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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吉惠先生过世的消息，是在2006年8月在扬州开会时从师弟施建雄口中得知的，我当时感到吃惊，因为这时先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一年多了，作为一个和他有多年交往的我在他生命最后一个历程，未能见上一面，觉得后悔莫及、异常遗憾。赵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新时期先生在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成绩卓著，撰写和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著述。 现在仍然记得与赵先生的最后交往，2004年元旦，给先生寄了一张明信片，顺告知他我已来保定工作，不久后先生回寄了一张写满祝愿与叮嘱话语的明信片，希望我在农大把传统文化开起来，打电话给他，我们还聊了不少，他说今年将出一本历史认识论专著。05年我忙于学院的教育部评估工作，有时偶尔在头脑中闪念先生的大著出版了吗，但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先生已经走向了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赵吉惠先生是我大学的老师，当时他刚从西北师大调到陕西师大工作不久，给我们教《史学概论》课，我们发的田昌五先生编著的《历史学概论》教本，他没有使用，他当时已有自己的打印讲义，到我们毕业时已成专著。赵先生衣着讲究，穿一身浅灰色西装，上课前时常用自己的手绢察讲桌，下课后和我们一同在回宿舍的路上聊天。我到延大工作后，也讲《史学概论》课，用他的教委推荐的专科教材。参加了先生在1991年主办的《史学导论》讲习班的学习，并参加了他主编的《史学导论》参考书的编写工作。在这年暑假，我带学生在西安参观考察，我们请赵先生给我们的学生做过一场关于历史学研究的现状的学术报告。1994年师大校庆，赵先生托我的同事给我带了本陕西师大50周年历史系教师的论文集。 1997--1998年，我重回师大学习，与先生的交往更多了些。这年四月学位班入学考试，在先生的帮助下，我顺利拜访了李绵先生，因我当时正在做延安史学的研究。先生和我曾两次在外院旁的饺子馆吃饭，一次是我们俩，他要请我，最后还是我坚持请他。另一次是与南阳师专的郑先兴兄去他的28号楼拜访他，最后我们又一起吃饺子，他饭量很好，每次可吃半斤水饺。他曾几次和我谈做卡片的重要性，让我们参观他的卡片箱，赠过我好几本书。与先生一块在他的学生张耕耘兄的家里吃饭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先生穿一件单风衣，很潇洒，并给张耕耘的儿子带了件什么衣物之类的东西，由此我感到先生很细心。我让他注意身体，他说他每天早上在植物园跳舞，我们很是羡慕。 2000年我报考北师大史学所博士研究生，先生是我的推荐导师之一。2001年底我在北京上学时，中心召开唯物史观研讨会，我建议瞿先生给赵先生发了一个邀请函，并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听说先生身体情况不好，后来又听说康复了。也就没有想到他最后还是在七十岁时离开我们而去了。 对赵先生的过去了解的不是很多，只是知道他是东北黑龙江宁古塔人，但他人生近五十年的岁月却留在了大西北。我曾两次听他说他年轻时赶过马车，作为从农村出来的我，对赶马车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当时还羡慕他会赶马车，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他被下放劳动改造时的苦难生活。 今年春节期间看到臧振老师的一篇回忆赵先生的文章，很有感慨，随之写了几句。我走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道路，得先生的启蒙颇多。今天在我的博克写下了一点回忆，为日后留下一点参考。先生的忌日是在2005年4月21号，今年是他仙逝的第二个周年，作为他的一个学生，写下这些文字，也算是对先生的迟到的怀念吧。先生安息吧，您的儒雅形象和敏捷的才思永驻我们心间！ 附录一： 赵吉惠先生生平 赵吉惠教授1934年5月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满族。1956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1956—1983年在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任教，1984年以来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曾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中华孔子研究会理事、中国实学学会常务理事、国际中国哲学会学术顾问、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国际韩国南冥学研究会会长、陕西省关学与实学研究会会长等职。 赵吉惠先生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史、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尤致力于儒学研究，成果卓著，撰写、主编学术著作19部，发表论文200余篇。1991年以来先后赴德国、美国、加拿大、前苏联、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享誉海内外，被《世界名人录》第四卷、《世界人物辞海》网络版第八版收录。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知识分子特殊津贴。2005年4月，赵吉惠先生因病在西安去世。 附录二： 《迟到的祭奠》之XA：赵吉惠的魅力 臧 振 从灵堂出来，我就决定要为赵吉惠先生写些话。 时光推移，这一意念没有淡忘，反倒愈加强烈，以至于觉得不写出来就不得安宁。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魅力”吧？ 不错，在我心目中，赵吉惠先生是很有魅力的！ 我们相识在二十年前。那是他从位于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调到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室”不久。赵吉惠想出了要编一部《中国儒学辞典》的点子，经过一番策划，请来西北师院的郭厚安先生，又请了西北政法学院的赵馥洁，还有本校历史系的徐兴海，又拉上我，在他所住的教单三楼一层卫生间对面那不足12平米的斗室，启动了他的《中国儒学辞典》“工程”。那是1985年6月，天气已很热，对面的水龙头喧嚣不停，教单楼厕所特有的气味不时冲入斗室，郭厚安先生念他所拟的二千余条词目。已经两三个钟头了，听得我昏昏欲睡，频频点头。赵吉惠就让郭先生停一下，提醒各位要对词目提出增减意见。我想，这是专门提醒我别打瞌睡。我实在提不出什么意见，并且在心里犯嘀咕：没人没钱，不知这事弄成弄不成？ 然而不久，这两千多条就被十七所院校四十多位学者认领撰写。赵吉惠运筹帷幄，周密安排，稿件陆续汇总，他自己也撰写了不少条目。第二年暑假，他们在成都开了审稿会，我因带84级学生去北京实习参观未能与会。又半年后，87年2月，在西安召开了定稿会。一年半功夫，一部约90万字的辞典即告竣工，并且请到了张岱年先生为之作序，冯友兰先生为之题词。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编写书籍，目睹全过程，服了赵吉惠的干练与组织才能。我为他撰写词条70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后来有人认为我来自中学不懂中国哲学史、不懂周礼、不懂宗法；我心想，你们去看看赵吉惠主编的《中国儒学辞典》吧，那些条目下有我的名字的。 不久，赵吉惠又启动了他的编写《中国儒学史》的“工程”。我用“工程”一词，是赵先生的原话。他说：“我们把这项研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看待。”（《中国儒学史·引言》第15页）在个别研究和合作撰写《中国儒学辞典》之后，进一步发挥群体智慧优势，因人所长，撰写《中国儒学史》。他分析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提出“我们这项工作的目的主要在于……为中国儒学的产生、发展、演变以及衰落，概括出一个提纲挈领的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揭示儒学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旨在为深化中国儒学史的研究抛砖引玉。” 赵先生对于海内外儒学研究状况的宏观把握，依鄙人拙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大陆上，无出其右者。赵先生对于《中国儒学史》之后儒学研究下一步也有了系统的规划。他说，下一步要继续分工合作，撰写《儒学与现代中国》，为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提供近现代的文化背景研究。他充分认识到下一步工作会遇到的困难，他说，“显然,我们是在承担着一项力难胜任的,但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科学研究工作……我们坚信，只要辛勤地耕耘，不辞劳苦，并且把科学方法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总会结出喜人的硕果供人们去品尝。” 《中国儒学史》由陕西师大、西北师大、西北政法学院等校十五位同仁撰写。初稿写好，中州古籍出版社愿意提供一定经费召开一个审稿会。赵吉惠问我，这会在什么地方开好？我不抱什么希望地、异想天开地建议放在重庆或万县，会后顺江而下，了却畅游三峡的夙愿。没想到赵吉惠就有这能力。88年8月，我们一行九人会齐万县，在太白岩下林业招待所开始审稿。气候酷热，久旱无雨，烈日当顶，又没有空调，凭着几只电扇，我们从早到晚地审读、议论，过得充实而愉快。晚上酷热不退，我怕风，动辄咳嗽，选了离电扇最远的床位。赵吉惠睡在电扇旁整夜地对着吹，安然无恙。审稿结束，郭厚安先生回乡探亲，其余八人沿江而下。8月16日，夜泊万州江心，与万县城内比已十分凉爽了。赵吉惠抽出凉席到甲板上躺了一夜，我劝他小心感冒，他说没事，果然也没事，真是一副好身体！当夜，我听赵馥洁和赵吉惠的研究生石军在甲板上谈诗论赋，对二位的博学十分佩服。几天前在成都时，父亲出示《青城山道观楹联》一书，其中有署名臧贞白（我大伯父）而实为我祖父（以尹）所撰者： 览青城三十六峰，也同造化无方，偶向琅寰留姓字 历红羊百千万劫，大好河山依旧，再从云水话姻缘 我以“红羊劫”考石军，竟能解！且曰66、67年即逢“红羊劫”，我一听大悟！丙午、丁未，丙丁为火，即红，未为羊，果然举国遭劫！你说奇也不奇？我不迷信，但中国几千年总结出来的经验，或许有某些玄妙道理在其中吧？我乘余兴，搜肠刮肚，诌出一首七律，也不知平仄对错，权抄于此，献丑了： 少年壮志入京城，闯荡江湖大半生。 蹉跎二十至四十，萍踪吴楚与燕秦。 故里匆匆来复去，前路茫茫阴耶晴？ 听罢石君解红羊，愁看苍穹满天星。 浏览江景，闲暇无事。赵吉惠让我给他看看相，能活多少岁？其实我不懂相术，就根据他的体质和那长长的耳朵，故弄玄虚地掐掐指关节，说：“八十多岁。”“多多少？”“天机不可泄漏。”看他很不满意，我说：“就看你会不会调养，调养得好，突破九十甚至一百也是可能的。”听了这话他才松口气。又因他耳垂虽长却很狭窄，我补充说：“虽然高寿，却有不少局促之事令你不能开心。”他说：“那没关系，我当了二十多年右派，什么气都受过，能想得开。” 船到巫山，决定停留一天游大宁河“小三峡”。这条河是我此前见到的最清澈的河，两岸青山是我所见过的最苍翠的山，河滩的浪是我见过的最洁白的浪。陶醉在大自然中，我说：“若能在半山建一小舍，我就不走了。”徐兴海不相信地说：“你的工作不要了？”“辞了！”“那你老婆娃娃怎么办？”我张口结舌，答不上来。赵吉惠说：“本来我看你有八九分仙气，现在看来，只剩五分，就算个‘半仙’吧。”“半仙”之名由此而来。其实，那时一行八人都被美景陶醉。我说：“大家都是仙，八仙过三峡。”其中刚好有一位女士刘建丽，相当于何仙姑吧，一位年轻人石军，相当于韩湘子吧；我看赵吉惠先生可算汉钟离，其余各仙赵馥洁、潘策、刘学智、徐兴海，随各位自认，我就不敢胡乱编派了。 同行者为撰写《中国儒学史》走到一起，可没有哪位反对将自己与道家人物联系。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以儒道互补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在朝者思进取，在野者顺造化。赵吉惠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道为主体的多元结构。”（《中国传统文化导论·序言》）“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我是非常赞成的。遗憾的是赵先生儒气太厚道骨略薄，所以未能尽享天年。 从来到陕西师大到退休十多年时间，赵吉惠以过人智慧、惊人速度，出版专著十五部，令我叹服！他的其它学术活动频繁且高效率；由他出面召集的会议不计其数。他一通知我开会我就开玩笑说：“赵吉惠又召集会了！”据我所知，赵吉惠还与赵文润合作主编了《两唐书辞典》，又承接主编了《中国地域文化大系——三秦文化卷》等。 1995年春，李裕民教授从山西大学到陕西师大任教。我对李先生讲，我读研究生学的是先秦思想史，在陕西师大这些年，与赵吉惠教授有几次愉快的合作，自己学术上也有所长进。没想到李先生却说，他与赵吉惠打过几次交道却不怎么愉快。我连忙问为什么。李先生说，赵吉惠代表历史文献研究会到山西，筹备在夏县召开司马光学术研讨会。李先生作为山西省和夏县地方政府的代表与赵先生谈判，在经费支配上发生了分歧，甚至——李先生说，他还借着酒兴骂过赵吉惠呢。 于是我对李先生讲起我所了解的赵吉惠，说赵先生并非李先生误解的那种不学无术的“官员”，他五七年因主张我党应坦诚听取党外人士意见而被划为右派，在野外劳改多年，后来又在资料室当资料员，读书多年。改革开放以来，他勤奋非凡，硕果累累，在史学理论与思想史两个领域都有独立思考和发凡起例的成果问世……“赵吉惠当过右派？”李先生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的。”“看他在会上神采飞扬，把坐在台上那些平常人捧到天上，我还以为他是善于拍马逢迎的官员。”“错了，赵吉惠不是那种人”，我说。 李裕民先生，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在对于中国古典文献的熟悉上，就四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学者看，港台我不敢说，大陆无出其右者！也许是由于我的矮小吧，对于李先生我是须仰视才见的；对于赵先生，我也是须仰视才见。然而两位先生却心存芥蒂，这是我不愿看到的。终于，在认同了“都是做学问的，都很勤奋，虽然路数不同”之后，李先生同意我带赵先生来访。于是，我领着赵先生来到李先生临时下榻的“专家招待所”（即后来学校征求意见后选中的李先生所命名的“启夏苑”）。李先生似乎并不热情，赵先生却是谈笑风生，似乎二人之间从未有过不愉快。这次访问时间不长即离去。几天后，赵先生再访李先生。后来李先生告诉我，他和赵吉惠经这两次谈话，私人之间没有什么芥蒂了。两人见面常开玩笑，无非是因为治学方法上的差异，有些互相调侃而已。李先生告诉我，赵先生对他说：“我们俩是‘不打不成交’啊。”我心想，“经今古文之争”，两千年了啊！可惜愚钝如我，做不了郑康成。 最令我惊叹的，是赵先生驾驭惊马的能力。先生说，他小时候在东北见过抗联，当过儿童团员，拿过梭镖，我不大相信。他又说在西北当右派，赶大车拉煤炭，驾得烈马，我还是不大相信。直到数年前在一次会上，他驾驭着会议进程，忽然间一匹马惊了。他头脑清醒，镇定自若，讲话条理丝毫不乱，最终令会议圆满成功。这回我信了，也服了他的能力。（事涉具体人物，这里就不细谈了） 这是赵吉惠先生一手策划的一次关于郭店楚简的研讨会，汇聚了西安地区有关人士数十人，其后还有会议综述《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家思想研究的新拓展》，由我系韩旭辉硕士执笔，发表在《孔子研究》2000年第 5期上。我很惭愧，数年前，在赵先生与辅仁大学同仁协作，在师大召开的“哲学与文化” 研讨会上，就发现自己其实不懂哲学，立志不再参与哲学史会议。我对赵先生主持的陕西师大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几位朋友说，近年来发现自己不擅长作形而上的思考，比较容易接触形而下的器物，当上了“文物陈列室”主任，我是“玩物丧志”了。这次郭店楚简会议，赵先生盛情邀请我参加，说这是出土文物，要我发言。我就说我“言是不发的，饭是要吃的”，引来众人哂笑，我也无可奈何。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特擅长对“形而上者谓之道”作深入思考的赵先生，从我掌管文物室开始，就常跟我一道去文艺路文物市场。后来市场迁到小东门外，迁到八仙庵，我们都相约骑着自行车前往。他对于“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文物痴迷投入，丝毫不亚于我。对于西安特有的秦汉瓦当和汉唐铜镜，其鉴赏水平也很快提高。他跟我很不一样的是，性格外向。我到文物市场转过很多回，谁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而他不同，很快市场上的贩子们就跟他混熟了，老远见他就喊“教授、教授”。如果有什么新进的东西，那总是要把他请进店内，观赏一番。就这样，由他从中牵线，我们文物室有两次十分重大的收获：一次是一位姓吴的工人，经过十多年搜集选汰，存有一百八十余块精美的瓦当，包括八十余块不同书体和布局的“长乐未央”当（对于艺术系学生来说，这是难得的教材！）和十分珍贵的白虎当、蟾蜍玉兔当、卫字当、上林当、延年益寿当、与华无极当、千秋万岁当、汉并天下当以及秦代葵纹当等等。工人因购房需钱，但只愿趸售，不愿令其藏品流散。赵吉惠得到消息，首先想到我系文物陈列室，于是我们一道去了工人家，谈判以一万五千元成交。这批藏品中的大部，不久即将在新建的“陕西师大历史艺术博物馆”与观众见面。第二次，一个兼贩文物的咸阳教师告诉赵教授，他搜集到一匹砖，很大，无法带到市场来，其纹饰精美，有可能达到一级文物。他不愿被私人购去，倒贩出国。于是我和赵吉惠乘公交车去咸阳教师家。（路费自然是赵吉惠贴了，同时他照例是还要请我吃饭的——无非是路边小摊的凉皮，或者油茶麻花、豆腐脑之类，最高档次是东北水饺吧？）记得那天，二人神神秘秘到达教师家，寒暄几句，迫不及待起身看砖。教师揭去盖在砖上的蛇皮袋，我被上面精美的凤鸟纹饰惊呆了！砖上面、正面、背面、前头，这四面都是凤鸟；栩栩如生，腾飞起舞，美轮美奂，一派帝王气象！令我立即想到《诗经·大雅·卷阿》： 凤皇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 凤皇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士，维君子命，媚于庶人。 无价之宝啊！我在心里想。我们自然是强调经费的拮据。教师说他夫妇二人半夜从窑店拉回来，花六百元买的，怎么也能值几千，为了国宝不流落国外才找到我们。谈判最终以一千二百元成交，实际是等于送给了我们。过了几天，是星期一，一大早，我骑着自行车，带着系办公室新留下的学生刘先锋，蹬着一辆三轮车去咸阳。中午，我们到了教师家，先锋一口气吃下七八个馒头。饭后看砖，长120、宽20、高40厘米，先锋才明白为什么一匹砖要让他蹬上三轮车来。拉上凤纹砖，半路又因漏气补胎，等到骑回师大，已是晚上十点过。远远地看到赵先生推着自行车，在校门口急切地张望。“在等我们？”我问。“是的，怕出事啊！”已经深入到收藏领域的赵吉惠，深知这中间的艰难。 秦宫遗址出土的凤纹砖成为我们历史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陕西省文物鉴定组的先生们不约而同认定：一级文物。系上奖励我一千元，我请赵吉惠和刘先锋吃了一顿，当然不是地摊凉皮，而是天府堂的回锅肉和塘坝鱼。师大教务处赵晓林问我，这砖值多少钱？我说“十万”，他不相信地瞪大了眼；我接着说“美元”，他又张大了嘴；我接着说“也不卖！”他笑起来问：“真的？”“当然是真的！” 说实在话，没有赵吉惠的参与，就没有陕西师大历史艺术博物馆令人眼前一亮的秦砖汉瓦——陕师大人文素质教育基地“亮点中的亮点”。 赵吉惠生病了。在住过几次医院之后，住进交大一附院（原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我带着新招来的博士生刘晗去看望他。 当年刘晗的硕士论文《论儒学的宗教功能与人文理性》是赵吉惠指导的。答辩会，我是评委之一。刘晗的论文在那一届硕士生中是最好的，评委们一致认可优秀。当刘晗报考我的博士生的时候，我对他完成博士学业很有信心，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随时可以向赵吉惠请教。硕士毕业几年之后，刘晗的观点在“儒学曾起过宗教作用”这一点上又向前迈，倾向于认为儒学是宗教。这遭到我的坚决反对：“儒学岂能是宗教！”我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不是宗教哲学……实在不行，你选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这个题目。仍然可以随时向赵吉惠老师请教。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虽然已经有人做过，你完全可以展开自己不同的思路。”我希望他从这个题目的思考中悟出儒学不是宗教的道理。若干天过去，刘晗对这个题目似乎找不到感觉。我让他再去拜访赵吉惠。他去了，谈了自己的苦衷。赵吉惠经过思考，劝刘晗研究早期道家的形成过程，并为他拟出具体研究的路径：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汉墓帛书直到王弼定本，随着时代演化，道家思想走向成熟。赵先生又答应刘晗，待有精神，他将为刘晗草拟一个提纲。 2005年4月23日中午接韩旭辉电话，赵吉惠先生作古。我遗憾因忙没有多去陪陪赵先生。记得约一周前，我与刘晗去医院看望。赵先生面部浮肿，我说你经历过多少磨难，总是能挺过来的。赵先生艰难地笑笑，说，这一次恐怕不行了。看来他已有预感。我接电话后立即赶到教育学院，刘晗、卫崇文等学生都在。蔡老师把赵先生去世前不久支撑着写成的《早期道家思想研究》的提纲转给刘晗，含泪说，“这是他最后留下的字迹”。我嘱咐刘晗妥为保存，这是撰写了数百万字大作的赵先生临终的笔迹，寄托着先生对学生的关怀和期望。 4月25日上午，追悼会在三兆公墓举行。我想着赵先生坚强的一生和硕果累累的成就，决心不作悲态。我是来给先生送行的，我想着，平静地步入灵堂。仪式结束，我随着人流向前瞻仰遗容。到了能看清赵先生的地方，别人在鞠躬，我却站住。我惊呆了，我不敢相信，棺中躺着的是几年前还那么倜傥潇洒的赵先生，是几天前还能坦然面对死亡微笑着跟我说话的赵先生；几天之间，赵先生忽然变得那么干瘦，只剩下小小的骨架。他消耗完了从黑土地到黄土地赋予他的所有能量，一丝也不带走。这时候，热泪忽然涌上来，令我视线模糊。我上前两步，深深地三鞠躬，心里说，赵先生，我佩服你！ 刘晗拿着赵先生写的提纲，开始重新思考他的论文。我对于简牍帛书没有研究，怀疑自己能不能指导得了这篇论文。奇怪的是，刘晗深入道家学说之后，对于“儒道互补”似乎忽然找到了感觉。他说，他将把早期道家与早期儒家结合起来思考；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就是在战国那个迷人的时代诞生的。这时候，我明白了赵先生的深意：只熟悉儒学，而没有领会道家要旨的刘晗，是完成不了“儒道互补”这个课题的。赵先生帮我找到了解决难题的钥匙。刘晗说，他现在的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赵先生提纲的范围；但是赵先生的临终绝笔，他会永远珍藏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