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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十年，梵澄先生是联系最多的一位作者，——不仅是文章，也是书的作者。初识是在二十年前，那一天的日记记得很详细。当时的日记好像是有闻必录，到《读书》的时间不长，似乎一切都觉得新鲜。这里记下了一位学问家在生活中多与书和人相关的若干琐细微末，惟私下里的交谈往往很随便，对人和事的叙述与评判未必准确，也未必得当，这本是无须多说的。梵澄先生很有个性，但也有他独特的随和、温厚，以及幽默和风趣。我的拙笔一向不善于写人，这些未加修饰的“速记”或可略存其真，而一切追怀与感念也尽在此中了。 一九八七年 四月三十日星期四 下午与周国平、杨丽华一同往访徐梵澄先生。 梵澄先生早年(一九二一年，二十岁的时候)自费留学德国，五年以后，战乱家毁，断了财源，只好归国。回到上海后，生活无着，乃卖文为生。在鲁迅、郑振铎的督促下，翻译了尼采的一些著作。抗战以后，又武汉、长沙、重庆、昆明，四处颠沛流离，直到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政府派到印度教学。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垮台，遂成海外游子，须自谋生路了。于是在一个法国女人开办的教育中心任职。这位法国人很看重他的才华，但实际上却是将他作“高级雇工”使用的:不开工资，只包一切生活用度。他著了书，出版后，也不给分文稿费，甚至书也不给一本的。在这位法国女人晚年的时候(她活到九十多岁)，支撑她教育事业的四个台柱子一年之内相继去世，学院一下子就衰败了。这样，梵澄先生才争得了归国的机会(此前两番皆未获准)，于一九七八年返回阔别三十年的家园。先生一生未婚，目前已无多亲属，只是昆明有两侄辈，曾表示要来这里侍奉晚年。不料来了之后，不但不能帮忙，反添了数不清的麻烦，只好“恭请自便”:又回到昆明去了。 先生现住着一套三居室的房间，饮食起居皆由自己料理，倒也自在。 “印度好吗？”“不好。在印度有一句话，说是印度只有三种人:圣人，小偷，骗子。” 真是高度的概括。与高深精密的宗教和哲学相比照的，就是世风的衰败么？ “我在印度丢了六块手表。丢了以后，就给法国老太太写个条子，再领一块。有一次她给了我一块很好的表，我连忙退回去了:这是很快就会丢的呀。” 不过回国以后的种种情形也很令他失望。除给个宗教所研究员的职称外，基本上就等于弃置不用了。几部书稿压在几家出版社，两三年以至三四年没有音讯。 请先生为我的《五十奥义书》和《神圣人生论》题了字，梵文、汉文各题一册: 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倦而教不厌也五月十日星期日 接到梵澄先生复信，其中言道: 我是唯物史观的，也略略探究印度之所谓“精神道”，勘以印度社会情况，觉得寒心，几乎纯粹是其“精神道”所害的，那将来的展望，科学地说，是灭亡。 来信说《五十奥义书》中有不解处，我相信其文字是明白的。这不是一览无余的书，遇不解处，毋妨存疑，待自己的心思更虚更静，知觉性潜滋暗长(脑中灰色质上增多了施纹或生长了新细胞)，理解力增强了，再看，又恍然明白，没有什么疑难了。古人说“静则生明”——“明”是生长着的。及至没有什么疑难之后，便可离弃这书，处在高境而下看这些道理，那时提起放下，皆无不可。这于《奥义书》如此，于《人生论》亦然。 书，无论是什么宝典，也究竟是外物。 通常介绍某种学术，必大事张扬一番，我从来不如此作。这属于“内学”，最宜默默无闻，让人自求自证。否则变怪百出，贻误不浅。十月十三日星期二下午与周国平一起往访梵澄先生。 先生今日情绪极佳。首先谈到我写给他的信，认为还有一定的古文修养，但文尚有“滞障”，而文字达到极致的时候，是连气势也不当有的。我想，这“滞障”大约就是斧凿痕，是可见的修饰，而到炉火纯青之时，应是一切“有意”皆化为“无意”，浑融无间，淡而致于“味”。 又打开柜子，找出十几年前发表在新加坡的几组文章:《希腊古典重温》、《澄庐文议》、《谈书》，并告诉我说，昔年他在印度阿罗频多学院时，由于那位主持人 (法国老太太)的故去而使他的生活难以为继，因而卖文为生，虽所得无多，但不失为小补。如我对这些旧作感兴趣的话，可以拿去发表，但要请人抄过之后，再拿去给他看一下。 又翻出《鲁迅研究》，让我们看发表在上面的《星花旧影》，是谈他和鲁迅的交往，并录有若干首他写给鲁迅的诗。当年墨迹的复印件也让我们看了。文字纯静而有味，诗有魏晋之风，书似见唐人写经之气韵。 先是，沏上酽酽的红茶一杯，继而又拿出月饼，一人一枚，分放三小碟，一剖四牙儿。先生和周君都吃了，我没吃。走时却将之装入塑料袋，硬要我带走，说:切开了，不好放，我一个人如何吃得完？ 本文摘编自《无轨列车》(作者扬之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