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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24年夏，翰老以《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六国使节会议》为题完成论文，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作为历史学家，翰老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欧美通史和史学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华盛顿讲授和研究印度史。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主编了《华工出国史料汇编》（300多万字）；还主编有《外国历史小丛书》，仅由他亲自审阅的文稿就达197册。 翰老学识渊博，研究工作涉及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国际关系学等领域，撰写专著和论文达400余种。他的一些史学著作，如《五口通商与茶叶贸易》(1921年)；《人类的故事》(1925年)；《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1930年)；《美国垄断资本》(1955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1959年)；《印度莫卧尔王朝》(1979年)等，对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对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翰老是著名的学者，但他首先是投身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为争取独立、解放而斗争的英勇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早在1925年，他经李大钊、于树德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作为一名革命者，他积极投身于反对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1925年，他把5月30日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的真相公诸于国内外；1926年，他第一个用英文将他亲历的“三一八惨案”公诸世界；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他通过英文半月刊《远东通讯》，第一个向全世界揭露了事件的真相。 翰老的历史研究，始终高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从不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而是和党、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和人民革命的脉搏一起跳动，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例如，他在科学地阐明中国农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在华工史研究，以及世界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中，都突出表现出这一点。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发生争论。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苏联理论界和共产国际，魏特夫、瓦尔加等人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因而所采取的革命方针、政策都是错误的，所以导致了革命的失败。1928年，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东方部部长的匈牙利人马季亚尔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一书，认为中国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只是一种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人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认定中国农村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 从1928年到1934年，翰老的足迹穿越了大半个中国。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翰老认为，中国农业基本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中国的农村不是资本主义的农村。在他看来，马季亚尔所讲的只是农产品商业化的问题，而这只是商业资本，并不是工业资本，所以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他说：“中国社会，纯粹的封建已成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是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土地所有者和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三者均以农民为共同剥削目标”，“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翰老用农村调查的确凿材料批驳了马季亚尔等人的错误观点，为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的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中国史坛，华侨史研究甚为薄弱。在上个世纪70年代，翰老为了揭露西方殖民主义者掠卖中国人口的罪行，他不顾年事已高，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华侨史研究的拓荒工作，首先是华工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编纂工作。正是在翰老的积极推动下，《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共10辑，约350万字，在1980~1985年相继出版，为深入研究华工及中国近代经济史、世界近代经济史、中外关系史及移民史的关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文革”结束后不久，翰老在1978年和1979年先后撰写了《对研究世界历史的几点意见》，和《关于编写世界历史的问题》，为宣传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不仅对刚刚恢复科研工作的世界历史研究所，而且对整个中国世界史学界，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他明确地指出了研究世界历史的意义。他说：“目前全世界无产阶级，担负着改造和推进世界历史前进的重任，尤其应当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如果不明白世界历史发展过程，那就难免重蹈覆辙，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问题很清楚，我们要了解世界，改造世界，就必须研究世界历史”。“世界史的作用，就是要让读者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懂得社会组织如何改变，人类如何进步的根本原因，从而使得这门科学成为我们从事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这才能够称得上是一部真正有用的世界通史”。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世界史学者们围绕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问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讨。翰老认为，拼凑各地区或各个国家的历史而编写的世界通史，不能使读者了解一种社会演变为另一种社会的内在原因，也不能了解一个社会怎样受到前一个社会的影响，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影响，而找出社会向前演变的规律。他认为，撰写一部有意义的世界通史，应说明世界历史演变的过程，揭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研究工作中，他自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他说：“世界史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学问，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得出全然相反的结论来。目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搏斗的时代。我们应当站在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立场来探讨整个世界的历史，绝不可被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所蒙蔽。” 翰老在历史研究中所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世界历史研究，从本质上是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历史研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动摇，在政治上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让我们以翰老为榜样，在历史研究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自觉地站在维护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为繁荣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做出更多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