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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联大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每人的体会各不想同。我活到近九十岁，越发清晰地领悟到，联大教我的，不只是书本，不只是知识，更关系到如何做人。 那时候，联大的老师像跑战争警报那样，一路奔跑着赶往教室上课，满头满脸涌出汗水——那是当年教我们西洋哲学史的冯文潜先生。在他身后，我和郑敏两个女生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老师的带动下，我们每天早上一出门，就跟在冯先生后面奔跑，我们实在不好意思迟到。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一生，不也是在不停地奔波吗？瞬息是欢乐，接着人非物换，究竟还是靠西南联大给我的哲学教育，使我对处境的一再变化都看得很开。 1 回想当年的老师，先想说的是金岳霖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他第一次看到我就说，“你父亲是个名士派！”父亲顾寿颐是第一届留美博士生。他们在美国就相识了。金先生人长得漂亮，总是西装笔挺。我在联大学哲学，金先生是哲学系教授，他的逻辑学是必修课，教材用的是他自己编写的《逻辑》。他是大学问家，在生活方面，也有一套自己的逻辑系统，这导致他和林徽因的八卦满天飞。别看他对林徽因有感情，但他的逻辑和徐志摩的逻辑就不一样。徐志摩是那种激情式、占有式的；他则是理智的，但又有那么一点非理性的投入。金先生对林徽因的感情，可谓升华到了一种非常的尊敬；后来，林徽因患病期间，金岳霖倾其所有薪水相助，这就不是一般崇拜者所能做到的。林徽因的孩子和周培源的孩子结婚，他们从小就叫“金伯伯、金伯伯”，很亲切的。金先生一生未婚，“最后”还是靠这一对年轻人照料。这种人生逻辑是不是很有意思呢？也许，只有我们那代人，才能够理解。 联大的红楼梦讲座很轰动。老师发言，学生也发言。我喜欢金先生的看法，他赞美宝玉、黛玉，不喜欢宝钗，这也说明他当时是很清高的。解放后金岳霖是知识分子队伍中第一个入党的，他曾跟我讲：“我入党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们每个人、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转变，这时的金先生，和他联大时期的思想体系有很大的改变，这也符合他的人生逻辑。到了 “文革”，他对“天派”“地派”可就全不信了。 金岳霖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总结。他跟我讲，我一生最大的收获是教了三个学生：一个是殷福生，也就是殷海光，他后来去了台湾；第二个是王浩，后来去了美国；第三个是吴英奎，可惜自杀了。我一听，不觉有所感触。先生说这番话，心里不免有些愁闷和遗憾吧？但从做学问的角度看，无论去台湾还是美国，都是殊途同归——殷海光的自由主义阐述，王浩的数理逻辑贡献，均可载入人类文明史册。其师生两代人的贡献也可说，同归无早晚，联大有清源。 金先生提到的三位学生，也是我的校友，似有必要回忆一下。殷海光到台湾后，因为反对国民党，没有工作。我知道有位王太太帮助过他，她先生办《人生》杂志，收留了他。当然台湾那些年有好多文化人资助他，因为他是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鼻祖与启蒙大师，也因此受到严重打压。殷海光一生著作甚丰，一次，我在王太太家看到全集18册，令人钦佩。可惜他很早就病逝了。 王浩这位学问家的功业大家都知道。我跟他是同学，记得他理发用剪刀。他是先研究数学，后来攻哲学。记得大约是1972年，中美建交，王浩和陈省身等美籍科学家一起访问了中国，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回国期间，王浩约见一些师长和同学，这些见闻让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兴趣。这跟他以前所学的哲学体系格格不入，他转向这一领域，研究了六年。之后，他又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 王浩回来那年，我去看金先生。先生跟我讲，王浩回来，我没见。为什么呢？因为王浩拜访了一个金先生不欣赏的人，一个“四人帮”时期比较活跃的文化知识分子，就是说，金先生这时期已不那么紧跟了。王浩回国后写文章，后来《参考消息》还登载了。王浩作为一个数理逻辑学者转向哲学领域研究，这两个学术身份伴随了他一生。 王浩又回国来时，学部委员张炳熹请王浩吃饭，我作陪。我见到王浩，一下子记起他在昆明时期的样子，穿着一双布鞋，前面脚趾头都要露出来了……他看见我，就说，你那眼镜腿怎么还没折啊。这真是联大人的气味相投，在一种貌似邋遢的衣着底下有一颗彼此相通的心。一个时代一种风格，我们不修边幅也不失为那时的时尚。那天聊到日常生活时，他说，我有三座房子，我一座，爱人一座，女儿一座。我一听心想数学家喜欢数字“3”，生活中亦有狡兔三窟之说，那么哲学方面怎么解释呢？后来再一听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他女儿和太太不合，那么他将她们“分而治之”，这样减少矛盾。有时和妻子住，有时和女儿住，这真是王浩式的美式生活，“三权分立”，还挺新鲜的。 王浩再回来时，金先生问男管家老王，“我们要不要招待王浩啊？”老王拿主意说，饭就不必了，招待他到家里吃西瓜吧……金先生听从老王的建议，这回师徒总算见面了。 金先生的第三位高徒吴英奎十分可惜。他对感情太执著，追求的对象和别人结婚了，他就自杀了。我们觉得特遗憾，逻辑学少了一个真传。 几年前，我到上海，联大老校友王勉（笔名鲲西）跟我讲过这样一句话：人有人的命运，书也有书的命运，提到金先生，人们只知道他的逻辑学，而那本《论道》，恐怕认真读过的人不多。言外之意，《论道》是一部重要著作。 2 陈岱荪先生对我的影响，一半是在联大读他的经济学；另一半是后来五十年代在清华时，陈先生是工会主席，我白天是工会秘书，晚上在职工学校教书，一来二去就比较熟悉了。他还以为我当初是经济系的学生呢。在联大时，念经济学比较费劲，考试只有六七十来分。当时朱声绂是高材生。他上课坐在第一排，记中文笔记，用英文答卷。经济学这样一门如今看来重中之重的学科，曾经一度很冷清，朱声绂这样的天才学生，满腹才学却无法施展，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命运愈加悲惨。一天夜里，朱声绂去看陈岱荪，门一开，陈岱荪就哭了，只说了一句，“我没把你教好！”这个场景，两个人后来都跟我讲起过。陈先生的这话，想起来挺深刻，原来最拔萃的学生怎么说没教好呢？事情太复杂了，经济学受到了多种因素干扰，已偏离了科学本身。老师最爱的学生，老师却无法保护他，心中当然很愤懑。这说明，陈岱荪为人很正直，换了别的人，学生落难，避之惟恐不及。这也可看出，陈先生在社会上立足，很稳健。我曾经问过他，您肩负这么多要职，却又不是党员，您怎么走过来的呢？他用右手的食指按在嘴上，意思是“少说话”，接着，他说了三遍：干活、干活、干活！不说话只干活，是动荡年代陈先生的处世原则。但这样的信条如何传给他的弟子呢？ 陈岱荪是北大的系主任，那时，自己打扫办公室，屋子越住越小，最后龟缩到一间小破屋里住。但他的心胸又是极开阔的。我这里可举一个例：伍启元是经济学教授，他后来到台湾讲课，有人跟我说，伍启元真不像话！当时的确有一些人持这样的看法。我问陈岱荪怎么看，先生说：“教师教书嘛，在哪儿教还不一样？”这话四两拨千斤，显出了他特有的开明和高妙。他不像有些人，只跟着意识形态喜怒哀乐。 3 一个人为什么学哲学？可以有各种答案，对我来说，是自救的问题。要不是学哲学，家境落难时，很难撑得过去。旧社会过来的人都知道，一朝荣华富贵，门槛会被踏破，一旦破产，又要遭多少白眼。我父亲顾寿颐就在社会的变迁里折腾过，从当少帅张学良的秘书，到一度管理全国铁路，最后被杜月笙把兆丰花园砸了，扫地出门，落泊街头，还入了精神病院……父亲回国后，汪精卫请他主持财政部工作，父亲拒绝不说，还骂汪是“汉奸”。发生了杜月笙之流的抄家事件后，后母受到严重刺激，自杀了。这种事说起来像电视剧，可就发生在我身边。清华张守仪的叔叔出资买了飞机票，将受到威胁的父亲转往重庆。那时，马寅初在重庆，父亲和马寅初都骂国民党的“四大家族”，马先生是有时候骂，父亲是每节课都骂，有一次，他在回家的路上，遭遇流氓地痞的暴打……父亲在这样的打击下，彻底崩溃了，入了精神病院。这期间，我自己也有过七天七夜没有饭吃的经历。我见过太多的人情冷暖和突发的变故，如果不学哲学，不想清楚人为何活着，我难以活到今天。我的一个老同学说，顾越先你应当学医，可是我后来教书，关心人的灵魂，这也是拯救。但要先学哲学，先自救，我思想里不打架了，遇到风波灾难只当平常日子过，平平淡淡就过去了。这就是人生哲学。“文革”期间，红卫兵抄家后，有朋友劝我和“右派丈夫”离婚，我心想，艰难时刻，一家人不能分离。然而我心里又愁肠百结。我该怎么办？我立刻去“大串联”，在游走和奔波中，时时化解内心的抑郁，这就是人生哲学的具体运用。 在联大，冯友兰教哲学和伦理。他所传授的几大境界，我一直记着。这第一境界，是动物的生存本能；第二境界，是功利竞争的；第三境界，是圣贤境界；第四境界就是天地境界了。这样的学说，我一听，说到我心里去了，解决了我二十年来的困惑。冯先生有些口吃，虽然这样，道理却讲得特别通透，一点废话没有。他是个人物，金先生对他不怎么恭敬，他也不在意。王浩曾说过，“当年我们联大谁都不怕谁”，不仅学生如此，先生之间也如此。这是一种平等的境界。由于对这门课很入迷，冯友兰的“人生境界”我考九十多分。刘文典的《庄子》我也学得好。外语系的陈嘉先生教莎士比亚，影响很大，好多学生后来一直倾心莎士比亚。而我只记住莎翁的一句话： “The more you give,The more you have.”（付出越多，收获越大）说来说去，还是和人生哲学有关，我才记得牢。 人老了，时间在帮我们做算术，有些忘掉了，有些又添加了分量。命运不公平，记忆却是公平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尼泊尔一家日文图书馆，看见汤用彤先生在联大讲“印度哲学”的讲稿，日本人很尊敬他，珍藏完好。这让我一下子记起汤先生当年为我申请贷金券的事。我那时生活困难，但我没有申请，汤先生就出面为我申请到十五元贷金券。那时的老师如此了解学生的状况，替你着想，我终生感激。汤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很超然，但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昆明联大的学生中有不少人是“穷光蛋”,也有生意人，也有富人之子。而那时的校风是：你穷，没人瞧不起你，因为你有别的东西…… （本文由顾越先口述，童蔚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