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楔子 初冬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射着瑞士、法国交界“西劳故宫＂（瑞士著名历史遗迹，为争取日内瓦自由的英雄波瓦尼曾被囚禁于此）附近的富尔嘉别墅。大文豪罗曼·罗兰正在家中那间堆满书籍的接待室里，与一位来自中国山西省的青年长谈。从托尔斯泰到辜鸿铭，到《阿Ｑ正传》再到鲁迅，两个人超越了语言、时空、年龄、国籍等等一切界限，越谈越投机。此后，这个中国青年多次拜访罗曼·罗兰，并将他的著作《米开朗基罗传》翻译成中文。罗曼·罗兰对译文非常满意，亲笔为这个译本做了序言。这个青年名叫阎宗临。 频频出现于《鲁迅日记》中的名字 阎宗临，１９０４年６月１８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喜爱读书，苦于家境不宽裕，上小学时经常跑３０多里山路，到表兄家借书看。２０岁中学毕业后，在一位老师的资助下，孑然一身赴北京求学。 阎宗临想当老师，来北平就是想投考高等师范。但是，没有考取，生活却成了问题。经朋友劝说，他报考了梁漱溟在曹州开办的重华书院，即曲阜大学预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梁漱溟得到消息后，亲自到旅店看望。当他了解到阎宗临的困境后，慷慨允诺为这个来自山西的农家子弟负担食宿和其他杂费。 重华学院的课程以儒学、佛学和印度哲学为主。阎宗临的志向在文学和史学方面，对学院的主要课程不感兴趣。来曹州之前，他曾经报考朝阳大学，并被录取。在重华虽然不用担心费用的问题，但是毕竟自己的志向不在于此，阎宗临于是向梁漱溟先生辞行。梁漱溟得知后，欣然同意他回北京。梁先生博大精深的学识，善良宽厚的为人，给阎宗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梁漱溟却从此成为阎宗临心中永远的恩师。 回到北京后，阎宗临在读书的同时，还得想尽办法为生计奔波。好不容易通过同乡的介绍，他在景梅九先生主办的《国风报》的《学汇》副刊谋得了一份校对的工作。 在《国风报》工作期间，他结识了《狂飙周刊》主编高长虹。当时一批以高长虹为中心的有志于文学的青年组织成“狂飙社” ，发起“狂飙运动”。高同鲁迅来往密切。阎宗临对鲁迅先生仰慕已久，高长虹陪他一起到宫门口西三条胡同２１号拜访鲁迅。据阎宗临４０多年后回忆，他第一次见鲁迅是在１９２４年的冬天 。但是他的名字最早出现在《鲁迅日记》中是１９２５年的２月８日，鲁迅在那天写道，午后“长虹、春台、阎宗临来”。这以后阎宗临经常到鲁迅家中去并有书信往来。他的名字也就频频出现在《鲁迅日记》中。 １９２５年 ３月９日：“……阎宗临、长虹来，并赠《精神与爱的女神》二本，赠以《苦征》各一本……”（作者注：《精神与爱的女神》是高长虹的第一本诗集，《苦征》是鲁迅翻译的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论文集《苦闷的象征》。） １９２５年６月１６日：“……长虹、已燃来……”（作者注：已燃，是阎宗临原名，又作已然。） １９２５年９月５日：“……已燃、长虹来…… ” １９２６年７月２１日：“……得已燃信，六月二十九日法国发…… ” 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７日：“……上午分寄盐谷节山、章锡箴、阎宗临书籍……” 年逾古稀之际，阎宗临满怀深情地回忆起几十年来在自己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大师风采，他“瘦而不高，平头，穿蓝布长褂，皮鞋，衣服很素净。精神很饱满。眼光犀利，自己找坐处，说话也不拘束。鲁迅常说笑话，自己却不笑。他对青年非常热忱。” 鲁迅先生留给阎宗临的绝不仅仅是这些。他曾经请教鲁迅，青年应该读什么书。鲁迅告诉他，除去线装书和印度书，都可以读。他自己在读中国书时感觉总能够静下心来，抛开周围社会、人生的干扰。而读外国书时——当然不包括印度书——经常会联想到现实，总想去做点什么。鲁迅和阎宗临都没有意识到，这些谈话竟然对阎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阎宗临在回忆自己赴法国留学的原因时曾说过，当时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先生思想影响的＂，“读洋书成了我青年时代的理想”。 当时的《国风报》聚集了许多旅法回国的青年，其中有一个叫华林的曾经留学法国多年，他鼓励阎宗临到法国勤工俭学，并应允可以代他在法国联系工作。但是路费是个大问题，大概需要２００元，这对于阎宗临而言无异于是个天文数字。最终在景梅九先生的资助下，阎宗临带着再简单不过的行李，独自一人，于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５日在上海登上了安德烈洛奔号法国客轮。 “我要去巴黎，车站在哪里” １９２６年１月８日，阎宗临在法国马赛港上岸。因为语言不通，他早在船上便已经准备好了一张字条，上面用英、法两种文字写着“我要去巴黎。车站在哪里”。马赛是个国际港口，街上车水马龙，热闹得很。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２２岁的阎宗临踌躇了许久之后，终于将字条递给了一位随和细心的中年妇女。在好心人的热情指点下，他很快登上了飞驰的火车，奔向心仪已久的巴黎。 按照华林给的地址，阎宗临到巴黎后，通过华法教育会找到了华林的好友——在比郎工厂附近开杂货店的刘守身。在他的热情安排下，阎宗临进入公学开始学习法文，同时打一点零工维持生计。一年之后，当初在马赛街头拿着字条问路的阎宗临，已经能够读懂法文报纸并熟练地用法语和当地人交流了。１９２７年初，他离开巴黎，来到里昂，在华林的朋友、中法大学秘书刘大悲的帮助下，一边读书一边找工作。不久，刘托人为他在法国南部的伊诺化工厂找到一份做散工的工作。所谓散工也就是打杂，干的都是脏活、苦活、累活。因为没有送礼，一个星期之后，工头以阎宗临的居留证是学生证不是工人证为由将其解雇。 阎宗临回到里昂后，费尽周折，才将学生居留证换成工人证。在同乡的介绍下，他进入杜比兹人造丝厂做勤杂工。细心的他一边工作，一边留心观察化学药品的名称和配置实验的方法，并且不时向周围的人请教。慢慢地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实验技能。工厂总工程师来但发现阎宗临很能干，便将他提升为实验助理员。这下可好了，阎宗临的月薪一下子提高到５００法郎，学费和生活终于有了保障。 随着不断的接触，来但对阎宗临的了解愈发深入，被他刻苦求学的精神所打动。有一天，来但将阎宗临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你不是想进大学读书吗。我有个亲戚跟瑞士伏利堡大学法学院的夏立伊教授关系很好。我跟他介绍了你的情况，他很感动，主动帮你和夏教授联系。昨天，夏立伊教授已经答应费用上给你优惠一点。阎宗临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惊呆了，站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为了了解西方文化的灵魂“ １９２９年冬天，阎宗临已经正式成为瑞士伏利堡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主攻欧洲古代、中世纪的历史和文化。从中学毕业至今，已经５年过去了，饱尝艰辛的阎宗临对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备加珍惜。他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用来学习。暑假期间，同学们都外出旅游，他却一刻都不放松，一个人留在宿舍里埋头苦读。天道酬勤，阎宗临的各科成绩都非常优秀。 拉丁文向来有“死文字”之称，艰辛深奥、晦涩难懂。学校里有规定，东方学生可以免修拉丁文。但是西方历史原著大多是用当时的国际通用语拉丁文写成的，出于专业需要，阎宗临不能像那几位日本籍的同学那样，按照学校规定免修拉丁文，只有硬着头皮坐下来耐心学习这种“死文字”。 经过３年多的刻苦学习，阎宗临熟练掌握了拉丁文，听、说、读、写都达到了相当水平。要想获得伏利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必须要通过拉丁文考试。而拉丁文考试很难，首先要解释一部拉丁文古典作品——类似于今天中文考试里将古文翻译成白话文，而后将法文译成拉丁文，再将拉丁文译成法文。能者不慌，阎宗临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教授拉丁文的老师对这个山西青年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惊讶不已，问他：“你是从哪儿来的这股毅力？”阎宗临回答道，“我为了了解西方文化的灵魂”。 阎宗临的成绩令学校众多师生瞩目，岱梧教授便是其中之一。岱梧非常欣赏阎宗临的刻苦学习精神，称其为伏利堡大学近十年最优秀的学生。１９３３年夏天，阎宗临取得了瑞士国史学士学位。当年岱梧教授当选为校长，学校开设中国文化讲座，阎宗临被聘为讲席。岱梧校长为了鼓励他特地给阎宗临一年假期，并由学校提供往返船票，让他回国探亲。 ９月，阎宗临回到阔别了１０年的故乡山西五台。而后来到北平，受聘于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这年，他仅３０岁。 １９３４年秋，阎宗临回到瑞士任中国思想史教授，同时准备考取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杜赫德及其著作研究》。杜赫德（１６７４年—１７４３年）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泰利埃的秘书。他曾经编辑了《耶稣会教士书简集》的第９—２６卷，并利用其中的资料，编写了四卷本的《中华帝国全志》，该书在西方学者中享有“十八世纪最全面的论述中国的史料”的美誉。阎宗临的论文主要论述了耶稣会教士在十七、十八世纪来华的情况以及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 阎宗临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论文题目与于斌多少有些关系。大学在校期间，阎宗临曾经随学校师生到罗马参观，在威尼斯遇到了在梵蒂冈学神学的中国学生于斌。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同胞相逢自然分外亲切。于斌邀请阎宗临到他的宿舍恳谈。１９３３年回国探亲，阎宗临又遇到了于斌。当得知阎宗临已经取得硕士学位，又学过三年拉丁文的情况之后，于斌便热情地鼓励他再学点希腊文，向陈垣那样搞宗教史，将来回国后可以到辅仁大学任教。阎宗临回到伏利堡大学后，虽然没有学习希腊文，但是选定宗教论文题目却不能说和于斌没有关系。 阎宗临是个能坐得住的人，题目选定之后，他便开始认真准备，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多次往返于罗马、英国，查阅有关的图书和教会档案，终于将论文写成，并于１９３６年顺利通过答辩，获得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近年来，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后学者不应该忘记最早研究杜赫德的中国学者阎宗临。 又见大师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阎宗临应约去拜访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当时罗兰住在“西劳故宫”附近的富尔嘉别墅，位于虹河入列芒河口，法国和瑞士交界的地方。 虽然在国内时，数度聆听过鲁迅先生的教诲，但阎宗临毕竟是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异域又见大师难免会令他的心情有些紧张。然而很快，在那间堆满书籍的接待室里，瘦骨嶙峋、身材细高的罗兰先生，以他的热情和亲切，将阎宗临心中的紧张和拘束一扫而光。 罗兰非常仰慕中国的古老文化，并深为欧洲人不了解中国而感到惋惜。他对阎宗临说，托尔斯泰晚年特别后悔自己没有很好地了解中国，他的一生中和中国人仅有两次通讯：一次是和辜鸿铭，一次是和德国的陈季同。罗兰与托尔斯泰晚年有同感。他说，他开始接触到现代中国，是从读了敬渔隐翻译的鲁迅小说《阿Ｑ正传》才开始的。鲁迅笔下的阿Ｑ的形象深深地留在罗兰的心中。罗兰非常想念中国，他为自己在有生之年无缘去中国而遗憾。 此后，阎宗临在瑞士期间又多次拜访罗曼·罗兰，并将罗兰写的《米开朗基罗传》翻译成中文。罗兰非常满意，亲自给这个中译本写了序言。 １９６８年８月鲁迅夫人许广平作为人大代表到太原视察，阎宗临特地到宾馆拜访。４０年的光阴，要说的话太多了。阎宗临谈到了罗曼·罗兰和罗曼·罗兰对鲁迅先生作品的热爱和评论。许广平听后，很感兴趣，希望阎宗临能够写点有关的文章，并将一本亲自签名的《鲁迅回忆录》送给他。阎宗临记着许广平的嘱托，写下了《回忆罗曼·罗兰谈鲁迅》一文。很遗憾，这篇文章一直未能发表。直到阎宗临去世后的１９８１年才得以在《晋阳学报》上发表。 国难当头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在高昂、激越的《大刀进行曲》中，整个中华民族都投入了这场保国保种的反侵略战争。阎宗临虽远在瑞士，但他的耳边似乎已经听到卢沟桥边的隆隆炮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阎宗临坐不住了。风光旖旎的日内瓦湖、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再美丽的景色也无法迟滞阎宗临回国的步伐。他要回国参加抗战。一介书生，虽手无缚鸡之力，却有拳拳报国之心。 他当即向岱梧校长辞行。岱梧再三挽留，瑞士是中立国家，不会有战争的危险，而且他可以帮助阎宗临取得瑞士国籍，力劝他留下来继续他刚刚开始的宗教史研究工作。阎宗临婉言谢绝了。 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３日，阎宗临与梁佩云在瑞士举行了简朴、庄重的婚礼。梁佩云，山西清源人，出自书香门第。其父梁晓峰是山西前清进士，能书擅画，做过京官和知县，民国时曾经执教于北京政法学校。１９３４年两人一道赴瑞士，梁专攻学前教育。佩云女士深明大义，坚决支持阎宗临的决定。新婚不久，两人便踏上了归国之路。 阎宗临原计划经上海回国，他将在欧洲多年搜集的图书资料装成５大箱先期运往上海。但阎宗临夫妇驶离欧洲后，淞沪抗战爆发，日军炮轰闸北，阎宗临十年苦心搜罗的图书资料全部毁于战火，他翻译的《米开朗基罗传》和罗兰写的序言都在其中。 离乱之中的读书人，所可求者，只有设法安定内心的纪律，埋头工作 抗战爆发后，阎宗临夫妇在香港上岸取道广州、汉口回到山西太原。阎宗临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到阎锡山那里去做外交秘书，一是到山西大学任教。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他选择了后者。阎宗临被山西大学聘任为历史系主任。随着战局的变化，９月份，山西大学先是撤退到运城，到太原失守便停办了。阎宗临携夫人辗转来到汉口。 通过留法同学盛成的介绍，阎宗临参加了上海知名人士组织的由宋庆龄任会长的救亡团体——国际宣传委员会，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在这里他认识了广西著名人士李任仁，李先生对他印象极好，并做诗称赞他是“品端学萃之士”。１９３８年２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对因战争而流亡的教授进行登记。阎宗临被分配到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教授近代史课程。战干团当中有不少流亡学生，经过培养和训练后，他们将从事抗日救亡工作。阎宗临主讲《鸦片战争前后》、《巴黎和会的情况》等。在那里历史学科属于国际政治组，阎宗临是教授，月薪１２０元，相当于上校。因此“文化大革命”当中，阎宗临便成了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国民党上校政治教官＂。６月底第一期战干团结束，阎宗临应李任仁邀请辞去战干团的工作，到广西大学任教。 抗战期间的桂林集中了大批文化界的名人，抗日宣传工作异常活跃。在这里阎宗临除了继续参加国际宣传委员会的活动外，还参加了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工作。 当时广西大学在良丰，距离桂林２２公里。阎宗临每星期有三天的课，乘车到学校后，他便在那里住上三天。课上完了，再回家。抗战军兴，阎宗临能够毅然放弃在欧洲的优越生活和治学条件，回到多灾多难的祖国，绝不仅仅是一时的冲动。作为一个文弱书生，人们不可能要求他像普通的农家子弟那样，扛着老式的步枪到前线去和武装到牙齿的东瀛恶魔们拼刺刀。他所能做的是在遥远的大后方，在桂林郊外昏黄的油灯下，用全部心智，为保存本民族的文化血脉贡献一份华夏学人的绵薄之力。正像他在《罗马史》自序中所写的那样：一个读书人，在那离乱之时，外面秩序破坏如同沙漠中的生活，所可求者，只有设法安定内心的纪律，埋头工作，我运用这种愚蠢的认识，试将所授之罗马史，整理成书，这并不是一种如何新奇的著述，这只是一个清苦的中国教授，苦守他战时岗位，养着５个孩子（他们合起来尚不到二十岁），对他职责的一种解脱，诚如罗马的精神，永远在奋斗着。 因为处在大后方，广西大学的科研条件还算说得过去，阎又是搞历史的，学校图书馆里的参考书基本能够满足他的需要。在桂林的六年是阎宗临学术生涯中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当时阎正值壮年，精力充沛，进取心强。他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做出精辟论述，发表了大量有关欧洲文化史论的文章。据统计，这６年时间里，阎宗临共写作发表了六十余万字的论著，其中包括一部中篇小说《大雾》。 作为大后方，桂林人口激增，物价飞涨。阎家陆续诞生了５个小生命，经济负担很重。为了多赚点钱，阎宗临夫妇都到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兼课。 １９４６年８月，阎宗临到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主讲世界古代、中世纪历史，希腊、罗马专史等课程。１９４８年任历史系主任兼历史研究所所长，直至广州解放。 三见阎锡山 阎宗临有生之年与他的五台同乡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有过三面之缘。 １９２２年，他考入阎锡山出资兴办的私立川至中学。有一回，阎锡山回乡召集学校师生座谈，阎宗临被老师指定去参加座谈。阎锡山治晋期间为了“教化”三晋百姓，搞了很多“格言”、“训令”。阎宗临想到其中有“做好人，有饭吃，人人做好人，人人有饭吃”一句，便问道：为什么好人没饭吃，坏人却有饭吃？阎锡山反问：你们村里好人多还是坏人多，谁吃的好？他回答：好人多，坏人吃的好。阎锡山又问：谁是你们村的坏人？１８岁的阎宗临回答道，我们是在讨论问题，不是汇报我们村的情况。校长在旁边一看势头不妙，赶紧让阎宗临退出会场。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退到广州，阎宗临的几个中学同学，随当时身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阎锡山一道来到广州。他们经常到中山大学来看望阎宗临。闲谈中，老同学问他，中大有多少山西籍的学生。阎宗临说常来家里的有四个，他们的经济都很困难，有时连牙膏、牙刷等一些日常用品都买不起。自己虽然竭力接济，但……说到这儿，阎宗临面露难色，他家中人口众多，一个穷教授，也没处去捞外快，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他请老同学们尽量帮助帮助这几个孩子。昔日的同窗们也个个是囊中羞涩，他们劝阎宗临去见见阎锡山。一提到阎锡山，他不由得又想起了２０多年前，发生在河边村川至中学的那一幕。阎宗临不太愿意去。老同学们劝他，你现在是中山大学的教授兼历史系主任，身份、地位不一样了，在阎面前说话应该是有一点作用的。于是，在老同学的安排下，阎宗临硬着头皮去广州见了阎锡山。阎锡山听说了四个山西籍学生的情况后，答应予以帮助。不久，便接见了他们，并资助每人３０港币。 中山大学校园里郁郁葱葱，林木茂盛，其中有许多供教学用的珍贵树种。驻广州的国民党军队看上了这些资源，派人开着车到学校里来砍树，而后当燃料出卖，牟取暴利。那些珍贵的树种是中大农学院的命根子，农艺系主任丁颖、森林系主任侯过急得不行，他们听说阎宗临出面找到阎锡山一下子就解决了四个山西学生的生活问题，便一起来到阎家，请他勉为其难，为中大这点宝贵的树种，再去找一找阎锡山，代表中大请行政院发一禁止军队到中大砍树的公告，张贴在校园内。为了学校的事情，阎宗临责无旁贷又通过那几位老同学在广州第三次见阎锡山。结果，行政院出了一张禁止砍伐树木的布告，竟将砍树之风制止住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阎宗临为了贫困学生、为了中大两见阎锡山一事，在时隔２０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革命造反派＂们视为十恶不赦的罪状，揪住不放，他本人因此而饱受痛苦。 连《圣经》都看不到，学什么中世纪史 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是阎宗临一生学术研究的重点。他的博士论文引起国外汉学家的普遍关注。由于论文是用法文写的，因此在国内反响不大。回国后，他利用在欧洲收集的大量相关资料，写成了不少短文，陆续发表在１９４１年《扫荡报》的《文史地》副刊上，这些文章和《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成为他研究的重点反映。阎宗临在欧洲十年寒窗，对西文尤其是拉丁文的精通，令他能够在浩如烟海的西方典籍中，捕捉到有关中国历史的信息。大部分国内学者一来无缘见到这些原始材料，二来即便是有机会见到，也很难过语言关。而外国学者对这些史料不会产生足够的兴趣。它们在弥补国内中西交通史大家如陈垣等人研究不足的同时，印证了相当传统史料的真伪，并为国内学者研究提供了材料。正如他自己所说：“……余在罗马传信部档案中，发现今所刊引之资料，心窃为喜，此后治清初中西交通或中外交涉者将有所依据”。国内搞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学者，大多是以中国史料为主，偶尔能利用到的也大多是波斯文、阿拉伯文、蒙文史料，拉丁文史料几乎没人用过。阎宗临对国内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最大贡献即在于此。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阎宗临在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拜占廷与中国的关系》、《匈奴西迁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等已刊和未刊的文章。 介绍世界文化史是阎宗临学术研究的又一重点。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４年，在广西大学４年多的时间，阎宗临在《建设研究》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关于欧洲文化史的文章，这些文章构成了他的两部专著《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欧洲文化史论要》的主要内容。在欧洲求学的日子里，西方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已经根植于阎宗临的脑海之中。他采用的文化史观和多元比较法，即从历史、地理、人种、社会、文化、宗教等诸多因素综合分析，来阐明历史的发展演变，是西方史学中的主要流派。这些在以上两部专著和他的一些主要论文中都有突出的反映。虽然三四十年代的阎宗临是一位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但首先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对史实的洞察并没有影响他对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人物做出正确的判断。在阎宗临的眼中，“列宁是一位能够把握住俄国问题核心的天才领导者，而１９１７年革命是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假如说文艺复兴的革命意义着重在于思想——人文主义，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在于政治——推倒君主，那么俄国１９１７年的革命，除思想与政治外，最标新立异的是解决了经济与社会的问题”。上述这段论述对于一个深受西方史学思想影响，生活于上个世纪４０年代的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而言，实在是难能可贵。 为古文献笺注是阎宗临学术研究的另一重点。《身见录》是中国第一本欧洲游记。作者是山西绛州人（今山西绛县）樊守义，他随康熙使臣艾若瑟赴欧洲，历经１３年，回国后将所见所闻写成《身见录》一书，成书后，没有刊行，人们大多不知道有此书。１９３７年阎宗临在罗马国立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在《名理探》一书中，发现了《身见录》的原稿，于是拍照带回，并笺注刊布。阎宗临的传统史学工夫也是相当扎实的，他所笺注的古籍《北使记》、《西使记》、《佛国记》等都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 １９４９年底，阎宗临从 《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老朋友——山西大学副校长赵宗复，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高教会议的消息。便写信给赵，告知自己在抗战期间和近几年的情况，赵很快复信，邀请他回山西大学工作。这时，张友渔也从北京来信邀请他回山西，陆侃如来信请他去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焦菊隐力邀他到师大历史系工作。阎宗临谢绝了各方的邀请，婉拒了中山大学的挽留，于１９５０年８月携全家北返故里，回到山西太原，在山西大学工作。 阎宗临任中大历史系主任之际，解放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全国各地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中大不少进步师生因此而遭到逮捕。阎宗临四处奔走想方设法营救被捕师生。后来在回顾这段日子时，阎宗临讲道：“当时自己受命于危难之中，坚持到阳光普照之日，对中大师友来说，扪心自问，殊堪告慰”。 １９４９年４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势如破竹，兵锋所到之处，国民党守军顷刻土崩瓦解，广州处于岌岌可危之中。国民党政权在撤离前夕，将各地能够带走的工业设备、金银储备、文物等统统带走，不能带走的厂房、电站等尽量予以破坏。除此之外，国民党还有计划地动员各地著名学者、各界名流随同他们一起撤退到台湾。著名史学家钱穆带着飞机票亲自到中大阎宗临家中探望，邀请他到台湾去。阎宗临谢绝了对方的邀请，虽然他并不了解共产党，但是也并不心怀恐惧，他要留在大陆继续从事他的教育事业。钱穆只好告辞。当时中山大学的知名学者可谓荟萃一时之选，很多人都拒绝了钱穆，没有赴台，阎宗临只是其中之一。为了防备万一，阎宗临将阖家老少都送到好友黄庸教授在广州郊区的家乡——细村，自己一人留在中山大学。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４日，广州解放。阎宗临与所有人一起欢欣雀跃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此后，阎宗临历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副教务长、研究部主任等职，并当选为省政协常委、省人大代表以及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１９９８年９月，阎宗临的三子——阎守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将其父生前的学术成果结集出版——《阎宗临史学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为该书作序，其中有这样一句，“嗣先生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尽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论者深惜之”。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在改造知识分子运动中，阎宗临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思想和阶级斗争理论，并以此重新认识历史。在此期间，阎宗临的史学思想逐渐完成了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谁也无法预料到学术思想的转变在阎宗临的心中产生了怎样的困惑。惟一可以令人揣测和遐想的是，他在给子女选择专业时，无一例外的要求他们学理工科，不要学文科，尤其是不要学历史。阎宗临的六个子女都学了理工。但是似乎冥冥之中有些什么，惟独三子守诚，因为机缘巧合，竟又改行学起了历史，继承了乃父衣钵。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不断，“左”倾思潮几消几长。除了苏联，国内学者几乎得不到任何来自世界其他角落的学术动态和外文资料。耳目闭塞，僻处山西的阎宗临更尤为甚。５０年代末，他曾经对一位教师讲，“连《圣经》都见不到，不能读，还学什么中世纪史”。如此闭塞的环境，令他很难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有什么建树。后来他转向从中国古代史籍中研究中外关系，或许算是大学者在做学问中取的一种“巧”吧！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学术研究状况阎宗临是无奈的。他曾对孩子们说，“我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成就，在这里连个聊天的都没有”。 即便如此，阎宗临对历史的热情依然如故。他一直坚持读书写作。６０年代，他编写了《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古代史参考资料》等教材。１９６２年，法国思想家、科学家巴斯加尔（１６２３—１６６２年）成为当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纪念的四个世界文化名人之一。阎宗临应商务印书馆的约请，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巴斯加尔传略》一书。这是第一本用中文写的巴氏传。此外，他还撰写了有关世界古代中世纪历史的论文：《赫梯——军事奴隶所有者》、《关于巴可特里亚古代历史》、《匈奴西迁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等。在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有《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拜占廷与中国的关系》等。 “文革”开始了，２０年代初留学瑞士、抗战中当过国民党的上校、三次见过阎锡山的阎宗临，自然不能幸免于难。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尽了折磨。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６日，阎宗临去世，终年７５岁。 噩耗传来，梁漱溟等知交故友纷纷来电来函悼念。１９７９年５月，阎宗临在桂林时期结识的挚友、宗教界著名人士原赞法师赋题一首，以寄托哀思： 桂林旧友半凋零， 噩耗传来不忍听。 何事天公仍愦愦， 我为文化哭君灵。 盖棺论定在生平， 入党追崇事理明。 立懦廉顽人所望， 应教遗著列争鸣。 阎宗临生前曾申请入党，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这个愿望。他去世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