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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老师阎宗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阎先生的学生们商量出一本纪念文集，表示对先生的永远怀念。这就是这本文集出版的缘由。文章收集起来后，阎先生的哲嗣守诚学弟嘱我写一序言作为文集的开篇。给纪念老师的文集作序令我很是惶恐，但又是件义不容辞的事，我答应了。 序言可以有各种写法，并没有一定之规。我想，纪念老师的文 集序言，还是以回忆老师为主要内容才好，这既是对老师的深深怀念和衷心的感谢，也是对自己的再一次激励。 我是1954年秋入学山西大学（当时是院系调整后的山西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流年逝水，半个世纪前的往事，记忆大多已经模糊，但老师阎宗临先生给我们讲课的一些片段，依然鲜活地留在脑海里。 阎先生给我们讲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他中等身材，有一双明亮睿智的眼睛，操着一口浓重的五台乡音，常穿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他讲课不急不缓，侃侃而谈，眼睛不时闪出亲切幽默的微笑，气质恬淡斯文，一派学者的风度。 他上课前把讲义发给学生，讲课时从不看讲稿，仿佛他的头脑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知识和智慧的宝库，要讲的一切都有序地装在里面，随时取用，是绝不会出差错的。他先是用漂亮规整的板书，在黑板上写下要讲的章、节标题和一个中心句，然后就按照中心句的内容开讲了。接下来又写一个中心句，再写一个中心句，课就这样一句一句地展开来，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富有历史逻辑的内在魅力，引领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在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历史中遨游。听先生侃侃而谈，酣畅淋漓，似饮甘泉，如食珍馐，真是一种享受。一堂课讲完了，把中心句连起来，就是这堂课严密的讲授提纲，使我们很容易就抓住了整堂课的内容和重点。听先生讲课，不仅使我们学到了历史知识，也学到了他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剖析本质、探索历史内在发展规律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这对学生是很有影响的。在这方面，我也是深深受益的。 讲授世界古代历史，介绍世界古代文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阎先生不仅讲这些文明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注意讲这些文明所以产生和衰亡的历史的内在原因。他还注意进行古代文明的比较，既分析各种文明相互的影响和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意义，更在比较中力图说明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灿烂辉煌和传承不息的内在本质，以及对人类进步和世界发展的深刻影响。 阎先生讲课很注意联系现实阐述历史的复杂性，像巴勒斯坦问题、巴尔干问题等。以巴勒斯坦历史为例，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对巴勒斯坦的地理和历史十分生疏，有的同学甚至分不清“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我也是当时向先生提问请教的学生之一。为此，先生着重讲了巴勒斯坦的地理区位、历史变迁和50年代这一地区复杂的社会政治状况，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刻。学期末考试时，我恰恰抓了这样一个题签（当时是五分口试制），答了一个满分，很是沾沾自喜了一番。回想起来，今天我对巴以问题的历史理解，基础也还是当年听先生讲课时打下的。 宗教的历史，是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阎先生在讲这方面内容时，注意剖析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剖析其产生的内在原因，剖析宗教随着现实的变化、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适应的历史现象，论述统治阶级总是力图对宗教施加影响和利用的本质。例如，他在讲基督教历史的长期发展时，着重讲述基督教如何从一个奴隶、被释奴隶和贫苦人民的被压迫者的宗教，蜕变为奴隶主阶级手中的工具，最终实现了与罗马帝国政权的结合。随着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基督教又从奴隶制条件下的宗教，逐渐演变为封建制的“国教”。对此，阎先生指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说明它能够适应已经变化的实际情况；同时说明，奴隶主阶级和封建主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以巩固其剥削制度和政治统治，这也是宗教得以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前几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时，我在学习会上，还联系当年学到的历史知识，联系基督教的发展历史，谈了自己对“宗教要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这一理论观点的理解和体会。当然，关于宗教问题，阎先生不可能有我们今天达到的认识高度，但我想，50年前阎先生就能从历史的实际出发，运用唯物史观说明宗教发展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阎先生讲述历史，总是注意历史的全面性和客观性。例如，他讲西欧中世纪历史时，不仅讲中世纪的黑暗、野蛮、愚昧、落后、反动，宗教神学体系对人民精神的奴役和禁锢，宗教组织对反抗者的凶残迫害，而且也注意讲述它作为封建社会，较奴隶制而言又有其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一面，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 对推动历史发展的“亮点”，阎先生总是充满激情地讲授。例如，他对欧洲文艺复兴大加赞扬，深入讲述和分析这一运动如何打破了教会神学的枷锁，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和科学文化的进步，从而催化了近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诞生。他还介绍自己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瑞士留学期间，到意大利、希腊和克里特岛考察古典文化和文艺复兴历史的情景，对推动历史进步的先进文化的热爱和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山西大学团委工作。由于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像做学生时那样直接聆听阎先生教诲的机会少了。但作为自己崇敬的老师，与先生有关的事情总引起我的关心和注意。在时间推移中，逐渐加深了对先生的了解。相对于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高深的学术造诣、朴实无华的品德来说，这些了解可说仅为皮毛而已。纵观先生一生，我觉得他有三个“不变”，不知是否确切。 第一是劳动人民的品德和感情始终不变。先生出生于五台山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自小不怕吃苦，不怕挫折，人生风雨，起伏宕荡，他始终是“老百姓心态”。他20岁外出求学，身无长物，穷可断炊；后以一介穷苦学生赴欧求学，为了生计，他干过清洁工、油漆工等繁重的勤杂劳动，艰难地坚持学业；抗战时期回国，战乱频仍，颠沛流离，其生活清苦可想而知。只有到解放后，他的工作和生活才安定下来。在我的记忆中，先生可谓“澹兮其若海”，从来都是那么平实宁和，敦厚正直，埋头做事，与人为善。从来都是那么外在的和内在的质朴无华。终其一生，可以说先生始终是一位穿上知识分子服装的普通劳动人民。 阎先生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从他和农民群众的关系上可以看出一二。1964年先生在山西定襄县南王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是同一个工作队。总体上说，这场运动是“左”的错误的严重表现，但就要求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向农民学习，增强与劳动人民的感情而言，是有积极意义的。在这方面先生可说是表率。他虽然出身农民家庭，热爱农民、熟悉农民、愿意为他们服务，但毕竟受过多年西方教育，因此他改造自我、不失劳动人民本色的要求是自觉的、发自内心的，也是迫切的。当时他住在贫农连科大娘家，这是个孤苦老人，先生总是尽量为她提水劈柴，关照她的生活，经常和她拉家常，相处得十分融洽，好像回到了自己五台的家中一样。工作队撤走后，我留在村里任大队党总支书记，不时见到连科老人，她还常谈起先生，对他十分怀念。 那时先生已经60岁了，身体又不大好，但他还是尽量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有一天清晨，我起早去县里开会，出村就远远看见了他，背着个粪筐，正一俯身一俯身地在路上拾粪，是那么认真专注，旁若无它，我走到跟前他也没有察觉。我喊他一声，他抬头对我笑一笑，说睡不着，起早拾点粪，积少成多啊。朴实的语言，起伏的身影，就这样留在了我脑海里。老教授拾粪的故事也在群众中间广为流传。 还有一件事，就是先生为南王村写村史。写村史是上级的要求。这个任务就交给了阎先生。南王村在宋代就已存在，是个千年古村，又是个东西长5华里的大村。先生非常严肃认真地做这件事，他查阅了很多资料，又访问了很多知情人。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反复研究、构思，大约经过半年时间写作，终于完成了村史的书稿。大家看后，都认为它资料翔实、叙述得当、观点正确，是一本好村史。先生自己也很满意。他编撰出版过多种历史著作，但没有写过一本村史，一本直接为农民服务的书。他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2001年我调北京工作后，守诚将他和父亲在南王村老戏台前的合影寄给我。看到阎先生40年前在我们共同工作过的地方的照片，睹照思人，感慨很多。先生当时之所以要在南王村与儿子合影留念，我想一定是他觉得这一段经历很值得纪念吧。 第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始终不变。先生在欧洲留学多年，深受西方教育，精通法文、英文、拉丁文，对德文、日文也懂一些，对世界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历史都有深入研究，特别是对西方文化的研究，更有很高的造诣。但是在他身上却很少“洋”味。他的生活是“中式”的，讲课也从不“洋话连篇”以示博深；他全面客观的讲授西方历史和文化，对其积极、先进的一面总是给以高度评价和肯定，但是，他也坚决反对用“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歪曲历史。他讲授西方优秀文化，但更赞扬中华文化的深邃博大。从他身上，我们深深地感到，他学贯中西，却始终以中华文化为基石，他深受西方教育却始终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留洋多年却深爱着祖国，深爱着中华文化。他有一颗真诚可贵的中国心。 第三是追求知识、真理和进步的执著始终不变。这种追求是以先生自己的脚步、独特的方式进行的。他少时家境贫寒，外出求学困难重重，但先生还是从山村走到了北京，从中国走到了欧洲，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个留洋博士和大学名教授，创造了人生的“奇迹”。我想所以能够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先生追求不止，奋斗不息，以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毅力，越过一个又一个目标，达到一个又一个境界。 在政治上，阎先生走的是一条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从深知旧中国苦难深重、不满国民党反动腐朽统治而走上热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道路。他热爱新中国，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真诚的；他不断改造自己，力求跟上时代步伐是自觉的。1956年，阎先生提出了入党申请，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1978年10月，先生逝世后，根据他生前的愿望和表现，中共山西大学历史系总支讨论通过，校党委同意，报省委文教部批准，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党给予一个知识分子、人民教师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先生终于找到了光荣的归宿。 这里，我还想就先生学术思想的转变这件事，谈点个人的浅见。先生在欧洲求学多年，深受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影响。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有不少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解放后，先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审视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重新审视世界古代及中世纪、近代的历史，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工作，特别是重点从事的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工作，使自己的史学思想和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表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讲课中，表现在解放后所写的作品中。有的同志曾讲，先生晚年感到非常寂寞、困惑和莫名的遗憾。我想这决不是他对放弃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改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困惑和遗憾，他对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历史科学，是无怨无悔的。所可遗憾和感到困惑、寂寞的，依我看，是他在当时“左”的政治环境中，对祖国和人民前途的忧虑，对自己运用唯物史观可以写出于国家人民有益的著述而不能时的一种愁苦心境。 我们从先生晚年所写的著作中，能深刻感受到他力求运用唯物史观写出高水平作品的良苦用心。前不久，我有幸拜读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篇未刊稿《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如何评价这篇文章读者自可见仁见智。在我看来，这是一篇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关系的好文章，通篇充满了唯物辩证法，是理论思考和历史思考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历史材料的统一。这样一篇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学术水平很高的作品，在当时未能发表，原因是可以想见的。至于阎先生内心有何感想，我们永远也不得而知了。恐怕这正是他晚年苦闷的一个原由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