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在难中
|  | | 随遇而安，对于他来说，恐怕是身陷囹圄之后让自己精神依然坚强的最好选择。在这里不必念念不忘与戴乃迭相对畅饮的快乐时刻，他需要的是让自己沉静下来，以一和睦我所谓的态度承受打击。他有一种自信，这自信在某种意义上说， 也可以看作是对强权的篾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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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个刻骨铭心的夜晚。
“文革”开始已有两年，杨宪益和戴乃迭没有想到，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底他们会遭遇牢狱之灾。
在最初的风暴中，杨宪益虽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判，但除了一般性揪斗之外，并没有经受太严厉的冲击。载乃迭是英国人，向来不过问政治，一些外国专家们所热衷的组织战斗队之类的造反行动，她一直敬而远之，独善其身。这样，尽管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人们之间的往来因这场革命蒙上了浓重阴影，但对于他们这对夫妇来说，还是可以暂时躲进自己小屋里叹息。 文化却已远去。共同翻译的乐趣与满足，在这样的时代简直是一种奢侈。几十年来业已形成的习惯，早就在风暴突起的那一时刻起被搅乱，除了两人之间偶尔的对答之外，不再有当年的激情和陶醉。生命在无谓地消耗；精神在扭曲中被蹂躏；一切文化的积累和创造都被打入冷宫。这不足为奇。同时代的许许多多文化人，都是在这种状态下无奈地活着。 第二天就该是“五一”。这个夜晚，他们如同以往一样，在家里打开一瓶白酒对饮。他们希望平静，但近期发生的局势变化，却不能不让他们感到忧虑。杨宪益回忆说，那年春天以来，不断听到江青一次讲话的传闻，说是江青在讲话中声称有不少在中的外国人可能是特务，有的甚至早在三十、四十年代便派遣到中国。此时“文革”正处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江青的这一讲话迅即付诸行动。外文局的一个外国专家先行被捕，如今，厄运在这个夜晚降临于他们头顶。
一瓶酒喝一小半，戴乃迭先睡觉，留下杨宪益自斟自饮。夜深人静，正在此时，有人敲门：
十一点多了，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喝酒，突然，敲门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办事员来了，是办公厅一个年轻人，他要我跟他一块出去。前几天他已经找过我好几次，要我揭发《中国文学》的一个编辑，提供一些材料，他们想把那个人打成反革命。他一走进来，就要我跟他到办公室去，我想大概还是这件事情吧，就连皮鞋也没换，穿着大而无当的拖鞋，踢踢踏踏的，就和他一块出去了。他就把我带到《中国文学》的办公室，一进去，里面黑黑的，只有一个台灯开着。一屋子人，黑压压的，我也看不清都是谁。后来旁边出现了几个解放军，解放军就抓住我的手，怕我反抗，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杨宪益。你多大岁数，我回答多大岁数。
那一年，杨宪益五十岁。
我说完后，他们脸变了，把我抓紧了。他们挺紧张地说，现在奉北京市军管会的命令，将你逮捕。然后就戴上手铐。我后来才看清，屋子里中了一大堆人，有的是解放军。然后，给我一张纸让我签字，上面写着“我同意检查我的东西”之类的话，大概以此做为搜查的依据吧。然后，他们彼此看了一下，看我也没有抵抗的意思，问我还有什么事。我当时惟一的遗憾是酒，那天晚上还没有喝够，还剩了大半瓶白酒没喝完。还有，只穿了一双拖鞋，早知道要把我带走的话，我就穿上皮鞋了，结果踢踢踏踏穿了一双很大的拖鞋。他们把我弄上一辆吉普车，按下我的脑袋说低头不许看。我是从灯光方向看，是向西单方向走，宣武门还往南，那一带地方叫陶然亭。我从来没到陶然亭那边玩过，从方向看我知道向陶然亭那方面走。到了自新路白纸坊那儿，前面有个大铁门，铁门是电动的，大概通知了一下，门就开了，我们这进去了。
二
和戴乃迭相比，杨宪益的狱中生活丰富得多。回忆往事时，他会生动地叙述一件件狱中见闻，那神态，就仿佛在讲与自身无关的传奇故事，或者青年时代的某次昌险。
虽然罪名相同，但杨宪益是中国人，就没有戴乃迭同样的优待。不过，这样也好，他不会感到寂寞，何况与其他犯人关押在一起，他也多了接触社会的机会。性情中，他时常爱以一种“好玩”“有趣”的心情面对一切，在这里同样如此。随遇而安，对于他来说，恐怕是身陷囹圄之后让自己的精神依然坚强的最好选择。在这里，他不必想起牛津校园的美丽，不必念念不忘与戴乃迭相对畅饮的快乐时刻，他需要的是让自己沉静下来，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承受打击。他有一种自信，这自信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看作是对强权的蔑视。
被捕的第一夜是与酒相伴度过的：
我先被带到一个房间，身上可以自杀的、杀人的一些危险东西都要被去掉，把皮带、鞋带也拿掉。 我穿的拖鞋，鞋带没有，但裤带必须拿掉。没有皮带裤子总是要用手扶着，不过，他们也不管那个，还是把皮带卸掉。东西都收好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让我到一个地方。他们把那个地方叫八角楼。郁风和黄苗子也在这里关押过，郁风写过一篇文章，也谈过这个八角楼。八角楼是监狱里面的一个主楼，它分成八个楼角，中间有一个了望台。我被带到楼上一个房间里。那是抓人抓得很凶的时候，所以，我们那个牢房里关得人已经挤不下了。本来预备要把人弄走，但是那天晚上那些人还没有弄走，这样房间里的两个炕挤满了人。平时一个炕上只能躺十几个人，那天晚上却躺了二十六个人，一个靠一个，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虽然那么挤，监管人员还是让他们往里面挪了一点地方，我就在夹缝中间躺下。天已经很晚了。他们大概是晚上九点关灯睡觉的，而我快十二点才给抓进去，就只好挤在那儿睡觉。也没有被子，我穿着破棉袄，旁边的两个老头子看着我醉醺醺的样子。我一躺下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旁边的人说，你晚上在街上闹事了，喝多了吧？我说，没有。那干么把你抓起来？我说，我也闹不清。他以为我喝醉酒了在外面闹事。你喝的什么酒呀，那么香、真香。我说大概是泸州大曲吧。他说：好酒，多少钱一两？我说不是按两买的，买了一瓶。他说一瓶你都喝了？我说喝了半瓶。他说，那半瓶可惜呀！我们在这儿都三、四年了，没有闻到这么好的酒味了。
三天之后，提审开始。
头一次提审还要做个下马威的样子，半夜提审我，下了八角楼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了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他们坐的地方高一点，看起来居高临下、很威风的样了。去的时候，有两个解放军端着刺刀押送，看起来就像是拖出去枪毙的样子。去了以后就说：杨宪益，你知道你的罪名吗？你的事已经是铁板钉钉，我们这儿你的材料一人多高了。你说你不知道什么事？你好好老实交代。你的事是瞒不过去的。一两天内就要公审了。然后就说坦白从宽那一套话。还跟我讲，前一段也有像你这样的特务，有一个死不改悔，本来是个小特务，没什么要紧的事，结果他就是死不改悔，拿去公审，到酒仙桥那边枪毙了；还有一个大特务，但是他揭发了，他自己坦白，然后给他一个机会，就放了。
从审问中杨宪益得知，他住的这间牢房，前不久关押过遇罗克。审问官用遇罗克因“死不改悔”而被枪毙的案例教育他。
狱方交给杨宪益纸笔，要求他在三天内写出交代。他便把过去怎么认识朋友，怎么样和朋友一块喝酒、一块玩的事情写出来。这样的交代狱方看了之后当然极不满意，拍桌子恐吓，要求他再写，把所有认识的，杨宪益认为有问题的人都写出来，外国人也在内。杨宪法益依然如故：
我想就等于给大家写传记吧。中国人我写了一百五十人，包括亲戚、朋友。我把他们一个人写了一段，比如，我的妹夫罗沛霖，比我大一岁，上海交大毕业，学电机的，去过一趟延安。我说的都是好话，我就一个人一个人这么说，大约每个人写二百字左右。外国朋友我写了一百个人，也是写了厚厚一叠。他们看了以后也是很不满意，后来就把我搁着，不再审问了。
不再提审，更没有审判，一个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要在监狱里坐下去。坐多久，无法得知，就像为什么入狱也无从知道一样。
三
监狱就是一个小社会。对杨宪益这种留洋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与那些小偷小摸、抢劫犯等等形形色色的刑事犯关押在一起，实在是前所未有的磨练。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言谈举止，在他的面前呈现出一个与以往所接触的完全不同的群体。不过，他并不感到别扭，相反，在他们中间他感到踏实。他们对他这个年长者，一个并不像知识分子的人，没有坏感，更没有距离。杨宪益真正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杨宪益的知识和学问，在这个小社会居然派上了用场。
在同屋里面，杨宪益是读书人，他便被任命为学习组长。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爆发之前的几年时间里，每天早晨的学习内容是读“毛主席语录”，背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杨宪益回忆，在他们中间，他的“老三篇”背得最熟。就安排他负责领着别人读，检查别人背诵。每天早上当《人民日报》送来之后，也是由他负责念给大家听。
狱中一些人与事令杨宪益无法忘记。
有一个老头，一读报纸就紧张，越紧张越说错话，“斗私批修”时他总弄错，该说资本主义的，他就说共产主义；该说共产主义的，他就说资本主义，说完后他就怕别人打他，因为我们是牢人管牢人嘛。他吓得哆嗦，越哆嗦越说错。
当时，每个犯人都做一些无聊的事，我们那时候不许有针线，针、尖刀这些铁器都不能带，有一个年轻犯人很能干，手还挺巧，他把地板破损地方的木头撕下来，做了一个木头针，又在衣服上拉了一根线，做针线玩儿。他还在我的手绢上刺绣了一个松树，还很像，可惜我后来拿回去，他们给扔掉了，要不做个纪念挺好的。
还有一个事，大家一起说菜名。譬如说冰糖肘子怎么好吃。越说越高兴，就拿着地下的木头渣当作笔，弄点黑的就写菜单，大家传着看，评论这个菜怎么好吃，外面监视的解放军过一阵子就要来搜我们的东西，那个菜单子写了几天就被抄走了。
自得其乐也许是当时支撑杨宪益和狱友们的唯一方式。更多的时候，他是坐在一旁听那些年轻的狱友讲各自的故事。熄灯之后入睡前的那段时间，是他感到最难熬的。这时，他便默诵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台词，或者他所熟悉的其它英国文学的片断。他遇到过一位好学的年轻人请教英语，他便偷偷教唱英国歌曲。歌的内容总是与喝酒有关。酒和英语，这两种过去曾经与他朝夕相伴的东西，此刻在这种环境中以这一方式又伴随着他。
有时他还给大家背唐诗。他背过白居易的《长恨歌》，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这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读过的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杨宪益缓缓地吟诵着。次数多了，有的人也跟着念，学着背。这也差一点儿惹起麻烦。一个犯人向狱方揭发，说杨宪益教大家念《长恨歌》，他恨什么，是恨共产党。这样的举报最终不了了之，并没有造成恶果。相反，由于杨宪益在狱友中间人缘极好，大家知道了他被举报的事情后，那位举报者立即受到唾弃和嘲弄，甚至有人要揍他。这就难怪，二十多年过后，每当谈到狱中生活，杨宪益总是对那些难友们有一种特殊的亲切。
谈起往事，杨宪益时常会讲一些自己感到得意的事情，狱中生活同样如此。他说，在狱中四年，他最得意的一件事，是读报琢磨出林彪出问题了。
我们关在监狱里，当然不知道林彪飞机摔死的事情。我最得意的事是根据报纸琢磨着他有事了。
坐牢期间不给我们书看，就给我们一个小红本，还有《人民日报》。那个小红本前面是林彪的几句话，我就越看越讨厌。看《人民日报》，觉得有点变化，先是陈伯达的名字不见了，接着又是林彪的几个大将，黄永胜、吴法宪等一个一个名字不见了，大概黄永胜是最后一个。到了国庆，过去每年一般都是林彪出来用沙哑的嗓子喊一顿，这一年不但他没有出来，而且，外国来的贺电也没有林彪的名字。我注意到，西哈努克是和中国比较熟的，他的贺电头一名字写的是毛主席，第二名一般是林彪的，可是一九七一年这一年没有了。毛主席的下一个是周总理。根据前面的陈伯达、吴法宪、黄永胜从报纸上一个一个不见了，我琢磨大概是林彪垮台了。我就把红宝书的前言给撕掉了。
大概有三四天，我们在里面只觉得外面很沉默。忽然有一天，那个管监狱的同志进来了，收我们的红小书，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本。他看我的一本前言给撕掉了，又翻两遍。觉得很奇怪就摆到一边，人家的都有前言，就我的没有，就扔给我了，结果，坐牢的那些牢友们就奇怪了，说我们的红小书没收了，你的一本怎么就不没收？我没有说什么，笑笑，只说：你们过几天就会知道的。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有新抓进来的人，他告诉大家说林彪出事了，完了。结果大家就说我怎么知道的，我说：我猜的呗。
把狱中的事当作得意来回忆，这是杨宪益的特别之处。其实，当时他心中远不会如此轻松。他惦记着戴乃迭，说到一生中的懊悔，他说最后悔的是对老伴照顾不够。在狱中时，他尤其放心不下她。当经过一段时间的审问之后，狱方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不知道老婆怎么样。这两年挨斗她情绪不好，我怕她出什么事，会不会自杀。”回答是：“没有自杀。”这下子，他才知道戴乃迭也遭遇与自己同样的命运。他问及孩子，回答说是孩子们也没事，有人照顾。这样一来他才略为安心。
与戴乃迭关押在同一监狱，但杨宪益却无缘相见。有牢友偶尔喊上一句：嗨，瞧，还关着几个外国女人！
四
狱中的等待终于结束。
林彪事件之后，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关押在监狱的这些政治犯的命运也随之解冻。在度过整整四年的监狱生涯之后，一九七二年五月，杨宪益和戴乃迭相继被释放回家。
先行释放的是杨宪益。出狱之前，杨宪益有过一场虚惊。
出来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还有一个惊险的节目。有一天让我出去，带我到一个大厅里，在台子上坐下，给我挂了一块写着“杨宪益”几个大字的牌子，下面是照明灯，给我照一个大照片。照完后我就回牢房了。我告诉大家，今天给我照了像。大家都说这事不妙，可能是快枪毙了，事前给你留个档案。后来我想，该死就死吧。好久也没有审问我了，结果不到一个月，放了。
那天是放人，还是拖出去枪毙，事前都不说。一开门是说：收拾东西，跟我们出去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两件破烂不堪的被子，卷了带走。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说，杨宪益，你的问题我们跑了二十一个省，你的事情已经弄清楚了，你没问题了，可以回去工作了。你的过去我们也了解了，给党做过好事，可是也做过错事。一个人，本着一分为二的态度嘛，希望你以后多为人民做好事，不要做错事、坏事，好了，走吧。
一个人四年的关押，就被这样的几句话打发。然而毕竟是杨宪益所期望的结局。他签完字，走出监狱大门，外文局开来一辆吉普车接他。身无分文，接他的人递给他几十元作为零花钱。
走进家门，家里一切仍是四年前模样，只是四处积满了灰尘，空寂的房间也成了耗子的乐园。书柜、衣柜里全是耗子窝。用杨宪益的话说，一群耗子见到他都不高兴，一下子全跑了。他再看看衣服，不少衣服上面都是洞，根本不能穿。它们在这里踏踏实实居住了四年，屋子里面本来有棵仙人掌，四年了，仙人掌长得很高，一直没有人浇过水，但样子看上去还活着，杨宪益一碰，哗一下全变成了灰，坍塌下来。
又见到那瓶酒——被捕时未喝完的那瓶酒。它依旧在茶几上，动也未动。杨宪益拿起来反复端详。被捕时走得匆忙，瓶盖未盖紧，剩下的半瓶酒颜色业已变黄了，不能再喝。也难以下咽这瓶酒，四年伤心酒。
提前释放杨宪益回家，是希望他能在戴乃迭回家之前把家里好好收拾一下。戴乃迭毕竟是英国人，这样，当她释放回家时，家里略为整洁一点儿，这样以免她目睹窘状而过于难过。杨宪益用了三二天的时间，把屋子擦干净，整理好，大部分破破烂烂的东西都扔掉。外文局的人还告诉他，戴乃迭要回来了，你得买点酒，买点巧克力、蛋糕招待她。他一一照办。他盼望着戴乃迭的归来。
一个星期后，戴乃迭终于回家了。
杨宪益果然按照领导吩咐准备好了蛋糕、巧克力和酒。
戴乃迭走进家门。
新生活重新开始。
（题照：一九四○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在英国结婚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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