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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宏运 南开大学教授 |
大学时代的魏宏运
在湖光辉映、风景秀丽的南开大学，有一批蜚声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兢兢业业地为国家民族无私地奉献着，有的已届耄耋之年仍无怨无悔，笔耕不辍，著名历史学家魏宏运就是其中的代表。
志在拓荒
魏宏运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发端于早年的革命生涯。
1925年2月10日，魏宏运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魏寨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慈母早逝，父亲随杨虎城将军常年在外征战，他自幼靠祖母、外祖父和姨母抚养。在他的家乡有一个习俗，每逢正月十五元宵节都要办社火。魏宏运因为扮相好，每次都会被选中。于是村里人劝家里把他送到西安学戏，还能给家里添点收入。但是这一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反对。父亲总希望他能多读点书，于是在魏宏运11岁时将他带到西安读书。1939年魏宏运考入陕西省立兴国中学。抗战胜利的第二年，魏宏运中学毕业，恰好北平辅仁大学在西安招生，魏宏运因为一直酷爱历史，同时又仰慕著名历史学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家陈垣">家陈垣ersonName>先生，所以报考了历史系。
1946年，魏宏运如愿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能到北平读书对他来说是件非常难得的事情，为了不辜负那些资助他上学的亲朋好友，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在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时他加入了地下党。辅仁大学当时是私立教会学校，除了学费以外魏宏运还要琢磨生活费的来源。于是他参加街头募捐活动，到青年会办的夜校去兼课，勉强维持生活。时间一长，他感觉到总是靠亲友资助也不是办法，就萌生了转入声望很高的国立南开大学的念头。1948年，魏宏运通过考试顺利转入南开大学二年级继续学习，同时还负责中共冀热察城工部平津工委会天津支部的工作，开展地下斗争，宣传中共政策，并为准备起义、迎接解放做了很多调查敌情，劝说工商界及物资税务机关保护国家财产的工作。
由于一直以来对历史学的痴迷，魏宏运毕业后留在南开大学任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努力使中国现代史登上大学讲坛。建国初期的史学界，传统观念浓厚，很多人热衷古代史研究，对现代史却不屑一顾。由于魏宏运在大学期间就发表了《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民族英雄史可法》等论文，得到了著名史学家郑天挺的厚爱，后来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郑天挺又恰好被委派到南开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在郑天挺的支持和帮助下，魏宏运在南开大学率先开设了《中国现代史》课程，以后又陆续开设《五四运动史》、《南昌起义》、《武汉国民政府史》、《土地革命史》等专题讲座，为中国现代史登上大学讲坛奠定了基础。
将学术的荒漠改造成一方沃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全国史学界涉及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成果极少。魏宏运一面搜集资料认真备课，一面结合重要问题深入研究，硬是靠着自己的打拼在中国现代史领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武汉国民政府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政权，因资料匮乏和相关政治因素的影响，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魏宏运在1958年讲授南昌起义、武汉国民政府史和土地革命史时就认识到武汉国民政府在中华民国史上处于重要地位，其由革命到反动的转变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于是他开始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史进行系统研究，多次赴北京搜集资料，去武汉查阅当时的《国民日报》，先后发表《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反经济封锁的斗争》、《1927年武汉革命政府是怎样走向反动的》、《1927年武汉革命政府的北伐》、《略谈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南昌武汉之争的实质》等十数篇论文，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运作、性质、特点及其对国共合作的影响进行了颇具说服力的评析。这一研究至今仍被史学界赞誉为“开辟了武汉国民政府研究的先河”。在此期间，魏宏运还同时致力于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等专题的研究，先后发表《有关帝国主义分化问题》、《十月革命的消息是怎样传到中国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分配》、《有关1927—1937年我国苏维埃革命的几个问题》等文章，有力推动了中国现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正当魏宏运踌躇满志，学术精力旺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的“罪行”之一就是对武汉国民政府的研究，他所写的论文被污蔑为“替蒋介石树碑立传，是在配合蒋帮反攻大陆”。他被斥为“白专典型”打入“牛棚”，接受造反派各种方式的“改造”，以后又到干校劳动。而最令他痛心疾首的是积累了十几年的珍贵历史资料被毁于一旦。在被剥夺读书、读报的权利后，他身上装着袖珍本英译毛泽东语录，趁别人不注意时就偷偷背诵几句。
“文革”期间爆发了原苏联军队侵犯我国领土的珍宝岛事件。尽管此时的魏宏运已经遭到各种打击，但他还是经过努力先后到塘沽、张贵庄、大直沽等地调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沙俄的暴行，记录了许多口述资料，并以此为基础撰写了《沙俄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元凶》一文，揭露沙俄的侵华暴行。
“文革”结束后，魏宏运立刻开始了新的研究。1977年，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红旗》杂志决定由南开大学写一些纪念文章，随后南开历史系酝酿成立周恩来总理研究室。这样，魏宏运开始把精力集中在周恩来研究上。
历史研究要从掌握第一手史料切入，这是魏宏运进行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为了获得史料，他查阅了周恩来在“五四”时期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警厅拘留记》，还有和周恩来一同去欧洲留学的李福景的档案资料等，并访问了很多与周恩来有密切关系的人，特别是从《检厅日录》中发现了1920年5月到6月初周恩来在狱中向难友讲解马克思主义等鲜为人知的材料。在掌握了大量新鲜资料的基础上，他相继发表《周恩来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觉悟社的光辉》、《周恩来共产主义思想形成初探》等文章，明确提出周恩来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观点，由此，南开大学成为全国研究周恩来的主要阵地。
中国现代史上的人物始终是魏宏运研究的主要方向。从1953年开始，他就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孙中山身上，发表论文《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对孙中山所处的时代及其思想演变进行了深入研究，随后又发表《孙中山晚年的农民运动观》等文章，这一研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他撰写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孙中山年谱》，以孙中山的思想发展为主线，采取夹叙夹议的独特形式，深受史学界赞许，迄今该年谱仍被视为资料真实、编排清晰、字简事丰的精品。
“文革”期间，中国现代史领域受“左”倾思潮严重摧残，流于定型化、模式化的空洞说教。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历史专业的学生没有可供学习中国现代史的教材。为填补这一空白，魏宏运于1980年主持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国现代史专业教材《中国现代史稿》，在内容、资料、叙述和观点上都坚持实事求是，颇具新意，先后被100多所大学的中国现代史专业本科采用，行销数十万册，并销往美、原苏联、日、法等国。他还主编出版了《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1—5册)、《中国现代史大事记》等配套用书。跨入新世纪，魏宏运又结合新形势的教学需要，于2002年主编出版了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现代史》。这些书一直是历史专业本科教学的基础用书。
辛勤耕耘
史学的魅力不仅在于不断开拓新领域，还在于深入不懈的纵深研究。
抗日战争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华民族近代由衰败到重新振兴的转折点。抗日战争的许多课题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仍具有指导和现实意义，因此这一主题的研究自然成为魏宏运关注的焦点。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不少右翼政府的官员和军人美化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魏宏运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工作者，用自己对抗日战争史的深入研究，用事实驳斥了日本右翼的谬论。他不仅撰写了《南京沦陷时期日军在宁沪之间的暴行》，还特邀主持正义的日本进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步">步ersonName>教授笠原十九司到南开大学演讲，揭露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谎言。
1979年，魏宏运参加闽西革命根据地学术研讨会，遇到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星光等人。当他得知财政部正准备出资进行华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研究的时候，分外高兴，因为这正与他的研究方向不谋而合。于是，在财政部的主持下，他联合河北大学、山西大学诸同行分赴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省调查访问，与各省财政厅、档案馆合作，历时8年，对浩如烟海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纳，主编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1—4册)、《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上、下册)两部近700万字的资料集，以其“资料收集丰富、翔实可靠、分类恰当”，成为现今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必备工具书。
在搜集整理财政经济史料的基础上，魏宏运又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史入手，循序渐进至华北抗日根据地史，再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先后发表《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繁荣经济的道路》、《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的几个问题》、《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经济政策透视》、《“不抵抗主义”剖析》、《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不抵抗主义”的产生及恶果》、《抗战初期中国人口的大迁徙》、《重视抗战时期金融史的研究》等具有重要影响的论文，并推出《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等专著，被海内外学者一致称为大研究家。
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现代史领域也是魏宏运的首创。
他经常说，历史是一门综合学科，涉及面很广，仅研究政治史不能全面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而社会史研究恰好能弥补这个缺陷。他通过多年调查研究华北区域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变化、人口与婚姻家庭的变化以及民间宗教信仰的变化等，分析社会变迁的原因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为拓展中国现代史研究树立了表率。1986年，他承担了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三四十年代华北农村调查与研究》。他率领课题组经常奔波于华北农村，搜集到许多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撰写出版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内容涉及农村基层政权结构的演变、农作物生产工具和技术改良、城镇商业和农村集市、北方宗族以及乡土文化等，使历史摆脱了空洞和说教的僵化模式，开始变得丰满起来。从1990年开始，他率领一批志同道合的研究人员，与日本一桥大学社会部三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谷孝">谷孝ersonName>教授等七人组成中日华北农村社会联合调查团，对抗日战争时期原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所做的调查进行跟踪调查研究，并发表《抗战第一年的华北农民》等一批论文。以后，他与三谷孝等继续合作，对华北区域的社会史进行调查，研究成果的中、日文版著作已相继出版。
1996年，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魏宏运">魏宏运ersonName>先生不顾年事已高，又承担起国家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太行山农村调查》的任务，率领部分青年教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师和">师和ersonName>博士生远赴山西、河北山区进行实地勘察、走访，搜集资料撰写出版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该书如实反映出当时太行山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其能够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备基地发掘出更深层的原因。
魏宏运开拓了中国抗日战争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广阔空间，既提高了南开大学的声誉，也指导培养出一批学业有成的专业骨干。经过多年的努力，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成为享誉国内外的抗日战争研究中心之一，1988年被国家教委评为重点学科，1993年又被天津市评为高等院校首批重点学科。
走向世界
魏宏运有一个毕生的心愿，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现代史研究摆脱自我封闭的状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学术交流。为此，他鼓励学生出国深造，要“脚站八里台(南开大学所在地)，胸怀全世界”，并深情地对学生们说，“中国学者在国外不仅要坐在别人的课堂上学习，还应该走上他们的讲台，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而为了传播中国学者自己的学术观点，传扬民族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魏宏运先生先后应邀赴美国、日本、丹麦、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的近40所大学和研究所讲学。1983年8月至1984年3月，他应美国国际学者交流委员会的邀请，赴美国蒙大拿大学讲学，主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今日中国、中国古代文明史等课程。为此，当地报纸还对他进行了专访，并刊登大幅照片，介绍其生平。随后，魏宏运先生又应邀到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波士顿学院、布兰戴士大学、百灵斯对外关系委员会，分别做了关于今日中国、中美关系以及中国抗日根据地研究的学术报告。他以丰富的学识、教学经验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深深感染了听众，成为最受欢迎的外国教授之一。蒙大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在致南开大学校长的信中写道：“蒙大拿大学非常欣赏魏宏运教授！他的课与我们共同举办的讨论会有很多人参加，非常受学生欢迎，魏宏运教授为师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做出了无可置疑的贡献。”除此之外，他还获得福布赖特基金会证书，证书上写着：“魏宏运先生作为福布赖特学者，以其学术成就促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特予奖励。”
当然，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还要坚持必要的原则。有时魏宏运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还会受到国际学术界反华敌对势力的挑衅，每逢这时，他总是非常警觉，对种种谎言从学术角度进行有力驳斥。改革开放初期，魏宏运先生第一次赴美国讲学。当地报纸曾刊登某作者的不实报道，称台湾为国家。他发现此事后，立刻提出抗议，要求报社公开道歉，澄清事实。还有一次，他赴澳大利亚参加学术讨论会，一学者提交了一篇论文，文中出现指责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种植鸦片，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毒源”的文字。魏宏运非常愤怒，回国后潜心搜集资料，写出《三四十年代日本的鸦片政策》一文，以大量不容辩驳的事实说明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才是鸦片泛滥的根源所在，并到国际会议上公开宣读。
魏宏运常说，学习历史要了解真正的历史，只有了解真正的历史才能不受迷惑。为使更多的国际友人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通史简明教程》，直接面向国外高校学习中国历史的学生。该书以简明的层次、生动的文笔和高度的概括，将中华民族5000年的发展历史生动地展现在世界青年面前，被称为“了解中国历史的捷径”，出版后不久即被新加坡国立大学列为指定教材。
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有利于开阔眼界，站到学术研究的前列。而让国际学术界了解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不仅需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1984年8月和1991年8月，在魏宏运的主持下，南开大学历史系两度举办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在全国乃开先河之举，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荷兰、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学者汇集到南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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