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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冯承柏先生的第一次相见是在美国。一九八二年我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前往耶鲁大学从事美国外交史的研究。那年十一月下旬，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了十多位在美的中国学者，做了一次追忆美国历史的访问。从詹姆斯敦经杰斐逊故居、华盛顿、费城到纽约，使我们对美国建国历史及理念有进一步的认识。国内大部分学者都是历史学家，冯先生也在其中。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搞美国史的学者，因为我过去是搞英语，而非历史。与冯先生及其他学者的接触，使我增长了不少见识。我与冯先生一路交流比较多，他对美国历史相当熟悉，而且有较深的见地，沿路给我讲了不少典故。他非常强调外语的重要和独立思考的培养。我记得有一次在与美国陪同聊天时，她说，花这么多钱组织大家参观就是要大家正确认识美国，如果年轻学者不回中国，这种活动就失去价值。我把这件事告诉冯先生。他说他们当然要“洗脑”，把我们变成亲美派，但能否成功就是另一回事。 1984年教育部组团出席在加州圣地亚哥举行的美国学年会并访问近十所美国大学。冯先生与我均为成员。一路上我们讨论了中国的美国研究如何开展。我们两人有三点共识：一是中国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历史和文学，而应包括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的方面，否则不全面，也难以深入；二是历史与文化不可忽视。不管研究什么，离不开美国的历史与文化；三是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分析，不能唯美国学者的分析是从。这种分析又必须建立在对美国的深刻了解的基础上，不能大而空。我们的这种认识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支持和认可。这两次访问，使我们共同度过了许多有意义的时光，我们的友谊也由此开始。 1987年冯先生与我作为中方代表与美方讨论决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第一届美国学研究会，中心议题是美国宪法。美国派了五位著名学者，中国与会人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四十名学者，包括黄绍湘、杨生茂、刘祚昌等老前辈。这次会议从申报批准到具体组织、安排，都是我们两人共同进行的。冯先生比我有经验，对中国美国史界情况熟悉，考虑问题非常细致，方方面面都想到了，小至迎送、吃饭，大到会议安排、提法分寸都考虑很周全。没有他的大力帮助，我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他一次次从天津过来，商量以后，又于当天赶回南开，非常辛苦。由于研讨会比较成功，美方又于1988年在南开大学举行第二届。这次基本上是冯先生一手操办的。我只是与会而已。这两次研讨会是中国最早举行的两次美国学研讨会。对年轻学者的成长，与美国知名学者的交流起了很好的作用。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网络的发展，冯先生把注意力转到了信息化和博物馆研究方面。1995年在中山大学举行的《美国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上，冯先生发表了《美国的信息社会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的论文，提出了要关注信息化。而他自己也开始重点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并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由于他的努力，南开图书馆获得了美国使馆提供的经过美国学者精选的一套美国研究核心著作选。据我所知，美国决定把这套著作放在南开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冯先生在图书馆建设上所作的贡献。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一直持续到他生命最后一刻。我记得2003年，在南开举行的研讨会上，冯先生还专门为青年学者介绍如何利用网上资料。他的Power  oint非常生动、仔细。对大家帮助都很大。我向他要了资料，回校后，专门向我的学生推荐冯先生的发言。作为一位上了年纪的资深学者仍然这么关注科技的新发展，以及如何应用这些新发展来进行科研工作，冯先生在这方面是走在我们的前面的。他的这种敏感性和操作能力，我自叹不如。 冯先生治学严谨。仅举一例。2001年我的第一位博士生要进行论文答辩。我恳请冯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成员，他欣然同意。答辩第二天冯先生就要启程访美，但他还是请他的学生开车送他来参加答辩，答辩结束又赶回天津。听到他的行程，我十分感动。开会前他告诉我，为了验证学生引文的准确性，他专门去南开图书馆调出有关文章，检验引文是否忠于原文，是否准确。他对学生的治学态度表示满意。他的这种认真、负责、严谨的态度实在令人敬佩。 由于分在两地、两校，我与冯先生接触不算太多，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他后来身体不太好，但工作热情、劲头不减。他离开我们已近一年，我还时时想念这位思想敏捷、关注前沿的学者。仅以此短文，追思和忆念冯承柏先生。 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2007．10．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