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罗荣渠师请益摭忆 －－作者：罗志田 罗荣渠师驾鹤仙去，转瞬已届十年。在我进入史学这一职业的初期，即有幸拜识了荣渠师，从那以后，便时断时续地得到他的指教和关照，扶助我在史学这条路上缓步徐行。 一九八二年初，我从四川大学毕业，因为思想偏“自由”，分配到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后来有老教师告诉我，系里为我专门开了个教师会，传达川大方面的意思：此人读书尚可，原拟留校，因思想“自由化”，换个地方或利于其进步。因此，领导希望全体老师都要多关心我。我后来的确得到很多老师的关心，使我在那些年中，全无寂寞之感；有些忘年之交的老师，现在还在关心着我。而我的专业，也因“工作需要”，从中国现代史转到世界近代史（指教书而言）。正是这一转移，使我有幸拜识了罗荣渠师。 一九八三年秋季，我奉派到北大历史系进修，而亚非拉教研室的主任，即是罗荣渠师。那时恢复高考也不过四五年，学界尚处于“拨乱反正”的阶段，荣渠师敏锐的思想和清通的文字，给我们以很深的印象（那些年我们这一辈学人对老师辈其实相当挑剔，盖既经文革熏陶，颇能贯彻“不唯上、不唯书”的精神，并不特别敬仰“权威”，故真正能影响我们的人不多）。对四川人而言，荣渠师又是我们的乡前辈，心理上的距离或比一般人更近。同时，川师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唐仕润老师曾在北大进修两年，受过罗老师教诲，他命我到北大即去向罗老师请教。 这样，到北大上课一段时间后，我即请林被甸师先容，约定了到荣渠师府上拜谒。中关园的罗府面积不算大，谈话似乎多在那很小的厅里，恐怕只有几平方米，应该也是吃饭的地方。印象中房间里书多而稍乱，壁上多书法，很多即是主人自己的作品。我以前也稍读诗文，谈话似不很令荣渠师失望，有一次他还探询我是四川哪一罗家。我以前就听顾学稼师说过，荣渠师出身四川的大家，太老师是真正的士大夫，擅长书画，收藏颇富。所谓真正的士大夫，即不仅有才学，而且有事功（或即因此，那些书画很多还在四川省博物馆的仓库里吧）。相比之下，我们这一罗家就太边缘啦。 荣渠师学问广博，谈话范围也甚宽，似乎反倒是拉丁美洲史谈得不多。但有一次荣渠师突然提出一建议，让我颇有些不知所措。他说，治拉美史不能不用西班牙文的材料，北大有很多西班牙文的历史书籍，然很少为人使用。所以他希望我留在北大学两年西班牙文，以后可以使用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所有一切手续，都由他负责办理。那时荣渠师是拉丁美洲史学会的负责人之一，或者感觉有在全国范围内振兴拉美史研究的责任；也许我在林被甸师的课堂上表现还认真，得到了林师的推荐？总之对我这样的初入道者，这是一个发展的机会。 不过，我到四川师院所获的第一个教诲，就是“年轻人位置要摆正”。其实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做事，即使不再年轻，只要能把“位置摆正”，通常都会比较顺遂。这个教诲我长期铭记，可惜修养不足，似乎做得不够好。那时川师的历史系是新兴的（以前的历史系被整体调整出去了），人员不很充足，浅学如我，到那里第二学期就开始上课了；再增加两年进修时间，恐怕难得领导批准。果然，我随即向学校请示，得到的指示是按原计划返校上课。 我想，这个结果一定让罗、林二师失望；特别是当年想到北大进修的人很多，而北大的住宿条件有限，要从学校获得一个额外的两年进修指标，恐怕也是颇费周折的吧。我就这样怀着负疚之感离开了北大，以后也没能在拉美史方面有所发展，真是有辱师教。两年后我负笈远游，除了给林师寄回过几本英文的拉美史著作，没有再涉足拉美史领域。后来我得知罗、林二师也都有所转向，渐侧重于现代化研究，虽不能说如释重负，多少也有些类似的轻松感觉。 不过，我仍从这一段拉美史的学习中获益匪浅。拉丁民族可能是白人中最接近中国人者，比较典型的一是梁启超不欣赏的“嗜饮食”，二是对其他族群严区分而仍较包容。与英国人相比，拉丁族裔对殖民地土著的态度要开放得多，这对我后来进行民族主义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助益。而中南美洲“玉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那时因教学的关系，对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中世纪社会史曾下了较多的工夫(世界近代史课程的开端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个人的研究兴趣则在中美关系史和先秦的思想社会。当年曾想从孔子所收的“束脩”入手，扩而探索先秦的农耕、畜牧与饮食的关系，然后由此进入礼仪及文化层面。西人对“玉米文化”的研究，常启发我的思考。 那些年能涉猎较宽，除了有些少不更事，也因当时学人比现在初入道的青年少一些外在的压力，不一定要求那么多的发表。我自己更是向来读书杂而不专，其弊端是治学不成章法，好处是或也能遇到左右逢源的时候。其实开卷有益一语最适合于史学，大体就像孔夫子“小子何莫学夫诗”那段话所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至少也能“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史学亦然；不论专治什么领域，多读任何其他区域史、国别史、断代史或门类史的书，都会受用无穷。有时是直接的帮助，更多可能是无形的受惠，最少也增添不少自己可能不会去主动探寻的“鸟兽草木之名”一类知识。而荣渠师广博的兴趣和知识，也从身教方面鼓励着这样的读书取向。 不过，我教书满五年之际，得一出国读书机会，那先秦的研究计划因此中止，只写出一两篇辨析“束脩”含义的小文，充满了外行看热闹的味道。再七八年后的一九九四年，我完成学业准备回国，当时已改名四川师大的学校给我发来一函，说是回去两年后可以申报副教授（后来据说是把函件装错了）。这个政策本来也很合理，不过我们这些经历文革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入学年龄偏大，再加上出国需服务五年的规定，已年逾四十的我，不但没有“不惑”之感，对前程还真觉有些困惑。 这时候，驻纽约的教育领事告诉我，新政策是留学回国可以“双向选择”。我于是开始联系四川师大以外的学校。自然想到向荣渠师求助。很快即得回覆，说是已与系主任何芳川老师商量，得到何老师的支持，欢迎我到北大任教；并可直接申报副教授，比川师大的待遇还高。我得信很受鼓舞，想到以后可以就近向荣渠师随时请益，更觉高兴，便托敝友王邦维兄代为处理具体的联络事宜。那些年我购书稍多，所以希望有一套二居室的住房。然而北大当时住房甚紧，何老师多方争取到学校最优惠的待遇，也只能给一居室的房子。 后有人告诉我说，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可以得到二居室。我也曾和荣渠师探讨过这一选择，他认为这样似太降格，且还不一定进得了（因历史学的博士后流动站要和考古学分享，在史学内也有古代史、近代史和外国史之分，似乎中国近现代史刚使用了一次名额）。荣渠师以为还是直接当教师申报副教授更好，他告诉我，现在学校的住房政策已开始向青年人倾斜，到北大后应较快可以解决。 事实证明荣渠师关于博士后的分析很正确，我在大约同时也曾申请进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博士后流动站，便未被接受。另一方面，也许我去国时间稍长，那时还真不太知道“政策倾斜”究竟意味着什么。领馆的教育领事则告诉我们，与国内学校打交道必须实在，对于“未来”不宜寄太多希望（当时我也联络了清华大学历史系，清华同意给二居室的住房，但要人到之后再办理手续。教育领事的建议是先请亲友代拿住房钥匙，以确保无变。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清华的同意，所以我也没敢去）。适逢母校四川大学的老师主动来信召唤，住房稍宽，我遂返母校任职。 孔子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然而我因购书的原因，后来凡遇再迁，也都不能不提出住房问题，实在惭愧！尤其愧对荣渠师和何芳川老师等的辛勤努力！当然，学人也是社会人，以这些年学人的收入，士而不怀居，恐亦不足以为士矣！夫复何言！夫复何言！不过，当年荣渠师对我到另外的学校，并不以为迕，仍鼓励说，只要回来就好，在哪里都可以做学问。前辈风范，真不可及！ 从那之后，与荣渠师见面的次数不多，然他仍不遗在远，时有指教。一九九五年荣渠师到成都开会，还托人赐下一本他的《现代化新论》。我那时孤陋寡闻，从该书才知道荣渠师早在一九九〇年就编了一本《从西化到现代化》的资料集，而市面上已见不到。当年也真是“不揣冒昧”，竟然得陇望蜀，函请此书也赐下一本。荣渠师在一九九六年一月复信说，“‘新论’售罄已重印，‘西化到现代化’已绝种，等重印还要很多时日，但我已决定从仅存的书中先赐与你，注意查收”。此后数月间，荣渠师文思泉涌，连续收到他刚发表和刚写完而尚未发表的论文影本，真有目不暇接之感，谁也想不到竟成绝响！抚书思人，能不感慨系之！ 荣渠师那一代人，治学及出其所学的条件，都有很多实际的限制，其学问能说得上博大精深的，不能算多，而荣渠师庶几近之。在二十世纪博大精深，必是一般所说的学贯中西；尽管荣渠师一直被排列在“世界史”的领域，其实他在中国传统学问方面的素养，恐怕同辈人中少人能及。我的感觉或带有私人情怀，老师的学问也非浅陋如我所敢妄评，好在林被甸师和荣渠师门墙之内的董正华兄已多有论列，学界当有公论。 当年的学界状况，或非今日面临“信息爆炸”的少年所能想到。荣渠师于一九八八年六月为《从西化到现代化》所写的“代序”说，该书涵盖的“五四”后中国思想界的“四次大论战”是：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新论战、关于中国应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论战。而这些论战中，“除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过去被人们谈论得较多外，其他几次论战却很少人研究，甚至不为人所知”。思想界的“大论战”竟不为研究者所知，史学界此前因偏向而萧索的状态，可见一斑。而荣渠师则以温故知新的方式，把这些论战“连结成为一条总的发展线”，以探索中国“现代化思潮演变经历的曲折过程”。立足于当时的学界状况，这一取径带来的冲击和突破，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之所以在治学条件外复提到“出其所学的条件”，盖深感荣渠师已出论著，似尚未达其所欲言及所能言。学者要成一家之言，学力是基础，足以出其所学的时运和精力是条件。荣渠师在一九九六年尝试月出一文，恐怕不仅是数量的需要，而是内心体会到了某种观念的突破和思考的成熟，亟欲将其和盘托出。然而他那时的精力，竟已不能负荷这样倾泻而出的方式。若天假以年，我们中国近代史的状况，或者是另一番景象。 或曰：先生所治为世界现代化，何以说到中国近代史来了？其实近代中国与往昔的最大差异，便在以西潮为表征的外国势力之全面进入，造成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而新旧与中西纠葛缠绕，互为表里。故认识和处理中国近代史事，不是一般年轻学生想像的那样可以降低古文和外文的要求，反最需要能融合“古今中外”的学术取向。荣渠师最后写作的几篇文字，以及他提到将要写作的系列论文，其实多是以近代中国为中心的；以我外行的眼光看，除了他一贯的高屋建瓴气魄，在在都体现出一种打通中西的解放感；思想观念一旦解放，而鸟瞰近代中国，何物不如数家珍？一套宏观的整体认识自然呼之欲出。此即先生之所欲表出者乎？ （《罗荣渠文集》近日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文是为文集所附之纪念集而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