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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序经先生，早在我的大学生时代，就闻其名，读其文，且不胜高山仰止之至！1962年，我投入中山大学梁方仲教授门下攻读明清经济史专业。此时陈先生已经出任暨南大学校长，仍然居住中山大学马岗顶旧居，与导师梁先生近邻。他们彼此过从甚密，我因而在梁师府上得谒识之缘。知道与陈先生有同乡之谊，更使我增添了诸多亲切感。每当我在校园里遇到陈先生，总是情不自禁地驻足并以崇敬的目光送他远离。1965年，梁先生带我们三位研究生北上京师作学术考察研究。此时陈先生已调往天津任南开大学副校长，我们离京的第一站是到南开拜访陈先生。因我的研究需要，遵导师梁先生之嘱独往安徽，失去了随同梁先生往访，并请益陈校长的机会，而且永远失去了谒见这位大师的机缘。每当兴念及此，总有一股遗憾的凄凉的感觉掠过心头。 陈先生离开我们，迄今已有四十个年头了。他的音容笑貌，并没有因时光的洗刷，岁月的消磨而淡忘，相反，他走得愈远，愈为人们深切地记起，也愈加显得伟岸高大、鲜明耀眼。当2003年陈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全国从北到南的不少高校和学术团体，如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等，乃至其家乡海南文昌县，都举行不同形式的隆重的纪念活动，以追思这位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大师的丰功伟绩和他遗下的丰厚的精神遗产。中山大学和海南省文昌县还分别在其旧居和故居树牌纪念，并举行了揭牌仪式。我想起陈先生殒时草草火化，殁后近半个世纪，百年冥诞辰之际却为人们如此隆重纪念追思，这到底说明什么呢？值得引人深思。 我想，给人影响最深震撼最大的莫过于无形的精神力量，陈先生之所以赢得人们如此敬重和景仰，大概是由于他的为人为学的美德和人格魅力吧！ 陈先生在为人上，给我们留下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忠于良知，不曲学以阿世，以及知识分子的尊严，留下了人性的美德；在为学上，不计名利得失，经过格物致知的探索，砥砺磨淬的历练，以学贯中西的远见卓识，以涉足多学科的气魄和勇气，或开拓进取，为学科的创立奠下基础；或开创新学科，并构建自身的学术体系。他淡泊耿介的为人风格，他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经过历史潮流的检验，披沙见金，益见其为人为学堪当楷模，因而，他离去愈远，愈为后学者所追思所景仰。 陈先生的大公子陈其津教授为其父作传即将付梓，问序于我，虽然自愧不敢当，仍乐于趁此发表一些看法。 一 权位不移人，平实淡泊，以苦节自砺，充满平民情怀。这是陈序经先生为人的一个鲜明特点。 他是海南省文昌清澜瑶岛村人，早年留学美国、德国，1928年获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终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涉及文化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学贯中西，蜚声海内外。先后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院长、教务长、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职务。共和国建立后，首批被授予一级教授，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等。他1934年到南开大学工作，大半生供职于南开，最后病逝于南开大学副校长任上。他是一位杰出的文化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为推进我国的学术研究和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这样一位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少有的中西兼通的大师级学者、教育家和杰出的大学管理者，尽管已是信高誉隆，权重位尊的人了，但他始终保持平民的心态，不失书生本色。常对人说，我是为教授服务的，且说到做到，尽力为他人排解困难。对学校的勤杂工友，也一视同仁，优容宽待。他长暨南大学期间，海外朋友为他从中大往暨大上班提供方便而赠他一部小汽车。他上班途中只要车上有空位，遇到教师工友，便招呼上车，顺路送一程。校长专车被称为搭客“小巴士”。他如此优容雅量，坦诚宽厚待人，自然令人感到亲切可爱，深得知识分子的景仰和爱戴，赢得“善于团结人”的美誉。也正因为他优容雅量，坦诚待人，当1949年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实施时，他能说服国学大师陈寅恪等一批第一流的专家留在他主政的岭南大学执教。 作为私立大学校长，掌管大额款项，但对各种款项，分文不动。以廉洁奉公自律。薪水收入，除供家内日常开销外，便用于学术活动的开支。平日不作积蓄。1962年大公子成婚费用也不得不向朋友筹措。他虽然出身于富商之家，但自幼养成不贪财的美德。例如，当他还在美国留学时，因其父代赏还债务而接管一个濒临破产的橡胶园，经注入资本并改善经营，多年后此园有大的发展。其父考虑将此种植园归还原主而发电报征求他意愿时，他毫无犹豫地复电说“归还”。这使其父笑逐颜开，连连称赞其子“不贪财”。 他生活俭朴，平生淡泊苦节自持，家庭摆设简朴。他不嗜烟酒，尽管他的酒量颇大。不跳舞，不搓麻将。他在家里起床最早，生火煮粥是他份内事。休息时，除听收音机新闻权当休息外，实在没有其他娱乐活动。有时边听收音机边缝补衣服，这是一般人所料不及的。在家衣食简便，身穿长袍，令刚入门的媳妇大吃一惊。其实，早在四十年代末前往香港，他曾身穿长袍，手持A级车票（头等），上车时被乘务员误认为上错车而阻拦。终生洁身自好，谨守节操。 陈先生祖上清贫。其父青少年时代历尽艰辛，中年才发家致富。他对弱势群体素有深厚的同情关爱之心。每当传统节日，他每每到校内的勤杂工友家中，呼寒问暖，抚慰有加。许多工友的名字，其至他们的孩子的名字，他都能叫出来。他深入被视为“初民”的蛋民和其它少数族中间作田野考察调查，并写出《蛋民研究》等著作。 “学成一不参政，二不经商，以学报国”，是其父对他的训示与期望。陈先生对此，一直奉为圭臬。他平生未曾参政或参加过任何党派。1945年他以“不改行”为由，拒绝了宋子文要他出任泰国大使的官衔。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他以前往香港公干为借口，拒绝了蒋介石在广州的宴请。凭其学历和家庭背景，他完全有可能跻身政界和实业界。但他恪守庭训，坚定立足于教育事业岗位上，为推进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学术繁荣，竭尽全力，终生不渝。 他勤奋敬业，一贯平生。常以“刻苦耐劳”四字自励励人。他没有因承担繁剧的校务管理而松懈教学著述。他习惯凌晨四时起身， 4时到7时为其读书写作时间，一直雷打不动，从不间断。他的许多著作就是这样夙兴夜寐而完成。待到七时多早饭后，便到校园各个角落巡视，或夹起公文包上班。 陈先生对晚辈新秀，竭诚鼓励，并奖掖扶持。对一些有才华的青年学者，都能说出他出生地，重要的学历，受教的导师，乃至专攻的学术课题。聘请来校任教时，每每亲到码头迎接。作为一个学界大师，他自有识珠的慧眼，绝不会依资格轩轾高下，而能从其言行论著中看出其才学和人品，甚至在未成器前已预卜其人未来的学术前程。1939年，作为青年学子的吴于廑在昆明谒见陈先生。相谈后，陈先生觉得吴于廑是一堪加造就之才，对他青睐有加。先是招收他到南开经济研究所研读，继而助他赴美留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吴于廑学成回国，还在广州代为操办婚事并充当婚礼的证婚人。吴先生后来成为西洋史研究方面的泰斗，任武汉大学副校长，是我大学时代的业师。我离校后依然得到吴先生的关爱和教诲。吴先生每当提及陈先生，总以恩师称之，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二 为人和为学，是互相关联，互相促进的。人高学易高，人俗学难雅。我们从陈先生身上看到，为人和为学得到完美的结合。 在为学上，他从不曲学随俗，也从不畏忌权贵而改变其保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他不是幽居书斋以清谈学问为高，而是关注现实，贴近现实，充满现实的情怀和时代使命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思想文化界发生的中西文化争论、乡村建设问题争论和关于大学发展规划的三次大争论中，陈先生不仅投身其中，而且成为争论的要角。 关于乡村建设的论战，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以农为本，从发展农业中求出路。陈序经先生却旗帜鲜明地针锋相对地提出，“以工业为前提，以都市为起点”。“要极力去发展工业，以吸收农村的过剩人口。”他经常到高阳、宝坻、塘沽、静海、定县等地了解农村情况，以实证其主张。经过历史的检验，陈先生的主张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 关于大学发展规划的争论，是由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于1947年提出的发展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而引起的。陈序经先生为此与胡适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陈先生无视最高当局的权威，公然指出这个发展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若说“曾得了蒋(介石)主席、张（群）院长以至朱（家骅）部长的赞同，而遂可以谓为公论，这也是一个错误”，他们的态度“只能说是政府的言论，而非社会的公论。”他进而指出：“专仰政府的鼻息，以讲求学术独立，从学术的立场来看，是一件致命伤的事情”。他公然敢于与最高当道者挑战，其勇气、风骨、气节，于此可见。 中西文化争论中，陈先生旗帜鲜明地批判当时泛滥着的复古守旧的逆流和折中妥协的思潮，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其理论支柱是“文化不可分论”。由此引发了他长期苦心孤诣地创建“文化学”的学科体系。 “西化”一词，最易引起误解和厌恶。这是由于中国长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压迫而引发国人对西方列强产生憎恶的心结。加之陈先生在同论敌辩论中说了一些欠周的激愤之词，因而遭到误解和无端的伤害，就在所难免了。 事经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年关于“西化”的一些疑惑和争论，已为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所澄清。这场争论的当事人也都已作古，尘埃落定。因此，自可以对这场中西文化的争论作出冷静的理性的评价。 作为“全盘西化论”的代表陈序经先生，现在自然又为人们提起，并就他当年提出的“全盘西化”论，从诠释学、文化学的角度，重加剖释与评价。窃以为要真正了解和把握陈先生的提出“全盘西化”的用意及其精义，必须站在世界文化史的高度，把这场“中西文化争论”纳入当时中国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的背景下审视，并结合陈先生本人的学术主体实践作综合探讨。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理解这场争论之所以在近代中国出现；也才有可能厘清陈先生思想的源流，从而理解他提出的“全盘西化”的真正含义。 从近年来发表的数十篇论著看，也的确多从揭示陈序经先生的价值取向及精神实质着眼，对之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力求作出客观的公正的评价。有的学者把这场“全盘西化的争论”置于中国近代学术转型期文化学构建总体中，结合陈先生的学术主体实践作深入分析，既对陈序经的“全盘西化”作了学理的评判，又力求对当事人作同情的了解。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相信今后必将有更多的学者跟踪而上，不断地推进陈序经的研究。 陈先生涉猎的学术领域广阔，其中着力最深，成就最大的是文化学。文化学是他学术实践的主体。他先后为文化学撰写了一部内含20分册的巨著，计200万字。以如此卷帙浩繁的篇幅，独树一帜地构建了他的文化学体系。德国汉学家柏克（Klaus Birk）曾经指出：“陈序经对各种西方文化理论也进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然而，他并没有无保留地接收这些理论中的任何一个。陈序经是梁漱溟之后，中国第一个可以将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和对其他立场的批评，建立在自己的、相当系统的文化理论基础上的人。”此说是中肯的。在其忠诚的爱国情怀的驱使下，他创建的中国文化学体系，处于国际学术的前沿，是中国文化学的真正开创者，代表了时代的最高水平。 他的“全盘西化”论，是与他的文化学体系密切相连的。只要从文化学的角度对陈序经的学术体系加以通盘梳理，就不难理解陈先生的西化，指的是世界经过长期融汇之后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亦即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等基本要素的西方文化，亦即是一种世界文化的趋势，未来的潮流。他曾明确指出，“现代西洋文化，又可以代表世界文化” 。“从历史的眼光去看，这是世界文化的博物馆，从文化内容方面看，这是世界文化的总汇”。（见《文化学概观》第4册）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希伯来、中国等文化要素都包括其中。“西化”一词，只不过是一个文化符号，不应理解为绝对确指某一地域的文化。他的“全盘西化论”，是在中国面临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提出救亡兴国的应急主张，旨在追求文化进步，超越传统文化，继而超越西洋文化，创造出新的文化。 他如此坚毅执着地呼唤“西化”，是基于当时守旧势力的强大所使然。正当复古倒退浊浪滔天之时，要与旧文化离异，要与旧传统决裂，使中国文化脱胎换骨，接受西方文明，就非以一种破旧立新的彻底的态度不可。期望以“西化”理论改造中国，把中国建设成为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的用心之切，乃至说出不中听的激愤之词，也只是为了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前景。只要了解陈先生提出西化的用心及其真正的含义，就不难体会出他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 是的，他一生平实淡泊，刚毅耿介。不为钱，拒为官，与政治保持距离，忠于良知，不曲学以阿世，始终坚持独立自由的精神。把平生无私地奉献给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从家居摆设，日常生活，到待人处事，都保持书生本色，平民情怀，坚守中国传统美德，从不沾染西方陋习。如此的崇高精神，如此的人格节操，难道不正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吗？！ 三 当我们回顾陈序经先生平生的学术生涯和学术成就时，发现“西化”论只是从他的文化学派生出来的带有愤世成份的看法。远不是他整个学术的全部。世人，甚至学术界的不少人，只知道他的“西化”论，对他庞大的学术体系，学术成就，反而知之甚寡。 其实，陈先生除前面提到的作为他的主体学术文化学以外，在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教育学等方面，也都有各有创获，各有建树。其著作共计15部，约530多万字，散篇的论文未计在内。硕果累累，以著作等身形容之亦不为过。他的著作有的曾引领学术界的风骚，成为某一学科的奠基之作。为学术界所称道所赞誉的著作，例如《匈奴史稿》、东南亚古史研究系列论著等，便是或填补研究的空白，或系开山奠基之作。 《匈奴史稿》就是一部填补研究空白之作。他除尽可能完备地搜集中国文献中有关资料外，在德国留学期间，凡西方学者对匈奴史研究的成果和西方保存的有关匈奴的史料，他都极力搜罗。经过长期的资料积累和深入研究，终于写出近百万字的的《匈奴史稿》。匈奴是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不立文字，无自己的史籍记载。在700多年可考的历史中，中国文献和西方史籍的记载，各执一端，互不连接。陈先生以其学贯中西的淹博学识，融会贯通，比勘钩沉，构建了一部完整的匈奴历史。 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匈奴史研究中，成果最大、资料最丰富、涉及面最广、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专著。此书1989出版后，备受学术界关注，1992年获国家授予的古籍研究与出版奖。 关于东南亚古史的系列研究成果，也是值得称许的巨著。东南亚地区与中国交往甚早，关系密切，是华侨最早的大批量移居地。陈先生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挖掘相关的资料，以此为主干，辅以东南亚当地的有关资料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身对东南亚各地的多次实地考察所得，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终于写出《东南亚古史初论》、《越南史料初辑》、《林邑史初编》、《扶南史初探》、《猛族诸国初考》、《禅泰古史初稿》、《藏缅古国初释》、《马来亚南海古史初述》等共八种。分别就各古国的历史沿革、地理方位、种族源流、社会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对外关系等方面，作了论述。他的这些开山之作，筚路蓝缕，成为东南亚古史研究的里程碑。他是东南亚古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陈序经先生的学养、阅历、操守、才智和识悟，造就了他具有国际学术的视野，具有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资质。我们看到半个多世纪前，他广博用宏，视野宽阔，已经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以保持与国际学术接轨。 他既注重文献资料的记载，也重视通过田野调查搜集散落于民间的各种资料。他曾在北方的高阳，在南方的顺德，珠三角水乡各地，就乡村建设、丝业近代工业化和蛋民的生活习俗等问题，进行田野调查。甚至为研究东南亚古史而到当地进行田野考察。通过实地调查来验证文献记载，再以综合的材料来检验理论。把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研究融入一体，进行了纵横结合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时至今日，依然是学术的规范和学术的潮流。 尤为可贵的是，陈先生的研究始终保持独立自由的精神，不为政治时尚所左右。他反对学术的功利性和依附性。在他看来，学术研究是为了求真求实，绝不应视学为术以取利。他的东南亚古史研究系列著作，当年我便耳闻被某些人视为观点欠妥而不得不在香港出版。至于他这部含有20册的文化学的巨著，除其中的《文化学概观》（内含4册）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外，其余的尚未刊出。1945年他将此书的手稿寄存于美国的Honnold Library（图书馆），显然为了慎重起见，同时也表明他对书稿的特别珍重。如果陈先生没有先见之明，或许此书手稿也难以逃脱“文革”的灾难而得以幸存。 正因为陈先生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和关注现实，富有时代的使命感，使其著作 并非因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其价值。相反，它作为某一学术领域的时代路标，将被代代薪火相传，益加彰显。 四 陈序经先生是中国，尤其是我们海南岛学人的翘楚，是引领后学者前行的精神路标。在其著作中所体现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乃至学术规范，将成为后学者得窥学术门径，走向学术道路的指针。 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尤其是一位充满故乡情结的海南之子。家乡的故土、草木、沟壑、人事，如烟似雾般融润他的灵魂，凝成他的乡情。他就曾将以文昌县城为背景的故乡照片嵌在一个玻璃镜框里，陪伴终生。还曾萌发过退休后回家乡度过晚年的想法。对故乡的眷恋之情，终其一生，无法割舍。海南的方方面面，他都一直关注。尤其海南的教育文化事业，更是竭尽全力帮助。1962年，对大专学校作压缩调整，广东四所师专中调整合并了三所，唯有海南师专（时属广东省管辖）在他的据理力争下得以保存。 西方有一位哲人说，有贤人而不懂得爱护和尊重的群体，这个群体是可悲的。是的，因为爱护尊重贤人的氛围，正是孕育、滋长贤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海南文化教育界的先贤陈序经，犹如一缕紫烟在南溟海甸冉冉升起，给海南带来了一片辉煌，也给我们带来诸多的沉思。高扬他为人为学的精神，必将催生我海南精英人才辈出的新局面。海南文化与历史研究会主持出版本书，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的一个举措。 陈其津教授撰写的这本传记，给我们简要地介绍了陈序经先生一生走过的起伏跌宕的道路和亮丽的业绩。传记中，采用了陈序经先生自己写的回忆录，也融入他姐妹对其父亲的回忆，并用书面资料加以佐证，这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关于陈序经的研究、传记，正在海内外陆续出现。但是，本书由于其具有的特色，不是别的关于陈序经的传记所能替代的。此书将成为今后有关陈序经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在我看来，陈序经先生这样一个在文化教育界具有时代性的杰出人物，这样一位摆脱世俗功利，做特立独行的学者，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在我们海南尤其为最杰出的代表，未来自当有多种形式的传记体出现。关于他的业绩、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可圈可点之处实在太多。需要从不同的场境描绘他不平凡的活动，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他的多彩多姿的精神风貌。要通过他反映时代，以他所处的时代来理解其人。他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活动的，他既对当代起作用，又为该时代所制约。要把传主分色，泼墨出他所处的时代风云。既要让人们知道他作了些什么，更要使人们了解他为什么这样作。要再现这位富有学术魅力和人格魅力的先贤之业绩、理想、精神，及其丰富多彩的人生。当然，也需要真实与生动，这是传记作品的生命。我们期待着多种形式的陈序经传记出现，也相信必将出现。 2007年6月8日于海龙湾水如轩幽篁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