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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探索 经济观察报：你原来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是什么机缘使得你的兴趣转移到了人文社会科学？ 金观涛：机缘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对于一个老年人和正在成长的青年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学时期，我的整个兴趣都在自然科学上。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读书，这正是我的思想趋于成熟但还未成熟的关头。变动的大时代促使我开始思考历史、人生和哲学。如果没有“文革”，或者“文革”推迟在十年以后发生，我可能会成为一个科学家。 经济观察报：但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你有时间思考这些吗？ 金观涛：1968年以后，北大的地下读书风气已经渐成风潮，但是在公开场合仍在搞武斗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学习专业知识也被指责为不关心运动的“白专”。我却幸运地有一个相对好的读书和思考环境。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所以进了北大美术队。文革中，美术队的任务是画毛主席像和各种宣传画。画画使我们表面上在参加运动，而大部分空余时间可以用来读书和思考。美术队的成员来自北大各个系，他们对朋友忠诚，对运动看得比较透，向往着思想自由。我在思想相对自由的美术队呆到1970年毕业前，这一阶段对我的思想变化极为重要。当时，我读完马恩全集，又从马克思追溯到黑格尔。阅读中我很痛苦地开始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反思批判。为了对几年来思想的转变作一个总结，我断断续续把思考的结果写成哲学札记，一直到1970年初才完成。这份札记在美术队我的几个好友中流传，正是通过它我和刘青峰认识了，并开始了我们的恋爱。也许，读者可以在刘青峰以靳凡为笔名的《公开的情书》中的男主人公身上，看到这样一位自信而热情的思考者的形象。 经济观察报：《公开的情书》1980年在《十月》上发表，影响非常大，这篇小说在新时期文学的初潮中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 金观涛：其实《公开的情书》写于1972年。青峰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后来转到中文系，197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清镇中学当教员。她根据与我及其他朋友的通信创作整理成了小说。最早的手抄本是抄在红塑料封皮的笔记本上，所以被人称为“小红书”，以后又有油印稿在朋友间悄悄流传。文革后有一段时间流行一个说法，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是“失落的一代”，这种说法有点以偏概全。《公开的情书》中，老九、真真、老嘎、老邪门等一群被打散在工厂、农村的大学生们通过密切的通信保持着读书和思考，生动地展示了我们这一代人对真理的苦苦探索。 经济观察报：当时条件下要保持这种近乎一天几封的通信实在不寻常。这种现象普遍吗？ 金观涛：在大学生中相当普遍。1970年至1971年我常是一天收到几封厚厚的信，邮递员都很惊讶。当时，一个个圈子都是通过书信来交流思想，特别是对重要政治理论著作读后的人生启悟，它是“文革”后期青年地下读书圈子的一种重要形式。因为在1967年许多公开的读书会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所以此后的读书会转入地下，只是在很知己的朋友小圈子中，或座谈或通信。1970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杭州塑料厂做工，青峰在贵州，我们的通信圈子有七八个朋友。1973年青峰调到郑州大学任教，我也调到郑州大学。1978年我和青峰调回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第二年，《公开的情书》刊登在杭州师范学院的民间油印刊物《我们》上，1980年1月在《十月》上公开发表。 经济观察报：可以说，《公开的情书》提出了新时代应有充满新思想、新道德的爱情标准，呼应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金观涛：《公开的情书》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呼声都非常尖锐。我认为，它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反响，一方面是因为那时人们刚刚从一个人性、人情、特别是爱情都受到压抑的时代走出来。更重要的是，它把对爱情的追求与忠诚和对理想的追求等同起来。直到近几年，我们遇到不少当年读过此书、现在已是大学教师的人，谈起书中高度的理想主义热忱，仍令他们激动不已。但是，在小说公开发表时，我们的写作已经告别了文学，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超稳定结构”的提出 经济观察报：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 金观涛：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反思。在郑州大学期间，我和青峰就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假说就是在那段时间构思的。我们预感到中国将迎来一个新时代，我们必须为其做思想准备。为了告别文学走向理论探索，我和青峰决定写一部作品来纪念我们青年时代所经历的感情和思想的暴风骤雨，这就是《太阳岛的传说》。写作期间，正好处于1975年海城地震之后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因此作品中笼罩着的那种大地震即将来临的惶惶不安气氛，正是那时的写照。青峰和我选择了以南太平洋复活节岛为背景，以一个地震预报站的三个人物写了一部长诗。写作时，我正好带学生去河南省安阳开门办学，我经常在夜阑人静之时，趁学生们都睡着，打着手电筒伏在地上写下从我心中流出来的诗句——我们睡的是地铺。而青峰则在离我300 公里外的郑州家中创造情节和人物。几天后我将我写成的部分寄给她，由她把这一切综合起来。这部长诗虽然没有像《公开的情书》发表后引起那么巨大的轰动，但在我们自己看来，它更有意义，因为它记录了我们青年时代所经历的巨大伤创和那个在我们心中如不死鸟般的理想。 我在郑州大学化学系任教时，还发表过几篇科学论文。如1976年的《论量子力学的公理基础》就发表在《物理》杂志上。由于有科学论文发表， 1977年冬我参加了全国科学技术规划大会。当时于光远要成立《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我被选中参与筹备该刊。我和青峰就这样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做编辑。 经济观察报：《自然辩证法通讯》当时很活跃，在改革开改初期被誉为“中国四大天窗”之一。 金观涛：筹办这个杂志对我们是个好机会。刊物主编于光远是思想开放的前辈，他不管出刊的事，具体主管的是李宝恒，思想也很开放，对年轻人很信任。一开始我们就决定不搞所谓自然辩证法研究，而将其变成一个科学启蒙的杂志。在杂志上最早介绍了计算机等现代科学前沿，很多文章倡导科学创造精神和思想自由，反对现代迷信。这种启蒙精神感召了不少青年人聚集在杂志周围。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很活跃，于光远创立了经济学“双周座谈会”，王小强、王小鲁在那里编辑了《未定稿》，林春和李银河搞了一个“青年文稿”，其中第一本叫《历史的沉思》。“历史的沉思”正是我们有关超稳定系统论文的标题。 经济观察报：你们的“超稳定系统说”最早是在哪里发表的？ 金观涛：其实我们在1974年就已经有了初稿，有些朋友看过。1979年曾有朋友把论文刻成油印本，正是通过这一油印稿，我们和老包认识了。文章最早是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即将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但主编黎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将其发表出来。记得黎澍还找我和青峰到他家去谈话，他说世界上只有好文章给杂志撑台面，而不是反过来文章因发在一级刊物上有身价。1980年初，我们的长文在《贵阳师范学院学报》分两期发表了。去年年底我们去昆明座谈时，不少研究历史的朋友都提起他们记忆犹新的是《贵阳师范学院学报》的这篇文章。文章刊出后的影响之大超出我们意料。这年夏天，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胡凡找到我们，要我们写成专著，这就是《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写作该书约花了一年多时间，最后湖南人民出版社克服各种干扰，才于1984年出版。有人说这本书开启了中国的 “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热，特别是最早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引入历史和社会研究领域。 经济观察报：在这本书中你们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这个假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金观涛：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存在着两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一是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封建专制特别顽固），二是两三百年发生一次波及全社会的大动乱（封建王朝周期性更替）。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对这两个现象是分别加以研究的，没有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则认为这两个现象是互相关联的，它们均来自某种共同本质，它们是超稳定系统的一体两面现象。超稳定系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社会进行强控制，不允许制度改革和新社会组织的成长；但腐败又是不能抗拒的，其结果是王朝被腐败瓦解，大动乱不可避免。因此，在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历史中，每一个封建王朝，虽然在其社会稳定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兴盛的局面，但太平盛世不能持久。在每一个盛大王朝末期，都会出现商业病态繁荣、贫富差距极大、官僚政治极为腐败等现象，我们称这些现象是 “假资本主义”。其结果是大动乱发生，几百年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进步付之东流。大动乱有效地清除了腐败，使得社会秩序可以重建，但重新确立的只是和原来旧政治结构相同的新王朝，而不是演化到新社会结构中去。这是因为建立新社会的各种进步积累都被大动乱破坏了。我们认为，正是超稳定系统这种一治一乱的机制把中国传统社会束缚在原有轨道上，无论其内部商品经济多发达，都不能进入现代社会。正因为如此，第一个现代社会是在西方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而不是来自市场经济一度比西方发达的中国传统社会。 经济观察报：《兴盛与危机》出版后在社会流传很广，影响很深，因为你们第一次将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引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与方法对人文科学的问题做量化分析，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理论模型，给呆板的学术氛围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不过，围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史学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曾有过两次大讨论，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初再次成为史学界的热点？ 金观涛：因为“文革”期间封建主义的泛滥，所以“文革”刚刚结束，史学界就开始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事实上，人们对“文革”最惊心动魄的发现就是封建专制借革命之名还魂。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被叫得震天响，很多人将其视为一种全新的价值。但有多少人想到了，“革命”这个词在中文里古已有之，其意义恰恰是改朝换代！本来，五四以后的革命是建立在批判封建主义之上的，现在人们发现反传统本身并没有摆脱封建传统，这就迫使人们去问为什么。海外学者似乎有一种定见，这就是把五四后的中国当代思想视为中国传统的断裂。但我们要问，既然封建主义已经被抛弃，为什么在 “文革”中又会卷土重来？这说明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历史进程，包括近现代史。因此“文革”后对封建主义的反思极为重要，它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前奏。与那些单纯从某个局部、某个方面去寻究历史演变的终极原因相比，我们更注重从历史整体观上去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几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综合的探索。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你们更注重方法论？ 金观涛：八十年代初期方法论开始盛行，甚至形成了“方法论热”。例如当时的“三论”的影响非常大，风靡一时，连文学研究也试图引入“三论”。今天有人将其归为“科学主义”，这不无道理。因为，中国每一次启蒙运动都和对科学方法论的注重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成为评判道德和反传统的利器。但我认为八十年代的“方法论热”的意义，远远超过历史上的“科学主义”。因为历史上的“科学主义”在批判旧意识形态后会指向建构新意识形态。八十年代的 “方法论热”却不是这样，它倡导深刻的反思意识，包括对科学技术自身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确实比以前深刻。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你要把系统论作为超稳定系统说的方法论基础？今天，你怎样评价你们在八十年代掀起的“三论”热呢？ 金观涛：如果以西方历史经验来思考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就是去探讨为什么现代社会最早出现在西方。西方学者早有答案，韦伯典范就是著名的例子。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对该问题的回答视为经济决定论，那么韦伯学说则属于广义的观念决定论。我之所以重视系统论，是因为不想陷于任何一种单因素决定论。在《兴盛与危机》写作和出版时，我们对韦伯学说尚不太了解，但已经意识到，不应该从一种决定论跳出来又陷入另一种决定论。到了九十年代，国内相当多的学者接受了韦伯对西方最早进入现代社会的解释。2000年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对决定论的解构的潮流，更多人在宏大历史无意义的名义下放弃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而我们认为，这种摇摆正是缺少正确方法论引起的。我们甚至认为，系统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因为系统论可以使我们跳出决定论局限、又不至于如后现代史学那样放弃对历史大问题的探索。事实上，我和青峰始终没有放弃三十多年前的观点和方法，不断在深入、细化相关的研究。 经济观察报：你在八十年代末提出辩证理性的重建，今日又怎样看待该问题呢？ 金观涛：辩证理性重建是我在《系统的哲学》一书中提出的。在八十年代启蒙运动中，我主张在科学理性之上重建中国文化，包括反思儒家思想和近现代革命传统。近二十多年来，一股越来越猛烈的非理性（甚至是反理性的）的潮流正在中国和世界兴起，它引起了我内心的不安。需要说明的是，我从来不否认非理性主义哲学（或反理性主义）的合理性。当某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已陷入盲目的迷信时，非理性主义无疑是人类思想健康发展的一剂解毒药。甚至在任何一种理性的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有意识地让反理性主义作为补充，让它作为一种对我们已确定的哲学信念的怀疑，这对于人类不断进步的理智和良心的健全是十分有益的。每当理性主义是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时候，作为永不休止的怀疑精神的非理性主义必定是深刻的、富有魅力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另一种人生真理。因为除此非理性主义不足以和强大的理性对抗和共存。但是，在一个理性已经沉沦，人们在一片精神废墟中无所适从的时代，非理性主义经常是肤浅的，假如把反理性主义当作人类的精神的主体更是可怕的。故在八十年代，我在进行历史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同时，进行当代哲学的思考，力图重建理性哲学的基础。这就有了我的三本哲学著作：1985年完成的《发展的哲学》、1986年的《整体的哲学》和1987年的《人的哲学》。《发展的哲学》发表在《走向未来》杂志第一期上，其余两本则属于《走向未来》丛书。 《走向未来》丛书 经济观察报：《走向未来》丛书是什么时候开始运作的？ 金观涛：我们经历了“文革”，知道“文革”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多少灾难。“文革”结束时，大家都有这个意识，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都想做些切切实实的事。这不是几个人有这种想法，那是时代潮流。最早是湖南人民出版社找我们。此前它出版了反映十九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的《走向世界》丛书，是钟叔河主编，影响很大。他们找到我们，要策划出版一套针对年轻人的知识性和修养性的书。但这并非我们想要做的事。我们对丛书的定位非常明确，这就是启蒙性、思想性的丛书。按照中国的出版体制，青年读物是侧重知识和修养的，谁都可以搞这些，我们为什么再多搞出一套类似的东西呢？在接触的过程中，出版社也犹豫，因为我们的想法很难纳入青年读物系列，不知道如何纳入现实体制。正在这个时候，在张黎群引介下，四川人民出版社追来了，他们能接受这一思路，于是就决定在它那里出版。这是1982年的事。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叫 “走向未来”呢？ 金观涛：当时湖南出了《走向世界》丛书，它叫“走向世界”，我们就叫“走向未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分散在北京的不同单位，如何组成编委会，就要克服中国现行的出版体制的障碍。我们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商，建立了不在成都的社外编委会；还需要找一个对编委会负起政治责任的单位来管我们，也就是找一个挂靠机构。只有找到这种创新形式，才能使编委会在现行体制下合法运作。而实现这种制度创新，则要依靠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的共同追求。《走向未来》编委会挂靠在社科院青少年所名下，就是出于这样的机缘。当时是唐若昕穿针引线，而青少所的负责人是钟沛璋。他一见我们就问：为什么要做丛书？我说，就是想办一套启蒙的思想性丛书。他一听就明白，一拍即合，这就成了。 经济观察报：编委会的组成是怎样的？ 金观涛：在组成编委会之前，北京这些人就常聚集在一起，有共同的思想背景和追求。一有机会，编委会就可以拉起来。编委会成立时有一个原则，编委只要中青年，不要50岁以上的人。当时老包年龄最大，45岁，编委会就以他的年龄为上限。每次开会，我们都是集体讨论通过的。第一批书也是集体讨论，对主编和编委的书稿也毫不留情。1983年第一批书正在印刷时，正好赶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当时编委会和四川人民出版社都坚持下来。“清除精神污染”不得人心，很短命。这样，第一批书一出来，就火了。各地争相抢购，一上市就卖光，不断再版。编委会是高度理想主义，内部不谈钱，不算经济账。如果谈钱，编委会有可能赚很多的钱。 经济观察报：那时中国兴起过“丛书热”，如华夏出版社的 “二十世纪文库”、人民出版社的“三个面向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学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传统与变革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比较文化丛书”等等，而社会影响最大的，当属《走向未来》丛书。 金观涛：《走向未来》丛书从封面到内容都很有特点。丛书的封面很简朴，窄窄的小开本，黑白两色。我们请中央美院的年轻画家在封面上画画，封底和封面差不多，都是一些现代派的抽象画。封面上画现代画是《走向未来》丛书的首创。更重要的是，书的内容要求一定要有新思想，不是纯学术、学科式的知识。具体说，有几个要求：第一，一定要有思想性，贴近时代问题；第二，多学科交叉；第三，必须薄薄的，可以放在口袋里，便于阅读；第四，既要有编译西方的，也要有中国年轻学者原创的著作，还要有结合中国改革实际的。 经济观察报：你们是不是在有意地效仿法国启蒙运动时代的百科全书？ 金观涛：受些影响吧。我们追求跨越学科限制，跨越古今中外，宗旨只有一个：有助于思想启蒙，推动国人接受普世价值，走向全方位的现代化。启蒙运动是需要这个东西的，所以它才一下子影响那么大。 经济观察报：实际上是这种启蒙的精神团结了一大批人，尤其是思想界里的中青年精英。 金观涛：对，都是有启蒙理想的人。丛书不但启发了一代读者，而且培育了一代学者。很多书的作者都是没有出过书的年轻人，由此发端，进而成为学界名家。我们每年推出十几本，其中的许多作者或者翻译者都是今天的学界和社会精英。出书以后，出版社给我们一些活动经费，我们经常聚会，在我们中关村家里的聚会则更多了。大家在一起，主要是讨论选题，还有内部运行中的问题、协调等等。稿子都是大家共同讨论的。 经济观察报：在这个团队里面，民主精神发挥得还是非常好的。 金观涛：刚开始不叫民主，叫共同的理想主义吧。气氛非常好，我们已经把老权威排除了。除了编委，还有一些义务工作者，他们帮助整理稿件、做记录、组织活动等等，都是一些日常繁琐事务，但是一开始丛书上没出现他们的名字。 经济观察报：就是义工？还有这样的人？ 金观涛：当时有，现在不一定有了。当时我们都三十多岁了，他们年纪更轻一点，大学刚毕业，充满理想、热情和朝气。如陈越光、梁晓燕、黄鸣、王军衔、蔡慕雷等。他们有的是放弃了已有的工作，来为丛书做事。他们后来成了丛书活动的骨干，有的当了编委和副主编。 经济观察报：他们怎么就跑到你们的周围来了？ 金观涛：就是觉得做这件事有意义。八十年代的气氛很热烈、很蓬勃。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大家都讲现实利益了。当时我们每个常务编委每月补助30块钱，普通编委和工作人员补助20块钱。 经济观察报：在出版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干扰？ 金观涛：干扰多的不得了，一会儿找挂靠单位麻烦，一会儿说丛书有问题。今天看，会觉得简直不可理喻。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要克服很多体制障碍，没有多方面力量的支持搞不起来。例如，我们经历了多次挂靠危机。挂靠危机的出现，是由于有人质疑丛书的方向或内容，怕出现政治责任而要求解除挂靠。丛书编委会是个很活跃的圈子，大家很齐心。幸运的是，每一次都能渡过危机。丛书中有的书都卖到一百多万册，五四时候的《新青年》杂志才发行一万多册。《走向未来》丛书编译的《GEB：一条永恒的金带》、《物理学之道》，著作《富饶的贫穷》、《在历史表象背后》、《让科学光芒照亮自己》等对当时的社会造成巨大冲击。 经济观察报：今天这种情景很难出现了，只有易中天、于丹这样的明星才可能。《走向未来》丛书无疑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启蒙丛书。 金观涛：《走向未来》丛书计划出一百种，后来只出版74种。它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把一代青年学子从过去对世界和历史的单线条的公式化说教中解放了出来。改革开放以来，这套丛书可以说在文化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事件。 经济观察报：如今，国内几百家出版社，一年出二十多万种图书。但是正如一家大学图书馆的负责人所说，现在的出版物值得图书馆收藏的比例太低了。 金观涛：出版环境不同了，那是一个特殊年代。八五年前后的“文化热”中产生了三个大的民间文化机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这三大文化“圈子”在八十年代实际上成了引领中国大陆人文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主要“思想库”。 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 经济观察报：二十年后再回望八十年代，你肯定有许多感慨。 金观涛：八十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我们应该格外珍惜它。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如何评价八十年代？ 金观涛：我对八十年代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它是中国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启蒙，第一次启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新的思想，完成了中国民族国家的重建。第二次启蒙就是八十年代民间半民间的启蒙运动，它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今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两次启蒙运动都没有完成。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说第一次启蒙运动没有完成呢？ 金观涛：表面上看，五四树立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但那纯粹是陈独秀个人的提法。陈独秀穷其一生，最潦倒的时候都坚持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他是很有远见的。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只确立了一面旗帜，这就是科学。我和青峰做过专门研究，例如分析当时报刊对“科学”和“民主”的引用，发现两者并不对称。科学从来都是正面意义、正面价值的，科学的价值是五四以后没人敢怀疑的。而民主就不同，民主不仅没有科学普及，很多人对它是否定或怀疑的。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五四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因为它只确立了一种现代价值，这就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和民主。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说，正因为如此二十世纪中国民主的进程才步履维艰呢？ 金观涛：可以这样讲，所以才有八十年代的第二次启蒙。八十年代的第二次启蒙是对“文革”的否定，是对五四以后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包括对整个五四以后建立的所有思想体系进行反省。 经济观察报：第二次启蒙的旗帜是什么？ 金观涛：当时并没有明确讲旗帜是什么。我认为，当时主要是反思传统（包括近现代革命传统）和人的觉醒。五四是反传统，八十年代并不是简单地反传统。因为传统在表面上已被五四反掉了，你还反什么啊？跟五四不一样，八十年代是反思传统。反思是站在比批判更高的层面，你可以同情传统，亦可以同情反传统，但都需要将其纳入更高的思想层面。只有这样，对传统的热爱、尊重是可以用批判的方式加以表达的（对反传统亦是如此）。中国人能用批判的眼光来表达对国家、对文化和这块土地的热爱，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是思想解放和自由的表现。没有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做不到这一点。 经济观察报：但是有不少人批评说，八十年代的思想“大而空”，学术上没有真正的建树。 金观涛：八十年代是一个宏大的思想运动，持续时间不到十年。你说短短几年之内能有多少学术建树？批评它“大而空”的人，是没有看到启蒙精神的真正价值所在，更没有注意它被中断的事实。正因为思想启蒙被中断，人们才会在九十年代末忧虑学术成为没有思想的学术、今日中国面临丧失批判精神和道德的危机。 经济观察报：如果要继承八十年启蒙精神，中国学者应该做些什么呢？ 金观涛：泛泛讲别人应该做什么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自己做什么。近二十年来，我和青峰一直顺着八十年代提出的问题一步步往前走。1993年我们合著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在香港出版，力图重新勾勒中国近现代发展线索；2000年我们又完成《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是检视二十世纪席卷中国的革命乌托邦和中国大传统的内在联系。接着我们转入用数据库进行观念史探索，今年即将出版的《观念史研究》，则力图搞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对西方现代思想重构，形成中国式的现代思想，并想在史学方法论上作出探索。表面上看，这些研究专业性极强，但都是指向八十年代启蒙时期我们尚未想清楚的大问题。 经济观察报：九十年代以后，尤其到近些年，思想界的分化非常大。 金观涛：今天的思想界分歧的确非常大，光靠利益是没法整合的，光靠分思想的派系也没法整合。如果要找到一个整合点，恰恰应该是八十年代的启蒙精神。因此，认真地描述和研究八十年代，说不定可以为以后中国的共识找到出路。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丰富、见解各异的时代，大家都在为中国找出路，目标都是推进中国的开放、现代化。现在一些“左派”说，八十年代找到的出路就是呼唤经济自由主义、全盘资本主义，如果八十年代真是这样的，压根儿就不会有启蒙。 “解铃还需系铃人”，很多问题要寻求解决方案，恐怕还是要回到八十年代去，把八十年代的思想遗产挖出来。当然，那时也许我们已经老了，那是年轻一代人的工作了。想一想，《走向未来》当年风华正茂的编委，乐秀成、何维凌、贾新民和老包都先后去世了，每一次都令我们不胜悲伤和感慨。 经济观察报：现在许多人没有方向感。 金观涛：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丧失方向感，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全人类的问题。为了寻找今后的方向，我们不仅要恢复思想的力量，更应该在这物质泛滥的时代提倡精神。我想指出的是，反思精神和以往对精神的注重不同，反思的意思是在提倡任何一种价值时都让怀疑和批判意识与其共存。举一个例子，八十年代大家呼唤现代化，提倡经济的超增长，但同时是对经济超增长保持警惕的。《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批书出版的时候，就收了《增长极限》，该书讲的正是发展带来的环境、资源等大问题，主张零增长。当时这本书表面上与整个要求中国经济起飞的大潮流不合，但却极具远见，预见了今天的问题。事实上，只有深刻的反思和求真精神并存，才能做到多元思想的共存，并在此之上明确未来的方向。 经济观察报：中国已经搞了三十年改革开放了，走回头路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 金观涛：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怀念以前，甚至怀念“文革”？因为历史是可以被遗忘的，社会矛盾激烈到一定的程度，如果丧失历史记忆和反思精神，人们就很容易满足那些提供片面而最简单答案的思想，这时就可能重犯历史错误。今天人类社会有这样的繁荣，其前提正是记住了过去的教训，要是有一天我们把这些东西忘掉了，这个世界会老这么下去吗？中国社会走到今天，确实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我们最早是研究中国历史朝代循环的，中国历史上朝代循环很可怕，不可小视。超稳定系统的历史经验是中华民族应该牢牢记取的。 原载：经济观察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