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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鹏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埃及学家，中国埃及学的主要奠基人，在高校从事世界古代史和埃及学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孜孜以求，笔耕不辍，撰写多篇/部论文和著作，就埃及学领域很多倍受关注的问题提出独创见解，对我国埃及学的建立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先生1931年生于大连市，1955年东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1972年调入吉林省通辽师院（后来的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和内蒙古民族大学）任教至今，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长期担任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学院常务副院长、内蒙古通辽市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委员会委员，长期兼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副理事长等职，多次荣获校级、区级和国家级奖励，领取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5月29日，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仙逝，享年76岁。 先生最初主要从事古代东方史的研究，自70年代以《试论古埃及国家形成的若干问题》为起点，义无反顾地在中国埃及学这块荒地上垦耕播种，潜心钻研，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埃及学论文40余篇，出版论著、编著和译著等10余部，其成果和观点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获得了国际学界的认可。先生的埃及学研究是在两大方面展开的：古埃及通史研究和专题讨论。 一 先生集数十年研究成果于一体，用五载时光写就一部通史著作——《古代埃及史》。此著作参考了大量国外权威论著和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文献学等方面的资料，引证翔实可靠，论述精当，并在几大方面有所突破，包括历史分期、国家起源、社会经济形态、生态环境、宗教信仰[1]、王朝体系的详细叙述等。现举其要者述之。 首先，就历史分期而言，《古代埃及史》认为“从公元前305年以后，马其顿·希腊人的托勒密王朝又继续下来。公元前30年，罗马人又代替了希腊人，接着还有拜占庭人成为埃及的主人，一直到公元7世纪。尽管希腊人和罗马人征服了古埃及人，但是埃及仍然是埃及人的埃及，埃及的传统仍然保存下来。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了埃及，埃及的古代文明最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阿拉伯的伊斯兰文明”[2]。从而打破了把古代埃及史的下限定位在公元前332年的传统观点，把古埃及历史的下限延长了1000多年。 其次，著作非常重视生态环境对古埃及文明的形成、发展及特性的影响。第一章第二节对古埃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考察，再现了古埃及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强调了特殊的自然环境对古埃及文明特性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3]。著作还把自然环境对文明发展的影响运用到具体历史现象的分析上，指出古埃及第一中间期大饥馑的盛行与自然环境的恶化和尼罗河低水位有直接关系[4]。 再者，古埃及人的宗教意识非常浓厚。《古代埃及史》对不同时期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感情和仪式进行详细评述，明确了宗教在古埃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尤其叙述了法老埃及王权与神权之间利用与斗争关系的发展演变，对这种关系的突出表现——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进行了深入论述，对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辨析，并就其性质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认为“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既有主观上的一神教的意义，又有客观上的单一神教的流行”[5]。 最后，《古代埃及史》以马涅托的王朝体系为基础，参考各类相关的新史料和论著，对古代埃及31个王朝的世系进行全新梳理，对每个国王的统治时间进行深入考察，把国王世系和统治事迹的论述寓于各章的写作之中，不仅给人以时间线索清晰明确之感，更能使我们全面认识古代埃及王朝世系的更迭与演变。这种详细考究地介绍古埃及王朝世系的方法为本书增添了一笔浓浓的色彩。 就篇幅而言，《古代埃及史》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篇幅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埃及史专著。学界对此著作的学术价值有如是评价：“刘文鹏……发表了许多有关古代埃及史的论文……2000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他的专著《古代埃及史》。他的论文和专著反映了我国埃及学的最新研究成就，也是我国埃及学到目前为止的最高成就。”[6] 二 先生在专题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代表着当前我国埃及学研究的最高水平，集中体现在对下面几个问题的探究。 首先是国家起源问题。古代早期国家起源问题是国内外学者非常关注的并有一定难度的课题。先生的第一篇埃及学论文《试论古埃及国家形成的若干问题》，就分别对埃及国家的形成时间、国家形式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形成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论述，指出“古代埃及是在铜石并用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从涅伽达文化Ⅱ开始出现国家的”，最初是以“州”的形式出现的，“最初都是各自分立的小邦，经过前王朝几百年的各州之间的联盟与争霸、兼并的过程，到第一王朝时开始趋向于统一，在第二王朝末期才最后实现了上下埃及的统一局面”，“从古王国以后，埃及开始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7]。随后他又发表一系列探讨埃及早期国家相关问题的文章，深化和完善了上述观点。 《希拉康坡里王朝及其霸权考》运用最新考古学和文献学研究成果，对古代埃及早期希拉康坡里王朝几个国王的真实性及其功绩进行考察，认为所谓的“卡王”的历史真实性尚不能确定，蝎子王是希拉康坡里王朝的重要国王，其远征为早王朝埃及的统一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传统上所说的美尼斯是否存在同样不能确定，但他肯定不是完成埃及统一的人，之后的那尔迈王也仅仅是开创了埃及统一的局面，并非最后和完全的统一[8]。 有关埃及早期国家的产生时间、性质和统一等问题，学界有多种观点。先生在《古代埃及的早期国家及其统一》一文中，结合大量最新考古资料对具体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得出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结论，认为“在前王朝时代的后期，涅伽达文化II时代，埃及出现了各自分立的诺姆。诺姆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以某一个城市或乡村为中心形成起来的城市国家”；美尼斯人物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主张“放弃传统上的美尼斯”，那尔迈才是“埃及统一国家的创建者”，但埃及的完全统一是经过了早王朝时代几百年的反复斗争之后逐步实现的[9]。 古代埃及早期是否出现了城市，城市在古埃及国家的形成中占据怎样的地位？这是研究埃及早期国家问题必须解决的问题。先生在《古代埃及的早期城市》中就此问题展开论述，对古埃及“文字、文献表达的‘城市’及其概念”进行考析，对“历史文献展现的早期城市”进行探究，对“考古发现的早期城市遗址”进行解说，对“古代埃及城市产生的时间与条件”进行论证，最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大约在公元前四千年代中叶以前，埃及已出现了城市”，城市是埃及文明形成中的重要要素之一，这些城市是表现为城镇的早期城市[10]。 1995年，先生再度撰文《论埃及文明的起源》，对新发现的大量考古材料和古文字材料进行历史地分析，通过对文字的发明与应用、王权的形象与标志、城市与国家的产生以及城市国家的殖民与争霸等现象的考察，进一步澄清了埃及国家的起源问题，认为“埃及的文明基本上发生于涅迦达文化I之末和涅迦达文化II时期，从绝对年代来看，大约公元前3500年以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11]。此文是埃及早期国家问题的延伸与发展，更是对过去研究成果的深入反思。 其次是关于古代埃及经济形态问题的探讨。在《〈梅腾墓铭文〉所见的埃及土地私有制》一文中，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观为指导，剖析了古代埃及经济文献——梅腾墓壁上保留下来的传记铭文——中体现出的土地所有关系，强调“早在古王国时代，埃及出现了土地的买卖、继承、转让等现象。至少可以说，从古王国时代开始，已经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否认了传统上认为古代东方是普遍的土地公有制的观点[12]。 其三，有关古埃及的专制统治，先生有自己的见解。《法老埃及的专制主义》分别从“法老的神化与神性”、“法老埃及的君主专制统治”和“法老政府的官僚主义集权化的管理”等三个方面，对法老埃及的专制主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考察，驳斥了国外传统上认为埃及自第一王朝开始就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的观点，指出法老埃及专制主义并不是经常地和普遍的现象，而是有条件的，或者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3]。另外，基于对法老埃及专制统治特性的认识，先生撰文对魏特夫的“治水专制主义”理论进行了批驳，通过对古代埃及尼罗河泛滥和水利工程建设、君主专制权力与政府官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强化、专制主义集权统治与尖锐的阶级斗争等现象和历史问题的深入分析，证明古埃及的专制统治与治水无根本因果关系，不是治水导致的专制统治，埃及的专制统治是各种因素综合促成的，而且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与演化过程，这就自然而然地揭露了魏特夫理论的片面性和欺骗性[14]。先生还在《论古埃及文明的特性》一文中，对法老埃及专制主义的特点和发展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解析[15]。就埃及专制统治问题而言，我国尚无几人涉猎，先生关于此问题的文章和观点代表了我国埃及学者的最高水平，为中国埃及学同类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参照系。 其四，古代埃及文化史和埃及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拓展研究，也是先生非常关注的。先生对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丧葬习俗、神学体系等，都进行过生动而又深刻的解读和阐释[16]。《古代埃及的年代学与历史分期》与《1988—1998年埃及考古新发现》（《世界历史》1996（2）和2001（1））和《埃及考古学研究与展望》（《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1（1））等文章，分别从年代学和考古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前者分析了学界各种古埃及历史年代分期法的优缺点，提出更为系统全面的综合分期法；后两者对近些年古埃及的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 最后，先生特别重视埃及学在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文章《埃及学的诞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的研究》（《世界历史》1994（1））、《埃及学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2002（1））和《开拓埃及学研究的新天地》（《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1（1）），深入考察了埃及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中国埃及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预测了中国埃及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并对我国埃及学的发展寄予厚望。 先生在高校从事世界史教育五十多年，培养了大批人才，大多在祖国各地的世界史教育阵线上工作着，有些已经成为教学与科研的后起之秀，正逐步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先生为新中国的世界史教育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 先生把毕生精力和全部智慧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用卓越的科研成就奠定了中国埃及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先生人虽离我们而去，但其奠基的埃及学事业必将发展壮大，其无私奉献精神必将活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激励着我们努力奋进！ [本文作者郭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 李长林：《欣读〈古代埃及史〉》，《世界历史》2002年第1 期，第107—110页。 [2]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页。 [3]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第12—21页。 [4]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第274—27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