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渠哪得清如许——张异宾教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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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张异宾/刘力永 |
【作者简介】张异宾（笔名张一兵），1956年生，1977年入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获硕士学位，哲学博士。1987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南京大学学报》主编，国家社科规划项目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哲学会会长，南京市社联副主席。入选教育部“全国优秀青年教师奖励计划”和“跨世纪人才工程”培养对象、江苏省“333”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和“青蓝工程”培养对象，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共发表个人专著七本，合作教材一部，文集一部，学术论文二百八十余篇，主编论著十部，共计四百余万字。有近二十项成果获各类奖。其中获部委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省级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一项；省教委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南京市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项。
刘力永，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学人
○张教授，在我的印象当中，您多次在自己的著述和文章里提及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脉相承的学统对您一生学术之路的奠定有着重要影响；作为学生，我对这一点非常感兴趣。我们是否就从这一点开始今天的访谈？
●好的。你刚刚提到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统，我想，这的确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资源。具体来说，主要是由孙伯鍷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中重要的方法论学统和文本研究为基础。其中，又尤以其独创的历史的深层逻辑解读法为上。谈到这里，不得不说到孙伯鍷先生。我想1977年前后在南大文史哲专业学习过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名字。孙先生是学历史出身，有着极深厚的国学功底，重视典籍和史学的原野式求证，其整个治学思路中随处可见明显的史学逻辑。他在学界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进行精心、深入的解读而著称。上个世纪70年代，孙先生在其代表作《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中，独树一帜地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次转变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两种理论逻辑相互消长”的观点。具体而言，他十分注重对两条线索的挖掘：一是黑格尔哲学，另一是古典经济学，并在研究方法上成就了一个相当独特的历史逻辑格局。其中表现出来的历史的深层逻辑解读方法对我影响极大，后来被我命名为文本学的研究模式。实际上，先生对我的影响不光是在治学研究而且是在执教育人、立身处世上，甚至直到先生弥留之际，他在病榻上表现出来的面死而生的精神与气度都是令我震撼的。
这种深远的影响还不止来自孙老师。南大哲学系的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整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给了我十分重要的指导。我的硕士生导师李华钰教授以对文本的精细研究见长，当年讲授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时，李老师的文本考据功夫和对文本历史语境的分析令我过目难忘。还应该提到我非常尊敬的胡福明教授。胡先生具有新闻专业背景，他的思想因而呈现出一种敏锐、开放并且面向现实的特点。他讲授列宁的《哲学笔记》相当引人入胜，既处处洋溢思想解放的精神，又显现出扎实的文本基础以及联系现实的原创性研究能力。正是从列宁的《哲学笔记》开始，我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那以后，我开始着迷于研读黑格尔的众多大部头著作，比如后来烂熟于胸的《逻辑学》、《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浸透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对我来说是一种十分受用的哲学话语训练。
今天想起这些师长，我心里非常感激，因为我的学术研究深深受益于这份学术资源。比如我常说，作为学生，在思想上我与已经逝去的孙伯＠①先生是一脉相承的，他的血液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无论在治学的思路还是在方法论上，他对我的影响如何形容都不为过。但恰恰又是孙先生，20多年前就开始在我身上着力鼓励和培养着一种独立的“背叛”的意识。当然这是一种在传承的基础上站立起来的“恭敬”的“背叛”。先生们始终在帮助我们睁开自己的眼睛，在他们开拓出来的道路上不懈地走，越走越有滋味，越走看到的东西也就越多。
这也是现在我为什么在博士生大课上经常跟学生说“我说了，你们不要信以为真”的缘故。我希望他们跟20年前的我一样，真正秉承南大的优良学统，学习、吸收、“背叛”，然后创新！
○张老师，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文革”那样的社会动荡，我们的成长环境一直是平稳而优越的，每当面对从坎坷中闯荡过来而又成就斐然的你们，我们常常是既钦佩又好奇。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您和您的同学在那个时代的学习状态。
●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研究生。我们那一届同学相对比较年轻，思想活跃，同学之间相处融洽。当时的研究生是由导师们共同指导的，师生之间经常进行平等的研讨。比如专题研究，由老师开出书单，拟出思考提纲，然后先由某一个同学做主题发言，而后师生们便畅所欲言。尤其突出的是，那一代大学生对知识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大家对学习极为投入，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用来阅读和思考，这种氛围和研讨对我启发非常大，老师们民主的授课方式今天看来真是结出了累累硕果。正是那时候打下的扎实基础使大家今天能够在各自的领域中有一番作为。
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否定之否定”学说。在当时这是大多数同学不愿意去碰的题目，我是花了大功夫的。我当时从肯定、否定、一直写到否定之否定，感觉构造了一个挺漂亮的庞大辩证法体系。但其实这个体系更像黑格尔的逻辑学，把黑格尔哲学搬入论文当中，无意识地犯了一种隐性唯心主义的错误。孙先生让我重写，他指出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面对现实的实践哲学而不是思辨哲学。硕士论文初稿22万字，后来压缩到5万8千字。即便如此，现在看来，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史形成过程把握不足，那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和“论”的结合方面并不是很成功。
我曾经对学生说过，硕士阶段的学习最关键的是方法论的习得，包括听课的方法、做专题笔记的方法、思考的方法、提问的方法、积累资料的方法、搜索研究文献的方法以及撰写研究论文的方法等。毕业以后，我在构建学术研究平台方面也始终十分努力，读书习惯由从前没有选择地乱读书，转变为系统地、根据读书和研究规划来阅读。在南大的6年学生生活中我打下了坚实的原著阅读基础，有关的哲学、经济学文本都读了不止一遍，并且都是在孙先生的带领下从头到尾认真推敲读完的。所以，我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和一些二手研究资料都相当熟悉。后来为了拓宽自己的思想史背景，还对西方哲学、心理学、自然辩证法、科学认识论和人本主义等方面做了专题性研究。那时候每次全国的学科研究会议我都去参加，并且每做一个专题研究都会积累大量的笔记。像研究“人学第5代”时，就做了17万字左右的笔记。
今天的同学们除了物质生活上的优越，学习条件上也是相当好。你们自小可能就有比较系统、全面的知识储备，能比较便利地接触当年我们看不到的文本资料，接触到各种各样前沿的思潮，这些东西对学习都是很重要的。与此同时，如果能加上我们当年那样的求知热情，并且能够注意培养起正确的阅读和研究的方法，那你们将会受益无穷。
○谢谢张教授的提醒。可以说您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学者，之所以特别，首先是您从不讳言说“我错了”，或者说“我们错了”。多年来您好像不停地在进行理论反省和检讨，我们约略也能看出这种反省由模糊到清晰的几个阶段。譬如您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传统解释框架中马克思思想“已经在手”的现成性状态，必须转变为我们“重新上手”的历史生成状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已经拉开了序幕，但您自己后来却说当时您其实尚处于一种理论不安之中？
●是的。这场反思持续了很多年。毕业之后的几年里，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做了一个比较踏实的专题研读，从时间上看应该是在1985年到1989年间，算是我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个阶段。那个时期的研读成果是一篇近七万字的提纲式的东西，先是收在孙伯＠①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第三卷中，有一编的篇幅。后来我又把这个提纲扩写成了一本十七万字的小册子，即《折断的理性翅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一书。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感觉研究还是踏实的，积累下数百万字的学术资料，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刚刚提到的这本《折断的理性翅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小册子，却是我更为浓重的理论不安的起点。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我再一次深刻体会到自己在研读过程中感觉到的理论基础上的力不从心。自己对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理解，远远比不上当时正在被我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因而这是一场不同层次之间的对话，或者根本称不上对话。说严重点，当时的我以及所有进行类似“批判”的人们根本就是在进行某种自说自话的自欺。我十分清楚地看到，如果我们愿意坦白地直面事实，这种理论水平上不平等的“批判”是无法再进行下去的。该书中，我以一副站在马克思正确立场之上的面貌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论说他们的种种不是。可是我已深深感到，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一部分论者的理论逻辑是将马克思与现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文化思潮嫁接起来，建构出种种在现代资产阶级学术主流之外的激进主义的反抗话语，而这一切却又真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精心解读之上的。如青年卢卡奇在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前，对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的理解；弗洛姆在撰写《马克思人的概念》一书时，对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施密特创作《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时，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认知；而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学的重要成果。撇开他们可能被证伪的深层解读构架，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认认真真研读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已认真研读过的马克思文本，仅着眼于他们显性的结论，是很难准确判定其是非对错的。《折断的理性翅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这本小册子反映了我在传统哲学解释构架中批判和证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态度。现在看来，在这个研究阶段我的学术研究平台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我既没有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文本，也对现当代西方哲学了解甚浅，当我评价他们的理论是非时，可信度是可想而知的。更重要的是，我手中并没有真正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当我怀疑自己这种“批判”的合法性时，我发现，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视域及其新的深度和广度的有意义的拓展，我们必须加强自己的内功。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回到马克思。
○后来您也的确一直在致力于“回到马克思”。但是积您十年心血完成的那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在1999年出版后，立即在学术界激起了激烈的反响。先哲笛卡儿曾经说过：“要想在科学上建立一些牢固的、永久的东西作为我的信念，我就必须在我的一生中有一次严肃地把我从前接受到的心中所有意见一齐去掉，重新开始从根本做起。”那么对“从根本做起”的这部书所激起的千层浪，您自己怎么看呢？
●老实说，这本书出版之后引发的一些反应是我始料不及的。该书问世以后的一年里，学界评点的声音十分热闹，有些批评和误读事先能够想到，可后来出现的某些言说倒真是出乎意料。我原先意料之中的无非是理论前辈们可能愤怒地声讨我的轻狂：“回到马克思？人家都没有读懂？！”其次，会是那些作为全球胜利者的布尔乔亚自由主义者们的嘲笑声：“现在还在折腾马克思？”而意料之外的是，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却从“回到马克思”中嗅出了历史的“霉腐”味道，然后，“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被升腾为一种口号，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旨趣来拒斥据说是面向过去的“原教旨”情结。对于这一类反应，我原来倒真没有思想准备。其实，对拙著能够激起如此大的反响甚至引导一场学术争论的开展，我实感欣慰。可是在某些学者的笔下，我俨然成为无视现实、拒绝探新的本本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回到马克思”成了训诂学式地要求人们回到故纸堆的文本中，这种莫名的误读实在与我的初衷相去甚远。
在经过了对研究方法论的自觉检讨之后，我认识到，在此前的研究中，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把握还是不深入和不全面的，要能够和“当代”对话，能够把马克思推向当代，能够以一种正确的立场回答和解决新问题，需要完成的一个历史性任务，就是对马克思理论基本地平的廓清。这正是胡塞尔现象学所说的“回到事情本身”。所以，我提出“回到马克思”中的“回到”，决不是简单的历史重述或者“原教旨”情结，而是一种重新“上手”。我自以为这是以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历史性文本解读开启全新的历史地平，这也是我在该书封面设计上执意要求黄底黑字的缘故。
况且，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释仍是一个远没有完结的历史，究其客观历史原因，是与马克思的大量笔记和手稿直到20世纪20年代—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简称MEGA2）出版，才逐步公开问世有关。就中文版的文献来看，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献没有翻译过来，这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学者的视域。尽管苏联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等方面都已经作出了阐释，但由于方法论的制约，他们的构架方式还是局限于传统体系之内，没有开辟一个全新的视域。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文本群，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缺乏我们自己解读构架的引导机制。我们只有将原先那个已被假定为“现成在手”的东西放在一边，以新的方法重新面对马克思的文本，而不是在一个预设的前提下，用所谓的“原理”来反注马克思的原著，用现成“体系”来构架马克思的思想史。这样的“回到”也就不是一句空话，它首先是解读方法的重建，摈弃那种用“原理”去构析文本的方式，在意识到自己解读背景的情况下，尽可能真实地使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视界历史地呈现出来。不过，从解释学角度看，任何解读者能与之“对话”的，只能是文本而非作者，这也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原本式地返回马克思。实际上，任何对文本的“回到”，永远只能是不同视域的融合，这种返本其实已经是开新。而我所做的努力也正是力图通过对第一手文本的历史的、具体的解读，摆脱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教条，去掉过去那个特殊时期留下来的“违法建筑”，寻找到新的、真正来自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理论立点，在这个原初地平的基础上再行出发。
总之在这本书里，我尝试着摆脱苏联学者的解读模型，探讨解释马克思的多种可能性。说它是我的主观认识也可以，但研究远未完成，它至多是自己弄清问题的一个逻辑台阶，依然只是一种在途中的努力，因而必然不会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回归。
○在此我想打断一下，您的新著《神会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当代阐释》在2004年夏天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与《回到马克思》的关系应该是十分密切的，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可以。《神会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当代阐释》的主体部分，可以看作是对《回到马克思》一书的精写与重写，在编排上更多是以问题为中心。窃以为，多年来我们一直秉承着“面向事实本身”的现象学精神，《回到马克思》以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为重要源头，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一生的哲学研究及其变迁进行抽丝剥茧、不屈不挠地梳理，还给读者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但是，其艰涩难懂、非行家无以入门的言说特点，很可能把一批热情的专业外的青年读者拒之门外。《神会马克思》力图以清新流畅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引领读书人一步一步地迈入当代马克思哲学的精彩的精神世界。同时，这本书也概要介绍了我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和近期关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些最重要和最新的成果。
○在我的感觉当中，除了敢于在深入的“反思”之后对自己说“不是”之外，您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在您笔下，我们总能不停地看到一些全新的东西，您一直在“学习、吸收”，然后“背叛”而后“创新”。比如您重返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之后，很快就提出要建立一种“深度解读模式”，这就是一种当时听起来很新的声音。
●“深度解读模式”确实是我首先提出来的。这恐怕还得从1982年由徐崇温先生率先完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引进”谈起。
从1982年到今天，20多年来国内学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成果主要还是在翻译和人头式总体评述的水平上展开的。从翻译方面看，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虽然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典文本都已被译成中文，但涉及的是哲学、文化、美学、心理学等方面的文本，而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倾向于实证科学的学科中，还存在一个很大的缺口。当然，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已有学者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逐渐在弥补这个缺陷。可见，研究的空间很大，我们面前存在着一大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尤其是对这一思潮的最新发展，我们也未能达成必要的理论定位。逐一回首自《历史与阶级意识》为起点的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研究，我们是十分汗颜的，因为我们的研读水平大多仅停留在资料性的评述阶段，即便已涉足一定的专题性研究，也远未达到精耕细作的深度。触目可见的做法是在众多二手资料客观描述之上冠以“主义”的大帽子，而缺乏一种以驾驭性的哲学话语真正进入言说者语境的深入研究。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再加上我刚才谈的我们在马克思文本解读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两个领域理论准备上的不足，我才提出了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模式。我想，要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转过身来，重新面对我们一度以为认识了的文本和人物，建构特定的历史语境，以真正找出其理论逻辑和主旨的“症候”所在。非常重要的是，这种重新面对必须以一种深度解读的模式来进行。我们的研究必须由人头式的述评，转变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内在逻辑的透视性研究，否则就很难说清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非。这种探索已经体现在我的研究成果之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我和胡大乎博士合作完成的、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
○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历史终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与“晚期马克思主义”等几个全新的提法。由它们组成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建构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全新的基础性理论平台。
●2000年，我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历史终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与“晚期马克思主义”这几个全新的概念，目的在于重新定位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新动向。这种定位是我们深入研究中不可少的新的理论平台。
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新左派以及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出现了很大的分化。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条件下，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如“本真马克思”和资本主义政治批判两大主题）的内涵与外延已不再能够统摄纷繁复杂的后现代景观。倘若不进行研究范式上的重新划界，我们将陷入理论逻辑的混乱。基于这种认知，我提出必须通过一种新的历史性理论逻辑界说来反省这一现象。对这些概念的具体内容和划界，我曾经在许多文章中具体阐述过。我认为，只有指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并勾勒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与晚期马克思主义并存的新格局，我们才能重新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新动向。
○最后，张教授能否介绍一下您近期的研究规划？
●下一步，我计划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本进行一次系统的解读。研究的进展总体上说还是比较顺利的，也开始陆续形成一批学术成果。1999年，我开始撰写《文本的深度耕犁》一书。原计划出三卷，第一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解读》，第二卷是《西方晚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解读》，第三卷是《西方后马克思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解读》。今年，《文本的深度耕犁》的第一卷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整个系列原先计划用五年时间来完成，目前看来时间会拖得长久一些。这个过程与马克思文本研究将同样艰难，但是我坚持认为，在进行专题式或概括性的全景描述之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经典文本进行一次认真的解读十分必要，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程，所以我一定会脚踏实地、恭恭敬敬地做下去。
现在手上正在做的，是对拉康的研究。
○插一句话，拉康的名字我们并不陌生，但是以往关于他的解读，似乎都不在哲学领域。
●是的。多年以来，对这位在后现代语境中极为重要的思想大师，中国哲学界一直是沉默的。关于拉康及其思想，我们不仅很少看见一篇系统性、原创性的哲学研究文章，相反，在一些文学式解释性的复述文本中，拉康被颠倒误认，被严重遮蔽。这位在海德格尔之后进一步揭示了个人存在的残破性和身曾痛楚的精神巨人，总是与我们擦肩而过。而我以为，眼下一些正在进入物化世俗王国的中国人，恰恰正处于拉康所揭露的这种灵与肉、光与影、有与无的挣扎与痛楚之中。拉康语境中那个个人伪主体和大写的魔鬼他者正大行其道。我曾经说过，在当今物化市场的魔域中，生存已在阴影中断碎为两节：一种是在这个沙漏般的竞争世界中悬临于空中的“成功”人士，过去我们把他们叫做“布尔乔亚”；另一种则是跌落沙漏底层的“弱势”众生，这一群过去被称为“普罗泰利特”。第一种人往往活得“光彩耀目”，“他”的户头上可能有无数的金钱，还可能拥有众多令人仰慕的学术头衔和官品，在生活舞台的重重射灯打探之下，诗意地“在”着。而在第二种人心里，炫目灯光下功成名就的“他”很可能就是“我”毕生不懈奋斗的镜像，“他”就应该是“我”。这种“他”对“我”的理想性自居，使十分羸弱无力的“我们”更加举步维艰，一次又一次，人们在泥泞的沙漏边缘攀爬、滑倒、再攀爬——一如加缪笔下那个荒谬而不屈的西西弗斯，永远向上推举着不断落下的生活巨石。我想，就在这个时候，如果真正听懂拉康的言说能够让我们多一点清醒，从而能够认真对待存在中的物化和异化之疏远，自省生命中能指之漂浮和本己的不可能性。
解读拉康的成果会是一本大约25万字的《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将在明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的基本解读对象是拉康著名的《文选》(crits)中最重要的一些文本。我在其中深入解析了拉康哲学复杂的学术背景，以他独有的颠覆式的历时性关联，分别说明了拉康与超现实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和语言学结构主义等学术思潮之间潜在的承袭关系，尤其是他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深刻背叛与激情高扬。我希望能够真正将拉康哲学中的伪个人主体理论曝光于当代西方现代思想史广阔的逻辑平台上，并且尝试用较为通俗生动的文风，去言说所谓“不可能译介”的拉康哲学的魔幻逻辑。
此外，对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的文本解读也在进行之中。列入研究计划的，还包括当前在西方思想界风头正健的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齐泽克作为文化批判家在电影、文学和哲学领域以左派理论面目粉墨登场。作为东欧激进知识分子，他是后马克思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法国获得精神分析学博士，擅长英文写作，目前已经发表的著作达几十部之多。他的理论体现了将拉康和马克思的理论结合起来的企图，但仍是以拉康理论为主体来面对当今世界现实。齐泽克的著作更加艰涩难懂，很多东西读了几遍仍混混沌沌，这种情况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需要提到的另一件事，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已经被列入国家985计划当中。我们将充分发挥在社会批判理论研究方面的优势，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我们将充分发挥理论中心在学科交叉上的优势，将研究内容从文化批判延伸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分析等更大的范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具有传统文化特色而又面向活生生现实生活的当代中国新时期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由孙先生开始，我以及比我更年轻的同事们始终有一个共识：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我们的研究目的是面向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和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现实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最初起点和最终落脚点。我们今天所开展的工作皆是为了有朝一日在“吮吸了文化母体的精华，又补充了外来养分的融通”后，能“使思想在深厚积淀的基础上原创性地呐喊出中国学人自己的声音，不至于沦落到被奇景式的观赏所倾倒，不断地为追逐新的时尚所困顿的地步”。这是我的梦想，我想也是孙先生对我们的期望。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在踏踏实实做完由他开始的文本解读之后，搭建起一个与西方学者同等高度的学术平台，在一个真实的视界上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创建出属于中华民族的成果。
| | 【原载】 《学术月刊》2005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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