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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高校理论战线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71 【原刊页号】32～41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复印期号】200704 【作 者】蒋重跃 【作者简介】蒋重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100875 【内容提要】刘家和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通过比较研究来深入探讨中外（主要是中西）古代历史文化内在结构的异同，其学术方法以宏观的史学理论探讨与微观的经史文献考证的结合与互济为基本特色。他认为：在历史的学习与研究之间，历史研究方法中文字之学与哲学思考之间、内在理解与客观分析之间、逻辑论证与历史论证之间，比较研究视野中历史的同与异之间、一与多之间、可公度与不可公度之间，有着某种结构和张力关系，历史及历史研究的发展都是在这种关系中实现的；历史研究还要求史家必须秉持对历史的敬意，这敬意内含着尊敬和肃敬两个方面，其间也有着结构和张力关系，只有把握好这种关系，史家的人格才能建立起来，历史研究才能进步。这是他半个多世纪学术研究和思考的理论总结，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在历史研究中的生动体现，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 【摘 要 题】史学家研究 【关 键 词】刘家和/史学理论/文献考证/结构/张力 【责任编辑】李珍 【参考文献】 [1] 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 黎靖德编，王兴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中华书局，1986. [3]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2. [4] 《略论原创文化与文化的创新》，《浙江学刊》2003年第6期． [5] 参看刘北成、郭小凌、蒋重跃：《建设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6] 刘家和、江湄、罗新慧：《“学者亦必志于彀”——访刘家和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4期． [7] 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8] 李光地等：《周易折中》，影印《文源阁四库全书》第38册，商务印书馆，1986. [9] 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0] 参看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 邵东方：《海天寥廓立多时——读〈古代中国与世界〉》，《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11] 刘家和：《“岂非天哉”的三重解读》，《史学集刊》2003年第2期． [12] 司马迁：《史记》第3册，中华书局，1959. [13] 《史记》第2册，中华书局，1959. [14] 《史记》第6册，中华书局，1959. [15] 焦循：《孟子正义·万章上》，《诸子集成》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16] 《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第10册，中华书局，1959. [17] 刘家和：《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18] 刘家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学术月刊》1997年第1期． [19] 刘家和、陈新：《历史比较初论：比较研究的一般逻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20] 刘家和：《对历史的敬意》，《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07）01—0032—10 一、引言 刘家和，1928年12月生，江苏六合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同年分配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55—1957年间，曾到东北师范大学从苏联专家进修世界古代史。1979年以前，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研究工作；1980年至今，转以中国古代史为主兼治世界史，同时从事中外古史比较研究工作。曾先后主编两本《世界上古史》（教育部指定高校文科教材）和一本《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教育部推荐研究生用参考教材）。另著有《古代中国与世界》（1995）、《史学、经学与思想》（2005）及论文数十篇。曾参与的集体著作、译作尚有多种。 刘家和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历史学家。他在古代希腊史、古代印度史和中国先秦秦汉史、中外古代历史文化比较以及史学理论等领域，皆有精深的研究。他的研究皆关乎古代历史文化的重大问题。例如，关于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书·梓材》中的“人历”、“人宥”等问题的研究，是探讨古代世界的社会阶层问题的；关于《诗·大雅·公刘》所反映的史事、楚邦的发生和发展、三朝制、宗法制等的考证，是讨论古代国家产生的途径和特点的；至于他集中讨论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及其关系问题、中国古代王权神化、“轴心期”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中国古典史学形成的过程、古代世界的人类精神觉醒等，本身就是重大的学术课题。上述这些是20世纪50至90年代初的成果。最近十几年来发表的论文，大多集中在中国古代的史学、经学等领域，是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从精神层面进一步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比较研究的力作，特别是关于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中国的通史传统与西方普世史传统的比较、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和发展、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战国时期的性恶说、《左传》中的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春秋公羊学所表现的史学的悖论和历史的悖论等项研究，集中反映了他的研究兴趣和理论深度，也是在世界背景上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高水平成果。总之，所有这些工作，是他立志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去研究，为写出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历史，写出有中国史在内、并给中国史以应有地位的世界史的重要步骤。刘先生发表的论文皆以选题精准、考证精当、分析精细、思考精深而著称。他的许多学术观点，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及其辩证关系的观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以广度和深度而论，刘先生的学术成果是非常丰厚的。取得这样丰厚的学术成果，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勤奋和毅力，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在这勤奋和毅力的背后，更有着对真善美的真诚信仰和不懈追求，有着对研究方法的理性自觉，还有着对这两者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反省。这种反省理所当然应该纳入“学术思想”的范畴。在提升学术质量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认真学习刘先生的学术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作者有幸跟随刘先生学习多年，但深知，要想很好地理解刘先生学术思想的精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篇文章反映了作者现在的认识水平和程度，理解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祈批评指正。 二、关于历史的学习与研究的关系 什么是研究？历史研究应该怎样进行？对于打算认真研究学术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世纪之交，刘先生在为《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撰写引论时，积半个多世纪学术研究的经验和思考，对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解说[1](P1～24)。 （一）关于学习与研究的关系 刘先生把学习与研究的关系看作学术活动的内在结构之一种，通过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来理解研究的意义。他考察了中国传统典籍，对汉语“学习”和“研究”这两个词的含义进行了分析。指出，广义地说，“学”字的意思里包括研究。狭义地说，“学”字有知道（被教会）、记住和仿效三层含义，这三层意思都反映着人的受教过程。“习”字则有反复地做的意思。概括起来，由“学”和“习”两字组成的“学习”一词，表示的就是由“学”而开始获得知识，在反复的“习”中达到切实的把握。 “研”字本指以石将物磨为粉末，引申义就成了对事物进行精细的分解。“究”字的意思是穷、谋，即穷极究竟、远虑深思的意思。“研”、“究”二字之间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研”是彻底的分析、分解，“究”是彻底的探求。彻底的分析（研）是彻底的探求（究）的准备，彻底的探求（究）是彻底的分析（研）的完成。由彻底的分析而彻底的探求，这就是研究的过程。 由此可见，学习重在继承，研究重在创新。 那么，重在继承的学习，怎样才能过渡到重在创新的研究？或者说，从学习过渡到研究何以可能？这是刘先生发现并试图解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刘先生认为，实现这个过渡的关键就在“温故而知新”。所谓温故，就是“学而时习之”。它可以产生双重的效果：一方面，把所学知识牢固地记了下来，另一方面，在不断地复习中逐渐了解到所学知识是通过何种途径得来的。或者说，温习的结果，既得到了具体的知识，又得到了产生此知识的方法。如果说，人们通过前者所把握的只是具体的“事”，那么，通过后者所把握的就包括了一般的“理”了。当人们试图用所得知的方法或“理”去进一步探讨新事物时，“研究”就从这里开始了，“新知”的门也就从这里打开了。当然，要做到以上这一点，那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思”。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的意思是蒙蔽，也就是无知。学的时候没有用心思，也就无从研究，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创新。在中国的学术传统里，学习与研究或温故与知新，既有明确的区别，也有重要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纽带就是“思”。学习或继承的阶段要会思，研究或创新的阶段更要会思。 刘先生进而指出，由学习过渡到研究，从思维层次来说是从重肯定到重否定的发展。中国有“学问”二字，“学”为什么必须继之以“问”？因为如果无问，学就不能发展。朱熹曾说过，会读书的是能疑，怎样疑呢？用他的话说就是“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2](162) 学了以后要会提问题（即疑），问题从何而来？要从事物的内在矛盾——“缝罅”中去发现。客观的事物或书中所说的事物，为什么会有“缝罅”可被发现？黑格尔说得清楚：“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3](P177) 所谓“缝罅”，就是客观的普遍存在的矛盾。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所重视的“疑”、“问”不是单纯抽象的否定，而是有分析的具体的否定，或者说是兼容否定与肯定的扬弃。 由此可见，学习是为研究打基础，作准备，而研究是学习的目标与发展。研究的成果又成了新一轮学习的对象，从而引起新一轮的研究，如此运行不已，就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不断进展过程。 （二）关于历史的学习与研究之关系 历史学习和研究的关系就是历史学学科领域内的学习与研究的关系，它符合学习与研究关系的一般规律，当然也有自己的表现方式和问题。刘先生从以下两方面来揭示两者的关系。其一，记忆与理解的关系。刘先生认为，历史学的学习不能不从记忆开始，但是要作研究，又不能只靠记忆，而是要由记忆而理解，由理解而提出问题，只有在提出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历史学的研究才得以实现。 关于记忆，有一种偏颇的看法，以为历史课本从小学到大学的变化，就在于知识含量的不同，学生水平的区分也就在于记忆的多少，形象地说，就是“一杯水”和“一桶水”的区分，知识记忆量的水平变成衡量学生业务水平的唯一标准。这样理解问题，其实是把历史学习的方法一例变成了死记硬背。这种观点有见于知识量的区别，无见于知识质的区别。一桶水虽比一杯水多，但终有尽时，历史知识的一时之多，也总有其老化之时。真正好的历史记忆要靠真正好的历史理解来支撑。记忆能力与理解能力是成正比的。 在刘先生看来，理解对历史学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历史学的资料都是前人记忆的成果，有些是无意中记忆下来的，但这样的记忆一般都不能保持很久，因为它未必有意义；而大多数都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记忆下来的。人们有意识的记忆又主要发生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一种是，人们深切地理解到该事件或过程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从价值系统认识到记忆此事件或过程的必要性，于是产生了极大的注意力；另一种是，人们对于该事件或过程的内在结构和外部关系都有深切的理解，从知识系统具备了记忆此事件或过程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今天所能接触到的前代的史料，都是前人根据自己的理解而记忆下来的、他们认为最需要记忆也最清晰的事件或过程。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或过程太多而且太纷繁，人们不可能也不必要把它们全记忆下来，于是前人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去作选择取舍；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或过程都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去加以考察并评述，前人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因此，我们就不得不透过前人的理解去认识前代的客观历史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