一定的酒量， 还是亲切的劝我不要过量。12 年后，研究会在苏州举行 1996 年学术研讨会时，刘家和先生陪我喝了 几杯。林先生风趣地说，刘家和与王敦书是酒友。刘先生更幽默地答道：幸亏我是素食者，不吃肉， 要不然林先生就要说刘家和与王敦书是酒肉朋友了。说罢，大家都哈哈笑了起来。 1998 年，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会后，游黄山。林先生已年近 90，都徒步登上了光明顶， 堪称人瑞。当晚，我与张强在黄山之巅侍林先生入寝，幸也何如！1999 年 11 月，研究会在福州武夷山举行了学术研讨会，庆祝林先生 90 大寿。散会后，我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古典学者梅耶尔博士随 林先生夫妇同赴福州。在福州期间，林先生还约我们到他弟弟家里晚餐，谈笑风生，其乐融融。临行 时，3 位老人亲自送至楼下，情意深重。 2003 年 5 月 25 日，林先生以 93 岁的高龄，亲笔为拙作《贻书堂史集》题词：“日知其所亡，月 无忘其所能”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勉励我要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创新前进。2005 年 6 月，我到东北师大参加研究生答辩，林先生没有出席答辩会。我与内人同去林先生家看望，林先生和 林师母再次热情地招待我们，但我的心情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林先生精神矍铄，身体健康， 惧的是先生记忆衰退，谈话甚少。其后，林先生与林师母返福州，未再回长春，没想到，这竟是我与 林先生的最后相见和诀别。 林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存，先生的道法文章，山高水长。我现年逾古稀，退休已 有 3 年，今年也将辞去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职务，逐渐淡出史学界。但我当以林先生给我 的题词和林先生的名号“志纯日知”为座右铭，鞭策自己努力不懈，坚持学习，生命不止，自强不息！ 2008 年 1 月 20 日 于华盛顿 [作者王敦书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30007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