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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业师刘家和先生两本论文集，感慨良深。一本是1995武汉出版社出版的《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题目说明了先生读书治学的范围，上古的世界史，主要是印度史和希腊史，中国史则主要集中在经学、先秦两汉学术思想史和史学史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他始终不懈在努力的中外古史的比较研究；副标题则表明了先生的谦虚。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也有着同样的旨趣和谦虚的精神。这两本论文集我过去已经反复读过数遍，近一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说自己的懒惰，疏于捧读。再次阅读相关文章，却又感到了读先生文章惯有的感受：常读常新。 原先不了解的一些知识，过去没有给予必要的注意，因为近年读书逐渐接触到，倍感趣味。比如，原来坊间流行的世界书局编《四书五经》本的《春秋三传》，底本竟然是从康熙时期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脱胎而来。对于《四书五经》，我心里一直认为是俗本，从来没有翻看过，《汇纂》倒是因为写文章用过，也不过是偶尔用过而已，对全书的了解，也不过是翻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所了解。按照家和师的比较研究，两种书各有优劣，《汇纂》删掉了一些关于三传中对君主批评或肯定臣民有反抗暴君权利的段落，自然，还有满清政府最为忌讳的华夷之辨的问题，相关段落也删去了。到了民国年间，人们重新来编《四书五经》的时候，就没有了这样的忌讳，又把这些内容都补上了。不过，他们却把清人所做的扎实的文献解读工作几乎都删掉了。这些内容，实际上是属于目录学的内容，但实则在趣味之中，又隐含着思想的底子。这样的文章多读一些，对于不同书的来龙去脉和不同价值，心中有数，学力会日渐提高。 另外，有些读过的文章，现在读却又在方法上和思维上有新的体会。比如解释春秋时期楚国何以比较强大的时候,先生认为,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楚国最早打破了中原和关中地区的国野之分，征召野人和被征服地区的人民从事战争；二、楚国最早开始实行县制，而非把大量的新征服的土地分封给功臣和亲族，王权控制了大量的城邑和土地，使贵族很难与王权抗衡，彼此之间的相互争斗和兼并，也没有中原国家如晋国那样剧烈；三、楚国的执政者往往是王族，但传统则是这些担当令尹重任的贵族，其责任也大，一旦有罪或重大失误，随即诛死，可以避免中原诸侯公室贵族尾大不掉，甚至君权丧失的局面。（见《楚邦的发生和发展》一文）当然，具体的论证很多，在此不赘述。但这样的认识中蕴涵了历史发展多样性的认识。 先生对此具有深深的自觉。在《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一文中，他说：“历史学家要靠陈述最具体的历史事实来展示最生动的历史精神，靠陈述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各方面的历史事实来展示某一时代的一般历史精神。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如果不能从具体事实中把握生动的历史精神，那也就不能理解某一时代的一般历史精神；同样，如果不能对某一时代的一般历史精神有一个总的理解，那也不可能从具体历史事实中看出生动的历史精神来。”（见前书第272页） 以上远非先生学术的全貌。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和认识，也不是我今天想说的，以我现在粗浅的知识，也有很多理解不够的地方。以后读书再深入一些，自然要多谈一些。 因为读家和师的书，所以爬完茶山下来，在山边农科院招待所吃饭的时候，想起生活中先生的一件事情。 我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先生住在东门一所旧房子里，二楼，现在先生也没有搬家，他不愿意离开校内。先生的房子只有70平米，是那种老式的结构，没有厅，进去有一个走廊，通往三间房间的房门以此连接。先生那时已经年过七十，中间一间是他的书房和会客室，很拥挤。我经常去给先生送信，偶尔会碰到师母金老师搀着一个年龄很大（大概九十岁上下）、行动困难的老太太，很自然地认为是金老师的母亲，作为弟子，自然不好多问。 大概是2002年上半年，有一天去先生家里，先生显得非常疲劳。问起来，先生说金老师的姨妈最近去世，半年来老人家卧床不起，伺候老人家很是辛苦。我说：原来以为那位老人家是金老师的母亲。先生说，金老师的母亲早几年去世的，因为无儿无女，这个姨母一直都跟他们一家在一起生活。先生以前在西单住，房子更小，好像只有两间，甚至一间四合院的房子，自然是平房。两个孩子还小，上面还有两位老人家，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我没见过先生西单的房子，具体他和金老师如何奉养老人的情形，外人更是难知。但试想，现在许多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善待，不愿负担养老送终的义务，更何况是姨母呢？刘先生和师母却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对老人家始终不离不弃，平时看到先生和师母，却总是平和和乐观的。 过去在和先生聊天的时候，还曾听先生说在西单居住时的艰苦情形：吃完饭，就把吃饭的小桌擦干净，读书，写文章。好像这样一个话题的引出，是我谈到宿舍条件艰苦，那时在想，原来先生精深的学问是这样做出来的。但自己好像终究是不肯吃苦的那种人，愧对先生一片苦心。 古人谈论那些贤哲的时候，常常说道德文章，为士林所推重。这里的道德文章，一指做人，自然不是今天关系学意义上的做人，一指学问和文才。在多数场合下，无疑不过是场面上的客套话而已。然而这样的话对于家和师而言，却非虚语。 过去因为经常借送信之机，打扰先生，记下不少先生关于师友的回忆、学问的思考，以后有时间，少不得要整理出来，与朋友们分享。 春天来了，遥祝远在北京的家和师：新春愉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