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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新社會的舊貴族——記陳方恪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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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在1962年的上半年,陈方恪(彦通)先生突然对几位朋友说,上一天晚上打麻将,打了个三翻。他要请客吃饭。大家奇怪,麻将久不沾边了,何来“三翻”。师出无名嘛。他们本有个饭局,方老以外,较固定的有胡小石、李仲融、吴白匋、曾昭燏几位。偶尔参与的还有俞铭璜、陶白等。高人满座,有他点缀其间,气氛更是不同。两周一聚,费用分摊。那天饭毕离席,服务员送上茶来。方老说出他有幸的“第三翻”。
    说“三翻”,得从第一翻说起。这第一翻,我听到的有两种说法。有人说是:南京解放几天后,由陈毅同志主持,举行一次盛大宴会。招待南京各界名流。据传宴席上陈老总颇有豪气地说:“我们荣幸地在这里招待南京市卓有声誉的各方面人士,……这次宴会作了一些准备,凡是留下来愿意同我们合作的朋友,大概都到了吧!”讲话过后,有位地下党同志对陈老总说:“还有一人漏请了。”陈老总忙问是谁。回答是“陈宝箴的孙子、陈三立的公子。”
    “是陈衡恪、陈寅恪的兄弟吗?”
    “是的,他们的七弟。诗人,也当过教授。”
    陈老总做了个表示抱憾的手势道:“怎么搞的?快派车子去接。”
    其时方老住在门西的一条陋巷里。解放前坐困愁城,盘飨不继,常以大饼油条度日了。突然又有小汽车开了进来,邻舍围观、奔告,竟然是共产党来邀请赴宴的。忙净身、整容又借了套整洁的衣服,匆匆登车。这是一说.辗转流传已具民间故事色彩。另一说是市委统战部同志登门拜访的。我想两说并存,先后发生也是可能的。从此方老“破雨伞里戳出”,当上了南京市政协委员(后来是省政协委员),工作落实在南京图书馆,搬进了山西路四卫头的公房。此是第一翻。
    1959年,30年代初教书时他的学生吴天石来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教育厅长,去看他。吴素以关心人著称,对于方老,更是深知底蕴的。由于吴的申说,旋即调《江海学刊》编辑部,看文史稿件。是更着实地将他的力量运用起来了,也增加了工资。他了解,更有分量的增加是:信任。
    如今这第三翻,来头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据传某次宴会上毛主席说起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锐意推行新政。丁酉、戊戌间(1897~1898年)保荐康有为又大集青年豪杰之士。仿西法建矿产、轮船、电报、铁路等事业作新政的基础。同时办各类新式学堂、《湘学报》,更创立南学会研究变法理沦和推行方案,与北京的保国会相呼应,业绩烂然冠于各省。当然就全国侧目,更被湖南的顽固派王先谦、叶德辉之流指斥为“无父无君之乱党”了。毛主席又说,他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就是这位维新派巡抚办的,更问起陈家后人的情况。陈衡恪、寅恪,他是晓得的。熟悉情况的同席介绍现在大陆的有:老二隆恪在上海任文保会顾问,老八登恪研究法国文学在武大教书,还有位老七在南京云。大概毛主席当时说了什么,于是喜从天降,来了个第三翻。这一翻,得三级教授待遇,又搬进了牯岭路一楼一底的房子。独门独户,有园子的;只是汽车间不派用场。这房子三个人住很宽敞了。听说中国最早留洋的舞蹈家、他的表妹俞姗,亦即黄敬同志的姑母,在楼上住过,只是不下楼见客。再说当初方老亮出底牌后,借《水浒传》中的话说:“只见有撑船就岸,哪见有撑岸就船的?托庇先德,惭愧、惭愧。”大家都说“就”得高明。方老当然应该请客了。其实,这在他岂仅是吃一顿饭的事。从前说的“多谢栽培”一类话,当然无需说的;但是五十多年随心所欲的生活态度,却必须结束了,彻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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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义宁陈氏,戊戌政变后陈宝箴被革职。陈三立原先辞吏部主事职趋庭署为前驱。当时头角峥嵘的新人物如梁启超等群集湖南均得此少老爷引进之力,于是也就以“招引奸邪”受谴,“永不叙用”了。这位以后的散原老人,当时与谭嗣同等并称“清末四公子”、诗人。他的诗从形式说,自成面目,人称同光体。有真感情、含悲悯人世之旨,风靡清末民初数十年,汪辟疆教授曾有“散原私淑遍天下”的话。那拉氏掀帘而出,陈氏父子顶戴被摘,但在政坛、文坛的影响并未稍衰。原因是陈氏所安身立命的一张封建权势网,百馀年来始终笼罩着中国。这张网的原料不是麻、不是丝、也不是尼龙。例如“受命于天”的皇帝,那个“命”是以精虫的形式蠢动于人间的。载湉无子,溥仪的得以入承大统,就因为彼此具有包含同一基因的精虫的原因。万人之上的权贵们,若是要长保禄位于子孙,将自己生理工厂的产品掺和进某一集团中去,乃是最佳方案。张宗昌之力求与“大成至圣”且经爱新觉罗弘历“入股”的“圣裔”通婚,就是出于这一图谋。潘光旦教授的《明清两代嘉兴望族之研究》一书,曾涉及这一政治现象的。义宁陈氏在晚清以至今日煊赫一国的大网中是有一席地的。我们环顾四周:陈氏与曾(国藩)俞(明震)谭(锺麟、延闿父)等为至亲。国民党政府的核心者如陈诚,又是谭延闿的女婿。俞大维是陈三立的内侄又是女婿(蒋经国的女儿又成了俞大维的媳妇)。所以陈诚、俞大维包括曾昭燏等均称方老为“七哥”。这张亲戚网或结或附,有贫有富,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来。例如我们南通的范当世,诗人。桐城姚氏婿,又是陈衡恪的泰山。散原老人于文友中竭诚推重的以范氏居首,散原精舍诗中投赠独繁且情挚。有句云:“万古酒杯犹照世,两人鬓影自摇天。”大有“使君与操”的意思。范早年弃合肥相府西席退居江北,纸窗残烛,馀生清贫。至曾孙画家范曾方得扬才使气于时。这是圈子的外围了,亦可见网罗之广。
    方老是这张网的一个眼;但纲举而目不张。我认为这首先因为方老是一篇有个性的文章,虽然未得青眼载之报刊,方老自有他耿介的一面。解放前几年,真已成了涸辙之鲋。但他从不向当朝的贵戚伸手,宁可常去夫子庙旧书店闲谈被留吃一顿便饭。据说俞大维和陈诚两家夫妇有时想起:不知七哥怎么样了,于是一辆小汽车弯弯曲曲开进这小巷来。到则只见熄灶冷锅,七哥偃卧木板单被之上,如夫人枯坐床侧默无一语。就坐下开张支票留给七哥。方老不受“嗟来食”,这样送上门来的支票,则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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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早年在江西得肥缺,也曾财源滚滚如水之趋海。他说过:“钱,这个东西是无须去要的;要的是座位。坐在某种位置上,钱自会送上门来。”1948年他的第三位如夫人病故了,孑然一身,只有他母亲的“陪嫁丫头”从小服侍他的一位老太太未忍弃他而去。孤凄如此,一直敷衍到被陈老总邀请去赴宴。或问:1949年开始的新中国,是适宜陈方恪生存的社会吗?他说过:“我不走,不是没有考虑的。这个考虑很严重。共产党来了。首先,我的某种粮食来路断绝,势将困于陈蔡之间,只有戒绝的一条出路。这个决心都能下,我就不走。”我见方老时,虽说瘦骨嶙峋;但精神矍铄,脸上早已雨过天青了。
    方老论“财”与“座位”的关系,却没有说到底,就是“座位”是依托于“网”;而有些人“座位”之失,其咎并不在“网”。我听天石、白匋两位吴老说过,方老读书,从小就坐不热板凳,被逼随三个哥哥跟王伯沆读经史,南京有了小学,老师有柳诒徵等。王、柳都是江南名宿。“少年同学多不贱”,曾听方老说起周叔弢、茅以升、宗白华等。后又去上海进震旦学院。正课以外,马相伯亲授法文、拉丁文。方老颖悟过人,记忆神经简直像照相机一样,过目不忘。自小又追随散原老人广事交游,更是见多识广。
    但一到南京图书馆,名士作风大变,工作极为踏实。解放之初,南京街头常见旧书散置摊架,论斤待售。方老四方奔走,购得数千斤,其中颇多善本。至于从藏书世家成批收进,更不乏久不见天日的珍品。日常答复读者来访来信,奖掖后学,孜孜不倦。据闻,当时他曾很有感慨地说:“不想年逾耳顺,才晓得为人办事,为国家得一好书的乐趣。”
    我认识方老是1959年,省邮政管理扃召开发行工作会议。各报刊编辑部均有人参加。公推一人作大会发言,因为我刚作了抽样调查,一致推我上台,我见有位老者在座,就忙推让。这老者微笑说道:“编辑部以为我曾开过书店精通此道,其实我一窍不通。”会后向别人打听,才晓得这原来就是方老,他是代表《江海学刊》出席的。事后同吴天石说起,他说:“我陪你去看他,以后可以多请教。”
    那天他们师徒二人漫谈。天石同志遇有适合对象,谈兴总是很健的。方老则轻言慢语,如源头活水时见机锋。也许给他写自传的纸张,他已在前半生,用工笔重彩写得密密匝匝。如今只能出以淡墨简笔了。如他的老乡“八大山人”,退而将名字留在茶杯盏上。可是,却使更多的人端起茶杯就晓得了“八大山人”这四个字,有时还“可以清心”。说来也真有趣。
    那天谈话的主题是散原老人的诗。方老说老人对于诗,主张要从唐的彀中跳出,方能脱熟。更卑视明前后七子、公安、竟陵。世人皆说同光体是宋诗尾声,老人对此极不同意。说宋人诗,他仅读东坡、荆公,怎能将他塞进这一轨辙?天石则说从唐诗追求脱熟,就有可能走入山谷、后山的路数,老人的推崇山谷也是显然的。方老似有赞同之意。还说,老人太要自成面目。说做人不可有我,做诗必须有我。我的诗就是我的诗,唐宋以外卓然自立的。认为戊戌罢官前作品中没有自己。其实政变前多有时局纪事纪感诗,神志旺盛;一如章太炎早年作品。同光体诗人群以外与王壬秋稍近,也不同于樊樊山,更有别于易实甫。他骂纱帽气、清客气、也骂头巾气。他托当汉奸前的郑孝胥代他选诗,郑主张全印。老人曾同胡翔冬、胡小石说过:“作品由自己选很难恰当;但郑海藏把我的‘且作神州袖手人’都选进去了。他不晓得我的为人吗?那不是真正的我。”此诗原句“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是戊戌时的作品。钱仲联教授所谓“‘小试三湘回天之手,终为义熙甲子之民’亦可哀矣”。出于当时情绪,不可一般看待的。方老认为,倘若换个时间郑孝胥倒是对的。因为辛亥以后老人虽然不革命,也不与某些遗老沆瀣一气,更不阴谋复辟。国民党在庐山送了幢别墅,不过是找几件摆设。从妄想当中兴宰辅的郑孝胥看,当然可说是“袖手人”了。其实说他“袖手”并不全对,“七•七”事变后,老人困北平团城中,忧国哀民,卧病绝食。弥留时还问寅恪,所传马厂打了胜仗,不知是否可靠。即此一点,就不能说他“袖手”。他与郑孝胥早年原是诗坛伯仲,后来就南辕北辙了,郑在长春时拿了新作问左右:这些东西较之散原不知如何?老人听说此事,微哂而言:今日的他,还同我比诗吗?不必了。因为当时的郑正热中伸手,为日帝火中取栗。那天漫谈兴尽时,方老郑重地说,当代人批评同光体有形式主义倾向,看其全盘,是有道理的。
    听他们谈诗时,我也观察了昔日贵公子的生活环境。这个近30平方米的客厅,空荡荡放着套红木家具。竟然不见有书。后来听吴白老说,方老没有书了。所留只有一本历书。咸丰皇帝死了,顾命五大臣拥小皇帝当政,立年号:祺祥。那拉氏锋锐初试杀了肃顺等人,满朝文武开始对着帘子叩头称奴才了。帘后女当家有两个哩,当然也得算上儿子,于是老百姓给“同治”了。这历书是那短命的祺祥元年的。比洪宪瓷稀罕多了。我说这里虽没有书,但有书卷气在微风中徐徐扑面,这是老窖陈酿,已经沉淀为块,一碰新鲜空气在气化了。室中让人触目的是一只五彩戟耳大瓶,如中天一柱岸然独放华彩。方老见我很注意这只瓶,停下同天石的议论对我说:“万历款,虽是康雍间仿的,很可以看看,你看哩?”方老年轻时的照片即使还在,也该褪色了,唯有这只尘封久远的旧物,现在洗擦光洁,放在解放后置办的红木镶大理石的圆桌上。它满地锦中的开光里淡出一座海市仙阁,似梦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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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方老在震旦毕业后,由梁任公介绍去中华书局任杂志部主任,但入不敷出,旋即辞职去北京,又因梁的介绍在盐务署、财政部等处任秘书一类职务。此类衙门,当然与书局不同,就是官小,也会有额外的进帐。本来,他在上海时已随狄平子、包天笑等海上名流涉足花丛了。散原老人为此曾抱怨平等阁主人把他爱子带坏。这时宦囊中稍有来源,就更任性走马章台、征歌买笑了。据闻当年同为狎客的有振贝子、袁氏嗣君等前朝后代的天璜贵胄。至于此时振贝子与袁氏兄弟是否仍能于八大胡同携艳逐欢,势无忌惮,“内查外调”似无必要。只是所传如此。不过想见其以一小秘书而豪阔如此,义宁陈氏岂有铜山金谷作他的后盾?散原老诗人无法供应爱子的需索,只好作书将他遣回江西往见赣督程光远(或说是由徐世昌出面作一八行书,从方老在江西的际遇看,是需要有徐的规格方能办到的)。这位督军大人倒也爽快,接看来书随即问道:“老侄,你要出风头,还是缺钱用?”方老也就直截了当:“我开支太大,求老伯赏碗饭吃。”就这样因人设事,委了个全省田亩丈量局局长。那时,傅抱石先生还在南昌第一师范痛下囊萤映雪、刺股悬梁的苦功。有次傅老说笑:“当年方老回江西做官可了不得:四人大轿,前后盒子炮又是四个人。他老人家的官箴是:六亲不认。送钱上门一千亩可以缩成八百;倘若一毛不拔则江西的田可以得寸进尺的。”就如此这般将全省田亩刮铲一过。继之的差使,有案可稽的先是景德镇税务局局长,再是督军署秘书长兼二套口统税局局长。若问,以督军的股肱何以屈尊在一港口收税?老于官场的都晓得,交通枢纽处的关卡,正同沈万三家的聚宝盆一般,坐待进帐,风雨无阻的。“肥水不湮他人田”,任何下属都得为长官当一份经管的差,自己不过稍得分润罢了。从这等地方也可以想见方老机灵,他当然晓得这是上下关系的关键。高官、肥缺如是一年多,督军召见了。拍拍腰包问:“老侄,可以了吧?”方老敬谨答道:“谢老伯培植。”于是递上辞呈,携款十馀万金身轻如燕,驾轮直奔上海。从此十里洋场的长三堂子里来了一位潇洒、温存的贵公子。张灯开筵,偎红听曲;华盖过市,拾钏寻香。没日没夜,银子花得像流水一般。三年间,金屋所藏前为上海野鸡大王、后为苏州群玉班头,皆不久下堂而去。逮至江西之财所剩无几,忙倾囊得一烟花场中的所谓大姐者,携归南京散原精舍。他这一段生活,很像京剧花旦的行头。被强光照射着的珍珠宝石,金银线片,闪烁得刺眼。如今灯光一灭,所有的金银珠宝都消失了。就像月亮,自己本没有光。
    岂但月亮无光,这时精舍中的老诗人,虽然诗酒酬酢几无虚日,但坐吃山空也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管事的老仆几次进言。老太爷说:“你说怎么办呢?……那么,我不抽红锡包,改抽品海。”红锡包降为品海牌,每天节省不过几个铜板。老仆晓得说也枉然,也就默然而退。如今见爱子倦游归来,顿觉柳暗花明、绝处逢生。说是家中的书,哪来人看,堆着也是废纸,不如去换成钞票,还能贴补家用。于是方老奉命在苏州护龙街开了爿含光阁书店。架上触目缥缃,开卷则朱墨灿烂。但这位少老板并不到店,店务全委之伙友。所好此店专售出不购进,售出所得七折八扣交七爷支配即可。如此两年,凡善本皆被沪、苏书贾套购而去,含光阁也就关门大吉。恰巧国民党表示要“敬老尊贤”,赠散原老人庐山别墅一座,老人也就离开南京云游去了。临行将散原精舍售出得数万元,交爱子保管。钱至方老手上真是如汤沃雪,不数年又化为乌有。到此已可说罗掘俱尽。服官、从商,或无门或不屑,就只得硬着头皮往谒父执唐蔚芝先生求助。唐老夫子,理学家。光绪中为农工商部尚书,旋辞官,专事教育。先后创办交通大学、无锡国专。一生清谨。当时正容相告:帮助是可以的,出路只有一条——教书。至此,方老就先在无锡继至上海,站讲台上当教授,吃粉笔灰了。他若能振作,原是位能办事的人,所以这一时期还曾出任上海某大学的教务长。至于教书,上课要按时,这对他最是苦事。但站在教桌前既能引经据典,又能随兴发挥。真是左右逢源、头头是道。方老腹笥本富。特别对于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不仅熟读白文,于重要著作的疏证歧义、版本异同,均能如数家珍。又博览稗史小说,于朝野故实、瓜棚野趣,有问必答。特别是诗词一道,更有家学根底、世人皆知。方老兄弟中,长兄作画、三兄治史,皆是名震一代的大师。当然也都能诗。衡恪诗词有结集。寒柳堂诗更为世人熟知。散原老人对此却不甚了了,倒是当众说:“做诗,七娃子,尚可。”方老诗追先唐;而老人弃唐又不愿就宋,早年倒是以魏晋六朝为根本的。因此,唯“七娃子”诗能入法眼了。方老的词亦有味。钱仲联编《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封他为“地狂星、独火星孔亮”。云“彦通《鸾陂词》绝世风神,多回肠荡气之作。”方老晚年编所作成集,因与章士钊有旧,乃寄请书数语置诸卷首,至死未见有复,稿本亦不知所在了。
    敌伪盘踞南京,方老在龙蟠里国学图书馆管理旧籍,不一年绝袂而去。其时,金陵刻经处正处风雨飘摇中,因杨、陈两家先代有旧,乃请以董事名义出而维持。方老于银钱进出,一生随心所欲,由他主持此事,在经济责任上招致非议,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对于这段时间,他同我说过,因为掩护地下电台,1945年他被南京日寇宪兵司令部逮捕。刑审酷虐,又当炎夏,很吃了苦头。所幸敌伪已频临崩溃,经过朋辈的奔走,也就得以释放。当时对于这部电台来自哪一方面,觉得不便多问。事后想,国民党返回南京,俞大维、陈诚以至亲关系,而与之不即不离,似乎与他们是没有什么瓜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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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老一生历经浮沉,世态人心看得多了。他说过:“人不可俗;但不可不随俗。”解放后说这句话,这个俗字当不是雅俗的俗。似乎是指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因此,他能在党直接领导的期刊编辑部处理文史稿件,与党内同志相处融洽,从无间言。学习时政,三言两语,深得要领。真是“日对千宾,不犯一讳”的。年轻时,他极好交游,甚至不问良莠;解放后自愿过从的实在仅屈指可数的几位了。他的教养本属经过封建统治层长期“改进”过的儒家者流。连他早年的享乐生活也并未逾越儒家子孙的道德规范,毋宁说倒是谨守的;虽然他也受过近代西方教育。最早留洋在欧洲有鼎鼎大名的辜鸿铭曾用一把茶壶必须配几只茶杯以证明多妻制的合理性。方老似乎也与这位大学者一样,并不西化,却甘受儒家学说中毒素最重部分的影响,而被封建末世又加扭曲的。正因为在这种成熟到腐烂的昏天黑地里沉溺得太深了,正因为使他沉溺的不是书堆而是人海;反而倒能一咬牙就突围而出,蜕化为中国封建社会另一成熟的产品:最后皈依了黄老。俨然六朝人风度,仅吃一份人间烟火食。有一种赤裸裸来去无牵挂的做人处世的态度。这样,也就绰绰有馀地徜徉在新社会诸色人中了。前面说到过的那只仿万历五彩戟耳大瓶,为散原精舍唯一留下的藏品。也许,这里面深藏着主人无可补偿的依恋与疚恨的吧?那瓶面的开光里是否有一位拄杖而来的踽踽孤影,一现即隐呢?人亡物在,那物就会时时刺痛表面上久已平复的旧创。虽然睹物伤情;但总是希望这旧物长存。有这种心理经历的人,可能是不少的。这是方老的爱物,虽是赝品也是爱物。吴白老告诉我,有次他去牯岭路,告辞时穿大衣,白老壮实,大衣也壮实。下摆一掀动,刮起一股小小的龙卷风,龙尾横扫之下,圆桌上的那只万历大瓶翻身落地,摔成碎片。白老深知此瓶在主人精神生活中的分量,不禁慌了手脚。这时方老却神色不变,微笑说道:“这种东西迟早是要破的……” 说着缓步上前,开门送客。以后也从未听他提过此事。
    许多人都说晚年的方老就是这样的旷达。特别在“第三翻”以后,辞谢了《江海学刊》着实的编务,在南图挂一个名,不必上班。人看他,简直是闲云野鹤的生活。但旷达并非放任。他说,庄子不是说:“人之在天地,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他究竟不是白首穷经的老儒,也非斗酒百篇的诗仙,他在人海中载沉载浮,乘风搏浪,又曾险遭灭顶。于人际进退间分寸的掌握是极为精到的。某年夏夜,找地方纳凉。随陶白同志访名中医某老闲话。老人有瓷癖,被治愈的重病号,多以古瓷为谢。因为来路庞杂,也就鱼龙并存。陶老开我的玩笑,说我看瓷有些眼光。老先生对我端详了一下说:“那么,我要请教了。”回身进房捧出一只瓶朝桌上一放,问我:“靠得住吗?”我一看,是南宋官窑的器型、釉色。杭州郊坛下出土的破片我是见过一些的。但它有芒、不够润泽。我不敢开口。老先生见我如此,乃打出王牌,振振有词:“陈方老看过的。”我问:“方老怎么说?”他笑笑说道:“方老说,可以玩玩,可以玩玩。……半年前,陈万里先生从北京来找我看病。难得有此机会,我拿出几件东西请他过目。看到这件宝贝,陈先生直截了当三个字:‘东洋货!’”老先生说完哈哈大笑。这是方老与人相处的一面。也有些玩古董的人说:“玩古董因其赏心悦目,真假是次要的;这不是买进金子,假的不行。”他也许是这个意思,但话不直说。那么,这不是圆滑吗?我要说:圆则有之,滑则尚无。许多熟人都说他无扬己露才的文人习气,更有口不臧否人物的雅量。解放后他与某老过从极密。某老对人若有不悦,是会立即见诸辞色的。凡有品评多偏于尖刻,虽然并无恶意。如说某名画家作品的精致,大类扬州妇女的缎面绣花鞋子之类。对此,方老是要摇头的。因这名画家乃是受人敬重的忠厚长者,方老的摇头,其实是种不平情绪的流露。是否仅仅在背后摇头呢?也不尽然。例如有次在“六华春”吃饭。有个菜材料搭浆。某老叫来厨师大发脾气,全桌噤若寒蝉。这时方老开口了:“不要怪厨师了。如此吃法的能有几人?吃吧,吃吧。”即使以某老与他的友谊,且辈份相当。若是圆而滑的人,肯多此一举吗?在这种场合,用了某种语调。的确起了“淡言微中,亦可解纷”的作用。所以我建议在这圆滑两个字中,改掉一个。将“滑”字改成“通”字。因为这要看为什么要“圆”?“圆”的对立面,不是也可能是“僵”吗?例如其次有两位同志为了一点实在是不足挂齿的事,忽然顿足、捶台,裂眦、吡牙起来。方老淡淡道来:“所为何来呢?坐下吧,歇歇再谈嘛。”单凭他的这副神色和声调,这两位的体温为之骤降,也就慢慢坐下了。在这类情况中,能这样按摩一下而得缓解,不是一派祥和之气了吗?为人如此,就是古人所谓“柔舌长存"了。我写这些,只是客观地述说有陈方恪这样一个人。他是如何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的。存在决定意识,毫无建议别人向他学习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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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论桑榆晚景,方老实在可说难得。1965年的一天。突然小便梗塞,憋到半夜腹痛如绞。邻居中有位解放军的大校,平时诗酒酬答,是可以谈谈的朋友。这时一辆小汽车将病人急送南京军区总医院。这里的医生真高明,检查以后说道:“老先生,你的病是五十年前种下的根子。”方老此时困顿已极,微弱地叹口气答道:“唉,我年轻时荒唐,我年轻时荒唐!”他连说了两个“荒唐”。这是一个人真正摆脱浮华后的诚恳的反省。医生为他在腹部开了个洞,插入塑料管由此排尿。这一年年底我又去看他,他已搬进江苏医院高级病房。险情虽然已除,人是很衰惫了。不知什么原故,似乎很有兴致地对我说:“出了院,我们去弄一顿。”方老中青年时,饮食也是极为讲究的。在上海作寓公,与如夫人两人一桌,另有爱猫一只盘踞一方。所好不同,各有专厨。猫食开支每日大洋两元,人之所费也就可见一斑了。解放以后与当年比较由绚丽趋向清纯,几乎是清教徒的生涯。特别在三年困难时期,虽说有所照顾,荤腥之类只不过在阳春面上加上一点“浇头”罢了。某次陶白同志家,包菜肉饺子,请他共享。他一吃两碗,连声称好,可见肚中之“寡”。但在一般情况下,吃风在新社会是当作古国文明的精华继承不衰的。因此如有可吃的机会,他也不会放弃。我听说也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位负责同志邀请各方面知名人士座谈,征求意见。主人致词后,客人相顾无言。方老在大庭广众中有本领使人不觉得有他的存在。从前的他太显眼了。现在的他是从前的他的褪了色的影子。不留心看,是会忽略过去的。但是,有人不放他过身,提议说:“方老开个头!”他的善于词令、精于分寸,其实是人所周知的,于是纷纷附议。方老稍作沉吟然后说道:“报告各位一个好消息,新街口东边的北京羊肉馆,新做了一种羊肉煨饼,肉质肥嫩,无异口羊。一块钱一只,好极了!大可吃得。”回忆起这件往事,我想病到如此地步,怎么想起上馆子了?难道也要向我推销羊肉煨饼了吗?不是,是商量这一顿去光顾哪一家?他将头埋在枕头里、眼半闭,一家家推敲起来:最好当然找胡长龄。胡师傅当年在“老万全”学手艺,就与他相熟,半个世纪摸透了方老的口味。而且现在正可吃燉菜核。胡师傅是南京厨师魁首、燉菜核又可说是南京的第一菜吧?只是胡是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模范、南京市委委员,会议多,临时比较难找。那么“六华春”,但是老汤调到“绿柳居”去了,方老摇头不想吃素菜,找老向吃西餐呢?又怕于病体不宜。“曲园”呢?这是他的亲长谭延闿在南京当行政院长时设计开张的,坚持了湘菜的纯洁性,毛泽东每到宁必有他们的供奉。方老对湘菜也有感情。但在那里必须事先通知王师傅由他调度方能得体。但那王矮子目前也难应付裕如了。最后,我说,还是由我同胡师傅约定。方老病愈庆贺,请他亲自筹划、亲自动手,他再忙也要抽出时间的。但是,我想:带着塑料管子他真准备去吃馆子吗?只是记忆中的珍馐是更富回味的。人生到此,不妨一一数来,简直就是过屠门而大嚼了。果然,不到一个月,他就去世了。
    他与人世辞别的病房,设备颇佳。敌伪时期,这里是敌酋冈村宁次的司令部,屋室精致,满窗雪松,几缕冬阳从树丛中射入病房,气氛是温暖、明朗的。时在1966年1月。“黄金论顷刻,白水逝须臾",他选择这个地点、这个时间安静地结束了他的一生。他把祺祥元年历书捐给了南图。祺祥短命;他则可以说是长寿。
    我追随杖履,听他娓娓谈“三朝”掌故,有所指评,皆得肯綮。未料竟以细数南京名厨了此一席谈。犹记当日告辞时,从洁白的被单里,他伸出只枯瘦的手让我握了一下。这是一只曾屡屡画眉于绣阁的手,给葱尖般手指套上钻戒的手。如今那手掌像蚕皮那样透亮,凸出的青筋仿佛一条条蜷伏的豆虫。走过灿烂奢靡的、灰败辛酸的漫长的路,他到此告终了。告终得实在可说差强人意。因为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一节早就闭幕。他之所以能在照明装置下作了近二十年的亮相,只是闭幕时,匆忙间幕布将他挡在台上,多逗留了几分钟而已。当然,地球上的血亲政治没有结束,甚至与他有关的那个网也还在力图延续;人世间也仍有奢靡、也仍有奢靡后的辛酸,只是不会是他所经历的那种形式了。
    有一件事使我抱憾。196l-1962年间杨白桦教授几次建议:“老章,快推动方老写部长篇。”这意见有道理。他的八弟登恪教授,就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留西外史》,为20年代旅法某些华人留下种种色相,一时读者甚多。方老同样有生活,他可以从戊戌政变前夕写到解放以后。他是这70年间中国上层官僚士大夫核心圈子中的一员;他又是一颗偏离轨道的流星,长期沦落于北京、上海、南京这几个大城市的基层,离开圈子再回顾圈子中的种种包括昔日的自己,当有较为明澈的认识。他看过大量的明清小说,其中颇有不经见的作品;他有本领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每有描述或议论,中肯、透彻、风趣极富表现力,移之纸上便是文章。如果逼住他写出这部长篇小说,估计当不会比《孽海花》逊色的。也不必念念于被人束之高阁的诗集了。可惜我,交臂失之。
    l987年11月于深圳西丽湖畔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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