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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7日10时20分，一颗非凡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个杰出的大脑停止了思维，一双闪烁着智慧的眼睛不再放射光芒！ 赵俪生先生走了，带着对此岸的若干留恋和深刻遗憾，到彼岸去寻找他那追索了一生的无缺陷的乐土去了。 先生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走了，一个完美主义者走了，一个自由主义者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走了…… 先生走了，这个平庸的世界从此又少了一个“另类”，这个平庸的世界从此会宁静不少，但这个平庸的世界也从此失去了使自己超出平庸的可能！ 他让人敬仰，他让人羡慕，他让人嫉妒，他也让人恐惧让人仇视：他的皎洁的人格像一面雪亮的镜子，让许多人从中照出了自己的卑污和渺小、龌龊和猥琐；这面镜子从此消失了，于是大家在没有参照中变得半斤八两，彼此彼此。 他是一个天才，他是一个有缺点的天才。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不会成为鹰，鹰也永远不会因此而不如鸡；有缺点的天才也许会永远遭受那些完美无缺的庸人们的指指戳戳、嘁嘁喳喳，但庸人绝不会从中获得别人对自己智力水准的尊敬。 高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天才的命运在许多时代都会成为问题。正如歌德在《浮士德》里所慨叹的那样：“那少数通晓事理的人，都有几分傻气，不知道明哲保身，只落得在十字架和火刑堆上丧命。”现代社会不管有多少功绩，它依然不是天才能从中感受到温暖的故乡。在“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占据主流的岁月里，天才、特别是那些有骨气的天才知识者的命运，其所蒙受的苦难之重尤非歌德所能想象！ 清华大学外语系的高才生，“一二•九”学生游行中的掌旗人，“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第二战区山西抗日前线的游击战士，第二战区政治保卫队营教导员，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员，济南市市政府秘书，中国科学院编译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学习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陈伯达等）学习小组组长，有这些光环作后盾，假如我们的先生再圆滑一点、平庸一点、低调一点、随和一点，那他绝对会位居日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高级领导人之列。不，那不是他的追求，那更不是他的性格。路见不平，拔剑而起，而不管会带来何种后果，这才是赵先生！于是，他与华北大学副校长成仿吾发生了冲突，紧接着，又与郭沫若发生了冲突，这两场冲突的结果是他从“中央”走向了地方，以后到过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最后落脚在兰州大学，而所到之处几乎都与顶头上司有若干摩擦，于是，一系列厄运接踵而至：调往兰州仍被押回补划为“右派”，革掉教职，劳动改造；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巅峰时期，爱女为采摘野菜掉崖夭亡，他本人则从死人堆里爬回家中，然后就是“文革”浩劫，浩劫之后，他依然有志难伸，……就这样，他完整地经历了一个杰出的智者所能经历的所有苦难。 仅仅把先生所遭遇的苦难归结于性格气质本身，尽管这种看法很流行，但却是一种非常浅薄的观察。棱角分明、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气质与体制的不兼容，才是其中最根本的因素。甚至包括先生那为人所诟病的“坏脾气”也与这种体制密不可分：先生的肉体在体制之内，先生的思想、境界和趣味却在体制之外。先生一生都在挣扎，都处在撕裂之中，这诱发、促成了他的坏脾气，他的坏脾气又加剧了他与周围人、特别是作为这种体制的物质承担者的许多顶头上司的冲突，从而导致他运交华盖、苦难迭至。 先生走了，史学界的一个独行侠走了，史学圈里的一个边缘人走了，而我们更应当看到，中国当代学术史的一个卓越创造者走了。 先生首先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科，这是当代学术史家们公认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学科就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而农民战争史研究被视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史学的“五朵金花”之一。在先生之前，不是没有人注意过议论过农民战争，毛泽东、范文澜等不少人就发表过许多原则性的看法；在先生同时，也有不少人在从事此一研究，但没有一个人像先生那样对整个中国农民战争史作了如此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所以，作为一个学科、一个专门领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者是先生。在夫人高昭一的协助下，先生从年表和地图做起，从陈胜吴广起义开始，几乎逐个清理了所有起义、包括那些并不起眼的小规模起义，而且，从个别到一般，先生还特别提出并探讨了这一领域里的一些理论问题，如农民政权的性质问题、皇权主义问题、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农民战争与统一战争的关系问题等等，先生在这一方面的成果结集在《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中，这部著作在1954年的出版，堪称农民战争史学科诞生的标志。更为重要的是，先生在山东大学培养的两大弟子孙祚民和孙达人也都在史学界声名赫赫、风云一时。孙祚民先生从“右”的方面发展了先生的观点，把“皇权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系统化，引来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铺天盖地的批判；孙达人先生把先生的观点往“左”的方向引申，提出“反攻倒算”说，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称赞。红花绿叶，“前有张保后有王横”，他们共同把作为中军的先生推向“开山”和“主帅”的宝座。严格说来，1980年之前的中国农民战争研究史基本上是以他们师徒三人为中心的历史，而1980年之后，这一学科则开始走下坡路了。 如果说先生是“农民战争史”研究这朵金花的最初培育者的话，那么，先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则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这朵金花所结出的丰硕果实。虽非“开山”，但先生在这一领域里的贡献也肯定将在当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一页。《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则是先生这一方面研究的代表作。精义滚滚，卓见纷呈，是这部著作给人的深刻感受。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中的焦点一直是，在数千年来的历史中，国有制与私有制究竟哪一个占主导地位？先生则撇开这种非此即彼、简单绝对的思维方式，指出中国历史上既无成熟纯粹的私有制，也无成熟纯粹的国有制。在中国历史上，那种纯粹的私有财产，那种可以任意使用、滥用乃至毁灭财产的私有权力，到鸦片战争甚至土地改革前，一直都不曾出现过；私有制有其自身的浅化阶段和深化阶段，中国的土地私有制一直都处在这种从浅化到深化的过渡时期，而古老共同体和强大的国家权力的存在则阻碍了这种从浅化到深化的过渡速度，使得中国的所有制一直带有“亚细亚”的色彩；先生上述这些经典概括早已成为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领域里的不刊之论，并为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的研究所证实，先生因此使自己成为这一领域里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大家之一。 在土地制度史研究告一段落之后，晚年的先生又投身到与“文化热”相伴而来的“文化史”研究中去，他要从中寻找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精神和观念动力。尽管在这一研究中，先生似乎并未尽展其才，但先生那种不知老之将至而毅然开辟新的学术天地的万丈雄心却着实令人感动，着实令后生惭愧！ 由政治史（农民战争史）而经济史（土地制度史）而文化史，若假以时日，先生的研究重点有可能还会转移。正是先生兴趣的这种不断转移，使他遭受了诸多所谓“主流学者”的疏远和排斥。他们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治学没有“老营盘”和“根据地”，是“游击主义”，不值得提倡。这实在是降低了先生的智力水准！纯粹是材质平庸者之见！说穿了，这是专家对通人的蔑视！想想黑格尔和马克思吧，他们一生研究过多少领域？谁敢因他们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蔑视他们！他们固然没有“老营盘”，但他们却是人类智慧不可企及的高峰！他们固然没有“根据地”，但不知多少所谓的专家靠他们的著作和思想来养活！分科治学固然是现代学术的特点，但那些才华横溢的不羁之才却不受此限。先生当然无法与黑格尔马克思相提并论，但先生却绝对可以置身于以他们为代表的通人之列。但由于一段时间以来的学界是那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专家的天下，先生竟被这些所谓的专家蛮横地排斥在“博士生导师”的队伍之外，这是一次专家对通人的冷酷压制！先生不是所谓的“博导”，这绝对无损于先生的光辉和学术水准，而只能暴露出通行的所谓专家标准的霸道和残忍！ 先生长期以来即被那些所谓的“主流史家”放逐到学界的边缘，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边缘人”和“独行侠”，不仅因为先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专家，还因为先生同时获罪于“主流史家”的两个最主要部分：考据派和正统唯物史观派。获罪于前者，是因为先生公开表达了对他们的轻蔑：“我从一接触史学近著起，就憎恨琐节考据”，“让那些琐节考证的史学家们去笑骂吧，我并不是你们那里的长驻客。”不仅如此，先生还挑战了他们“论从史出”和“竭泽而渔”的行规，认为“以论带史”的提法没有错，特别对那些习染于琐节考据而不能自拔的人来说，用理论带一带并没有什么坏处；对“竭泽而渔”式的材料搜集，先生明言“我不赞成“，原因第一，鱼实际上是捞不完的，第二，舍弃那些小鱼羔不影响对历史的概括。“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是先生坚定的治学主张。这里事实上提出了这样一个认识论问题，即“史”与“论”在治学过程中的互动问题。“史”为基础，这无可怀疑，但承认这一点丝毫也不意味着“论”就始终是次要的、被动的、消极的，永远是第二位的，——“论”也同时有可能处在更积极更主动更活跃的位置上。但不管怎么说，先生的上述言行长期以来都为考据学家们所无法容忍。撇开流行的教条和二手三手的马克思主义，独立地直接地从马克思那里寻求思想资源，先生又由此不见容于那些立身于教条的唯物史观派学人。高举“教条”很长时间以来早已成为许多人的利益所在，而先生却不仅未曾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忠诚中得到过任何回报，相反，他甚至还因此受到某些海外汉学家的奚落。天不收地不留，先生遂长期漂泊于学界主流之外，忍受着难以承受的孤独与寂寞的折磨。直至去世，先生都没有获得他在学界的应有地位。门户之见有深害于学术，于此可见一斑。 先生走了，他肯定是带着一种深深的“山大情结”走的。虽然1957年就离开了山东大学，但在此后的整整五十年中，先生可能未曾有一天忘却过山东大学，就像山大校园内未曾有一天没有人谈论、怀念先生一样。这里曾给他带来过巨大的欢乐，这里当然也给他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不愉快回忆。 应该说，华岗领导下的山东大学接纳了先生更成就了先生。先生最灿烂的文章是在这里写就，先生最奔放的热情和才华是在这里释放与施展，先生留在当代学术史上的那些最绚丽的华章是在“碧海蓝天红墙绿瓦”的青岛山大校园里编织。山东大学成就了先生，先生也厚厚地回报了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盛誉里，谁知凝结着先生多少心血多少才情！ 先生走了，山东大学历史系著名的“八大金刚”中最后一位金刚走了，“八马同槽”中最后、也是最为烈性的一匹骏马走了，铸成山大史学辉煌的最后一位创造者和见证人走了。先生的走，可能也意味着当代学术史上的山大文科一个辉煌时代的真正结束！ 先生走了，《文史哲》杂志的最后一位创始人走了，《文史哲》杂志最后一位早期编委走了。创刊时期的《文史哲》是一份同仁杂志，先生就是当时那少数同仁之一；《文史哲》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片江山，先生为打下这片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请看先生在“自撰学术年表”中的记载：1953年发表论文四篇，全部刊载在《文史哲》上；1954年发表论文五篇，有三篇刊载在《文史哲》上；1955年发表论文四篇，全部刊载在《文史哲》上；1956年发表论文三篇，全部刊载在《文史哲》上。除了这些有形的文章之外，谁又知道先生当年还在这份杂志上倾注过多少心血！ 先生走了，一个所有弟子门生后学小辈最好的老师走了，能有机会沐浴在先生的教泽之中，那是作为学生在今生今世的最大幸运！双目微阖、浓眉紧锁、面向墙角、双臂屈张有致、富有磁性和节律的男中音掷地有声，所有听众的情绪随着先生声音的高低而起伏，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课堂气氛，那是一种怎样的师生互动！在极大的精神愉悦中接受知识和启迪，在润物细无声中转移性情和提升境界，这在课堂讲授已被程式化的今天，怎能不令人想起先生。先生走了，先生长眠不醒了，但先生讲课时那种挥洒自如的卓越风姿、光芒四射的奕奕神采，将成为杏坛上的一种永远的向往！ 先生走了，所有的山大人希望先生的英魂在这里永驻，这里才是先生永久的故乡！ 先生走了，走得潇洒坦荡，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但先生所经历的时代所生存的社会所栖身的学界却均有愧于先生！识者同悲，故旧同哭，为先生哭，为历史上所有的冤屈者哭，为所有的壮志难酬者哭，为所有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天才哭，更为我们这个民族在一段时间内创造力的被戕害哭！ 先生走了，告别了这个复杂的尘世，往天国去了。但据说通往天国的路也不平坦，先生您走好！ （载《历史学家茶座》第十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乔幼梅，山东大学教授 ；王学典，山东大学教授，《文史哲》主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