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形美术》，福尔倍著，钱稻孙译，商务印书馆1924 《神曲一脔》，檀德著，钱稻孙译，商务印书馆1924 《西域文明史概论》，羽田亨撰，钱稻孙译，1931 《从考古学上观察中日古文化之关系》，原田淑人述，钱稻孙译，1933 《满洲国安东省輯安县高句丽遗迹》，池内宏述，钱稻孙译，新京满日文化协会1936 《日本精神与近代科学》，永井潜著，钱稻孙译，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1937 《日本诗歌选》，钱稻孙译，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1941 《櫻花国歌话》，钱稻孙译注，北平中国留日同学会1943 《中医治疗经验》，鲇川静编，钱稻孙节译，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 《针术的近代研究》，间中喜雄、许米特著，萧友山、钱稻孙译，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 《汉译万叶集选》，钱稻孙译，日本学术振兴会1959 《万叶集精选》，钱稻孙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 《东亚乐器考》，林谦三著，钱稻孙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1996 《板车之歌》，山代巴著，钱稻孙、叔昌译，作家出版社1962 《民间故事剧》，木下顺二著，钱稻孙译，作家出版社1963 《木偶净留璃 黑衣》，有吉佐和子著，钱稻孙、文洁若译，作家出版社1965 《罗生门》，钱稻孙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 《近松门左卫门 井原西鹤作品选》，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著，钱稻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近松门左卫门 井原西鹤作品选》，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著，钱稻孙译，台北光复书局1998 《我所知道的钱稻孙》（作者：文洁若） 明知说今不如昔犯忌，业务挂帅尤不可取。然而在我从事日本文学编辑工作的这三十几年中间，却时常感到像过去的一些本国学问底子厚，文笔好，而对所译作品又理解得那么透彻的老译者，今天可真难觅到。怀着这种遗憾，我写过周作人，现在还想谈另一位大翻译家：钱稻孙。在日本文学翻译的成就方面，这两位是不相上下的。他们的学问都非常渊博。钱稻孙懂得音乐、戏剧、美术、医学，还精通日、意、德、法文。早在三十年代，他就用离骚体从意大利文译过但丁的《神曲》，并编过一部日本语法讲义。 我之所以在写过周作人之后，又来写钱稻孙，自然是由于我同他们两位在编辑业务上都打过七年交道，而同钱稻孙，还有过一段难忘的师生之谊。考虑到他们两位在政治上均失过足，我迟迟未敢动笔。但是，我又一直觉得，不应因此而完全抹杀他们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 一九五○年夏天大学毕业后，我考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当一名校对。次年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了，我被调去做编辑工作。自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起，就从生了重病的老编审张梦麟手中接过日本文学这一摊。当时的情况是，日文译者虽然很多，但是能胜任古典文学名著的译者，却是凤毛麟角。例如江户时代杰出的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一种说唱曲艺)就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译者。起先约人试译了一下，并请张梦麟先生(他病愈后，改任顾问，不再编稿了)看了，连连摇头。我就改请钱稻孙先生译了一段送给他过目，这回张先生读后，不禁拍案叫绝。于是只好请钱先生先放下已翻译了五卷的《源氏物语》，改译近松的作品和江户时代著名小说家井原西鹤的选集，同时，钱先生还在补译《万叶集选》，出版社并且希望他能将旧译《伊势物语》和《谣曲选》也整理出来。 一九六二年的一天，我听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在隔壁的办公室对总编室主任郑效洵说：“派文洁若去把钱稻孙那套本事学过来吧。”接着，楼社长就向司机班要了一辆车，陪我到西四受壁胡同的钱家去。 一进门，楼社长就说：“钱先生，我给你带来了个女弟子。” 出版社自一九五八年起，每月原预付给钱稻孙一百元生活费。交稿后，由稿费中扣除。那已商定，由于我去学习，占了他的时间，自即月起，调整为每月一百五十元。从此，我每周上午去他家三次。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生有过不少位老师，然而没有一位可以称得起恩师的——就是除了一般课程外，还给过我特殊指导的。现在回顾起来，钱稻孙先生确实是我在日文及日本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位恩师。 钱稻孙的毕生志愿是完成《源氏物语》的翻译。那时，这部日本平安时代的名著已改约丰子恺先生翻译了。于是，楼社长带我去他家那次，他就不无遗憾地提出这个问题。楼社长回答说：“像这样一部名著，完全可以有几种译本。将来您还是可以重新翻译嘛。” 钱稻孙尽管目力较差，身体却很硬朗，我原以为他能像萧伯纳那样工作到九十多岁，然而中国的事态却注定他只能活到七十九岁。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中，他被红卫兵抄家，连床都抬走了。老人被殴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地下呻吟，没多久就被迫害致死。 今天回想起来，当初请钱稻孙放下《源氏物语》，改译近松门左卫门和井原西鹤的作品，还是做对了。像和时间赛跑似的，丰子恺于文化大革命前夕总算把九十一万字的《源氏物语\》译完，该书已于八十年代初分三卷出齐。倘若仍滞留在钱稻孙手里，以他的速度，至多能译出全书的一半。如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学丛书》三十卷中，总算有了钱稻孙的一卷完整的译文：《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选集》，而且这两部作品难度之大，绝不下于《源氏物语》。钱稻孙的译文填补了我国对江户时代文学翻译介绍的空白，而且这是无人所能代替的。 自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我在钱稻孙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了四年日本古典文学。他生活清苦，保姆动辄就辞工。比他大四岁的老伴儿，又患了肠癌，经常还得由他这位年近八旬的老学者去服侍。为了不给他增添负担，我便决定把学习与工作结合起来：他译什么，我学什么。这样，实际上也就是起了帮他整理稿件的作用。近松门左卫门的《曾根崎鸳鸯殉情》、《情死天网岛》、《景清》、《俊宽》这四出戏的译文，就是这样由我帮助整理出来的。 然而那些年，出版社对一个年轻编辑的要求十分严格。、除了学习及业务，每年还必须参加一两个月的体力劳动，此外，又有各种季节性劳动(如到郊区抢收麦子等)。尽管楼社长说过：“到钱先生那里去学习，也是工作。”可我还是不得不加班加点来补上每周三个上午离开岗位所耽搁的编辑业务。一九六三年，我约钱稻孙译了一篇有吉佐和子的《木偶净琉璃》。当时他正在翻译净琉璃，而日本这位女作家的这个中篇，是以当代木偶净琉璃艺人生活为题材的，除了钱稻孙，再也找不到合适的译者。钱稻孙只花了两个月就把全文译出来了。我因为十二月份又要去劳动，用铅笔在原稿上做了些改动，送到他家，并说过了年再去取。月底劳动结束后，我到办公室去了一趟，发现钱先生已把译稿连同我借给他的两本杂志一道，送回来了，还留了一封信，信中说： 人形净琉璃看过一遍，改得很好，稍微加了一点工。那译稿因为(1)期限恐怕过了，没有好好检点；(2)近来生活烦苦，精神疏忽。复看一遍，甚多自惭之处，加工也未满已意。铅笔改处，大抵都好，没多意见净琉璃四篇，总算完了。现在写着《前言》。至于注，相当繁琐，也尚须时日。其中曲调所关，参考无书为苦。打算天暖一点，去音乐研究所查阅《音乐大事典》。这一两年，总算学习了一番戏剧方面的古文和史事，其实还不够通的。 我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到河南林县参加四清，直到一九七三年七月，我才返回办公室。其间，译者来信十之八九都已丢失了，惟独钱稻孙这封短信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这封信一方面反映了钱稻孙对待翻译工作的认真态度，同时也说明年近八旬的他，还得挤公共汽车去查阅资料，老伴儿又生着病，以至“生活烦苦，精神疏忽”。 钱稻孙曾告诉我，他当时所住的受壁胡同九号这座房子，是他的父亲购置的。他本人的工资，除了养家糊口，全都用来买书了——绝大部分是日文书籍，堆满七大间屋子，早年他曾计划建立一座图书馆。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党以汉奸罪关入监狱，书也全部被没收。后来因病保外就医，五十年代，他多次到北京图书馆和王府大街的科学图书馆去查找这批书，始终也没有下落。他书架上的几十部工具书，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岩波书店陆陆续续送给他的，所以 他才能够从事翻译工作。 一九六三年，我还把丰子恺译的《源氏物语》第一卷整理了一遍。那时钱稻孙已患了白内障，看字吃力了。我便念一段《源氏物语》原著，再读丰子恺那段中译文。钱稻孙完全靠听觉来提出自己的看法。就这样，终于整理出几十条修改意见。我是复写的，一式二份。毕竟只是钱稻孙口述的，他并未过目，我怕没有把握，又送去请周作人做了鉴定。在周作人一九六四年的日记中，有这样两段记载： 一月二十三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文洁若来访，请为鉴定《源氏物语》校记，辞未获免。 二月二十七日 开始阅《源氏物语》校记。 我估计周作人是看在老友钱稻孙的情面上才答应下来的。一九五九年我就碰过周的钉子。《石川啄木诗歌集》的选题。原是他自己定的。后来我另外又选了几首请他补译，他当面未置可否，可当天下午就写信推辞了。 周作人既然接下这项任务，还是认认真真鉴定了一遍，并发现了我们漏掉的一些问题。可惜在文革期间，他原来的墨迹已全部丢失。幸而我已把修改意见全部誊清在复写的另一份校记上，所以八十年代在发排阶段，还是用上了。两位老先生和我本人，总算没有徒劳。 我最后一次见到钱稻孙先生，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我因为即将赴河南林县去参加四清工作，放了三天假，在家整理行装。一天，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突然来访，要我赶译一篇关于世阿弥的《花传书》的手稿。我对日本古典戏剧能乐一窍不通，只知道这是关于能乐的艺术论著，“花”是要求具有感动观众的最高水平的表演技巧。用了两天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将全文译出。但总觉得没有吃透原文的精神。第三天上午，我就跑到 西城去向钱稻孙先生求救兵。 照例还是我把原文先念一遍，再念我的译文，并提出疑问。他要我从书架的第三层抽出一部戏剧辞典，翻开某一项，念给他听，然后发表他的修改意见。就这样，只花了两个小时，问题全迎刃而解了。我从他家赶到社会科学院去交了卷，还说明这是经过钱稻孙先生校订的，并要求从我的稿费中扣除一部分，付给他作为校订费。 第二天，我就登上了开往河南林县的火车。我想起了钱先生告诉过我的一段往事。他曾给一个日本医学代表团担任过口译。饭前，日本人一口气讲了两小时，钱做着笔记。饭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译了出来，也足足用了两小时。举座皆惊。我估计那是钱先生壮年时的事，而我去求教于他的那次，他已七十八岁了。据从中华书局调到文学出版社来的老编审张梦麟告诉我，他参加过一次欢迎日本代表团的座谈会，周、钱都在座。他认为钱稻孙的口语比周作人地道而纯熟。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周作人当然远比钱稻孙重要。单就翻译成就而言，我认为两人各有千秋。周作人译书，从来不打底稿，总是考虑成熟后，用毛笔一挥而就。钱稻孙则是用钢笔写蝇头小楷，一遍遍地修改。他的视力之所以衰弱得厉害，与此不无关系吧。 这里，我还想再简单地谈谈钱稻孙先生的经历和翻译风格。 钱稻孙于一八八七年生在世代书香之家，祖籍浙江吴兴。祖父钱振伦曾注释过六朝诗人鲍照的诗和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骈文。父亲钱恂著有《史目表》等书，曾任清朝政府派到日本的留日学生监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是他的叔父。钱稻孙是长子，九岁时，随父赴日，毕业于成城学校、庆应义塾中学和高等师范。回国后不久，又随着担任公使的父亲到意大利和比利时。在此期间学了意大利文和法文，并自修美术。另外，还在大学里专攻医学，读德文。民国初年任教育部视学，同时为北京大学医学院的日籍教授做课堂翻译。日籍教授回国后，即在医学院教人体解剖学课。以后又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日文和日本史。后升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又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讲授东洋史，业余研究日本古典文学，着手翻译《万叶集》等日本古典作品。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各大学纷纷南迁。钱稻孙受清华大学委托，留京保管校产，未随校南下。北平沦陷后，汤尔和任伪北京大学校长时期，钱任秘书长。汤死后，钱接任北大校长兼文学院院长。政治上失了节，但总算保全了清华、燕京、北大三校的文物。 抗日战争前，钱稻孙原是位备受学术界尊重的名教授、学者、翻译家。五十年代初期，他作为有历史包袱的留用人员先被分配到山东齐鲁大学去教医学。他感慨系之地对我说：“我是自己扛着铺盖只身去赴任的。但那总比坐牢强多了。”后来他被调回北京，在卫生部出版社当一名编辑。一九五六年退休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翻译。《译文》杂志(《世界文学》的前身)曾发表过他译的《万叶集》和歌和《源氏物语》第一帖，并附有译者对这两部日本名著的介绍，颇受瞩目。他还译了木下顺二的戏剧《待月之夜》、山代巴的小说《板车之歌》(作家出版社)以及电影剧本《罗生门》(北京电影出版社)等。 不同于周作人的是，以上几家出版社和杂志社发表钱稻孙的译作时，从未要求他改用笔名。然而一九六二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林谦三的《东亚乐器考》，明明是钱稻孙翻译的，书中却根本没署上译者的名字。仅由欧阳予倩在《叙言》中交代了一句：“我就请人代为翻译”。拿到赠书后，钱稻孙托我给楼适夷社长带去一本，他苦笑着对我说：“谁叫我犯有前科呢！” 全书约三十六万字，是钱稻孙平生所经手的最长的一部译作了。作者就东亚各国——主要是中国，以及日、印、朝、缅、柬等国的古乐器，作了四十一篇考据论文，还有四篇附论。文中论述了“体鸣乐器”、“皮乐器”、“弦乐器”、“气乐器”中各种乐器的起源、沿革、乐律以及乐器名称的语源等问题。对于研究东方各民族的音乐和东方文化史的人们来说，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除了钱稻孙，很难设想还有第二个人能把这么一部艰深的学术著作译得如此通俗易懂，而且文字优美。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跑了上百趟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有关参考书，真是做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 日本学术界对钱稻孙的译文特别敬重。一九五九年，他译的《万叶集选》由日本学术振兴会在东京出版。日本著名学者佐佐木信纲为此译本写了《汉译万叶集选缘起》，语言学家新村出撰写“后记”。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也在“跋”中称赞译者道：“(中国人)对日本文学真正的关心与尊敬，始于本世纪。本书译者钱稻孙先生与其僚友周作人先生开了先河。周先生的业绩以《狂言十番》的中译本为代表，钱先生的主要成就当推这部《万叶集》的中译本……(钱)先生兼备中国、日本和西洋三方面的教养。惟其出自先生之手，此译本即使作为中国的诗作来看，也是最美的。” 钱稻孙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损失惨重。打砸抢后，一辈子的手稿均已荡然无存。亏得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和万叶和歌这三部选集的译稿，由于已交给了出版社，得以幸免于难。他花三年时间呕心沥血译成的近松门左卫门的戏剧和井原西鹤的小说，已于一九八七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日本文学丛书》的一卷出版了，并获得我国读书界的好评。 试看钱稻孙所译近松门左卫门的《曾根崎鸳鸯殉情》中这段文字： 露华浓，夏虫清瘦； 情真处，配偶相求。 好不俊俏也风流！ 粉蝶儿双飞双逗， 这搭那搭，旖旎温柔； 东风里，翩翩悠悠。 人家彩染的春衫袖， 却当作花枝招诱； 并起双翅，悄立上肩头， 恰好似，仙蝶家纹天生就。 译文韵字的安排，长短句形式的结构，以及化俗为雅、俗中有雅的风格，不禁令人联想到我国的元杂剧、明清传奇。 至于他译的井原西鹤作品，则具有明清小说风格。每段前的两个七字句，颇似我国章回小说的回目。像《日本致富宝鉴》中“水间寺放利生钱，江户城添暴发户”这样的回目，堪与《水浒传》相媲美。 如今，钱稻孙先生生前所改译的《万叶集选》和他后来补译的其他万叶和歌，计划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作为单行本出版，这也聊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这位卓绝的学者、翻译家吧。 （ 一九九○年九月九日） 冷暖有谁知——周作人与钱稻孙 wangtia 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其《我的留学记》中曾对周作人与钱稻孙推崇备至，深赞他们对于日本文化的引介之功。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之一；钱稻孙，生于祖籍浙江吴兴，其父钱恂是晚清外交家，亦是主张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的倡导者之一，其叔父即是五四时代的“闯将”钱玄同。钱氏自幼随父游历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诸国，精通日、意、法、德诸文。归国后曾任教于北大、清华，授日文及东洋史，并热心于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与引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周作人双双“失足落水”，先后出任伪北大秘书长、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等职。若比较周、钱二人的人生经历、学术生涯与生命结局，则不难发现他们两人多有相似，此一段史事很能引人兴味。 吉川幸次郎曾言，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有一部分中国人以微弱的力量进行着真正的日本研究，“其中心人物”就是周作人，而且“作为中国人对于日本研究的态度，周作人可以说是划时期的。”的确，在上世纪，周作人凭着其对日本文化的深刻理解及对日本文化的引介之功曾饮誉中国和日本，他对日本及日本文化有较其同时代人更为深刻、清醒的认识。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在《冷静与幽闲——对周作人氏的印象》一文中曾称赞，周作人在中日比较文学上的成就及他对日本《浮世理发馆》等文学作品翻译的独创性，“说明他最能够理解日本民族的长处”。世事的变迁往往影响人们对以往人与事的观感，后人对于往昔人与事的定论与时人对当时人与事的公论多有不同。不过平心而论，如今的文史工作者们对周作人日本文化观的研究和评判已经日趋公允。 较之如今的“周作人热”，后人对钱稻孙的关注似乎略显冷淡，时至鲜有回忆钱稻孙的文章留世。其实，钱稻孙有着深厚的日本语言和文学功底，他对日本文化的深刻理解并不在周作人之下。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日本人奥野信太郎，中村亮平等人都曾将周、钱撰文并提。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当钱稻孙所译的《万叶集选》在东京出版时，日本著名学者佐佐木信纲为译本题写了《汉译万叶集选缘起》，语言学家新村出在后记中更是将周、钱两人并提称赞：“（中国人）对日本文学真正的关心与尊敬，始于本世纪（二十世纪）。本书译者钱稻孙先生与其僚友周作人先生开了先河。” 上世纪三十年代《宇宙风》杂志曾发表顾良的《周作人与钱稻孙——我所知道的两个认识日本的人》，文中讲到周、钱二人对日本的真正认识是从“从文化方面下手 ——他们抓住了文化的根本要道：历史，文艺，思想；然后前进，二三十年来继续不断努力着，奋发着，扩展着。”确实，周、钱两人对日本文化的形态及发展历史，有着相近的看法，周作人曾讲：“文化是民族的最高努力的表现”，钱稻孙则认为：“了解文化是认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彻底的，最直接的，而且是最有趣味的途径。”在周、钱看来，日本的文化并非一切都是模仿别的民族，他们自有自己的创造性。如果中国人能公平研究她，并发现她的特殊之处，对于中日相互了解是有利处的。后人在研究周作人的日本观时，已经较为一致的认为周作人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年代中，是从超越政治的角度，从纯文学的视角来研究日本及其文化的，钱稻孙何尝不是如此。 对于如何促进中日双方的相互理解，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吉川幸次郎也曾有与周、钱相近的看法，他认为“日中两国之间要产生真正的友情，第一步必须是互相真正地了解对方，必须舍弃过去那种双方只从自己方面来解释对方的天真态度。真正的了解对方是了解对方的本身，并且了解对方与自己的不同之处。”可以想见，在当时的中日双方，确有一些知识人欲从文化角度入手，以期沟通中日民族双方联系，化解矛盾。但是，二十世纪的上半叶，是中日两国民族矛盾激烈冲突的时期，民族矛盾的激化导致两个民族在文化上不能达到真正的沟通与交流。周作人与钱稻孙作为与日本文化有着深厚渊源的一部分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激荡的时代风云中，在对日本文化的认识上，能够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确实可贵，但这却将他们至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能实事求是地介绍日本的健康方面，站在民族立场上对日本欺侮中国的现实有所认识并曾为之积极斗争；另一方面，作为较为了解日本的中国人，在风云激荡的政治环境中，往往对日本的感情又有所“暧昧”，这与他们日后的“失足落水”似乎又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 晚年的周、钱二人过从甚密，两家世交固然是缘由之一，但心有沦落天涯的同慨恐怕才是主因。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请钱稻孙校译丰子恺的《原氏物语》，钱因患疾恐校稿有失误之处，遂由荐文洁若造访周作人寻求帮助。据文回忆，周作人是看在老友的情面上才答应下来的，因为在1959年周曾婉言拒绝翻译日人文集一事。因为周、钱二人均有着一段不大光彩的历史，所以他们的晚年境遇不佳。虽然解放后的十七年间，二人的生活还是较为稳定和淡然的，但由于时代使然，当时他们所译之著作有的不能署以他们的真名来出版，或是不能署名发表。更使人抱憾的是，他们身逢文革浩劫，由他们担纲的几部日本文学名著或是未能译竣，或是译稿遭到毁掠，如周作人的《平家物语》未能译竣，钱稻孙一生的手稿，经打砸抢后荡然无存。 晚年的周作人与钱稻孙时常小聚，时常涉及的话题之一，便是关于钱玄同。在抗日战争中，钱玄同对日本人的决绝态度，与周作人和钱稻孙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钱玄同既为周的挚友和“畏友”，又是钱稻孙的叔父，他们围绕钱玄同所谈论的话题，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想象，他们在感怀钱玄同的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周作人与钱稻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其人生际遇之相近，又不能不叫人慨以系之。文革开始后，周、钱两人均惨遭暴力冲击，钱稻孙在“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中，他被红卫兵抄家，连床都抬走了。老人被殴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地下呻吟，没过多久就被迫害致死。”周作人的生命尽管又延续了一段时间，但看看他的境遇，也颇令人有所感怀。“‘文革’开始后，周作人被软禁的那间平顶小东屋一直不许挂窗帘。于是，经常不断有陌生人大模大样地走进后院，隔着玻璃窗，好奇地望望这位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的老翁。热闹瞧够了，门前逐渐地也就冷落了。” 热闹够了，随之也就被人遗忘了，冷落了。这也许是周作人与钱稻孙这一类知识分子，在他们人生辉煌时期所未能料到的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