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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覆之作，探寻历史的真实 顾诚先生一生心无旁系、潜心治学、平均每天读书时间在10小时以上。从1978年以后，他有《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2部专著，参加撰写著作5部。学术论文计39篇，约50万字，可见其下笔之慎重。在他的笔下，一个个明清史研究领域长期错讹的观点被纠正、长期迷惑人们的问题得到了最为合理的解释，每发一覆，便接近历史的真实一步。虽然他的许多结论具有颠覆性，由于他的论证严密、立论扎实，又几乎不给别人留下反驳的机会。如他的《明末农民战争史》荣获北京市社科二等奖，被认为是“敢于创新，见解独特，精于考证，立论坚实”的经典之作。[7]日本明史学会会长山根幸夫在《东洋学报》在第67卷的1、2号分两期介绍了该书的主要观点。《南明史》全书新意迭出，寓事于论，论史于征，语言优美，颇受褒奖，被认为是“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其丰富的史实，扎实的功底，深刻的论著，独到的见解，把南明史的研究全面地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这对于明末与清初历史研究的深入，是一个很大的贡献”，[8]该书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一等奖和北京市社科一等奖。 《李岩质疑》是顾先生的的奠基之作。李岩问题因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等作品而变得家喻户晓。顾先生在研读史料时发现，“这位地位仅次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将领的史料竟然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相反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他的生平事迹均不可靠。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史料的辨伪上，逐一否定了与李岩有关的记载，并解释清楚了李岩传说的来笼去脉。[9]文章发表后，美国的明清史学者戴福士（R.V.Des Forges）寄赠了他数年研究的、与其相似的观点，即李岩确系乌有先生。他对顾先生的研究给予高度的评价，并变换了研究的思路与角度，进一步丰富了先生的观点。① 在明清之际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理论问题的研究上，顾先生多有发覆，澄清了许多误解。如大顺政权的性质问题，有学者从根本上否定历史上曾经有过农民政权，他则认为大顺政权就是一个典型的“由起义农民建立起来的代表贫苦农民利益的革命政权”，同时，他也认为农民政权“决不可能长期存在”，“它们不是被地主阶级的武装所摧毁，就是在胜利进军的途中由于领导人的蜕化转变为封建政权”，但也不意味着“大顺政权根本不可能统一全国，成为继明王朝之后的另一个封建帝国”。大顺政权同样面临两条道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顺政权没有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动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即没有及时从农民性质的政权转变为封建政权，满、汉地主阶级的联盟，里应外合，通力镇压，是大顺农民革命政权失败的根本原因，[10]与之相一致的，他认为，李自成起义军“确实曾经长期采取流动作战的斗争方式；但是，要说李自成奉行一种什么‘流寇主义’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他认为，李自成起义军长期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应当肯定，在四处征战过程中，大顺政权也在各地部署武装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权，并为巩固这些政权做出了种种努力。[11]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附录的“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表”和“大西政权地方官员表”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李自成和张献忠农民政权的性质和建立地方政权的情况，因为大顺和大西政权“在每一个相当于省管辖的地区内，都有高级将领统兵镇守，战略要地一般都部署了相当的武装力量，甚至州、县基层政权也大抵配置了专职武官带领地方武装维持治安”,也是对“流寇主义”观点绝好的回击。[12] 对南明时期大顺、大西农民军余部抗清斗争的评价问题，顾先生也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他认为满清入关后，当时的社会矛盾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明末和清军入关初期，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满清政权建立后，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推行了民族压迫政策，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其地位逐步上升。清初二十年多年连绵不断的战火，“应该说这是满洲贵族竭力推行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所带来的直接结果”，这一矛盾也促成了抗清联合阵营的形成，大顺、大西农民军余部与南明政权联合抗清的作法在当时是值得称道的。[13] 也正是有了农民义军的浴血奋战，有了满清统治者倒行逆施的民族压迫政策，顾先生以坚实的立论反驳了那种认为，“南明势力不过爝火余烬，苟延残喘而已”的观点，认为，直到顺治十一年以后，复明运动才“逐渐化作泡影”，如果诸多反清计划觅得机缘，颠覆满清政权并非没有可能。基于农民义军在南明史上抗击满清统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南明史》是以抗清农民军为主线来论述的。在《关于夔东十三家的抗清斗争》一文中，先生认为，“在长达二十年的大规模抗清斗争中，真正的主力是由起义农民组成的大顺军和大西军”，夔东十三家的抗清斗争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正是由于以农民军为核心的抗清斗争的顽强斗争，才使清朝统治者多少认识到了蕴藏在人民当中的雄伟力量，迫使他们为稳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采取一些有利于安定人民生活、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14] 顾先生对清初二十余年的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评价不高，对所谓的“康乾盛世”持低调的态度。他说，他的研究“着重分析的是各派势力的成败得失,以哪一种势力取胜对中国社会生产破坏最小，最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前进为褒贬的标准”。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他用确凿的事实证明了大顺军推翻明王朝、接管整个黄河流域几乎对社会生产没有造成什么破坏，并且扫荡或狠狠打击了那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而满洲贵族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大多实行“屠城血政”，经济的恢复发展效果相当有限。在《南明史·序》中，他说：“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 顾先生的晚年密切关注明代的卫所制度和明帝国疆土管理问题。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的《明前期耕地数新探》、《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谈明代的卫所》和《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等四篇文章，在明清史学界再次引起震惊。他创造性地提出明帝国两大管理系统的论断，其基本观点是：明帝国的整个疆土是分别隶属于行政系统即六部——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府（直隶布政司的州）——县（府属州），军事系统即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行都指挥使司、直隶都督府的卫）——卫（直隶都司的守御千户所）——千户所两大系统的……明代军事系统的都司（行都司）、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种地理单位，负责管辖不属于行政系统的大片明帝国疆土。明代体制的这一重要特点，为历来治明史者所忽视。 他的这一研究引发了明清史学界在诸多领域的思考，如有学者认为，他的这一理论对长期争论不休的明清两代的人口与耕地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也进一步论证了清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相当滞后的观点。[15] 顾先生的创新不是刻意去标新立异或哗众取宠，而是对相关问题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去探寻历史的真实，去澄清大量史籍错误或前人的误解。如在研究沈万三问题时，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从民间到学术界都说沈万三是明初人，至少认为他的主要事迹发生在明朝洪武年间。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他断言：“沈万三是元朝人，有关他本人在明初的一切‘事迹’纯属讹传”。[16]又如对史可法的评价，他一反传统观点，说“史可法的一生只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洁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孰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7]对于他一反传统的观点，许多人从情感上难以接受，但看了他的论证，又感觉难以反驳。 顾先生每发一履，必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为目标，虽然不乏颠覆之作，惊人之举，细读其文，惟有佩服其功力。 -------------------------------------------------------------------------------- ① 郝玉生、秦新林译：《李岩故事的起源及其研究意义》，《殷都学刊》1998年第1期，原文刊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04卷第3期；另见戴福士：《李岩故事：它的发展和它从清初到当前的作用》，刊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