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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篯先生去世四十年了。十年前我曾写有《汪篯的最后二三年》，送给历史系学生刊物《唐潮》。在我印象中，那时的学生知道汪篯的十分有限，令人悲哀。近年来，在“数字史学网”上不断有真正入了史门的学生崭露头角，知道陈寅恪的人越来越多，知道汪篯的人也多起来，令人欣慰。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来说汪篯先生的死因才是有意义的。 现将十年前的文字稍加修改，贴上“博客”，公诸同好。不指望有人讨论，但愿能存留空中。 三十年来心里一直在嘀咕：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汪先生就寻了短见？最近读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似乎找到了答案，便不揣冒昧，记下几件事，写下几句话，算是对尊师的怀念。 1963年新生入学，我被编在中国史班。班主任秦文炯，是汪篯先生的助教。为了巩固大家的专业思想，秦老师请了邓广铭、汪篯等先生与我们座谈。邓先生自然是讲他那“四把钥匙” (学好历史必先掌握年表、地名、职官、书目) ; 汪先生则劝大家不能性急，说要出成果得在四十岁以后。他大张着缺了不少牙齿的嘴说：你们看,我才四十多岁，已经老掉牙了。说完哈哈大笑，象个正在换牙的孩子。他没想到听了这话，有同学已在打算不做学问而另走一条路子了。三十年后我才知道，汪先生的掉牙和由胖子变成瘦子，其实是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 63年中秋节，汪先生惦着初次离家的孩子们，特地到我们宿舍来看望。他斜靠在学生床头，谈笑风生。关心他身体的同学就问老师的饭量如何？汪先生说：“你们猜我第一次上老丈人家去，吃了多少斤牛肉？”大家猜不到，他说：“十斤！”问为什么吃那么多？他笑着说：“为了给老泰山留下好印象啊。”我至今怀疑：十斤？那是林冲鲁智深们向酒保要的数，汪先生是这等好汉？也许，汪先生第一次去丈人家，是住了好几天吧？ 第二年上半年，不知道为什么，汪先生没有来过，秦老师也很少管我们，而由系上负责学生工作的人直接抓。听说，当初系上不赞成汪先生留秦作助教，因为秦的家庭成份是富农；汪先生坚持要秦，系上勉强同意。大概因为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富农子弟就不宜做班主任了——我这么猜想。 我们的隋唐史是汪先生另一弟子吴宗国老师任教。汪先生来听课，觉得我们可能听不懂，按捺不住就窜上黑板上写出那些我们可能不大懂的词句。吴先生很尴尬，急出一头汗，更讲不清楚了。汪先生说你下去，我来讲。他一边在黑板上不停地写，一边眉飞色舞地讲。正在兴头上，下课铃响了。汪先生说下次课我接着讲。下次课讲到唐代文学，汪先生更是兴奋，一段一段在黑板上写，我奇怪他怎能背得那么多；后来听说，中文系王力教授说，汪篯背的唐诗比他多。可惜我的课堂笔记“文革”初全当废纸卖了；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自己以前背过的几句，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汪先生挥动着干瘦的胳膊，极力强调杜诗意境的广大和气势的磅礴。不知不觉中又下课了，汪先生说，下次课接着讲。本来下面轮到顾文璧先生讲宋辽金元，顾先生拎着包来上课，汪先生堵在门口说好话，要顾先生容他再讲一次。这一次还是没讲完，下次又挡了顾先生的驾。唐代文化，汪先生共讲了六小时，最后是余兴未尽地把讲台让给了顾先生。同学们也被汪先生的热情感动了，放假前给汪先生送去了两盆花：一盆金橘，一盆文竹。 可是有人却向上面反映，汪先生这是要把学生往白专道路上引。大概是为了挽回影响，系上就让汪先生给我们做一次学习马列毛著的辅导。这是1965年春上的事情。汪先生先谈学习理论的重要性，说研究历史离不了马列毛著的指导。尤其是讲到《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汪先生在精确的理解中更是带上了崇敬的感情。由于谈的是自己的理解、切身的体会，没有人好再说汪先生是要把他们引上“白专”的道路了。 1965年秋，我们下乡参加“四清”。这期间，秦老师开始谈恋爱，女方是他的四川老乡。消息灵通人士说：女方的外祖父是国民党军阀王陵基，台湾那边还有亲戚。那年头，这话比今天说某人患有艾滋病更可怕。可秦老师不知为什么爱上对方，大有不顾身家性命的味道。文革中，他们举行婚礼，就在青年教师的宿舍，无非是吃糖唱歌之类；让新媳妇唱歌，她好歹不唱。那场婚礼，参加的有七八位年轻老师；至于学生，只有两个，那就是已被最“革命”的人暗里划入了“另册”还以为自己算是 “可教育对象”的我和小王。婚礼自始至终，我总有一种不祥之感，是王陵基的幽灵还是别的什么幽灵在空中徘徊？不清楚。 1966年6月初，我们被学校从“四清前线”召回，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记得当晚接到命令，我和小王连夜从朝阳区麦子店村跑了四十多里路回到北大。第二天早上，只见校园里到处是大字报和被广播电台激励起来的人群。那时的年轻人，革命豪情高万丈，今天的青年难以想象了。 汪先生万万没有想到，他也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六月七日，汪先生服下敌敌畏，痛苦地喊道：我不活了啦！家人将他送到医院；抢救无效。六月十日，汪先生离开人世。（在陈寅恪先生之前三年零四个月） 接下来的事情是可以想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猛批“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反动分子” 汪篯。那几节酣畅淋漓的唐文化课，也被“革命派”斥为“大毒草”。记得自己还曾跟着起哄，对一两个还愿意跟我对话的同学戏谑地说过“投以我毒草，报之以香花”的话。多年之后，看到灿烂的金橘配上茂盛的文竹，心里就会一阵隐痛。 “我活不了啦”，大概是汪先生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我咀嚼了三十年，直到最近才嚼出些味道来。汪先生当时不能接受也无法面对即将到来的现实。他不是那种随波逐流或听天由命的人；他走到这一步来完全是自己思考的结果。他的人格是完全独立的。当他的恩师因为史学理论的分歧要将他逐出师门，说“你不是我的学生”的时候，汪先生是不后悔的。可是现在，自己认定的真理忽然把自己抛到对立面、列为敌人，他无路可退，亦无路可进;他无法象许多人那样推诿于他人或归咎于命运。尤其是当他预感到自己将要面对自己那么挚爱、那么倾注心血的孩子们的围攻的时候，他就做出了尽早离开的抉择。古志士仁人所谓“无所逃命，唯有一死”，汪先生做到了。 由汪先生的去世，我想到了秦老师的死。秦老师结婚以后，女方无法调入北京。他毅然辞去北大教职，追随心上人来到青海某高校。万万没有想到，（事情就怕这 “万万没想到”！）他为之献身的人儿并不爱他，让他戴上了一顶绿帽子。绝望之中，他服下敌敌畏（象他的老师那样），纵身跃入了湟水。时间是1970年。 没什么好记的了。长叹中想到了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碑上写下的一句话：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依笔者愚见，汪先生已经以一死证实其为陈门高足；则陈先生对于王国维之死的评语，亦可镌于曾被其逐出师门的汪先生的碑上。 心欲驻笔，意犹未尽。再写四句，奠于先生灵前： 红羊无计逃劫火， 刍狗有灵待君说； 我觅一行醒世语： 为人不可太执着。 附注：红羊劫见《赵吉惠的魅力》 刍狗，意指牺牲，语出《道德经》 三四行借学友姚莹悼刘少奇诗， 见光明日报1978年5月？日 1996年6月初稿。 2000年11月二稿。 2006年7月三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