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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业先生是二十世纪我国著名史学家之一。他对先秦史、中国古代史、世界古代史、史学理论、瓷器史、绘画史、思想史、历史地理以至中医中药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尤精于春秋史。其名著《春秋左传研究》、《春秋史》被公认为传世之作而享誉于世。先生的博闻强记、博学多才、聪明过人、自学成名以及他与其师顾颉刚先生的关系等方面，在先生的女儿、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童教英的近著《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山东大学青年教授王学典的近著《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以及其他人的著作、先生的学生们的记叙中均有记载。由于“文革”的特殊环境，先生于1968年1月8日在济南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以至今天的中青年学者对童书业只闻其名，而不可能再聆受先生为人治学的风采。我是童书业先生毕生仅带领过的两名研究生之一。在先生诞辰95周年、逝世35周年之际，写此短文，在《先秦史研究动态》内刊发表，反映1961年至1965年期间，我在山东大学当研究生时跟随书业先生治学研究中的若干动人事迹，作为对先生的纪念，或许对今天青年学人有一些借鉴和启迪。 热爱祖国。 我于196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为北大历史系审核决定，成为当年推荐投考外校的十几名毕业生之一。当年11月，我在孙思白、卢振华先生陪同下和导师童书业先生见了面。先生对衣冠穿着极为随便，但谈到学问、人生等问题时总是滔滔不绝。我留下了这个印象：他是把全副精力、全部身心投身于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因此引起了我的敬慕。先生在和我闲谈时，一再讲起自己在旧社会的流离颠沛，困苦劳顿的情况。他说，自己三十年代进京当了顾颉刚先生的助手，正值事业兴旺之际，逢到抗战爆发，不得不带着家人回到南方，在江苏、安徽等地到处谋职，历尽艰辛。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博物馆供职，又在上海各高校兼课，由于物价飞涨、工资低下，家里人口又多，负担极重，不得不全家寄居于苏州悬桥巷顾颉刚先生家，自己在上海劳顿奔波，常常早晨买一副大米油条充饥，赶汽车到各个学校上课。毛主席、共产党带来了解放和希望。书业先生受他的好友杨向奎先生之邀，前往青岛山东大学，担任历史系副主任、国家三级教授。从此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高尚的人格地位。任何一位和书业先生相往较密切的弟子，都会听过他讲出的从自己的经历中获得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话语。正是出于这一思想基础，成为解放后他忘我地从事教学工作，努力地从事科学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的原因。 1965年，在我完成在山东曲阜的四清工作队任务后，通过研究生论文答辩，于1965年8月被高教部分配到广西师范学院(即今广西师大)工作，临行前他和住在他楼上的王仲荦先生还亲切地鼓励我一定要安心到桂林工作，到地方工作大有可为，能够把边远地区的历史教学，和科研带动起来，同时继续钻研自己的学问。应该说，我在广西工作几十年之所以从未想要调离广西，师长临别时的话语是起了影响的。 忘我工作。 童书业先生解放后在山东大学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可以说达到了热情负责，忘我工作的地步。这在童教英的《从炼狱中升华》一书中有很多生动的记述。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给他以巨大的信任，激发了他以忘我工作来报答党、报答祖国的热情。据我所知，他解放后开设的课程很多，有《中国古代史》、《世界古代史》、《中国思想史》、《先秦史史料学》、《春秋左传研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春秋史》等等。我们有时全系研究生在教室听他讲课，有时一人或两、三火到他家里听他讲课。不论讲什么课，他都准备得十分精熟。他有讲稿，但从不看讲稿；从一开始讲到下课结束，总是一字不漏、一语不差，语音清晰、声调宏亮地把课讲完。他课刚讲完，也正好下课铃响子，一分不差。如：果在他家里，剩下的时间是师生进行提问，答疑、聊天。师生间非常随便。有时领导叫他开设一门新课，他总是尽责尽力地加班加点地完成。正因为这样，先生获得了学生普遍的尊敬。山东大学主办的《文史哲》在五十年代是贯彻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个典型，那时《文史哲》刊载的一篇篇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古巴比仑社会制度、孔孟思想研究等内容的论文，有论有史，观点新颖，互相辩驳，以文会友，求同存异，在争鸣中推动学术发展，在当时全国大学生中影响很大，而童书业先生的文章或许是五十年代《文史哲》发表的学者论文中数量最多的，这也是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决心投考为先生弟子的原因。先生写出如此之多的精彩论文，一方面由于他的聪明多才和扎实的国学功底，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勤奋治学、笔耕不止的结果。1962年；先生有轻度的神经官能症，常工作思想不能集中，先生曾向我说过。然而他仍以巨大的毅力完成了《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这部书的整理出版工作，当时我受先生的委托，对这部旧作的书稿逐字逐句地进行过核对，对先生带病工作的精神深为感佩。 尊师爱生。 尊师爱生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也是童书业先生的美德之一。在《从炼狱中升华》、《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两书中都生动地记载了他与其师顾颉刚先生的关系，从他亲自和我谈话的记忆中可以补充一二。他多次对我讲过在三十年代他受当时的史学大师顾颉刚的荐拔，去北京协助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的过程，此后师生两人不论共居一地还是分离两处，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他曾受顾颉刚的委托，代其师编写了《春秋史》一书作为大学教材，开始时用顾颉刚的名字署名，后来顾颉刚给他写信说：两人长期不在一地工作，《春秋史》就用你的名字出版，以应教学之需。该书现在成为书业先生的传世名著。通过这件事，他对我说：师生之间在学问上有传承关系，但也有互相切磋，互相启发的地方。《春秋史》是我写的，但我在学问上受顾先生的教育帮助很大，这书也有顾先生的劳动成果。学问不是私人的，而是公共的。师生一起研究过的东西，既可以用老师的名义出，也可以用学生的名义出。我和你研究过的东西也是这样。书业先生和我的关系确实也这样。他曾指导我看《五经》和金文，要求我用宗族社会的观点来理解西周社会。我从西周时期同一时期两器的铭文的研究和比较中，得到了西周春秋时朋友应为同辈的宗族弟兄的看法。书业先生在他对古文献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看法，我在金文中获得的证据很有说服力，使他非常高兴，他叫我立即写篇考证文章《“朋友”考》。这篇文章由他推荐给了顾颉刚先生。颉刚先生很称赞，介绍给了上海《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后因“四清”和“文革”，这篇文章到1978年才由《中华文史论丛》摘要发表）。这篇文章是我写的，署我的名，但无书业师的启发指导，我也不可能写出来，所以这一成果也收入了书业师的名著《春秋左传研究》一书中。由此我觉得，如顾颉刚、童书业等德高望重的师长前辈，向他们学习，和他谈话就是极大的收获。在山东时，书业先生曾患病，我曾多次陪同他去济南各大医院治病；在1964年我认识顾颉刚这位我同乡的史学老前辈后，直到1979年他86岁高龄时，顾颉刚先生还从北京三里河给我来信，鼓励我在广西可以多从事边疆史地的研究。我在广西从教已三十八年，从不担任领导工作，一直从事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工作，我非常热爱的学生。现在我培养的学生中有的已是博士生导师，有的当了大学党委书记；我感到很欣慰，觉得自己虽然不是名人，但这样的工作有价值，这和童书业先生以及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尊师爱生的动人事迹的教育分不开的。 1962年，童书业先生鼓励我研究宗法制度，他认为这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和社会影响深远，而迄今未能作充分研究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最有特色的东西。西周春秋时代宗法制度研究，成为我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我始终未曾放弃这个方向。在广西工作后，由于工作需要。我从先秦史的研究和教学扩大到清史，从中国通史扩大到广西的地方史、民族史，然而宗法研究仍是我最关注的项目。1989年我出版了《周代宗法制度研究》一书， 1997年我和我的弟子合著出版了《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一书，得到了学术界朋友的关心和鼓励，目前正从事第三部宗法研究的著作的研究写作。广西师大十年前就成立了以我为所长的宗法与民俗文化研究所，发表了有关宗法的研究论文40多篇，成为国内研究宗法的中心之一。党的教育，祖国和人民的关心，师长的培养，成为鼓励我在广西多作贡献的精神力量。童书业先生离开我们已经35年了，他没有能看到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主义盛世，但他的遗著由他的女儿童教英教授以及山东大学徐鸿修教授等陆续整理，已出版了十多种。将成为重要的历史文化研究的遗产，永为后人所纪念。 《先秦史研究动态》2003．1（总3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