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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卢卡斯(ＣｏｌｉｎＬｕｃａｓ)教授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科学院院长。90年代中期被聘为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院长。贝里奥学院是牛津最古老的学院之一。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在该学院学习。撰写了不朽名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爱德华·吉本也曾就读于贝里奥学院。五年前,卢卡斯教授被推选为备受尊重的牛津大学常务副校长。牛津大学正校长是一名誉性职务,现由英国自由民主党创始人金肯斯爵士担任。李岚清副总理1996年访问英国期间,曾到贝里奥学院访问,受到卢卡斯院长的热情接待。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卢卡斯教授应邀赴会,并做了重要讲话。卢卡斯教授对中国非常友好,前年受上海、深圳等市市长的邀请访问了中国五大城市,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卢卡斯教授后来对我说这些市长都是很能干的人。2001年,清华大学校庆,卢卡斯教授再次出席庆祝会。 70年代,卢卡斯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选法国大革命为其论文研究方向。卢卡斯独劈蹊跷,前往法国内地一小镇,仔细阅读钻研该镇保存的大革命时期的大批档案文献。从而能从新的角度对法国大革命提出解释。他的研究成果博士论文后以《恐怖的结构》的书名出版。1该书以详尽的史料,生动的笔触再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地方的政治,成为法国大革命史学经典之一,也是牛津大学历史系学生必读的参考书。70年代,他还发表了另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贵族、资产阶级和法国大革命的起源》。2 在《旧政体和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街头聚众和政治》论文中,3卢卡斯讨论了在旧制度和法国大革命期间以街头聚众的形式表现出的群众在法国政治文化中所起的作用:街头聚众是没有权力的群众从物质上、道德上和政治上进入公共对话领域的形式。4在旧制度下,骚乱或街头聚众宣泻不满是受压迫的群众临时占据公共政治领域的形式。革命前,无论是群众或王室政府都采取了一种不正面公开对抗的克制形式。1789年前夕,对旧政体持批判态度的部分上层阶级知识精英出现在这种形式的公共政治领域。他们在咖啡馆和民众可以旁听的沙龙的讨论和演讲,使民众的意识形态从抽象肯定国王和中央政府到对旧政体持全面敌视。1789年7月巴士底狱卫兵向监狱周围聚集的群众开枪以及群众的围攻标志着双方互相克制的旧的街头政治对话形式的破裂。这种公开较量以暴众对巴黎街头公共领域的长期占领和王室军队及警察的隐退为结果,象征性地反映了旧制度的瓦解。 我同卢卡斯博士的友谊开始于10多年前。当时,我是牛津大学的一名普通博士研究生,卢卡斯则是贝里奥学院的一名讲师。经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老师的介绍,我认识了他。从此,卢卡斯博士象对待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帮助我。卢卡斯博士后来到著名的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学院任院长。我几次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有事找他,既使他正在主持院务会议,也要叫秘书回我电话。 90年代中期,卢卡斯回到牛津任贝里奥学院院长。无论我生活还是在学习上遇到困难,他都给予我极大的帮助。那种帮助以朋友般的平等方式给予,真诚得使人感动。卢卡斯博士也关心帮助其他中国留学生。记得当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博士研究生的丈夫和孩子到牛津陪读后感到生活困难。卢卡斯知道后马上在院图书馆为她安排了课余工作。卢卡斯博士的帮助是建立在对他人的深切同情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之上。后来当卢卡斯博士升任牛津大学校长时,我曾对他说我很高兴优秀善良的人终于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95年我完成学业后,一次见到他。他询问我哪一天是我的博士学位授与典礼,并把日期记在他的记事本上,并说那一天他将特别作为我的客人来参加我的学位授与典礼。当时他已是牛津大学候任校长。这样的关怀当然使我终生难忘。 卢卡斯博士对中国十分友好,并有一种少有的开明态度。90年代初期,当国际上普遍出现敌视和批判中国的思潮时,卢卡斯常对我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分明的黑和白。每一个国家既有弱点也有长处。在那样的背景条件下,仍执这样的观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二 80年代末期我采访过卢卡斯博士,可惜没带录音机,终未成文发表。我与另一位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凯思·托玛斯爵士的会晤刊登在《史学理论》上。2000年我以客座院士的身份在以英国工党智囊大卫·马奎德教授为院长的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学访便萌生了一定要采访卢卡斯博士,向我国介绍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的愿望。刚来牛津不几天,我就对卢卡斯校长进行了礼节性拜访。他如同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接待了我,并抱怨我上次离英返国时未向他告别。这次我又拨通了卢校长办公室的电话,秘书很快为我安排了日期。 那天早晨,我从住处沿着牛津最美的沃德斯达克大街开车前往牛津大学行政大楼。大街绿树遮掩,两旁是树丛和花园环绕的古老建筑,有哥特式的,洛可可式,也有维多利亚式的楼房。牛津大学由30多所学院组成。每所学院面积大小类似中国的一所中学,散布在全城各处。而牛津大学的行政大楼则在市中心的威灵顿广场。不远处就是钱钟书先生住过的诺汉花园街。 卢卡斯校长的一个秘书已经在行政楼一楼大厅恭候。虽说还不到8点,卢卡斯博士已开始同他人商谈,处理校务。他把我迎进了办公室。室内除了书桌、书架、电脑,还有一长方形的会议桌及两支仿造清代乾隆朝代的青花瓷花瓶。几句简短的寒喧之后,我们便很快转入正题,就卢卡斯的研究领域、史学方法论和牛津大学的现状展开问答。以下是我们的对话  未经卢卡斯博士审阅) 何平:您的著作《恐怖的结构》和论文《贵族、资产阶级和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已成为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在我看来,它们也提供了一个历史研究的科学典范。您的研究建立在深入细致地阅读原始档案,又使用新的研究策略和运用新的眼光。您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也有些了解,在您看来,一个中国历史工作者应怎样从事他的研究工作?您能不能勾画一个好的研究路线? 卢卡斯:我认为历史研究真正开始于阅读二手文献和解释后面的原始资料,也就是说那个历史时期的手稿或其它文献。我开始研究时,在我的研究题目上,前人已收集相当一批资料,并有微缩胶片。主要是在我开始10年以前,一批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者打下的基础,全都是第一手的资料。因此,我想说任何人想做出新的解释,必须先回到研究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而不是去简单评论其他历史家对那个历史事件的评价。 其次,我认为对传统的和经验主义的历史研究来说,历史家必须仔细倾听过去的人是怎么讲述的,并根据历史人物所处的环境和时代做出解释。历史家应当去理解为什么他们那样说,并使用那种语言,他们的行为如何在那种历史环境中具有意义。历史研究的一个陷阱是带着先有之见来诠释历史证词。历史研究者必须认真思考历史人物所使用的语言及其含义。以法国大革命史为例,我们应当从当时的含义去理解激进主义者所使用的“平等”这个词汇,而不是从其现代含义上去理解它。法国大革命迄今200年间,围绕这个词已累积起许多不属于那个时代的含义。把后来累积起来的意义层投射到人类心灵史某一时期的话语中去是危险的。 因此,你首先应以它们原有的含义来思考那些话语。当你然后开始构筑对那一时期话语的解释时,你才来思考以现在的语境可以从中获取什么信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首先仔细地倾听历史的话语,然后才是以我们的体验面对历史。应当认识到我们的思维仍然受到我们这个时代语境的桎梏,我们关于某一历史时期的解释可能会同后来的历史家的解释非常不同。 何平:你的以上论述已涉及到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但我仍要再问您这方面的问题。近来后现代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似乎已揭示出历史研究的主观性,他们把原始文献等同二手资料,也就是历史家对历史事件的重构叙述和解释都看作是同等价值的文本。您对此是怎样看的? 卢卡斯:关于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我不太同意的一点是他们过份注意考察那些著名的文本(ｈｉｇｈｔｅｘｔ),即伟大人物和显赫政治家的文献。而我则属于传统历史家,主要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话语,特别是普通人的生活体验,以及他们是怎样处理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我认为历史的这些层面更为重要,更值得历史家去仔细倾听。 何平:您小心翼翼地不在您的研究中提出关于现代革命的一般理论。但是,在我看来,您对法国大革命的某些分析方法、视角和结论可以被用来研究中国的革命,或者说也被中国革命的历史事件所论证。例如,您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分析,同样的现象存在于20世纪初的中国辛亥革命。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儒生阶层的社会生存方式受到威胁,传统的仕途被打破,他们不得不寻找晋升入政治上层的其它途径,这也许导致儒生阶层的许多人走上反叛清庭的道路。您在论文《法国大革命和旧政体时代的街头聚众和政治》中的某些分析也可运用于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会使我们以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它。 卢卡斯:是有可能从我的研究中建构一个关于历史上的革命的一般模式。但我本人这样做却有些困难,因为我所从事的是一种具体入微的历史研究,通过尽可能的靠近研究法国大革命历史时期的革命和群众来操作的。而要构筑关于革命的一般历史理论,则必须首先研究每一场革命的话语,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话语,为此你必须懂得革命所发生的这些国家的语言,才能真正理解它们的含义。 当然,我的著作呈现出的某些一般性的论点,例如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关于革命群众大规模集体行为的意义以及暴力在革命中的作用等等,对我来说都是很复杂的社会现象。这些论点当然可以为我们观察其他革命提供一些有用的分析框架。但是我并不认为每一场革命都是相同的,或者说历史学家能根据一场革命而推断另一场革命会怎样进行。每一场革命都具有特殊性。同样清楚的是有一些共有的普遍条件贯穿于所有的革命。因而可以从中概括出某些革命发生的共同条件,虽然它们并不全部呈现在每一场革命中。革命似乎都经历同样的周期,但每一场革命经历的阶段和进行的速度却不同。每一场革命都试图使社会生活出现新的开端,或者说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并提出了试图改造人类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假如没有这些要素的卷入,也就不能称之为是革命。这就是为什么革命总是呈现为带有悲剧色彩的戏剧性的历史时刻。而有一点对我来说则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无法改造人性。每一场革命都存在内在的冲突,人性的实际状态同革命者总是想要创造一个透明公正社会的企图之间的冲突。 何平: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哲学构成了现代意识形态的基础,人们常说现代性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构想”。您对此有什么评论?为什么法国人提出这些思想? 卢卡斯:的确,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哲学构成了现代意识形态的基础。但是,我并不认为启蒙运动是法国独有的。德国也出现了启蒙运动。美国革命受到关于个人和社会的现代观念的鼓舞,而这些理念在本质上也是启蒙类型的。虽然一些优秀的法国学者对启蒙运动的出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启蒙运动并不仅是法国人的专利。在18世纪,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西欧,文化领域内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的思想倾向。人类第一次试图依据人类自身的经验和对社会的实证式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依据外部的,例如宗教原则等先验理念,来从根本上探讨人类及其生活。这是人类思想的极其深刻和伟大的历史性运动,它从17世纪下半叶,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 何平:您最近在中国北京大学校庆时发表讲演,强调每个大学应保持其特点。您现在也在牛津大学进行改革。牛津大学是世界闻名的一流大学,是什么原因使您认为牛津大学仍需改革?此外,您认为中国的大学应怎样来应对现代化的挑战? 卢卡斯:认为一所成功的和重要的大学可以不变化并不对。必须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对学校的结构做出调整,并使学校的潜力得到最大发挥。我讲到每所大学应保持其个性,是因为看到每所大学所处的特殊的民族和环境,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大学的模式,因为文明和社会已高度分化,必须警惕不要盲目模仿或借用其他大学在其特殊人文社会环境中取得成功的经验。大学应成为各种伟大思想碰撞的地方,它是对各种不同的思想进行反思的中心,也是保存一个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中心。在这种总的原则下,每个大学可以追求自己特殊的使命。 三 前美国总统卡特到牛津做讲演时,把牛津称为世界学术中心。始建于13世纪的牛津的确是世界最古老而又最著名的大学之一。13世纪起,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以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ＲｏｂｅｒｔＧｒｏｓｓｅｔｅｓｔｅ,1168—1253)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就在此从事现代类型的物理和力学研究,哲学家罗吉尔·培根(1214—1294)便开始构想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原则。在一定意义上讲,科学革命开始于牛津大学。迄今为止,牛津大学已产生了2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20多位英国首相。牛津大学校史游览园解说词:“我们(牛津大学)革命了科学,创造了政府”并不是牵强附会的。阐明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哲学原理的约翰·洛克也曾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 13世纪时,由于巴黎大学的关闭。一批僧侣便辗转来到牛津。他们往往聚居在一所教堂、一栋宿舍楼房和一间大厅,潜思宗教教义,探讨经院哲学及其相关的自然科学问题。牛津大学的初期便由这些僧侣教会学院组成。直到现在,牛津大学的一些学院仍被称为“Ｈａｌｌ”。哲学和历史历来是牛津的强项。在欧洲历史和大英帝国历史研究方面,牛津人才济济,高质量的出版物如汗牛充栎。 然而,牛津大学到20世纪初仍是一所贵族学校。当时的许多学生是带着仆人来住读的。20年代开始接纳女生。如今牛津学生一半仍是来自私立学校的富家的子弟。牛津现在正力图改变牛津大学校门为特权阶层子女而开的传统形象,以适应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平民化的时代潮流。在办学和科研经费上,牛津已不能和美国一流大学如哈佛和耶鲁等相比。如何在科研经费落后的情况下,保持并发展一流的科研水平是牛津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是卢卡斯博士正在牛津大力推行改革的背景之一。 注释： 1、科林·卢卡斯:《恐怖的结构》(ＣｏｌｉｎＬｕｃａ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ｅｒｒｏｒ:Ｔｈ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Ｊａｖｏｇ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ｉｒｅ,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73)。 2、科林·卢卡斯:《贵族、资产阶级和法国大革命的起源》,ＣｏｌｉｎＬｕｃａｓ,“Ｎｏｂｌｅｓ,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ｓｔ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60(1973)。 3、科林·卢卡斯:《旧政体和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街头聚众和政治》(ＣｏｌｉｎＬｕｃａｓ,“ＴｈｅＣｒｏｗｄ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ｎ ｃｉｅｎｔＲｅｇｉｍｅａｎ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ｉｎＴ.ＢＴａｎｎｉｎｇ,ｅｄ.Ｔｈ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 ｇｏＰｒｅｓｓ,1996)。 4、科林·卢卡斯:《旧政体和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街头聚众和政治》第21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