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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学历史教育不仅删去了世界古代史的内容，而且将世界历史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这种做法引起了广泛的讨论①(①２００１年第８期《中学历史教学参考》选登韩学东老师的文章：《忧思：高中世界史为何要变为选修》，并加编者按，希望学界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在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３日召开的历史学基础教育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也指出了这一问题。参见《历史学基础教育研讨会综述》，载《历史教学》２００４年第２期。)。本文追踪世界历史进入晚清教育体系的历程，分析其时代特征和社会影响，希望为上述问题提供一点背景参考。 一 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很少。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和“中国中心”的观念限制了对域外历史的关注，科举考试制度又使得读书人专力于四书五经，心无旁骛，因而学塾党庠中，即便是传统史学的《史记》《纲鉴》之类，时人也多“以为非命题之书，鲜有博习而兼通者”，更不要说连相关书本都难以找到的世界历史了。 世界历史知识最早进入晚清课堂是在１８７０至１８７６年间的京师同文馆。按照光绪二年公布的八年制课程表，学生在第三年“读各国史略”。当时世界历史书籍作为读本，包含于外国语言教学之中。到１８９８年，同文馆师生翻译了两部外国史著作：《俄国史略》《各国史略》。一些同期的教会学校课程表中也有开设世界历史的迹象，如宁波女熟１８９０年的课程表中有世界史课程，登州书院（文会馆）１８９１年的课程表中，在正斋第二年开设“万国通鉴”。 整体而言，甲午战前开设世界历史科目的学堂或书院寥寥无几。当时，社会上有关世界历史的书籍还非常有限②(②据梁启超１８９６年出版的《西学书目表》所列３３７种图书中，“史志类”共２５种。)，普通学人即使接触到一些外国历史知识，也大多不以为然，甚至疑为奇谈。如谭献１８７５年看了王韬的《普法战纪》后，认为“《战纪》书海国兵事，鱼龙曼衍，谲道惨斗，人命如草，文告缘饰，疑皆中土人藻缋之”。到１８８２年，看《日本外史》时，又嘲笑日本：“岛上片土，动称天下；千里共主，直曰天王。”[１]（p．６６，１３０）１８９２年，广雅书院的山长朱一新回答学生关于日本维新变法，转弱为强的问题时，说：“取西人之艺事，以辅吾不逮，未为非计。若改正朔，易服色，是亦不可以已乎！且倭人亦何尝真强？不终为俄之附庸不止也。”[２]（pp．１６２～１６３） 总之，清廷被迫开国四十年后，大多数学人的知识结构并没有显著变化，整个社会仍然处于闭塞、固陋之中。正如时人所叹：“吾国数十年前局于闭关锁国之思想者，以为吾国以外无世界，即有人类亦等夷狄或如匈奴、突厥、回纥，故甲午以前，密迩车邻之日本犹未能察其国情，遑言其他世界各国哉。” [３] 二 甲午战败的耻辱和随之而来的瓜分危局，使得忧时之士不断探索西方国家富强的奥秘。当时的世界历史译著，如《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万国史记》《中东战纪本末》等，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推动他们把关注的焦点逐渐由“西艺”转向“西政”。在对西方富强之本的热烈讨论中，世界历史书籍日益成为人们了解世界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资源。 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检讨对世界的无知：“通商以来，西人之游历我内地者，凡精详之舆地，圣贤之经传，古今之史志，罔不辇载而去，译之传之研之究之，中国底蕴无孑遗矣。而彼之本末，我顾懵焉，是人昭而我聋也。”[４]“欲生存于今日，必不可无世界知识，而欲有世界知识，要非读西史不为功。”[３]他们意识到，只有结合世界历史背景，才能认清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阐明现实问题的症结。 较早受世界历史知识影响并对其加以推广的是维新志士，如康有为在长兴学舍开设“万国史学”及“万国政治沿革得失”。竹内弘行认为，长兴学舍以科举为主要目标，却兼讲看似与科举无关的“史学西学”，把西欧世界放进视野，这不仅是为了新奇，也是因为怎样处理与西欧的关系是清末最重要的课题，它有可能成为科举考试出题的新倾向，因而康有为的应试教育具有综合的、新颖的、站在时代前列的性质[５]（pp．１３，１９）。１８９５年，陕西味经书院创设时务斋，规定史学“须兼涉外洋各国之史，审其兴衰治乱，与中国相印证”。１８９７年８月，陈宝箴在招考时务学堂学生时，将《四子书》《左传》《通鉴》等诸书与西史并列。 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过程中，清廷曾经改“时文”为“策论”，改书院为学校，敦促读书人涉猎中外政治、史事及专门之艺，以裨于致用。与之相配合，开设世界历史课程的书院和学堂也增多了。虽然“改试策论”在戊戌政变后流产，但是庚子之变后，清廷再次下诏兴学，禁用八股、改试策论的办法正式获准实行。科举第二场时务策，着重于“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各国史鉴是当时士子所能得到的“策论”素材之一。这样，旧有的书院和新办的学堂大都陆续增加了“外国史志”的内容。在世界历史知识的强烈需求刺激下，清末世界历史书籍的译介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据谭汝谦统计，１６６０至１８９５年间中国从日本翻译的世界史地类著作只有两种，到１８９６至１９１１年间就达到了１７５种①（①如启蒙志士乐绶卿向听众讲述韩国灭亡的历史，“语言激励，慷慨动人”，听的人则“肃然起敬，竦然而畏”。参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１９０１—１９１１》，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５页。）。 １９０３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根据新学制，世界历史课程终于正式进入清末教育体系。作为中学堂普通历史教育的组成部分，按照“详近略远，详大国略小国”的原则先讲中国史，次讲亚洲各国史，次讲欧洲、美洲史，旨在透过强弱兴亡的历史事实说明“今日中国之危局”，“以振发国民之志气”。师范学堂、高等学堂和大学堂中设“历史地理”或“中外历史”专科，以培养师资和专门人才。另外，京师大学堂设立进士馆，令“新进士用翰林、部属中书者入焉，以教成初登仕版者皆有实用为宗旨，以明彻今日中外大局”，史学作为必修科目之一，内容包括《世界史》《泰西近时政治史》《日本明治变法史》《世界商业史》《近世战史略》。 此外，受民间宣讲所的影响②（②有关外国历史与清末“爱国主义”思潮之关系研究，见俞旦初：《美国独立史在近代中国的介绍和影响》、《中国近代爱国主义与“亡国史鉴”》等文章，收入其《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学部在１９０６年颁布“宣讲所应用书目表”，其中包括四部有关外国历史的书籍：《纳尔逊传》（可略见英国当日海军情形）、《克莱武传》（克莱武为英之殖民伟人，此书叙述最祥）、《世界读本》（详述欧洲之风俗习惯，足以增长闻见）、《澳洲历险记》（叙英人显理殖民事，颇可增进取冒险之精神）[６]。虽然清廷的意图是把民间自发的宣讲纳入官方的控制之下，客观上却通过有组织的官方行为把有关外国历史的知识进一步加以推广。 日俄战争之后，由于宪政改革已经势在必行，清廷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学习世界历史。１９０７年１１月１２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派孙家鼐等轮班进讲经史及国朝掌故。其中，由唐景崇、宝熙讲《国朝掌故》及《各国政略》。这是中国最高统治者课堂中首次出现有关世界历史的内容，主要包括《西史讲义》《西洋通史讲义》《日本明治维新讲义》等。１２月１０日，唐景嵩、宝熙进呈《恭拟西史讲义叙例》，称“今裨瀛沟通，万方和会，欧美列邦虽云僻远，而梯航辐凑，浸成牙错机张之势，且其政治艺学效著富强，又多足为我所取资。是彼土外史之籍，固亦当世得失之林也”，因而“专取其近世历史之有关系者，敬为讲述，以陈事变”[７]。此类进讲共持续了五年，听众是清末三位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宣统时的摄政王载沣，至１９１１年清朝统治崩溃而结束。 三 １８４０年至１９０７年，经过６７年的中西碰撞，晚清社会终于从形式上初步具备了各个层次的有关世界历史知识的教育。虽然很难具体评估其所达到的效果，但还是能够大致总结其特点和影响。 其一，晚清的世界历史教育产生于国家危亡之际，因而常常被用来宣传救亡图存的理念，激发爱国之情与民族之义。如：“爱国少年曰：今日中国之学生，若甘为奴隶，则吾不复言矣。苟非然者，则请读《美国独立史》，观十三州民之团结；读《法国革命史》，观约各伯俱乐部之坚忍；读《意大利独立史》，观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的之激昂；读《日本维新史》，观吉田松阴、蒲生君平、高山正之之慷慨。考古人已演之话剧，等今日新创之舞台，是则吾之所顶礼膜拜以祈祷于今日中国之学生者也。”[８]在爱国主义思潮的激励下，学生界广泛动员起来，成为清末民初社会一支重要的力量，参与到反帝爱国运动之中。 其二，世界历史教育的广泛开展必然促使更多的人了解世界，关注不同国家的发展脉络，从而逐渐改变社会风气。清末社会民智逐步开通，风俗日渐开化，思想界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甚至在女权方面也露出端倪。如，刘瑞容在《贺英国妇女得选举权文》中称：“夫欧洲妇女之争参政权已二百年矣。至今日而始得之，可见凡人权利其得之也必极难。……世称英国为自由祖国，岂虚语哉！……我……诸姐妹勉之，他日国魂复生，女界独立，当不忘英国妇女筚路蓝缕之功也。”[９] 其三，世界历史知识及其所包含的理念、学说，所勾勒的世界图像必然会对清廷专制统治产生深刻冲击。为防范随之而来的反清思想，清廷曾几次令学部审定教科书①(①如１９０８年学部颁布中学堂暂用书目表，其中世界历史包括以下几种教科用书：《东洋史要》（２册，商务印书馆本）、《万国历史》（３卷，上海作新社编译）、《西洋史要》（２册，金粟斋本，日本小川银次郎著，山阴樊炳清、侯官萨端同译）、《西史课程》（３册，山西大学堂编本）、《万国史纲》（商务印书馆本）。)，并尽可能删改世界历史原书中有关“革命”、“民权”、“自由”、“平等”等方面的用词②(②《万国历史》校勘表上有“原文”与“应改”之处对照表，其中如“《万国历史》第３３页第６～７行‘以固人民之自由及平等之权利’二句删”，“法兰西革命”改为“法兰西变乱”，“革命时代”改为“旧学改革时代”等等。见《万国历史教授细目》及《万国历史校勘表》，《学部官报》第６１期，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一。)。但是，在清末统治力量迅速减弱、各种新学说竞相蜂起、整个社会风气迅速变化的情况下，很多学堂的世界历史讲授都渗透着浓烈的反叛精神，如上海爱国女校高级课程中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故事 [１０]（p．６１２）。 对此，很多清末管理学务的官员也头痛不已，山东学务处代理提调、稽查书局委员吴炳湘曾提到：“查上海新出编译各书，宗旨极杂。其中历史一门，最多趋重民族主义，甚或显露革命排满之逆意。司学务者，若不逐卷细检，徒见其书名尚无违碍字样，遽取以列于教科，则学堂之中必将隐行逆说，朝局危机，将伏于是。”尽管世界历史知识中包含众多颠覆专制统治的因素，但是，清末社会所进行的各种新政改革又必须要求以此来开启民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吴炳湘只好折衷处理，表示：“邪说之界说无定，而逆说之界说有定。即如男女平等、官民分权等说，中国士大夫尚多目为邪说，而在英、德、日本等国则共以为堂堂正正之正说。独至不敬皇室之禁，则彼我曾无少异。该守务须善体本总理等开智、防祸双管齐下之苦衷，时时切嘱各学堂教员、管理员等：于中国诸子百家之异谈及西来、东来一切之新议论，除革命排满之逆说必当严禁外，其余皆不妨任令学生研究发挥，以畅其天机而绝其愤郁之源，是尤本总理等所相期于各该守者矣！”[１１]（pp．３９３～３９４） 综上所述，世界历史教育进入晚清社会的过程与不断加深的内外危机相伴随，对清廷而言，鲜明呈现了因被动接受而产生的两难局面。一方面，清末朝野上下饱受挫折与耻辱之后，终于认识到了解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因而逐渐普及世界历史知识，希望以此改变闭塞固陋的风习，增进国人智识，进而有效地变革国家，应对列强的挑战；另一方面，世界历史知识中所包含的各种理念、学说，所刻画的世界图像使得危机中的清末社会更加动荡，当爱国主义、自由民主、排满革命等各种学说日渐交织之时，清廷逐渐丧失统治权威，为民国所取代也成势所必然。 回首近百年深闭固拒所造成的民族灾难，能不为之扼腕？在深刻卷入世界体系的今天，世界历史究竟应置于何种位置，如何理解与传递世界历史意识，应该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年５月 【作者简介】刘雅军，１９７１年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责任编辑：岳林】 参考文献： [１]谭献：《复堂日记》，范旭仑、牟晓朋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２]朱一新著：《无邪堂答问》，吕鸿儒、张长法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 [３]《西洋史·序》，中国百城书舍，１９１５年译本。 [４]周维翰：《西史纲目·序》，经世文社１９０１年石印本。 [５]竹内弘行：《关于梁启超师从康有为的问题》。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６]《学部采择宣讲所应用书目表》。《学部官报》，第４期，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７]张毅君：《为光绪帝进讲“各国政略”稿》。《近代史资料》总第１０４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８]《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１９０３年第２期。 [９]刘瑞容：《贺英国妇女得选举权文》。《女子世界》，１９０４年第７期。 [１０]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１１]宋恕：《吴守呈禀及附件批文》（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２９日）。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