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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信不征的考辨，严谨持重的学风 顾诚先生的考实功力为学界公认。他的史料运用几近“竭泽而渔”，并摸索出科学的考据方法，可谓当代考实之学的杰出代表，他谨严的治学态度和无信不征的考实学风，是留给后人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史学理论家刘泽华先生把顾先生的《李岩质疑》和陈寅恪先生的“曹冲称象之事”的考证方法作为当代历史学考实的典范。[18] 顾先生在庞杂的明清史料里披沙砾金。如在明末农民战争的研究中，他对“古元真龙皇帝”的解释[19]、对子属乌有的荥阳大会和“分兵定向”策略的论证、否定了清初关于张鼐或李双喜统率孩儿军的说法、澄清了车厢峡之困和抗击张献忠的女将军沈云英的相关事实等[20]；对李自成起义军何时从何地入豫以及何时称帝进行了详细地考订，摆事实，讲道理，令从折服。 在《南明史》中，全书考订出的史实及史籍错讹之处俯拾即是，既有子属乌有的“韩王定武政权”，也有李自成殉难的时间和地点、李定国病死的时间和地点，以及马士英的归宿等，还有对一些重大历史疑案的解释，如李定国进军广东的举止，郑成功与永历朝的关系，以及“长江之役”的价值等，许多传统观点在顾先生笔下为耳目一新、令人信服的结论所取代。在这本巨著中，先生随手出校，把考实之法贯穿于字里行间，论证恰如其分，真真做到言不轻出，无一字无出处。如姜瓖反清时间，先生据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考得，《清史列传》卷八十，《姜瓖传》载为十一月，“时间有误”（P528）；对严重错误，如乾隆四十四年《甘州府志》载甘肃回民米喇印抗清事，明确指出为“大误”（P549）。当然对自己无法确定又可能有错误者，则也会明示之，如在考订王应熊病死的时间和地点诸书记载不一致，先生认为“刘道开为同时同乡人，所记可能较准确”，李天根的《爝火录》所记“恐不可靠”，（P626）表明了他对不同讹误的处理态度，做到让读者心中有数。在考订时，往往会对考辨的方法加以说明，如《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五对济尔哈朗进军湖南的记载出现错讹的原因是，“济尔哈朗的奏疏是用满文写的，实录译成汉文时，因音近致误，辰州当是郴州，杜允熙即堵胤锡”等等（P579）。 顾先生扎实的考辨功力源于他“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刻苦钻研精神，源于“竭泽而渔”式的史料搜索，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像《南明史》直接征引的地方志史料有二百余种，而他把明末及南明义军所到地区的省、府、州县志书全部翻检一遍，达上千部之多，仅云南一省的方志就查阅了一百余种。一些珍贵的史料，如《南明史》的封面配图出自柳同春的《天念录》中的插图，该书生动地描述了清军围困南昌城的情形，是顾先生在图书馆里首次发现并利用。他多次强调，史实考辨不仅必要而且必需。他说“历史研究做到言必有据比较容易，困难的是要鉴别哪些记载可靠，哪些不大可靠，哪些根本不可靠。”[4] 顾先生无信不征的治史风格，源于他严谨持重的学风。先生读书很广博，知识面相当宽广，但他的学术研究一直专注于自己的领域，恪守“言不轻出”的原则。顾先生始终把培养年轻学人良好的学风当作重要的问题来抓紧落实，他说“学风的好坏，关系到学术发展的前途”，治学切忌浮躁，树立严谨的学风是学术界的当务之急。[4]他认为，学风问题，其实是做人问题，一个人首先应当诚实守信，尊重别人的劳动、不欺瞒、不偷懒；要勇于承认自己的差距与不足，“做学问先学会做人，真理比面子更重要”。[21]在《南明史·凡例》中他说，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书中引用史料“虽在摘录时经过核对，力求准确，也不敢说绝对没有笔误”，他郑重地提醒读者：“如果有人未见原书而从本书中转引史料，请注明引自本书。这不仅是著作权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读者负责和学术上良心的体现。”顾先生以一位学者的良知、以及对后学负责的态度，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忠告。 四、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密切关注重大社会问题 顾先生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指导自己的研究，认为：只有尊重历史、尊重历史史实、事实求是地去诠释历史，才是历史学的治学之道。 以他所倡导的扎实严谨的学风为例，他说，史实的考辨是理论研究的基础，只有对史料深入挖掘，才能找到所谓的“理论”和“规律”，他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相信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可以认识的”，恢复历史真面目凭籍的是“第一手材料”。[22]在治学方法上，他认为，历史研究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充分吸收国外科研方法和学术成果，要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看不到海外学者运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可以借鉴，学术上取得了的成果可以引进，无疑是错误的；对海外学者的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发表的作品不加分析地奉为楷模，大加鼓吹，则至少是一种幼稚的表现”。[23] 顾先生是在肯定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前提下进行研究的，他说，“历史不是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不要认为历史研究过于容易，历史学是一门最硬的学问，尊重客观史实的重要性非常重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学问，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相当有限，许多问题仅具一般常识，甚至毫无所知……至于在理论和观点问题上，则遵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必强求一律，既不想把个人看法强加于他人，也不想违心地迎合某种思潮或论点。”[3]正是承认历史的客观存在，所以他才不会停滞在“有史料”的低水平层面上，而是要穷尽史料，广征博引、考辨史料，务求信史，使自己的研究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先生始终坚持史学的阶级属性，认为史学研究为现实社会服务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任何一部史籍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它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产生，又反过来为作者所选择的政治服务的”，他说，像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其史学价值就不能简单地从纯史学的角度去衡量，“《甲申三百年祭》是时代的产物，又为推动历史前进作出了贡献。这正是它的优点。史学的科学性，首先在于揭示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现实斗争”。[24] 先生的考实细致入微，他的视始终野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和整个世界范围内，去洞察研究的对象。他说，“应当说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离开了微观研究成果的综合，所谓宏观研究就将失去科学的依据，变成研究者主观的遐想”。先生认为，在史学研究过程中，一个明清史学者，一定要注意到“明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和明帝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改变就事论事，力图从更加广阔的眼界开展明史研究……中国在世界上由先进转为落后大致发生在明中期至清中期这400年间，研究中国和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并找出其原因是明清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23] 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五朵金花”之一，是历史研究中的“显学”，它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有直接的渊源，而那场大论战又源于人们对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关注。先生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以及发展阶段的宏观思考，体现了在与西方历史比较的基础上、在世界史的范围内研究中国历史的意识，其学术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谈到研究明史的重要性时，他说，“世界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落后，有时先进。我们中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研究明史可以知道中国是怎样落后的，这是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和认识，我以为这是研究明史的关键所在。”[25] 顾先生也非常乐意对一些与自己学术研究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如近年来，李自成殉难的地点成为地方政府和明史学界关注的焦点。顾先生从崇祯十七年大顺军南撤路线研究入手，利用档案材料，考查李自成牺牲的经过和大致时间，以及牺牲后大军的行程路线后得出结论：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县“无可怀疑”，并对李自成归隐湖南石门县夹山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以清廷和南明政权均没有在湖北获取李自成的尸首为由，来否定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县是“徒劳无功的”，乾隆年间何璘所撰《书李自成传后》一文和有关奉天玉和尚的所谓遗存史料都是不可靠的。[26]他说，对这些社会热点的争论，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第一手材料为基础分析论证，以达到揭示历史事实、服务社会的目的，这充分体现了顾先生作为史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史学服务社会的自觉。 顾先生推动了新时期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以《南明史》的研究为例，何龄修先生认为，该书“代表南明史研究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只有顾诚教授《南明史》对南明史全过程和具体问题做了精深的分析、研究。也就是说，只有顾诚教授一人真正前后贯通地、比较透彻地掌握南明史”，[27]他“所提出的一些带理论色彩的学术观点，受到了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28]他对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意义、明清易代、人物评价标准以及清前期的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凝重的思考，给治明、清史者提出了许多指导性和启迪性意见。秦晖先生认为，顾先生在史学与史识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创造了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南明史》的史识史论都有鲜明特色……像这样对传统史学、改革前史学与当前流行史学范式都实现了超越的著作，应当说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南明史》本身便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的出现，这种意义显然已经超出南明史研究的范围。”[29] 顾先生的实证、求实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以及淡泊名利的身体力行，不仅成为创造学术精品的典范，也体现了一位历史学家应有的崇高品格和科学精神。郭小凌先生对《南明史》的评价,也是对顾先生学问人生的评价，他说：“顾诚用自己的《南明史》证明，社会科学中的真理（真实），哪怕是很小的真理，也同自然科学中的真理一样，绝不是一块铸好的硬币，拿过来就能用，同样需要寻找者付出巨大的代价，需要时间、精力和才智的慷慨投入，需要长时间与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进行抗衡的勇气。那些靠一知半解、东拼西凑、媚俗媚上、投机取巧等小聪明、小伎俩拼凑学问的人，是永远同真理无缘的。”[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