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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属侥幸，我上了北大历史系。一进校，首先就对班主任说自己毫无基础，恐怕是学不好的。其后一年多时间，精力主要用在体操游泳和绘画上；至于读书，也就像《围城》里那位仁兄，“涉猎甚广，心得全无”。但这一二年，又是一生中难得的黄金年华。专业课中国史，先后由王文清、张传玺、李原、田余庆、吴宗国、汪篯、顾文璧、许大龄、邵循正先生执鞭，一段段送下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自己就从一个懵懵懂懂的中学生渐入佳境，觉得学历史“还是有点意思”。 到了明清段，心里已有“灵犀”，就等待那么一“点”了。许大龄先生上课，说了说他怎么学起明史来：那是40年代后期，读了吴晗的《明太祖》，联系到“委员长”，豁然贯通，兴奋不已，于是走上了研读明史的路。课后，自己也借了《朱元璋传》来读；这一次不能说“心得全无”了。没有想到，自己从此走上了一条生满荆棘的路。 1965年春，上面要教师住到学生宿舍，跟学生“三同”。邵循正先生住在隔壁，许大龄先生住在对门。除了帮先生们提水以外，自己也响应号召，钻了一阵牛角尖，找到一两个所谓问题，去向先生们请教。问的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临完许先生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报上姓名。许先生说：“嗯，我知道了，汪篯先生对我提起过你。”我奇怪，记不起跟汪先生有什么交道，对唐史又一窍不通，可是汪先生竟然记得我，竟然对先生“提起”我！诚惶诚恐的同时就有了一种要“追上去”，不要让先生们失望的紧迫感。 刚刚卯足了读书的劲，伟大领袖号召我们去农村“四清”，学习“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半年多下来，自己的主要收获是被人暗里整了若干“言论”；等到文革开始，便成了两派革命群众都不敢收容的“分子”。 “大串联”开始，我怀揣红宝书，孤身一人，浪迹天涯，进行“全国大串联”。然而背上有“黑锅”，命运未卜，无论如何潇洒不起来。1966 年11月，窜到重庆，白天研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继续革命，晚上睡在长江边一所中学的教室里。这天清晨，去两路口附近早餐，手头拮据，只好拣个小摊吃小面。忽听有人招呼，一抬头，是许先生！许先生也在“大串联”呢。寂寞多日的我见到先生，自然兴奋异常。但立即犹豫，怕不小心蹭黑了先生，因为与先生同行的还有几位红卫兵。然而先生毫不介意，问我住哪，打算去哪，言谈间无限关切，随后硬替我开了面钱，依依作别。区区小事，先生可能早忘了；但在我，却是终生难忘。 15年后的一天，我正在南京大学研究生宿舍里读书，忽听有人找。出门见一大个，问我认识不认识。唉，不是天有吗!烧成灰也认得！寒暄几句，说他现在随许先生攻明史。许先生带着他们到宁波天一阁查资料，路过此地，住招待所。许先生听说小臧在这，立即命他找来。许先生还记得我!我二话不说，就跟他走。 见了先生，问了安，话题转到学问。想自己蹉跎半生，不学无术，不禁惭愧万分。先生安慰我：“这不怪你，不怪你。大家都一样，大家都一样。”接着问我眼镜多少度，我答450。先生说：“还可以，还可以。” 许先生相貌未变，但已显出老态。天有告诉我，先生家庭不幸，孩子在文革中吓成精神病，师母累倒，成了半身不遂。先生白天操持家务，半夜备课著述，如此多年，拖垮了身体。听到这，我沉默了。先生连忙说： “现在不错了，一切都好了。”我告诉先生，我的导师刘毓璜教授两个儿子都患过精神病。老大是在解放前夕要到国民党军队去谋事，被刘先生锁在家里；老二本可以上大学，不料高干叔父忽然变成“叛徒”、“特务”，受株连失去前程。老大五十出头，老二三十大几，都还是独身，且无固定职业。许先生听了，就说：“20多年没见面了，这次再忙也要去看望刘老。” 二老见面，同病相怜，自然是感叹唏嘘一番。比起文革初死去的汪先生、历尽劫难而去的邵先生，觉得还算幸运。临完都说，现在好了，现在总算好了。我不知二老所谓好了确指什么，想大约指都带了研究生，学术上后继有人了吧?这一想，就觉得肩上担子好沉。试想刘先生十二三岁时已将《四书》倒背如流，我辈望尘莫及，如何承继得了这份“家业”？ 那些天正随刘先生研读《易经》。讲到《否》卦，先生云：“否即痞，闭塞不通也。痞闭之世，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贞’。”讲到九五爻，《经》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先生反复设喻，兴致颇高，说“苞桑”指国家民族之根本。苞，根也。桑之为物，根多且深，深则牢固，一旦阴气消，阳气长，便显出蓬勃生机。我想：二老所谓“现在好了”，应是指阴阳二气之消长，指小人之道消、君子之道长。 转瞬间又是10年。到北京见到天有，问起许先生。天有叹息说不好，病魔缠身，前几天才从医院出来。我拣了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买了一包果品，来到许宅。开门的是一位颤颤悠悠的老妇人——应是许师母了。师母已能行动，这是先生精心护理的结果。师母让我坐，说先生在厕所，接着便问我年级、姓名、现在何处。我一一作答。先生出来了，我忙起身。我不敢相信，眼前这面目浮肿、大腹便便、行动迟缓的老人就是许先生，就是精瘦的、机敏的、谈笑风生的许先生?疑惑使我发呆。师母在旁边说：“来认认，这是谁?”先生认出了我，说：“啊，是小臧。”接着笑了笑。这声音还和当年一样圆润亲切，这笑容还是那么诚挚爽朗，一下子让我确信，是许先生！ 坐下来，先生便问我这些年的经历，问家属调动到一起没有，孩子学习如何。每当我叙述时，先生便仰身靠背，紧闭双眼，歪着嘴。我问：“许先生是否不舒服?”先生说：“你讲，你讲，我在听着。”我问起先生的身体，先生记起该吃药了，说：“我先吃药， 不然一会又忘了。”师母见我的茶杯空了，起身为我沏茶。我发现师母提水瓶的手抖得厉害，连忙接过来自己沏了。谈到药品的昂贵。我奇怪：不是公费医疗吗?师母叹口气，说这种药不给报销。我说应该区别对待呀，先生是博士生导师，支撑北大的大树啊!师母说：是有个“六号”病历卡，但是也不行，医生不开这种药，可他吃别的药又不行…… 问到孩子。师母说：“得了精神病，初中没念完。为了治他的病，我们俩都成了专家了，成天观察、研究、翻书。我在第一线对付孩子，让老头可以安心看书。到1972 年我大病一场，又把老头累病了——本来他身体还好好的……”说到孩子的现状，两老露出宽慰的笑容。师母说：“孩子爱看小说，我们就给他买，读了很多。社会上办了成人大学，有人推荐他去讲武侠小说。他去了，讲得好。香港梁羽生来北京，别人请他接待。梁羽生回去对人讲：‘北京有个许某某，对武侠小说很有研究。 ’现在，他已经当了讲师。”许先生补充说：“这孩子对小说熟得很，什么大仲马、雨果、巴尔扎克我都弄不清楚。” 我眼前是一个勉强支撑着的多灾多难的家庭。先生虽是杰出的学者，但已精疲力竭、老态龙钟；师母挣扎着从病榻上爬下来，颤抖着在“第一线”护理儿子，照顾丈夫。想到他们的孩子，我的尚未见过面的师弟，不仅战胜了病魔，还成为大学教师，我忽然发现，这个不幸的家庭，是个幸福的家庭。当师母说“我们俩”的时候，她侧着身体，手搭到先生肩上。这姿势让我联想到一位年轻女郎向我介绍她的男友。师母说话的神情，那么慈祥、温柔、善良，使我明白了许先生为什么总是那么平易近人、乐观开朗。正是这种情感的力量，使这个旁人看来多灾多难的家庭，有着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告别先生夫妇，从中关园踱至勺园，但见陌上柔桑已破嫩芽，心中稍觉宽慰。 最近一次见到先生，是1993年7月上旬。那天跟先生聊了近一小时，谈到不少同学们的近况。临别，先生忽然嗫嚅着说：“请问，该怎么称呼您啦?”原来，先生还没有认出我!我说是我，小臧，从西安来。先生说：“哦，是小臧呀!怎么长高了好多，整个大了一号。”然后很抱歉地说自己眼睛、记忆力都不行了。离开许宅，我泪水夺眶而出。直到回西安，挥不去莫名的惆怅。先生纱窗上那几个飞来飞去出不去的苍蝇，先生沙发罩布上那些污点，总在眼前晃动。我写了封信把天有骂了一通。其实不能怪天有，天有对先生是尽心尽力的。 仰望苍天，想到了刘先生讲的《否》卦：乾在上，坤在下，天地不交。那么，现时应在哪一爻呢?是初六，还是上九? 附记：本文发表于广州《东方文化》1996年第一期。同年12月15日许先生逝世，我托学友景屏兄在追悼会上代我向许先生告别，默祷他老人家一路走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