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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届大学生，在我踏进校园并且成为历史系学生的时候，对于金宝祥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当时的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西北师大历史系主任，一无所知，因为在文化被革命时代读小学和中学的我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没有上过一节历史课，当时的精神食量与物质同样匮乏，更不要说聆听过名师的教诲。这是我们一代人的悲哀。这就使我们当时大学生中相当部分基础知识方面属于严重先天发育不足。金先生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七七级同学先后讲授了基础课“隋唐五代史”和选修课“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等。我忝列先生门墙，与李宝通、王三北师兄应届毕业时师从金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深深折服先生的高尚道德和博大精深之学问，也为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甘于为人梯的献身精神所感动。 金宝祥（1914年2月－）先生，浙江萧山临蒲镇（今属杭州市）人。先生5岁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母子感情非常深厚。在儿童时期，著名历史小说家蔡东藩先生是金先生的启蒙教师，蔡先生白天风雨无阻前去图书馆研读二十四史、晚上挑灯撰写历史演义的情况，对年少的金先生影响颇大。金先生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先后教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27岁时任讲师。1947年先生举家离蜀沿江东归，受聘浙江英士大学副教授。这时先生的主要兴趣是唐宋史兼顾，除了讲授中国通史和隋唐五代史外，他花费精力搜集社会经济史资料。1950年在范文澜先生的推荐下，应邀西北师范学院任副教授，讲授中国通史和隋唐五代史，次年晋升为教授。金先生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等，曾任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理事、《历史教学》编委、《社科纵横》编委、《甘肃师大学报》主编、甘肃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顾问、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等职。因为金先生工作突出，被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并被甘肃省政府聘为终身教授。教泽延绵，金先生在西北师范大学执教长达半个多世纪，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为甘肃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与西部地区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金先生对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所做出的卓著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正如著名隋唐史专家胡戟教授在《二十世纪唐研究·概论·二十世纪的唐研究》中指出的，“金宝祥先生所在的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敦煌研究所”，“在培养唐史人才和唐史研究方面均建树颇多”[2]。 金先生的主要代表作是：《唐史论文集》[3]（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隋史新探》（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主编的《甘肃史稿》等，发表的论文除了收在《唐史论文集》者外，还有《宋高宗南渡前后两淮及西北居民之南迁》（1940年《中央日报·昆明版》）、《南宋马政考》（《文史杂志》1941年第8期）、《马克思主义究竟怎样看待历史科学的任务》（《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怎样探索我国封建主义流毒的历史根源》（《晋阳学刊》1981年第1期）、《吐蕃的形成、发展及其和唐的关系》（上、下）（《西北史地》1985年第1、2期）、《怎样更新史学》（《中外历史》1987年第5期）、《唐史探赜》（《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以及《西夏的封建化》等。 金先生学识渊博，研究面广，举凡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农村公社、古史分期、古代民族史、佛教、宋史、西夏史等方面均有重要研究成果，相对而言，先生的主要兴趣集中在隋唐史方面，对此用力最勤，成果最为卓著。在隋唐史研究方面，金先生的主要成就是： 1、关于唐史分期。有唐一代，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不能自成一完整的阶段，因为它是前一阶段的末尾和后一阶段的开端的凑合，确切地说，它是由私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强化过渡到私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减轻的一个阶段。尤其金先生探索出了作为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各自的最一般的关系，不论从北魏太和九年（485年）至唐玄宗开元天宝（713－756年）之际，从开元天宝之际到两宋之际，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最一般的关系。中唐以后力役的部分废除和兵役的基本消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唐代藩镇割据形成的历史条件。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早在1963年，金先生就深刻地指出了藩镇割据形成的历史条件，至今仍未有过其右者。金先生认为，中唐以后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基础上，国家权力理宜继续强化，然而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却出现了藩镇割据。这一特殊条件，就是自府兵制瓦解后，长安政府财赋的收入，既不足以建立一支强大的中央禁军，亦不足以给养当初设置沿边以戍边境的边兵和后来设置内地以御藩镇的镇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遂使节度使得以兵甲、财赋自擅。 3、均田制的实质。金先生强调，均田制的实质是国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均田制是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前提，小土地所有制为内容的国家所有制。均田制反映了中央权力的开始强化的态势。 4、两税法的内容。早在1954年，金先生就根据唐代人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中说的“扫庸调之成规，创两税之新制”，提出“两税”一词，来自唐前期的户税之夏秋两征，至少在唐玄宗天宝九载（750），户税已名两税了。1962年，先生进一步指出，就两税的渊源演变以杨炎奏文来看，两税的内容只能是户税。1986年金先生高屋建瓴地得出如此结论：“赋不系于田”是两税法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庶族地主所有制的一个特色，这一特色滥觞于安史之乱后的唐代，又延续到两宋之际。正因为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生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唐宋两税法的演变，并苦心从事《唐宋两税法演变》专著的撰写。 5、隋文帝、炀帝父子和唐太宗、高宗父子三番五次攻打高丽的奥秘。金先生认为，隋唐攻打高丽的主要原因是：北方草原军事部落组织，自北魏至隋唐，鉴于中央王朝军事势力的扩充，都在处心积虑地谋求抵制，从而形成笼罩北边的一个强大弧形，高丽的多次往聘江南，也是这个弧形的反映。中原王朝为了消除这一弧形，遂有隋文帝、唐太宗父子的多次讨伐高丽[4]。 6、关于直接生产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于历史材料，如果不是孤立地以直观性的资料，而不从其他众多的间接性资料中去进行探索，就不能抽象出问题的本质。以封建大土地所有制问题为例，只有随着不同的时间、条件，从赋税、兵役、商品、货币、政治、军事等间接性问题进行探讨，才能抽象出直接生产者受大土地所有者的统治奴役而缺乏人身自由的依附关系如何由强化而减轻这个最一般的关系。 7、关于印度佛教寓与唐代风俗。唐代的壁画、雕刻、塑像、音乐，因受西域（包括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已成为一种新兴的具有民族风格的艺术。这就促使金先生早在1941-1947年在四川大学任教时就搜集有关中西交通方面的史料，他从文献中探讨诸如唐代割股、燃灯等奇特风俗的渊源流变。他的结论是：这些风俗自张骞西征以后，随着印度佛教习俗的东渐，到了唐代由于受中国儒教思想的影响，由割股疗亲，燃灯祈福变为燃灯歌舞的富有儒教内容的新儒教习俗了[5]。这一方面先生的一些研究因书稿丢失而没有发表，实为遗憾。 另外，先生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关系、古代社会分期、西夏的封建化等方面的研究，也倍受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金先生理论和史料并重，其著作以深邃的理论功力受到学界推崇，其研究独辟蹊径，成一家之言。他真正做到了语不惊人誓不休。 金先生作为国学大师钱穆和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他多次非常动情追忆聆听二位先生教课时的情景，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令在场者感动不已。在中山大学参加“第一届陈寅恪国际学术讨论会”时的发言中对其二人作了非常精辟的总结和比较：“论钱、陈风格，钱波涛汹涌，一泻千里；陈潺潺溪流，意境幽远。从表象看，前者博大，后者精深，实则殊途同归，博大中有精深，精深中一博大”。金先生对钱穆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的评价，受到与会者的赞同。如果不是亲自感受钱穆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的讲授，不是对二位大师的学术精髓进行认真比较，是不可能得出如此中肯的结论。 金先生将自己的主要经历总结为求学和治学[6]两个阶段。他说他的一生是历尽坎坷、愤恚，而又不断探索真理，以求得精神上慰藉的一生。先生一生追求真理，他最赞赏的太史公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早在金先生给1977级同学授课时的解释，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所谓“成一家之言”，则要求学术上的创新。因此，先生后来在论述中一再强调的是：先生研究就是探索真理，要求做到古今相通、主客相通。在这一方面，金先生除了在学术上对自己几乎刻薄的要求外，在生活中也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他常说，科学的目的在于探索真理，以是必须有艰苦卓绝、力求真实的精神，对自己的缺点，必须和盘托出，否则，就谈不上什么科学。在这一方面，先生真正做到了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对自己的一生解剖无遗。真是君子坦荡！金先生一贯认为，历史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对于每个阶段的历史来说，都是很具体的，而它之所以具体，只因为其包含着一个为一切所共有、而又区别于其他阶段的最一般的关系。只有探索出这个最一般的关系，才能真正接触到历史的本质，并以它为起点，依次上升到历史的表象，这样，具体的东西便变成可理解的东西了。探索可以无穷，认识也自然无穷，只有不断地探索，才能不断推陈出新[7]。正因为如此，金先生在追求历史学真谛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奋进不止，坚定不移地为繁荣我国学术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精力和智慧。 先生的学问，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前主要从事的是传统的考据学，1958年开始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使他由考据学向新史学开始转化。从此，金先生的研究中在研读史书的同时，还研读哲学名著和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他做到了将三者浑然一体。金先生认为，历史应当讲成一点，所谓一点也就是说要有体系，；科学研究如果没有体系，那仅仅是一堆知识，不可能看出事物内部的辩证运动规律。他强调，历史如秋夜繁星，不胜纷杂，但只要紧紧抓住作为每个不断超越自身的小圆圈以及由小圆圈组织而成迄今尚未走完的那个大圆圈的核心，那就可以从宏观中看到微观，从微观中看到宏观，历史也便成了圆圈的圆圈，自成体系。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以坚强的意志，甘于寂寞，不断探索客观事物的本质，勤奋研读思考，是没有其他途径的。 先生在北大读书期间，积极参与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后来他多次回忆起这次伟大的运动，认为历史上多有反动政府而没有不进步的学生运动。金先生作为老一辈的学者，对于祖国和学术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学者藤枝晃教授前来甘肃师范大学（今西北师范大学）在作学术报告，当时外国学者来兰讲学者非常少，校方对此非常重视，组织文科学生前去礼堂听报告。这次学术报告由时任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历史系主任金宝祥先生主持。藤枝晃氏在报告中说了如下一席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他当时的解释说，这里的外国主要指日本、法国和英国等。这引起了在场的1000余位师生的强烈不满，金先生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论述了敦煌藏经洞发现和文物流失的历史，声讨了帝国主义20世纪初对包括敦煌藏经洞在内的中国文物的掠夺，抨击了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以及国民党政府对于敦煌文物的漠视，表达了对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对我国学术界造成的伤害的痛心，同时也驳斥了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学术界的偏见。金先生断言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的形式下一定能够在包括敦煌学研究中取得辉煌成绩，同时他语重心长地号召青年学子献身祖国的学术事业。[8]2000年7月底8月初，我有幸参加了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聆听了柴剑虹先生代季羡林老宣读的书面发言中“敦煌学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评价，令人鼓舞。2000年8月10日，我与当年一同听过滕枝晃教授报告的七七级中文系同学甘庆祖、历史系同学李宝通三人，一同拜访了金先生。已经86岁高龄的金先生谈起20年前的往事，仍然非常动情，他又一次回忆起了当时主持学术报告会的情景。先生大学毕业后正值抗战时期，家里为他准备好了留学的费用，他不想在国破时离开自己的祖国，放弃留学。20世纪60年代，应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日本史专家吴廷璆教授前后三次去南开任教的邀请，在学校主要领导的劝说下，主要对于西北地区深厚的感情，最后金先生都放弃了难得去名校任教的机会。金先生的爱国热情和为学术献身的精神，是我们这一代人做人做学问的楷模。 在我读大学期间的一件事得在这里需要进行交代，这就是大四时撰写学士论文，我选的题目是《试论科举制的确立及对隋唐中央集权的强化作用》，令我激动不已的是宝祥师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我有幸成为先生指导了历史系七七级65位同学中的三位之一。在撰写学士论文的过程中多次得到先生的指导，对于先生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对学术的执着精神略有了解。在追随金先生读研究生时，金先生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每周在府上聆听一次课，一般是晚饭后进行，往往是晚上7点钟到10点钟，有好几次先生上到凌晨一两点种，而先生一点倦意也没有。另外，先生每个星期六晚上都要到我和师兄李宝通的宿舍来一次（王三北师兄住在家里），从学术、个人经历、社会问题等无所不谈。在宝贵的三年学习期间，我们除了在先生门下学习隋唐史、历史哲学等专业知识外，先生如何做人也对我们影响非常大。研究生毕业后的九年内，我时常在先生府上求教，先生每每将自己的读书心得或论著写作情况毫无保留地说出。而我提出为先生借书和收集资料时，先生一般情况下不愿意麻烦包括学生在内的任何人。1994年我离开兰州后，除了每年拜访一两次外，还在电话上多次问候，先生没有过多的寒暄，而是开门见山地谈学问。先生将学术研究看作探索真理，看作自己生命 的一部分。 在读研究生期间，我的两篇作业得到先生修改并推荐发表。第一篇是第一学期结束后的作业，我写的是《浅析两税法中“量出以制入”的制税原则》，虽然写得非常稚嫩，但却从制税原则的角度讨论两税法还是第一次，这受到先生的肯定和鼓励，并推荐发表于《中学历史》1983年第4期。另外一篇是《玄武门之变探源》[9]，主要是根据唐太宗执意看《起居注》及《朝野□(俭去亻)载》中唐太宗多次受到良心谴责及在弥留之间受到鬼神调查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认为由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政变以攫取皇位为最终目的，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喋血禁门只是达到此目的的关键一步，即对高祖釜底抽薪，两个月后逼父皇让出皇位，才算政变的真正结束。这些看法受到先生的赞赏，认为说出了玄武门政变之真相。回想追随金先生的20余年，在学术上使我受益非浅，感觉到沐浴春风。 我非常不幸，5岁失怙；我又非常幸运，金宝祥先生除了作为我的恩师以外，还使我享受到了父爱，一个人如果能够有集师恩与父爱一身的长者，莫大幸也。这也许就是上天的一视同仁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一个宿命论者，我不配做金先生的学生，因为恩师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唯物论者。以恩师的博大胸怀，从来都是宽容弟子的，尤其对于与他有共同童年经历的学生更是如此。 我衷心祝愿恩师金先生健康长寿！ [1] 该文收入田澍主编《中国古代史论萃――庆贺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第517－52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 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唐史论文集》收集金先生的9篇学术论文，依存是：1、《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原载《历史教学》1954年第5、6期）；2、《和印度佛教寓言有关的两件唐代风俗》（原载《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58年第1期）；3、《论唐代的土地所有制》（原载《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3期及1962年出版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下编）；4、《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的形成问题》（原载《历史教学》1962年第2期）；5、《论唐代的两税法》（原载《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6、《关于隋唐中央集权政权的形成和强化问题》（原载《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7、《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相互关系》（原载《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1981年补写第3部分）；8、《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原载《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9、《安史之乱后唐代封建经济的特色》（原载《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4] 《隋史新探·序言》，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 载《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58年第1期。按该文初稿写于1947年，1956年定稿（参考《唐史论文集·自序》第1页）。 [6]虽然先生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的是教学生涯，他认为还是说治学时代比较准确，因为教学以科研为基础。先生授课，没有心得不授，没有新教案不授，他确实将授课与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7]参阅《唐史论文集·自序》第5页。 [8] 参见拙著《甘肃·河西走廊风物志·后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 见《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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