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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侠先生，著名历史学家。1923年生于山东省巨野，1944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大历史系，1948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旋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读研究生，师从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先生。1951年3月至1953年12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自1953年至今，任教于天津师范学院（后改称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曾任河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顾问（原理事长）、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河北省社科联副主席等职。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古代史、辽宋夏金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著有《隋末农民起义》、《秦汉农民战争史》、《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辽夏金经济史》（与乔幼梅教授合著）、《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历史研究法》以及包括《求是集》、《知困集》、《探知集》、《两宋政治经济问题》（与邓广铭先生合著）在内的160多篇论文。主编《宋史研究丛书》、《宋史研究论丛》、《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十卷本《中国改革通史》等多种，《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史学家栏目收录他的辞条。河北大学宋史研究的创建者、奠基人。2001年11月2日，舍我学子，不幸辞世。 先生猝然去世的噩耗传来，确乎难以令人置信。然而，面对铁一般冰冷而确凿的现实，我顿时陷入了巨大的震惊和无边的沉痛之中。跪在先生的床前，看着先生安详而沉静的面容，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述的痛楚撕咬着我震颤不已的心：先生，您，就这么，走了吗？在难以自抑的泪眼中，七年以来，与先生交往的往事，又一幕幕闪现在脑海之中…… 初识先生，是1994年的10月14日。那一夜，先生在七教的阶梯教室，为河北大学全校学生做报告。我逃了课，去一瞻入学以来屡屡听人说起，慕名已久，而不得拜识的史学名家漆侠先生的风采。而这一夜，却自此注定了我与先生的师生之缘。 那一年，先生71岁，但仍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先生的报告，知识蕴涵量相当丰富，信息量很大，或先秦诸子，或宋儒哲言，或精粹史料，或英语名篇，先生随口道来，妙语横生，文采斐然，真知灼见一如秋季里丰实谷米的清香，飘扬在诺大的教室中，盈满学子的耳膜。教室里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会心的笑声。我为先生的博学卓识所深深地折服了。先生还讲了抗战时期，他在四川绵阳六中和昆明西南联大求学时的艰苦岁月，劝勉大家珍惜今天的大好时光，好好学习；讲了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地位，以及先生学术研究和培养学生的宏伟计划……我又为先生那老而弥笃的事业心、进取心所感染了。报告会之后，先生欣然为我题字留念：“多掌握史料，并以科学的理论驾驭史料，是历史科学发展的基础。”（1999年夏天，先生又兴致盎然的以毛笔书赠。言简意赅，治史箴言，墨浓纸香，至今珍存。我不知道，是否在漆门诸多高弟之中，我是否惟一一个拥有这样墨宝的学生）。 自此之后的大学时期，我还有过数次接触先生的机会，而更多的则是敬畏于先生的广博学识，自己却浅陋无知，除有几次斗胆前往请教疑难，和求赠《宋代经济史》下册，此外不敢与先生过多的交谈，更多的则是时不时敲响高聪明博士的家门。而第一次单独拜见先生，先生教导初学者的读书要点，和见我紧张而问起我家乡劳模吕玉兰的对话，至今难忘。时常，则是远远地注视着先生行色匆匆地走在上下班路上的身影。 1998年初，我复回母校，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再次报考先生的研究生，3月后，与先生的接触才日益增多，渐渐得以朝夕请益，亲聆謦欬。这年初夏后的两年多内，请益更多，并几乎每周都有至少三或五次，多则每日即有三五次，每次短则一、二十分钟，长则一两个多小时的聆听教诲的机会。我常想，余生何幸，竟得一代名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也就在那个夏天，先生就不断给人提起：如果考不上研究生，他将想法把我调入河大。几年中，先生在学识上的言传身教，以及这一句话，时时震动着我这颗感恩的心。 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关爱，是终生难忘的；先生对我为人处世的教导，也是终生难忘的。先生对我的教诲，一是论文的指导，一是课上课下数百次的知识传授。1998年3月，师侍之初，获悉先生欲寻一学生从事宋代役法的研究。思考一番之后，遂斗胆请命，不料竟获先生恩允。并教导说：宋代役法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学者已经做了一些工作，自己也有过研究，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弄清。先生要求：一、先写一篇总结前人已有研究的文章。这篇文章不能写成时下流行的记“狗肉帐”式的，要突出重点，按研究成绩的大小，依时间先后，作一回顾。然后，努力探寻下一步要做的工作。二、不要单就宋代的役法而研究宋代役法，有关宋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问题等，都要多看书，多思考；更重要的是，要多看宋代前后各朝代的相关问题的内容和研究成果，主要抓住王安石改革差役为募役的历史进步意义，进行考察。先生指出：宋代的差役之法，远继魏晋，近承隋唐，是源远流长的。对募役法的历史进步作用，先生早在1959年出版的成名作《王安石变法》中已经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几年以来，我努力遵循先生的指导，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已经按先生的指导，完成了那篇回顾性的文章，并经先生的再三指导，写成定稿。然而，就在前几天，先生还在听我对有关职役问题的学习汇报（并说起未来是否考博等打算），惜乎未看到修改后的定稿，就遽归道山了。 先生那睿智的头脑和丰富的知识积淀，每每闪出智慧的火花，照亮后学求知的道路。同样，在每一次的谈话中，都会给我许多知识。除了在《历史研究法》和宋史专题课课堂上的所得之外，先生对我的教诲，或在他的办公室里，或在接送先生的路上，或在数十次陪先生输液的床前，或是帮着先生整理、校对文稿和书稿的时候。而先生在治学方法上的教导与点拨，则更是弥足珍贵的。先生不止一次地讲：学术研究，一定要抓关键问题，抓大的方面，“擒贼先擒王”。不要鸡零狗碎，眉毛胡子一把抓，“贤者得其大者，不肖者得其小者”；“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什么是“史识”？从这些方面就可以反映出来。要在博（贯通）的基础上约（专题研究），要在约的基础上再求博。“光学历史，学不好历史；光学宋史，学不好宋史”。只有贯通古今，博览群书，才会在学术上有大的作为。“博学未必有高识，而高识一定是建立在博学的基础上的”。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多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另外，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都要看。在掌握科学的理论的基础上，考据的方法是最基础的研究方法，史学注重的是实证研究。其实，这正是先生书赠给我的那句赠言的精要。如今，想起这些话，晶莹的泪光里，脑海中盈满了先生那会心的笑容和爽朗的笑声。 先生对我的关爱，除了学业上的不断教导之外，还对我生活上的许多细小之处，给予关怀。1998年，我放弃了工作返回母校，准备考研，先生担心我的生活保障，数次提及。这年夏天，先生看我像是一个认真“念书”的，曾几次说：“你要学好外语，争取考上。如果考不上，我想法把你调进来。”再如暑夏时期，先生安排我住在一个较凉爽的地方（他的办公室，有空调），让我休息好，以便学习好。再如先生知道我有胃病，每逢冬季天寒，就嘱告我要多穿衣服，注意保暖，甚而好几次要拿出钱给我去治病。有一次，我抓来中药，自己却没有熬药的药罐和必备的火炉。先生听说后，担心我不会熬药，几次要我到先生的家中去，说他家的保姆最会熬药了；最令人难忘的是，有几次，先生还让我与他分享别人送给他的碗口大的水蜜桃、香瓜、石榴、西瓜等，而那次的水蜜桃只有四个，先生吃一个，我吃一个，剩下的再拿回家给老师母分享……先生对我的好，就像慈父一样。 先生对我的另一方面的教育，是在为人处事方面。2000年的6月末，先生训诫我：一个学者，不但在学术上不能有畏难情绪，要知难而上，而且也不要有骄傲情绪。“吾生亦有涯，吾知亦无涯”。学问是没有止境的。不要取得一点点成绩就沾沾自喜，不要因为自己多掌握了一点知识就轻视别人。先生对我的骄傲情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训告我要善与人处，达到“又红又专”。2001年春天和夏天，则三四次以一位理科教师为例，教育我说：“如果你是一个草包蛋，别人压你，那你是活该；如果你不是一个草包蛋，别人想压你，也是早晚都压不住的。”也一再以自己为例，谈起他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范文澜先生身边工作时、“文革”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生性愚钝，虽一再努力，在先生生前，也许未能达到先生的严格要求。 先生是一代名师，史学大家，他的学术贡献是极为卓著的。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古代史诸多重大问题、宋代思想文化史等诸多领域，先生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和重大建树和创获。《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和即将出版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160余篇论文，都是后学攀登学术高峰时的必读之作。而先生历尽曲折，备受艰难，仍然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对学术孜孜不倦地追求的奋斗精神和敬业精神，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亲聆教诲的余音还在萦绕，陪同先生一同走过的花园在初冬中依然有树绿花红，先生办公室的纸笔尚在，散满的办公桌上展开的书和卡片还在，未完成的论文稿还在，著述还在，而先生，确已离开了我们。“绛帐已空，文史新难问何人？”（南开大学历史系叶振华先生所撰挽联）这似乎是无数后学如我的无奈的慨叹。 先生，又是冬季了，天冷了，路滑，您，一路走好…… （感谢刁培俊先生惠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