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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历史系 作者识：去年，南开大学召开会议，纪念我国著名史学家雷海宗先生诞辰百周年（1902—2002）,我作为雷先生当年在清华的学生，准备了一份书面发言稿寄去。今适逢人文学院复建十周年纪念，无以为庆，特捡出此稿，略加修订，纪念师长，同时也希望籍此学术传统的回顾，有所裨益于文学院的发展。 五十年前，我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曾受教于雷海宗先生，1950——1951学年度上过先生的“世界通史”课,[1]使我深受教益。由于毕业后留在清华工作，搞的专业不是世界史，而是中国近现代史，今天纪念雷先生，对世界史这门学问，我没有资格发言，只想谈谈作为一个中国青年在先生《世界史》课上所受到的史学教益以及年事日长对这些教益深一层的认识。所见是否得当，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说到教益，印象比较深的是先生对“世界史”中一些常见范畴或观念的疏释、整理、剖析、质疑以及这一切所给予我们的启发。比如： 一、什么是“西洋”这个中国学生比较不容易搞清楚的问题，[2]先生提出用“泛义”、“广义”、“狭义”三种含义来厘定它的内涵，把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伊斯兰、西欧等称之为“泛义”的西洋；把希腊、罗马和西欧称之为“广义”的西洋；把西欧以及近几百年的美洲称之为“狭义”的西洋。[3] 这种疏释或整理，对学生帮助很大。因为中国学生对“历史”的了解，本来就带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惯于作“大一统”式的了解。在这种“先见”的基础上去了解西方人所说的“西洋”，实在不容易搞清它的内涵。明明是发生在北非埃及或西亚两河流域的事，怎么一下全跑到“西洋”史里头去了呢？岂不是“历史”在和“地理”“争地盘”吗？所以，先生提出用“泛义”、“广义”、“狭义”三分法来澄清这个观念，使知识条理化起来，对中国学生确实有帮助，这是我以前在任何一本教科书中都没有见过的。（当然，我不是搞世界史的，可能有误。）但同时，我也知道，先生对“泛”、“广”、“狭”三种涵义是分别看待的。曾说：“狭义的用法，最为妥当；广义的用法，还可将就；泛义的用法，绝要不得。”[4] 为什么“绝要不得”呢？这是因为：“将埃及、巴比伦、亚述等国拉入‘西洋’的圈中，强迫他们做‘西洋史’的开幕人”，这种做法不仅“说不通”，而且还是一种“对已死民族的帝国侵略主义”。[5]据此， 我推断，“三分法”是先生为了教学，为了帮助学生把西方人已经写在各种教科书中的世界史“知识”掌握好，才提出来的。就象搭一座“便桥”让学生先“过河”，别的问题，等过了河再说。因此，先生又在别的文章中告诉我们，对泛义“西洋”特别是“西洋上古”这个观念，一定要十分小心，多加思索，不能轻易相信，更不能随声附和，因为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要看到，西方史学著作讲所谓“西洋上古”，常常是先讲“旧、新石器时代”，然后讲这一时代出现在西欧各地的人类遗迹，如1863年在德国西部发现的内安德塔尔人，1869年在法国南部发现的克罗马郎人等等。把这些都讲完之后，才掉转头去讲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这种安排给人这样的印象：石器时代的西欧“人”加上埃及文明等便构成“人”与“历史”的“开端”。先生反问道：“欧洲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与埃及文化有何关系？埃及已经开化之后，欧洲仍在新石器时代，但西洋通史中为何先叙述欧洲本部的石器文化然后跳过大海去讲埃及？”先生又告诉学生，这样的问题，“不仅一般人不能回答”，就是“去请教各种西洋史的作者”，也不会得到“满意的答复”。 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别的，而是欧洲强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作怪”。它打着“科学发掘”的旗子，躲在“历史”的“石头帽子”底下讲“开端”。先生反驳说：“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与近人并不是同一的物种”。虽然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与今人大概有血缘的关系”，但“同一地的新石器人类不见得一定是后来开化人类的祖先”，更何况“文化系统也不见得是一线相传”。[6] 当然，这个问题这里不能多谈。不过，先生对“西洋上古”这一观念的剖析，使我们警觉和看清西方史学中存在的虚伪性、欺骗性，同时也帮助我们警觉和认识西方史学教材中普遍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霸权思想。 二、先生的教学，不少地方是“以四两拨千斤”，着力不多，一经点破即发人深思，大开眼界，大长见识。比如，先生指出，对“希腊”和“雅典”两个概念，必须严格加以区别，不能“混同使用”，更不能“画等号”。所以如此，是因为“雅典和类似的极少数城邦，只不过是希腊世界中的几个孤岛”。它们的文明程度虽高，但不能和整个希腊混为一谈。先生还指出：把“雅典”扩大为“希腊”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原因在于：欧洲学者长期崇拜从古希腊传下来的作品，这些作品绝大部分出自雅典，因此在“崇古文人的心目中，不自觉地就把‘雅典’扩大为‘希腊’，以至形成一种‘雅典’代表‘希腊’，‘雅典’就是‘希腊’的错觉。对于‘雅典’以外的‘希腊’，他们不是不知道，而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根本不能进入他们意识的深处。”接着，先生又说：“我们学希腊史，是由欧洲人的地方学来的，自然就承受了欧洲人的这种错觉。” [7]先生还指出，中国有一种“青出于蓝甚于蓝”的毛病值得注意，即：紧接着在把“雅典”扩大为“希腊”，把“希腊”扩大为“西欧”之后，又把“西欧”扩大为全世界，于是便形成这样一种错觉，似乎雅典、希腊、西欧发生的事，全世界都会发生、都要发生。这样一来，便给盲目西化思想，提供了一种“史学”上的支持。先生指出：一方面，“由实力而言，今日的世界是一个欧美重心的世界，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我们不能摆脱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