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伯重，1949年10月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78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分别于1981年10月和1985年5月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系新中国成立后首批硕士、博士获得者之一。1985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副所长。1991年，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是中国大陆最早在海外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历史学者之一。1993年，携眷自美国归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1998年12月底转到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工作，为该校“百人计划”引进人员，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2006年，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自1988年以来，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1988年，客座教授)、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1989年，客座教授)、日本东京大学(1990年，客座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1996年，海外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2003年，客座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97年，客座研究员)、美国加州理工学院(2002、2007--2008年，客座教授)、美国密执安大学(2004—2005年，客座教授)、中国台湾“中研院”(2000年，客座研究员)等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先后被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苏州大学、云南大学等聘为兼职教授或基地学术委员，并选为国际经济史学会理事(2006年，赫尔辛基，系该学会建立以来的第一位华人学者)。主治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为唐代至清代江南(长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以及l6—19世纪中期东亚经济关系史，并且也致力于经济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自1974年以来，在中国(大陆、台湾)和国外(英国、美国、韩国)出版《Agrie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44—1850》、《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理论、方法与发展态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等专著七部、译著一部，在国内(大陆、台湾)重要学术杂志(如《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学术月刊》、《新史学》等)发表论文数十篇，在国外(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瑞典)也发表专题论文多篇。 ○粱晨，历史学博士，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 ○李教授您好，作为知名学者，一些媒体对您1985年以后，也就是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的学术、科研工作作过大量报道，而您在这之前的一些成长经历却鲜为人知。我们知道，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您与我们的国家一起经历了一些大的挫折，特别是“文革”对您这一代人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决定了您这一代人以后的发展命运。您能谈一下这段经历对您个人成长的影响吗? ●一个人的经历会决定他的人生道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尤其这样。过去常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与新中国一同成长，也亲身经历了新中国的成功、挫折与苦难。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是差不多的，但是成长的环境对人生的影响就因人而异。对我来说，特别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就有一种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在我的少年时代，国家充满朝气。当时自己的强烈愿望，就是要为国家的繁荣与昌盛献身。然而，正在步人青年的时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空前大灾难。“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史无前例的大挫折，也是我们一代人的个人成长的大挫折。当时我也下过乡，插过队，去农村接受再教育。这中断了我的学习，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但是从化消极为积极的角度来考虑，下乡劳动的经历也使我的人生阅历得以丰富，使我的思想更趋成熟。和农民一起劳动、生活，使我了解到作为中国大多数人的农民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愿望以及他们的动力。这对我以后从事经济史研究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历史毕竟是由人民群众，而不是英雄豪杰、神仙皇帝造就的，如果没有对人民群众的直接接触和深入了解，研究历史就很难达到一定的高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的经历迫使我直接跟人民接触，对我以后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对过去的历史学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这也促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诠释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什么会发生。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的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留下了严重的隐患，后来加上“文革”的“左”的错误，结果使得我国的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文革”后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只有从深层次的角度来思考，从中国几百年的经济特质来看，才能加以合理的解释。这对我们从事研究经济史学的人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所以，每一个人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能亲身体验和见证这样一个伟大历史变化的过程并融入其中，是很难得的。 ○您为什么会选择做历史研究?那么对历史的兴趣最初是如何培养起来的?之后您是如何将兴趣不断强化并开展研究的? ●任何一个人的选择都有两方面的，一个是个人的兴趣，另一个是环境的影响。学习、研究历史的人一开始往往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我们都想知道过去是怎么样的。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用一些方法或构想技术去将历史呈现出来，这就要进一步学习研究历史、探求历史研究的方法与规律。 史学在中国的地位非常的奇特。“文革”时期历史是被极端政治化了，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历史可以说是一个“热门”，以致形成八亿人民大学历史(当然只是那种荒唐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儒法斗争”的“历史”)的独特景观。但那种历史是伪历史，绝非是真正的历史。他们那些“理论”更是荒谬绝伦，完全与中国历史的真实情况无关。不过这种学“史”热是不正常的，因此“文革”结束后，社会走上了正轨，研究历史的人也就变得比较少了。 在现代社会中，因为社会分工只需要少数人成为职业历史学家，因此进行专业的历史研究的人总是少数。我能够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是很荣幸的。尽管社会只需要少数人做历史学家，但是社会却不能回避以下这些问题：什么是历史(亦即我们的过去是什么样)?应当如何看待历史(亦即应当如何看待我们的过去)?这些问题只能由专业的学者来回答，这也就是历史学家存在的必要。 所以，对于研究的选择首先是兴趣，然后是正确与不正确的社会风气的认识。这与我的家庭背景有着重要的关系，我的父亲李埏先生就是一位史学家。由于家庭的影响，我对史学～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即使在插队时也带着一些如《资治通鉴》等重要史籍，有时间就读。在十年“文革”中，虽然遭受了很大的灾难，但始终没有中断自学历史。这对我的基本功的练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任何研究如果不掌握基本功，一切工作都是徒劳的。尤其是从事历史研究，如果没有基本功就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没有真实的东西就不能构建一个科学有效的理论体系。在好的基本功基础之上，经过研究生阶段的刻苦研读，已经基本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体系。另外，我的导师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硕士、博士，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其中最深刻的体验是什么?与您同一批的硕士博士以后都从事什么工作?您认为包括您在内的这批硕士博士应该有什么样的历史使命?为了实践您所说的历史使命，您有一个什么样的研究目标呢? ●六年半的研究生生活，对我以后的学术生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谈到我研究生生活最深刻的体验，首先想到的是傅衣凌先生所教导的“独立地思考与研究”。他对待学生的学业非常严格，但同时对学生的学术观点却非常宽容。在随傅先生学习的过程申，通过不断地讨论，傅先生认为我的学术研究观点与方法与他自己的不很相同，而是与另一位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很相近，傅先生便要求我大胆向吴承明先生请教，不要有顾虑。这对我以后学习吴承明先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也使我认识到，一个好的学生，不仅要能从自己老师也要能从不同学者那里学到更多知识和方法，形成自己的东西，这就是我最深刻的体验。 中国人自古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我们能够进入高校进行正规的学习研究，感到非常幸运，也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当时研究生入学的录取比例很低，所以对每个人来说都很不易。而前辈学者们也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多年潜心的研究成果传给学生，以使历史研究薪火相传。十年“文革”，我国的历史学遭到严重摧残，若再不努力，我国几千年伟大的史学传统就有中断的危险。所以，当时我们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担负起中国历史的重建工作，将中国连贯的历史传统延续下去，如果做不好这一点，我们将愧对祖宗。头一届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历史学">历史学ersonName>博士，全国总共只有六个人，而这六个人都一直在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没有一个人改行。每一个能够坚持下来的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目标，共同的目标就是使我国伟大的史学传统能够不断地延续下去，发扬光大。有些人的研究可能是为谋利的，而对于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都不把历史研究视为一个谋利的职业，而是一项传承人类文明的光荣事业。哈佛大学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包弼德">包弼德ersonName>教授说得好：传承文明，是哈佛大学的精神，它的培养目标不是专家，而是传承文明的人。什么叫传承，就是能够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如果不知道过去是什么，怎么还能称得上是传承呢? ○您是一位勇于创新的学者，对传统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很多概念、观点都出了新的解释或修正，取得了许多学术突破，推动了学术发展。您提倡使用“早期工业化”这一概念来研究明清中国，那么请问什么是“早期工业化”?为什么不继续使用传统的“手工业”概念?早期工业化研究对我们当下的经济史研究有什么价值? ●所谓早期工业化(Early Industrialization)，指的是近代工业化(Modem Industrialization)以前的工业发展，使得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由于这种工业发展发生在一般所说的工业化(即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近代工业化)之前，因此又被称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以区别于近代工业化。 在我国以往的经济史研究中，传统工业都被称为手工业，以免同近代工业相混淆。在海外，布罗代尔把近代早期的工业称为“前工业”，而古特曼则称为“早期工业”。按照最一般的理解，工业就是“采取自然物质资源，制造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或对农产品、半成品等进行加工的生产事业”。虽然从不同的标准出发，可以有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等的区别，但是这些次一级的工业，基本性质依然没有超出以上定义的范围，因此共性仍然大于差异。我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就是这种广泛意义上的工业。 为什么不使用手工业这一传统概念，则是出于以下考虑：早期工业化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为了区别于近代工业化，近代工业化以机器大工业为基本特征，因此早期工业化以手工业为基本特征是不言而喻的，在研究早期工业化时强调其手工的特点当然也没有必要。其次，早期工业化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是工业发展所导致的工业在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高，至于工业生产是靠手工业还是机器进行，虽然也会涉及，但不是重点。再次，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之间并没有一道截然的界线。特别是在早期工业化时代中，复杂的手工操作往往也要依靠简单的机械和机器(在煤铁等生产中，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在西欧，这种情况还随着早期工业化的发展而日益普遍。因此，用手工业去概括早期工业化，肯定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 早期工业化在近代早期西欧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成了这一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并为后来的近代工业化创造了许多必要的条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与此相当的是明清工业的发展问题。这个问题在海内外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特别是在国内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国外关于“近代早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讨论中)屡被涉及，并在一些具体的部门(特别是纺织业)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表明：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城乡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城市工业的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许多“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的学者也因而认为中国已出现与近代早期西欧相似的工场手工业。农村工业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以致伊懋可(Mark Elan)怀疑明清中国的农村是否已经“过度工业化”和“过度商业化”了。这些都使人相信在明清中国(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也出现了早期工业化。尽管早期工业化并不能导致近代工业化，但是前者仍然可以被视为后者的一个先行阶段，为后者的出现准备了若干必要条件。因此，尽管中国没有自发地产生近代工业化，但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历史意义并未因此而削弱。相反，正因为中国的近代工业化是在西方影响下发生的，我们更有必要重视工作的早期工业化的研究。否则，我们就不得不把中国近代工业化完全归功于西方影响，从而回到“西方中心论”的老路上去了。西方的影响对于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当然非常重要，但毕竟是外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研究，乃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研究的基础。 ○您曾经提出在我们的经济史研究，乃至史学研究中，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选精法”和“集萃法”两种普遍也颇为有害的方法，对学术发展造成了阻碍。那么请问，何为“选精法”和“集萃法”，它们的错误在哪里，在研究中又该如何避免? ●所谓“选精法”，即从有关史料中选取一两种据信是最重要者(或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以此为据来概括全面。在构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时，这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为了避免“选精法”这种弊病，许多学者力求使用更多的证据，以便对历史现象进行更全面的分析。而这里所说的“集粹法”，就是一种常用来替代“选精法”的研究方法。所谓“集粹法”，就是在对发生于一个较长的时期或一个较大的地区中的重大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时，将与此现象有关的各种史料尽量搜寻出来，加以取舍，从中挑选出若干最重要(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集中到一起，合成一个全面性的证据，然后以此为根据，勾画出这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全貌。 从表面看，“集粹法”克服了“选精法”看问题过分简单化的弊端。但是对这种方法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依然存在严重的问题。首先，尽管使用“集粹法”的学者力图选取具有较有代表性(或普遍性)的例证作为分析的基础，但事实上他们却往往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其次，使用“集粹法”的学者在例证的使用上，还常常忽视所选例证的时空局限性。这在技术进步问题上尤其明显。“集粹法”与“选精法”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大异，都是同一方法的不同表现。两者的差别只不过在于前者比较简单，而后者则使用史料较多而已。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从史料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来推导出结论。因此取证是否得当，对结论的正确与否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取证是否得当，又决定于所选取的例证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能够代表普遍情况。 每位使用“选精法”或“集粹法”的学者都相信其所选出的例子具有代表性，但对于什么是“代表性”和什么样的例子才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却未见有人作出明确的说明。由于这种含混不清，所以在选取例证时并没有一种真正科学的方法。那么，什么样的例证才具有代表性呢?我们知道，任何现象都是具体的，因而都有其特定的局限性。脱离了其赖以存在的各种具体条件，这个现象就丧失了真实性，不再具有意义。当然，确有一些现象在各自的特定条件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其中某一个现象能够表现出这些现象所具有的共同之处。换言之，对于这些现象而言，这个现象具有代表性。反之，如果这些现象之间并不具有这种相似性，那么用一个现象去“代表”其他现象，实际上就是取消这个现象的特定局限性，从而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在将某一现象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去概括其他现象之前，必须首先对所涉及的各个现象作认真的分析，看看它们各自的具体情况是否确实具有相似性。使用“选精法”与“集粹法”之所以往往导致错误的结论，就是在选取例证时忽视了这一点，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现象普遍化。由于该现象被普遍化后即丧失了真实性，所以得出来的结果自然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 为了克服归纳法本身的缺陷，我们必须从其他学科中借用合理的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发展经济学的方法、区域经济史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乃至系统论的方法等等，都在选择之列。由于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可以说“史无定法”。这就是我们在研究经济史时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抛弃“选精法”和“集粹法”等方法，使得我们的经济史研究避免可能的偏差。 ○您的研究主流风格是什么?是如何形成的? ●每个人的研究都有一种风格。就我而言，我力求追寻的是一种开放的风格。所谓开放的风格，就是从各种研究流派、学说中汲取精华，为我所用，而非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研究中国经济史要摈弃西方中心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建立一个与西方学术体系对立的中国独特的学术体系。这样做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就像今天的中医，它有伟大的传统，但时至今日，想要把中医作为一种与西医相对抗的医学体系已不可能。中西医可以并存互补而使人类受益，但想使它与西医相抗衡是不可能的。现代经济史学发源于西方，受西方经验的限制，难免带有很强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但随着经济史学的不断发展，它越来越多地将世界其他地方纳入其研究范围(例如近几十年来，中国历史日益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其研究地位也在上升)。由于大量非西方经验的加入，经济史学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也在逐渐减退。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在历史研究中具有平等的地位。所以我们不应该走极端，为了反对“西方中心论”而创造出来一个“中国中心论”，这是不可能也是不正确的。我认为，我们应当采取的方法，不是拒西方学术于千里之外，而是汲取西方学术的精华，丰富我们的研究手段，发挥我们自己原有的特长和优势，从而进入国际学术主流，并在这个主流占有与我们历史地位相符的重要位置。经济史学是一门科学，科学无国界，因此应该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进行研究，而不应该是站在中西对立的立场上进行自我限制。 ○您曾经在国内外的一些知名研究机构、大学做过研究工作，1985年以来您曾去过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您认为中国同这些国家在学术研究的风气、方法上有什么区剐吗?您认为西方“汉学”与国内的“国学”有何不同?海外学术是怎样看待大陆的学术研究?我们目前的学术研究在国际上又是怎样的一个水平?中国是否应该尽快培养自己的学术风格? ●对于西方的“汉学”，我曾经在一篇文章《走出汉学界》中作过专门的讨论。西方的汉学(sinology)实际上是早年西方人对中国认识有限这种情况下的产物，与现在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有很大区别。至于“国学”，虽然梁启超、钱穆等学者都发表过个人的看法，但在今天，国内学界对此还没有能形成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准确定义。我觉得“汉学”和“国学”在许多地方有相似之处。但就如我在上述文章中所说的，到今天，如果还一定要坚持所谓“汉学”研究的界限，那是与学术发展的大趋势不符的。 如同我国的社会经济一样，我国的史学现在也处在一个急遽变化过程中。在这样的时候，很难说已经形成一种自己独特研究风格。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不同国家的风格都可以看得到。现在是一个各种研究风格百家争鸣的时候，要形成中国的风格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要形成一种风格并不是一代人可以做得到的。当前这种多风格并存，我认为是一种很好的现象，各种风格之间相互竞争、融合中才会对一种新风格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外，我觉得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学术上不应该仅只追求一种风格，而是对各种风格兼收并蓄、百花齐放。 从学术史上来说，学派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只有你的观点方法能被别人接受，那么自然而然地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不断地完善这套体系，从而形成所谓的有别于其他研究的流派。比如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他们就是几位研究兴趣比较相近的学者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从而形成了这样一个学派。在今天的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往往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特色，例如组建具有明显等级性的学科梯队，以课题为纽带进行攻关，等等。事实上，学者们只要志同道合就行，而不在于是不是在一个学校，是不是要组织一个研究团队。这种计划经济的思维，我觉得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 至于学术研究水平，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我国出版的文科学术著作数量惊人，堪称世界大国。但是与这种数量剧增相伴的，却并非质量的提高。例如，据李华瑞先生估计，在一万五千余篇宋史论文中，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余下的到底有多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很难说。在此情况下，想要进入国际学术主流实在很难。至于成为世界一流，更恐怕是没有可能的。中国经济学家要获取诺贝尔奖看来只是梦想。我国学术著作质量不佳，声誉日渐低落，我们也能够直接感受到。一位多年来一直积极关注国内学术动向的国外学者说：除了少数几位他们信得过的学者的著作之外，他们如今基本上不再阅读国内学者的著作了。这使我不禁想起前些年“倒爷”们将国内伪劣产品大量运销俄罗斯，结果搞得该国一些城市的商店在门上贴出布告，宣布“本店不售中国产品”。我国学者写的学术著作今天越来越被国际学界视为假冒伪劣而不屑一顾，也真令我们感到汗颜和悲哀。就此而言，中国学者实在有愧于我们的时代。学术成果质量不高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者之一，是我国一直未能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建立起真正的学术标准，因此当然就不会有高水准的学术成果。 ○您与“加州学派”的关系是怎样的，您对“加州学派”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 ●学派一词，在学术界向来有不同理解。在我国，通常认为学派是“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如紫阳(朱熹)学派、姚江(王守仁)学派”。而在西方，学派(sch001)一词通常指的是“拥有相同理论或者方法”，或者“思想、作品或风格显示同样的渊源、影响或同样的信仰”的学者或作家的群体(《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美国传统辞典》)。大致而言，现代学术中的学派，是西方意义上的学派，因为构成一个学派的学者之间，并不一定具有师承关系。因此这里所说的学派，也就是拥有相似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的学者群体。 所谓“加州学派”，指的是活跃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的一批中年学者(现今年龄在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主要有李中清(James Lee)、王国斌(R．Bin Wong)、彭慕兰(Kenneth Pommeranz)、王丰、康文林 Cameron Campbell)等，因为大多有在加州工作的经历，因此被其他人戏称为“加州学派”。我也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加州理工学院教过书，观点和他们彼此相近，所以也被认为是其中的人物。 以上学者的共同特点，当然主要不是都有在加州工作的经历，而是都拥有相似研究理念，即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主张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框架中，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研究，从而看出中西各自的特点及共同之处。除了有上述共同的研究理念外，这批学者还有另外一个相似之处，即都以明清中国社会经济史为主要研究对象。当然，就具体情况而言，每个人也有各自的领域，例如李中清、王丰、康文林主要进行人口史和社会史研究，王国斌主要进行比较史学的理论研究，彭慕兰主要进行比较史的研究，等等。他们的代表作，有李中清与王丰的《One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中译本：《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李中清与康文林的《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1774—1873》及《Life Under Pressure：Mortality，Living Standards and Family Standards in Europe and Asia，1700—1900》，王国斌的《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fenee(中译本：《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彭慕兰的《The Great Divergence》(中译本：《大分流》)以及我的《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等。这些著作大都在中美两国获得各种学术奖，表明了学术界对他们工作的重视。 ○请您对经济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作一个展望吧? ●我国的经济史研究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西方引进，到五六十年代再引人苏联的理论，在“文革”前，经济史已成为中国历史学最大的一个分支，差不多也是整个文科中最“显赫”的分支，这可以从五六十年代全国学术界热烈讨论“五朵金花”的盛况中略见一斑。但是它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特别是到了“文革”，经济史更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文革”后，经济史得到了新的发展，但也有许多问题，比如许多西方新的理论、方法的进入与传统的方法发生冲突。这主要是我们对西方理论、苏联的理论以及我国史学的传统方法没有进行很好的分析，然后将其积极成分进行合理的整理。改革开放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可以加强与外国同行的交流合作，促使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更加国际化或者说全球化。因此，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心态进行经济史的研究。 经济史的研究要有要立足新时代背景下的新的认识，不断开拓创新。受时代背景的限制，每一个时代对历史都会有不同的认识，只有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去更新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会对历史有一个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 ○那么您如何看待历史学家的客观研究与自己的爱国之心之间的关系。 ●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归属感，不可回避研究的客观性与学者自己的爱国心、民族情之间的矛盾。法国史学界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说，拿破仑以前的才是历史，拿破仑以后的尚不能称为历史。这句话意思是，自拿破仑之后到今天的这段时期，距离当代人生活的世界还不很远，因此人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很难摆脱个人感情的影响，从而难以看清历史的真相。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觉得无论生活在什么时代，历史学家应该尊重历史的客观性。这并不意味着学者本人不能有自己的感情，特别是对自己国家民族的热爱。相反，我认为出于对自己国家历史的真正尊重，我们在重现我们自己的过去的时候，就必须真正尊重历史的真实，而不是用某种外来的模式来虚构我们自己的历史。任何削足适履的做法，都是对自己历史的不尊重。 ○最后，问您一下关于您的日常生活的问题。您是怎样处理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的一些情况吗? ●我日常生活的时间安排是比较紧的。每天要备课、上课、看书、写文章。此外还要做行政方面的工作。但是我时间安排也比较有规律，每天早睡，不熬夜，以保持充沛的精力。平时也比较注意劳逸结合，进行适度的放松，做一些运动。放松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是看一些比较与研究不是太相关的书报等。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游泳，出国访问做研究的时候也会在异国海域享受一下游泳的快乐。 ( |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