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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234)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 一个学者的人生经验对于他所从事的学术是否有帮助?我们可以根据人生经历与学术成就的相关度，把所有的学科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一个人的人生经验对于他所从事的学科来说完全不重要，第二类是比较重要，或有一定的相关性，第三类是非常重要。大体而言，大多数自然科学属于第一类，极而言之，对于有些自然学科来说，个人的人生经验甚至越少越好，例如天文学、量子力学、高能物理学、高等数学等等。在社会科学中，有一些社会科学，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比较接近自然学科的思维方法的，属于第二类，例如语言学、计量经济学、统计社会学、法学等等。而人文科学，尤其是那些人文性特别强的学科，学者的个人经验在我看来就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大历史的魅力》一文中特别强调黄仁宇生活经验与他的历史洞察力有重要关联。 为什么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学，对于历史学家的个人生活经验有很高的要求?这是因为，历史学的研究能力，是一种十分复杂的能力，它固然包括理性的归纳能力、记忆力、推理逻辑能力，以及与智商相关的各种硬能力，但历史研究能力中最重要的，是洞察力，洞察力是一种无形的“软能力”，而历史洞察力的关键则是悟性。历史学者的悟性，就是一种对文献记载与信息的意义的直觉的捕捉、判读能力或感悟力，一个研究者在读到一篇前人的日记时，能立即联想到作者的许多意在言外的东西，读出许多文字中没有显示出来的间接信息，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直觉。这种感悟力与人生的经验有关， 什么叫悟性?悟性是一种直觉，是一种非理性的认识能力，是一种通过非归纳的方式，从瞬间感觉到、领悟到、“跳跃”到事物的未知部分的那种能力。我想，说到底，悟性就是那种通过可见的部分，而复原没有显露出来的整体的那种能力：这个问题对于许多青年治学者特别有意义，又多年以来一直被我们的主流学术界所忽视：在我们的学术文化中，在我们的过分讲究“唯物”的思维模式中，剪刀加糨糊的归纳，加上十年冷板凳的勤奋，就是历史学者成功的全部；而悟性这东西太神秘了，太不可捉摸了，以至于往往被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摒弃漠视。然而，我们的先人并不是如此，刘知几与章学诚都特别强调的“史识”，说的就是历史洞察力： 其实，悟性这种能力一点也不神秘：当你看到事物的一个部分，就会联想起这一部分所附属的那个整体，正如我们仅看到一个自行车的轮子出现于眼前，就能知道那是尚没有出现的自行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汽车的一个部分。这就是最基本的生活经验与人的悟性相关的例子：一个侦探可以根据房间里出现的一枚足印，立即判断出此人的一些其他基本特征，一个有悟性的盗墓贼，甚至仅仅扫一眼四周的地表，就能大体判断出这个古墓是否被他的古代同行光顾过。 同样，一个历史学家读了曹汝霖给段祺瑞的一封信，就会判断出，曹氏具有作为外交技术官僚的另一面，他基于他对日本国情的理解，因而主张中国宜采取“柔性外交政策”；他主观上想通过灵活地调整中国与日本关系来达到民族自保；虽然曹氏用心良苦，也可能是他的一厢情愿，虽然对于他的建议，后人也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至少在这一时段，作为“日本通”的曹汝霖还谈不上是汉奸。 又如，满族贵族女官德龄在她的回忆(参见埃德温·丁格尔：《辛亥革命目击记》所引文，212页)中提到，摄政王载沣曾在家中学时髦，穿西装，他把白衬衣露在西裤外边，得意地在家中走来走去，一直穿了多天而没有注意到有何不妥，一个近代史学者可以从中悟及此人智商在中智以下，并进而判断出他治国能力之低下。 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议和阶段，冯国璋不愿意支持袁世凯逼使清室退位，以此为条件，而让袁世凯被推为民国总统，冯国璋曾在私下说过，他宁愿做清室的“文天祥”与“史可法”(参见廖少游：《新中国武装和平解决记》)。从这些激愤之言中，我们可以感悟到，冯国璋与段祺瑞在个性上以及在忠君传统观点上存在的区别。以及这种区别与后来两人共同执政时的分歧的关联。 又如，根据蒋介石晚年的私人秘书的回忆，蒋介石在刚到台湾后不久就托人在日本去购房子，作为万一台湾被解放军攻下后的退隐生活的安排。 (周宏涛《蒋公与我》，台湾天下出版公司)人们可以从中悟出蒋介石对保住台湾的不自信，以及许多意在言外的许多东西，包括蒋介石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他对台湾的信心如何，以及他私人的情感世界。等等。 有学术悟性的人，能从某些历史轶事中，发现出具有重要意义的信息。例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发生后回到上海，曾对上海名士赵凤昌等人说，革命成功以后，应该把所有农民的田赋都从此免除了。这一信息，一般人读到也说算了，然而一个有悟性的学人却能立即从中看出，孙中山的强烈的浪漫主义心态，这使他在许多问题上的政治判断出现盲区，这有点像热恋中的情人智力会下降一样。正因为如此，人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孙中山的好朋友端纳会在给友人私信中认为，孙中山的治国能力不如小学生，因而始终成不了大事。为此端纳颇为中国人民感到担忧。(有关内容详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里逊书信集》上册970页)这一信息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孙中山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至少能帮助我们理解孙中山为什么百折不挠而又屡遭挫折的重要原因。 历史学家在阅读史料时产生的这种联想能力，与人的生活经验有关。一个有悟性的学者，能从大量信息的蛛丝马足迹中，能从被淘洗的史料“垃圾堆”里，化腐朽为神奇，找到最有价值的信息，历史学的悟性往往能将被人们忽视的信息点铁成金。进而言之，悟性是原创性的起点。一部伟大的历史作品的构思，很可能是从对一个历史信息的独特感悟中起步的。一篇有创见的具有挑战性的论文，也很可能得益于对已有信息的重新解读，而这一解读又与作者的悟性判断有关。 当然，悟性并不直接等同于人生经验。更不是说年纪越大，悟性就越好，有些老人的僵化思维会阻碍他发现新事物，不少人的悟性早在他的思想能力还处于襁褓时期就被扼杀了。我们的旧教育体制，我们以分数为指标的升学体制，一直扮演着这种摧残青年人的悟性与直觉认识能力者的角色，这实在是一个悲剧(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附带说一下而已。也希望由此能引起各位青年朋友的注意，如何保护自己朴素的悟性，从而使你的认识社会的能力如何丰富一些)。另外，我们也得承认，由于直觉是一个复杂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的悟性高低确实与天赋也有关，有些缺乏悟性天分的人，纵然有再丰富的人生经历，却少有对生活的感悟，这也是事实。但更重要的事实是，一个悟性天分很高的人，极有可能在压抑个性的环境中，失去他的对世界的感悟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有意识地保护它，培养它，并扩充它。 多年以来，我在给每一届历史系大学生上课时，都会引用法国年鉴派大师所过的那句名言：“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才能，就是对活生生的事物(the Livinsthings)的理解能力。”这是因为，悟性作为一种认识能力是跨越学科边际的，古今领域是相通的，她可以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之间自由奔驰。一个人对现实生活的悟性，可以同样用来理解历史上的事物。反过来也是一样。一个人在历史研究中感悟到的东西，可以作为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与疑难矛盾的学理资源。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历史学家大多是大器晚成的。也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越是需要以经验为基础的悟性作为学术思维资源的学科，越是大器晚成，反之亦然。诗人，文学家，数学家，都可以在20来岁做出重要的成绩。但真正伟大的历史著作，却是经验与学理的结晶品，如果说29岁早天的俄国诗人叶赛林早在他死前已经写成了最杰出的爱情诗，如果说萧洛霍夫的伟大《静静的顿河》能在30岁以前，竟然能靠作者的灵感而完成，那么历史学家就绝不可能有这样的幸运，英国哲学家与历史学家休谟的最伟大的六卷本历史著作《英国史》是在进入人生后期才可能写出来的： 悟性的对于一个历史学家的重要性还在于以下事实，历史学不同于哲学、文学，它对于研究者来说最大的困难在于，对于任何研究者个人来说，他对任何具体历史事件与人物相关的史料信息的阅读，都是不完整的，他面对的史料很可能是受时代条件限制而被部分地曲解过的：个人对信息阅读与掌握能力的有限性，不但是因为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不可能穷尽世界上已经存在的所有信息，而且由于个人收集信息的客观能力也是有限的，也因为史料质量的缺陷或不完美：正因为如此，如果按照严格的归纳主义者的立场，只有把所有相关真实史料信息全部收集齐全，才有资格根据归纳法得出结论，那么：任何研究都无法进行：然而，这个难题却能由我们的悟性能予以解决：一个悟性高的研究者，可以通过相对有限的史料信息，通过一种类似于“想像力”的合理的推导能力，大体上还原历史客观事实，他能够从一粒沙中看到整个太阳，可以从一滴水珠中看到整个宇宙，靠的就是这悟性；至少能比较有效地接近这一事实。正如我们在大海上看到地乎线上的桅杆，就知道那是一只船，而不需要看到全部甲板才能判断它是什么一样；我们只要根据我们的经验所涵育出来的悟性，就能形成 大体如实的认知。历史学家之所以不必为人生的有限性与史料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而悲观，不必在归纳主义逻辑的束缚下作茧自缚而无所作为，就在于他的这种以悟性为核心的认识能力。单纯的剪刀加糨糊，再加冷板凳，成不了历史大师，而历史学家的悟性却能点铁成金。 甚至我们可以猜测，人类真正认识问题时采取的思维方式，并非通过严格意义上的归纳法，而是通过对个别的感悟，而跳跃到对一般的概括。归纳只是外在的形式，直觉的感悟才是本质。这种非理性的能力，能帮助人们相对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悟性是学者最好的帮手，悟性是学术乐观主义的基石，虽然它有时也会有点自以为是，有点恃才傲物： 悟性人皆有之，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你在谈恋爱时，在公园里与介绍给自己那个男孩或女孩相遇时，你会在第一眼里能大体判断出这个人与自己是不是心心相通。这就是你的悟性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悟性又是那么娇嫩、脆弱而敏感，我们要从青年时期就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保护好它。不要让它在没有成长起来以前就被摧毁了；悟性的敌人要比它的朋友多十倍，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原载于《历史教学》200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