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领域广阔的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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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广阔的史学家
记我院学部委员陈高华
陈高华，浙江温岭人。1938年3月生。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2006年任我院学部委员。
陈高华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除元史外，在明史、中国绘画史、中亚史、海外交通史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一
传统意义上的元史，包括大蒙古国前四汗史（1206年~1259年）及忽必烈以后统治中国的元朝史（1260年~1368年），故又被称作“蒙元史”。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政权，以后不仅统一了中国，而且还席卷了大半个欧亚大陆，成为当时一个疆域辽阔的世界性帝国。有鉴于蒙古帝国在世界历史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世界各国有不少学者从事蒙古史研究，包括元史在内的蒙古史研究在19、20世纪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也正因为这门学科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方面有别于其它中国断代史研究，元史还被不少前辈学者形象地称为“不中不西”之学。
中国的元史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上半期才开始受到国人重视。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三位国学大师，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者。只不过他们的研究领域都很宽泛，除陈垣先生研究较多外，其他二人只是兼涉元史研究，且时间不长。直到20世纪30年代，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以元史为主要研究方向，兼通现代研究方法与语言工具的第二代学者出现，中国的元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才最终得以奠定。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元史研究者，都与这三位学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渊源。
陈高华于1960年毕业分配到历史研究所时，翁独健正主持历史研究所民族史组的工作。正是在翁先生的影响与培养下，陈高华开始把元史研究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在到所两三年时间内，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元代各类文献，并开始搜集元代农民战争与社会经济史等方面的资料，尝试撰写一些论文，发表了诸如《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等有影响的作品。多年以后，他对翁先生的培养之恩仍念念不忘，他说，正是翁先生的指导，“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薪尽火传，翁先生的贡献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
1966年“文革”爆发，国内大部分科研工作陷于瘫痪状态。陈高华因家庭出身等原因，成了“靠边站”的闲人。可也正是在这“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坏境中，他开始有机会博览群书，摘抄各种文献资料，从而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考虑到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他决定选择风险较少的美术史进行研究，聊以打发寂寞苦闷的生活。“文革”结束后，他把多年来摘抄积累的美术史资料卡片汇集成书，陆续出版了《元代画家史料》、《宋辽金画家史料》、《隋唐画家史料》等资料汇编。这几种资料汇编对中国美术史研究贡献很大，其中《元代画家史料》经较大规模的修改补充，更名为《元代画家史料汇编》，于2004年再版。
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国社会科学研究逐步走上正轨。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陈高华因其突出的工作成绩，于1982年出任历史所副所长兼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以后又担任了所长，并连续几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常委。虽然行政事务繁重，社会活动频繁，可这都没有影响到他一生所钟爱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第三代元史学者中，陈高华不仅是著述最为宏富的高产作家，而且还被海内外公认为是资料熟稔、理论扎实、兴趣广泛的学者。有不少学者把他看作是中国第三代元史学者的代表人物，当今一位日本权威学者在其著作中，甚至还把“中国最高之元史研究者”的桂冠加在了他头上。二
陈高华的元史研究，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主要是元代农民战争史与元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主要包括赋役、海外交通、城市等）。80年代后期起，开始将重点转到元代文化、风俗、法制等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除了不下20余种的专著、译著、资料汇编、古籍整理外，重要论文目前已结集为《元史研究论稿》、《元史研究新论》、《陈高华文集》3部著作出版。
以下分几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他在元史及其它领域的研究成果。
农民战争史研究，是陈高华较早涉足的领域，除参加编纂《元代农民战争资料汇编》外，他还发表了一些有关地主阶级动向（像《元末农民起义中南方汉族地主的政治动向》、《元末浙东地主与朱元璋》）、农民起义口号（《元末起义农民的思想武器》）乃至奴隶暴动（《元末农民战争中奴隶暴动的珍贵史料》）的论文。与当时讨论农民战争过于偏重理论的风气不同，他的研究在资料占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且注重理论与史料结合，由此得出的结论不失空泛，令人信服，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社会经济史研究，也是陈高华较早从事研究的领域，更是他多年以来一直关注的重点。早在60年代，他就发表过有关元代盐政的文章。70年代中期起，在参加《中国史稿》第五册元代部分的编写工作后，他在工作准备阶段，发现元代经济史研究非常薄弱，决心下大力气扭转这一局面。从80年代起，他开始集中发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针对《元史·食货志》缺乏记载的重大问题，相继发表有《元代户等制略论》、《论元代的军户》、《论元代的站户》、《元代役法简论》等论文，以《元史·食货志》相关记载为基础，加以认真考证、充实而发表的论文有《元代税粮制度初探》、《论元代的和雇和买》、《元代的海外贸易》等。90年代以后，结合《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的撰写，他又集中发表了一批元代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如《元代江南税粮制度新证》、《元朝的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元代的酒醋课》、《元代商税初探》、《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等。这些论著，可以说已构成元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完整体系，我国著名学者、《中国通史》主编之一蔡美彪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陈高华的这些研究成果，“为元代经济史的研究奠立了一块基石”。
在城市史，尤其是都城史研究方面，陈高华除发表一些有关大都的研究论文外，还出版有《元大都》一书，此书虽篇幅不大，但因资料翔实，备受学术界重视。像书中有关大都哪吒太子传说的资料，即影响到香港学者陈学霖《刘伯温与哪吒城》一书对哪吒城故事缘起的推测。此书经由日本学者佐竹靖彦翻译介绍到日本，国内还出版有蒙文译本。他与史卫民合著的《元上都》一书，也是讫今为止这方面的权威著作。近年来，随着元中都考古发现的进展，陈高华对中都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发表有这方面的论文。
文化史研究，除了前面谈到的美术史资料汇编外，陈高华还发表过一些相关论文，对以往一些已近乎为定论的观点提出了不同见解。像蒙古君主是否不喜欢汉族传统文化，进而影响到画家的出路问题，元代画家以山水为题材的作品，是否蕴藏着对元朝的不满倾向，等等。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引起了海内外美术史学者的高度关注。此外，他还做过元代文人如赵孟頫、夏文彦、盛熙明、廼贤等的个案研究，发表过一些元代对外文化交流乃至元代科举方面的文章。对元代各类文献典籍，诸如《老乞大》、《朴通事》、《三场文选》、《经世大典》甚至是医学著作《卫生宝鉴》等，也都有专文发表。他的这些论文，内容丰富，篇幅也有长有短，但其中大都蕴含着极其重要的发现，这也是他撰写每一篇论文都力求使用不同于前人的新史料的一个体现。像《元代政书〈经世大典〉中的人物传记》一文，篇幅不长，但他根据清人文廷式笔记《纯常子枝语》等资料，提出《经世大典》“臣事”篇集中保存了大量人物传记，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不仅正确指出了《元史》中人物传记的又一史料来源，而且也为今后《经世大典》的辑佚拓宽了思路。近年来，他还主持了《元代文化史》的写作工作，该书计划将在年内出版。
法制史研究一向是元史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陈高华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担任外国人研究员期间（1992年7月~12月），撰有一篇长文：《元代的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有关元代司法审判机构及其程序的研究，此前在国内外已有一些论著发表，要想超越这些研究成果，颇有难度，而他的这篇论文，无论是整个框架体系，还是细节的微观考证，都比以前的研究有重大突破。像从行省断事官到理问所的演变关系，“五府官”的发展源流等，都是经他最先提出的。《元代的流刑和迁移法》也是这方面一篇重要文章。《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是他与史卫民通力合作完成的著作，除司法制度外，他还撰写了投下分封、监察、人事管理等部分。这方面，他以前没有投入过多精力进行过研究，但发表的成果却不轻易因袭前人成见，多有创新，有自己的特色。
很长一段时间，元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上世纪80年代，美籍华裔学者、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发表《南宋中叶马球衰落和文化的变迁》，认为：“据元代的记载，并没有看见蒙古人重新提倡马球”，“蒙古时代，马球反倒消失。”针对此观点，陈高华发表《宋元和明初的马球》一文，指出马球不仅在元代，而且在明代前期都依然存在。在此以后，他花费了不少精力对元代饮食进行研究，发表了《舍儿别与舍儿别赤的再探讨》、《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元代饮茶习俗》、《孩儿茶小考》等论文，并在多卷本《中国饮食史》中承担了元代饮食的撰写工作。近年来，他又将注意力放到元代风俗史方面，就元代巫术、东岳崇拜、天妃崇拜、禳灾习俗、称谓习俗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专文，多有创见。《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则是他与史卫民在这方面的集中成果，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
中外关系与民族、边疆史地研究，是陈高华很早就感兴趣的一个领域。这方面他虽发表论文不多，但影响却很大。如在《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一文中，他根据《中庵集》所收《不阿里神道碑》，认为这个不阿里即有名的马八儿王子孛哈里，从而使孛哈里其人其事在中国文献得到印证，也订正了日本著名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的一些错误。《元代中泰关系二三事》是一篇很短的读史札记，主要是根据《玩斋集》一条记载，认为泰王敢木丁曾来到过中国。这篇札记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不少学者纷纷就此发表论文，进行讨论。上世纪80年代，陈高华参加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中亚文明史》编委会，此后相继编纂了两部资料集：《元代哈剌鲁畏兀儿资料辑录》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需要提到的是，后者所收资料的时间范围虽非他所擅长的元代，却受到相关学者的极高评价，并很快被引入研究领域，显示出他对资料占有的独到能力。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是这样评价《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的：“这部书有一些极重要的资料，如《写亦虎仙供词》，就是研究明代西域的第一手材料，而一般又很难见到。这部《资料汇编》虽题名只限于哈密、吐鲁番，其实许多资料涉及到这两地外的更多西域地方，是一部对研究叶尔羌汗国很有用的史料汇编。”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随着福建泉州宋代沉船的发现，中国海外交通史的研究逐渐兴盛起来，陈高华不仅参与了泉州沉船的讨论，还与其他学者合著有《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海外交通史》3部著作，从而奠定了他在海外交通史研究领域中的地位。目前，他不仅是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而且还长期担任了《海交史研究》杂志的主编一职。
明代史，尤其是明初与朱元璋有关的研究，也是陈高华较为感兴趣的一个领域。他对朱元璋的兴趣，是从早年研究元末农民战争史开始的，其中1963年曾发表过《元末浙东地主与朱元璋》。80年代以后，围绕朱元璋与明初政治，他又发表过《从〈大诰〉看明初的专制政治》、《朱元璋的佛教政策》、《说朱元璋的诏令》、《沈万三与蓝玉党案》等论文。三
在从事繁忙的科研工作、社会活动的同时，陈高华还悉心培养下一代学者。从1978年至今，他在历史所已先后指导过4名硕士研究生、3名博士研究生，暨南大学经他指导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也有不少，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已成长为当今学术研究的骨干力量。出于培养下一代学者的考虑，从1997年9月起，陈高华还主持创办了《元典章》读书班。读书班从创办至今，已坚持了近10年时间，常年保持在10余人的规模，参加者除历史所、民族所、北京大学等院校的研究人员、教师、研究生外，还有日本、韩国、美国等国的不少学者、研究生。《元典章》读书班的举办，使来自不同单位，甚至是不同国家的学者齐聚一堂，这不仅为青年学者提供了随时向陈高华求教的机会，同时也为他们自身提供了一个互相学习、交流的平台。
如今，国内第三代元史学者大都已退休，有的已经去世，年近古稀之岁的陈高华，却仍在埋头苦干，勤奋工作，继续为中国的学术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回顾自己所走过的学术道路，陈高华认为有三点经验特别值得借鉴：一是必须高度重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二是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三是必须努力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这三点治学经验，对正在从事历史研究的青年一代学者不无指导意义。我们期待着陈高华不断有更多更新的成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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