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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茶座》约我笔谈“治学之路”，一时不知从何起笔。某日忽然想到“功夫在书外”这句话，觉得不如以此为题。所谓“治学”，无非是指学习或研究自己的专业，我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应该讲我如何进入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才是。不过我觉得，纯粹的专业范围太窄，具体心得也难免有此局限，对非本专业的朋友未必有用。倒不如讲些专业以外的甘苦，或许能提供些经验或教训，这才想到了这个题目。所谓“书”者，是指本专业。 与今天的学生相比，我进入专业领域实在太晚了——1978年10月才考取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的研究生，还差两个月就满33岁了。而在此之前，我的全部学历是高中毕业加上一年上海外语学院夜大学两年级。报考研究生时我并不知道历史地理专业的确切定义，以为是历史加上地理——都是我喜欢的专业。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新婚成家，不想离开上海，所以只能在上海的大学和导师中选择。到复试阶段，看了当时上海图书馆能找到的有关书籍，包括先师和顾颉刚、侯仁之、史念海等人的一些论著，才知道并非自己所想的那么简单。 研究生入学后，发现四位同门中，两位是本校本专业的毕业生，一位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一位虽非历史或地理专业出身，却也毕业于名牌大学，且有多年的工作经验，我自然最低。我们的年龄排列也很巧——每人差一岁，我也是排在最后。开学时，谭师还是住在华东医院，为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在医院的大厅中进行的，以后才转到医院附近辞书出版社的一间会议室。除了政治、英语和我自己加修的日语外，没有其他课程，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找书看。见其他同学都已轻车熟路走上正轨，我却还不知道从何入手，只能按照先师布置，从读《汉书·地理志》入手。看到有的同学确定了研究方向，有的已在撰写论文，心中更感焦急。但一年多后，学校领导决定由我担任先师的助手，使我获得了特殊的机会。当时先师已69岁，由于在1978年初突发脑血栓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左侧手脚行动不便，但他的学术和社会活动相当繁忙，承担着多项重大科研项目。我担任他的助手后，一般每周去一二次，电话联系就更频繁，帮他整理材料，处理信件，安排日常事务，也做些科研和教学的辅助工作。在他外出时，我一般全程陪同。1981年5月13日，我陪先师赴京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接着又在香山参加民族史讨论会，到6月1日才返回上海。这是我第一次陪先师外出，也是平生第一次乘飞机。此后直到1991年10月他最后一次发病，除了我去美国访问一年外，我一直陪同他外出或住在工作场所，最多的一年有13次之多，最长的一次达半年。 由于朝夕相处，随时可以得到先师的耳提面命，我不仅逐渐熟悉了先师的学术思想和成果，也了解了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包括他尚未发表的观点和正在探索的问题。例如他对历史上的中国应如何解释，如何界定的探讨经历了很多年，在“文革”期间曾以此为题作学术报告，但当时难免不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 1981年在民族史讨论会上他又就此问题作了一次报告，但在整理发言稿时仍有一些地方不满意。多年后此稿发表，但他仍不时与我谈及其中一些观点。《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评价文章，他觉得有些方面没有说清，或者并没有涉及要害。在他的启示下，我也写了一篇，较深入地讨论了一些旁人较少涉及的方面。他觉得有新意，认为有些问题应该在编绘《国家历史地图集》时加以改进。又如他撰写《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时，我陪他经历了从确定题目，收集资料，解决难题，到分享完成的喜悦的全过程。与其他同学及同事相比，我不仅增加了很多接受先师言传的机会，更能随时接受他的身教，学到必须通过意会的学问。1981年10月8日，我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该文当年底即在《中国史研究》发表。1982年3月，我被录取为先师的在职博士生，一年多后，我完成了课程和博士论文，经教育部特批提前毕业，于1983年8月通过论文答辩，8月获博士学位，为全国文科首批。1985年提升为副教授，1991年晋升教授，1993年评为博导。1996年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第三任所长，1999年兼任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被聘为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由于我对先师的道德文章有更多亲身体验的机会，对他的学术和经历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先后为他起草了自传、学术概述，在赵永复先生整理的基础上整理编辑了他的论文选集《长水集》上下册，还帮他整理了几篇论文。先师归道山后，我整理编辑了《长水集续编》、《谭其骧日记选》，为他撰写了70多万字的传记《悠悠长水》。在协助他工作的过程中，我也有机会分担了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如《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修订，《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的编纂等。1982年12月，我因陪同先师而列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首次编委会，后担任其中的人口图组组长，以后增补为编委，兼任编辑室主任，承担日常编务。这些经历不仅使我较快地具备了独立从事重大课题研究的能力，而且增加了这类大型、长期、多学科、多单位合作科研项目的运作管理方面的经验，使我受益无穷。 在担任先师的助手期间，我随同他参加过很多重要活动，如几次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大会和相关活动（如视察和评估相关的研究所、选举新院士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国社科院、中国史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地方志协会及其他很多学术会议或工作会议，到了国内很多地方，有机会见到很多学术界前辈，有时还能问学受教，对上世纪80年代还健在的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大家名人，我几乎都有直接的印象。这些都是中国学术史的组成部分，我有机会亲历，曷其幸哉！ 我的第二项“书”外功夫，是对专业以外的关注。由于高中毕业以后就当中学教师，除了读过一年夜大学外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所以在报考研究生前，我并没有什么“专业”的概念，只是随心所欲地看书，积累知识。虽然我一向喜欢文史，但对自然科学也有兴趣，加上文革期间既无书可看，又不敢再作“成名成家”的打算，只是满足个人兴趣及当教师的需要，所以只要能找到的书报杂志我都会看。当时有一种内部发行的《国外科技动态》，我每期必看，遇到弄不明白的地方，或者一度流行的新技术，我会找学理科的同学请教。但我不求甚解，浅尝辄止，明白基本原理就行了。像射流、可控硅、风洞、仿真学、大规模集成电路、超导等概念和知识，我就是这样弄明白的。年轻时记忆力强，当时学到的往往能长期保持。对国内外新闻中涉及的科技知识，我也会想方设法找书看，找人问。林彪外逃和尼克松访华后，《航空知识》一度成为我的必看杂志。上海开始造大飞机后，我一位学航空的同学正好参与，使我又学到不少飞机方面的知识。 读了研究生，特别是选择历史地理专业后，我才发现以前无意中积累的知识对我大有裨益，因为历史地理本身就涉及历史、地理和不少相关的人文、社会及自然学科，需要较广的涉猎和触类旁通。这样的兴趣我一直保持至今，只要有机会就会利用。去年暑假参加学校的工作会议，我与高分子化学系主任同住一室，趁机问了不少问题。参观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时，矿方专门派了一位技术人员陪同，让我证实或更新了一些旧概念。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不加选择地吸收新知识既不实现，也绝无可能。但这并不等于说，一个人只能或只需要将自己局限于本身狭小的专业。另一方面，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的确要有所节制，分清主次，不能贪多务得，或者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目的和主见。正因为如此，我对其他学科的了解，一般仅限于基本原理和最新进展。对过于高深或自己一时弄不明白的问题，我总是及时放弃，留待以后，绝不坚持。 尽管如此，这些专业以外的知识还是使我受益无穷。学问的基本原理是相通的，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通用的。历史地理研究本来就涉及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不少领域，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手段，正是开拓新领域的捷径。我在历史人口地理、人口史、移民史、环境变迁、人地关系、文化地理、文化史的研究中，都曾得益于以前随意涉猎的结果。我曾写过一本《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多少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其中就运用了不少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我们与哈佛大学等单位合作，研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目标是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由于中国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延续的、完整的历史地理资料，在内容上的先进是有保证的，但在技术方面，也要保证先进，才能在总体上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我没有能力掌握先进技术，但作为项目主持人，我必须了解有哪些先进技术可以利用，并解决利用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在制定编码方案时，我们曾经请国外一位专业人员设计，他搞了一段时间没有成功。在与他讨论时，我明确提出对“一地一码”的技术要求，将他做不到的原因归纳为：现有的技术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现有设备的容量与速度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资金与人力不足，他缺乏能力。由于我对相关的方面有一定的了解，他不得不承认是他个人的原因。我们停止了与他的合作，自己解决了编码中的难题。我们确定的“一地一码”的编码原则和具体方法，用“数据标准化”处理史料中时间和空间的模糊性，都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肯定。 如果说我的第二项“书外”功夫毕竟是“书”的延伸或扩展，那么我的第三项“书外”功夫就与“书”完全无关了，那就是社会经验——各种社会活动的参与和对社会的了解。对我来说，并非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不得已的。 我从1984年开始当实习教师，1965年8月正式当中学教师，但不到一年“文革”爆发，此后的十余年间就不务正业了。作为学校的“笔杆子”，我自己写或代别人写过各种各样的文字——表态性或揭发批判的大字报，大批判文章，致敬信，决心书，斗私批修材料，“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稿，自我检查（曾代党员、当权派起草），批林批孔文章，先进典型总结材料，审查报告，处分决定，各种布告，讯问笔录，判决书（以区“公检法”名义），慰问信，悼词，凡当时用得上的文体几乎都写过。在学校里，上至“第一把手”（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革命委员会主任、党支部书记）的报告，某人在市、区会议上的发言，下至某小流氓的检查书，都写过或改过。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开全校追悼会，全部发言稿都出于我一人之手。1973年，上海市写作组为适应教育“大批判”的需要，物色年轻、有实践经验的教师，我被选中，学校已开了欢送大会，只因临时被别人顶替，才使我未进“写作班子”。 “文革”开始当天，我就搬进了党支部办公室，负责整理材料。学校“革委会”成立后，我成为“材料组”（又称“专案组”）成员。“工宣队”进驻学校后，我被留用于“材料组”，“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一打三反”等运动的内查外调和材料整理大多是我做的。我外调的足迹南至广州，西至成都，北至京、津，像苏北各县，几乎跑遍了。还有日常的材料工作，每位学生离校，无论是上山下乡，分配工作，还是参军，上学，入团，或者某种特殊需要（如解放军总后勤部来人“选美”，据说与林立果有关），都需要查阅学生家长的档案并加摘录，像进外语培训班，当国际海员等还得“查三代”和社会关系，这些年间我不知看过多少份档案，也了解了不少以往根本想不到的事实。 “复课闹革命”后，我开始管理差生，以后当了“红卫兵团”辅导员、学生团委书记和“教革组”（相当于教导处）成员。当时“公检法”（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合在一起）实行“群众办案”，我校的学生被抓了或涉案，就得派人去协助办案。我去了两次后，就被邀继续办下去，对象也不限于本校或学生。三年间我俨然成了闸北区公检法的一员，有合用的办公室，出入拘留所、派出所，在分局食堂用餐，提审，做笔录，整理报批材料，拟判决书，押送犯人去外地，行使拘留逮捕，这些事都干过。与此同时，我也成为学校的派出所所长，对学校管不了的学生，就移送公检法。当时学生按地区入学，来自同一街道，加上不时有与街道里弄配合的活动，我的管理范围又扩大到校外。我处理过的事，既包括父女乱伦、持刀行凶，聚众殴斗，“反动标语”等一类必须交“公检法”处理的大事，也有家长里短的小事，如邻里纠纷，家庭失和，同学打架，教室失窃，师生冲突。学校或地区举办重大活动，我总会在场坐镇。有些教师课堂秩序无法维持，我也得赶去镇压。 这样的经历，一般教师或校长大概很少会有的，这也使我学到了很多在书本、课堂、校内学不到的东西，对社会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当我进入史学领域后，我认识到，要读懂史料的文字内容固然不易，但真正的困难是要读懂文字的真实含义，即文字背后的事实真相，那十余年的经历积累下来的经验意外地帮了我的大忙。所以我经常对学生说：以往的社会现象是无法重现的，但如果你了解了今天的社会，再了解过去的社会就比较容易了。 以上这三点只是个人的体会，并非普遍性的经验。例如第一点，就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多数人没有那么幸运。但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或可能，就应该积极争取，倍加珍惜。第三点其实也是意外收获，当时是不得已的，并不值得仿效。但现在的学生和学者同样需要了解社会，增加实践能力，对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尤其重要。 转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8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末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