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关于逻辑论证与历史论证的张力关系 刘先生在多年的学术研究中认识到，古代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对待思想和论证方法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态度。中国人习惯于历史的论证：你说一个道理，要拿出证据来，关键是举出事实例子来，所谓无征不信。先秦诸子都是拿例子说话的，即通过故事讲道理，如孔子所言：“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16](P3297)。其中当然有逻辑，但主要是拿故事做论证。换句话说，中国传统认为真理不能从静态中把握，只能从动态中把握，所以最好的论证就是历史的论证。但希腊人的传统不是这样的，希腊哲学家认为历史的证据是不能证明永恒真理的，因为它昨天是这样的，今天可以不是这样的，所以必须作逻辑的论证。总之，中西文明之分，不在于一方有理性、有哲学，而另一方则没有。双方都有高度发达的理性，是其所同；而西方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逻辑理性上，中国的发展则主要表现在历史理性上。在西方古代文明的理性结构中，逻辑理性居于主导地位，而在中国古代文明的理性结构中，则历史理性居于主导地位。毫无疑问，两者各有所长。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必须学习西方学术传统里的逻辑的自觉性。只有学人之所长，才能补己之所短，从而才有可能把经过取长补短的中国文化贡献于人类。 刘先生的学术论文从多方面体现出逻辑论证和历史论证形成张力的特点。以《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为例，该文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语源、定义和理论上说明为什么历史比较的功能在于明同异。第二部分则从一多关系来说明世界历史与比较研究的同一性。第三部分则就世界历史的具体问题展开论述。前两部分虽间或涉及具体的史实，但那只是论证时选用的论据，总体上看，这两部分的论证是从“同异”、“一多”的逻辑联系探讨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的。后一部分则引述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表现了历史论证的特点，并与前两部分相呼应，使逻辑论证与历史论证形成了张力关系，取得了较好的论证效果[17]。《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一文，虽主要是历史的论证，但全文在谋篇布局和论证的程序和结构上则有着强烈的逻辑精神。是逻辑论证和历史论证相结合并形成张力的典型[18]。2005年与陈新博士合写的《历史比较初论：比较研究的一般逻辑》一文，一方面从可公度和不可公度的矛盾关系及概念的种属关系的角度出发，论证比较研究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以法国学者布洛赫《封建社会》关于封建制度的比较研究为例，说明比较研究在经验上的可行性。是逻辑论证和历史论证相结合并形成张力的又一成功例证[19](P67～73)。刘先生探讨理论问题的文章一方面能够做到突破经验，达到理论的高度；另一方面，又能够与历史相互印证和发明，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探讨历史问题的文章则能够做到选题定位准确、层次和结构分明、行文路数清晰可辨，论证合乎逻辑，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些都得益于他对逻辑论证和历史论证的张力关系的自觉。 四、关于历史的比较研究 刘先生是历史比较研究的大家。他之所以能在比较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除了拥有深厚的中外语文功底及丰富的中外史学知识，还与他对比较研究有着清醒的理论自觉和深刻的理性思考分不开。在他看来，历史的比较研究之所以可能，不仅是一个经验的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经过他的论证，历史的比较研究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经验性的实用型的学术门类，而是有着坚实的理论性前提条件和研究自觉的学科，究其原因，就在于他指出了内在于比较研究中的结构与张力关系。 （一）上世纪90年代的理论总结 1996年，刘先生发表了题为《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论文，对历史比较研究何以可能的问题作出了回答。在《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引论》中，对相关问题也作了阐述。 1.同与异——世界历史的内在结构之一 刘先生指出：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在于明同异，包括共时性的比较，即不同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的同异，和历时性的比较，即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同异。同异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赖以实现的前提。因为，很明显，历史时期相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之间的比较才是有意义的，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与其自身没有比较的价值。这就是说，无异之同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历史时期不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的前后比较是有意义的，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之间就没有比较的价值。这就是说，无同之异也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总之，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根据这个道理，可以推断，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虽然一般说来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只要从一个相同的角度去看，其间仍然是可以比较的。 2.一与多——世界历史的内在结构之二 如果把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那么，它的比较研究还与它所具有的一与多的关系有关。这是因为，首先，世界历史是由多而一的历史。所谓世界历史，就不是地区史、国别史，但却是包含着许多的地区史国别史的历史，没有这许多的地区史国别史，也就不会有世界历史。不过，世界历史也不是各个地区史国别史的简单相加，那样加起来的仍然只不过是地区史国别史的总集或汇纂。用算术的方法加在一起，所得到的只能是某一个多数，而不可能是一。可是，世界历史作为全世界的历史，它必须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必须是一。如果把各个地区史国别史名之为小一，那么世界历史就是大一，大一由诸多小一集合而成。 3.一多与同异的关系——否定的、抽象的世界历史 要把小一变为大一，就不能是简单的加法，那样只能是量变，结果只能是多，而不会成为大一。要形成大一，就必须有质变，必须对小一有一个否定或扬弃的过程。这个否定或扬弃就是抽象的过程。所谓抽象，就是从许多现象中舍弃了它们的特殊性而抽取其一般性，从而在舍取并行的过程中达到了由特殊而一般、由多而一的境地。如上所说，诸事物各自的特殊性即是其相互之间的异，而诸事物的一般性亦即其相互之间的同。所以，不辨异同就无从进行抽象，而无比较研究，就无从明辨异同。可见，比较研究的明异同，恰好在方法上构成了世界历史所需的辨一多的必要条件。 世界历史又是一中涵多的历史。世界历史必须首先视为一个整体，进一步就必须了解这个整体是怎样构成的。因为，如果满足于由抽象达到的一，那么这个世界历史的一也就成为抽象的无差别的一或者纯粹的一，这个一必然像黑格尔的逻辑起点的纯粹的有（Sein）一样，一方面是无所不包，同时在另一方面又是一无所有的。所以它必然会直接地转化为无。也就是说，它的内涵接近于零了。内涵接近于零的世界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它不可能作为实际的历史存在，也不具有存在的价值。 总之，没有对各个地区、国别的历史中抽象出同而加以概括，我们就只能看到世界各地区各国别的杂乱无章的一大堆事情，就没有世界历史；同样，如果把世界历史看作是抽象的一，其内涵等于零的一，那么整个世界上的事情又变成了一大口袋马铃薯。从外表看，这个口袋（抽象）是一，而从其内容来看，它们仍然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多。 4.一多与同异的关系——否定之否定的、回复具体的世界历史 如果要把世界历史看成有机的一，那么势必要把认识再深入一个层次，由抽象再上升到具体，从同再看出异来，看出那些各异的部分是怎样既互相拒斥又互相渗透地构成为有机的一体的。 怎样才能使认识深入一个层次，从而由同中再看出异来？这就需要比较研究再深入一个层次。只要有了比较研究的同中见异，也就有了世界历史的多样统一的活生生的一。可见，历史的比较研究在方法上又可以成为世界历史所需的明一多的充分条件。 在实际的世界历史研究中，时常可以看到这种认识上的三个阶段：开始时看到的都是异，经过比较又发现了不同国家之间原来在甲方面有相同之处，在乙方面又有相同之处，以至有多方面的相同之处。于是认识就达到了由异而同、由多而一的阶段。再进一步，人们不能满足于抽象的一，就又经过比较而认识到世界正是一个多样统一的有机整体，这样就完成了对世界历史的一次完整的认识过程，当然这样的认识过程实际是需要不断深入进行的。而全部这样的认识过程都必须也必然是在比较的研究中实现的。 5.关于比较研究的限度问题 刘先生指出，历史比较研究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它的局限性就在于其自身离不开有意识的角度选择。既有角度的选择，就必然有视阈的规定性，而规定即否定，在选定视阈以外的，自然就是被忽略了的。因此，如果不是清醒地认识这种局限性的存在，就必然会把自己一时比较研究所得视为绝对真理，从而陷于一种盲目自信的状态。世界历史可以选择的比较研究的角度是难以限定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发展，人们会不断发现新的比较视角，所以，历史的比较研究不是可以一次完成的，世界历史也不是可以一次写定的。 （二）新世纪的新进展 2005年，刘先生与陈新博士合写了《历史比较初论：比较研究的一般逻辑》一文，再次对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根据进行了讨论，再次回答了历史比较研究何以可能的问题。 刘先生认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历史比较研究的作品，这些研究主要是期待揭示比较对象之间的异同与本质特征，人们把比较看作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历史研究法。但是，历史比较研究作为人文学科内比较研究的一种，它也应该遵循一般比较研究的逻辑。或者说，历史的比较研究在逻辑上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过去，人们有一种乐观的信念，认为比较研究自然就是可能的，所以对此没有提出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科学哲学领域内出现了有关不可公度性的讨论。美国的库恩（T. Kuhn）提出，“范型”（paradigm）之间存在“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不可公度性”是否就等同于“不可比较性”？经过长期争论，库恩本人也承认，“不可公度性”并非完全等同于“不可比较性”。此问题争论至今尚未终结。对于这一讨论，刘先生经过审慎的了解和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较是不可公度性与可公度性的统一。这个说法可能理解起来比较抽象，刘先生用这样一个通俗的比方来加以说明：比如比较的对象完全相同，例如数字3、3、3……，它们之间有同无异，这样，比较就失去了意义；再如比较字母A、B、C、……，它们之间有异无同，比较同样失去了意义。假若是3A、6A、9A……等一系列比较项中，3是公约数，A也是公约数，以3A公约以后，1、2、3、……就不可公约了。这当然是最简单的比喻，如果以法国年鉴学派学者布洛赫的比较研究经典之作《封建社会》中对于“封建主义”的讨论为例，也可以有助于问题的理解。在布洛赫看来，欧洲不同地域的“封建社会”所以能够比较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即依附农民，附有役务的佃领地也就是采邑等，这些似乎就是欧洲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是，欧洲封建化的程度并不是全部一致的，节奏也不完全相同；最重要的是，任何地方都不是完全封建化的。由此可以看出，研究中世纪欧洲范围的封建主义，必须同时揭示其中的异与同，而研究本身是从现象之异中抽象出同，没有对异的感知，就不可能有对同的抽象。所以，比较研究中，如果可公度性意味着“相同”的话，不能由比较对象之间局部要素的可公度性推导出整体的可公度性。同时，比较研究中，比较对象的可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会随着比较者设定的比较范围或概念层次而发生变化。可见，历史的比较研究正是在可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之间的结构张力关系中进行的。 五、对历史的敬意 刘先生之所以能在历史研究中取得丰厚的成果，之所以能对历史研究做如此深刻的反省，与他在内心深处秉持着对历史的敬意有关，也与他对这份敬意，对它的内在结构及其张力关系，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深刻的反省有关。 （一）对历史之敬意的内在结构——尊敬与肃敬 刘先生曾不止一次回忆起少年时代在沦陷区的经历：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宣传的强烈反感和厌恶，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真挚的热爱，英文课上老师讲《最后的一课》（The Last Lesson），他和班上的同学们都流下了眼泪， 这些都深深印在了他幼小的心灵上。抗战胜利后，他考上江南大学，听钱穆先生讲要对中国的历史持有敬意，深受触动。工作后教外国史，发现对外国史也应怀有同等的敬意，敬意是可以超出国界的，于是对历史就有了一种美好的感情。“文革”中，目睹历史遭到践踏和滥用，对历史应持敬意更有了强烈的愿望，并由此对敬意的“敬”字有了新的理解。所有这一切，使他对历史的敬意从一种美好的感情，上升为理性的理解。 1993年，刘先生发表了一篇访谈文章[20](P24～31)，系统地表达了关于对历史的敬意的理解。 在刘先生看来，敬意也是有着结构、张力和发展阶段的。敬，《说文解字》解释：“肃也”，肃又是“持事振敬也”、“战战兢兢也”；《释名·释言语》：“敬，警也。恒自肃警也”。据此，刘先生认为，敬既表示尊敬的感情，又表示严肃的态度。由此看来，即使对日本的历史也应怀有敬意，尤其在研究日本历史的时候，敬意是不可缺少的。于是，在刘先生那里，敬字就有了两种含义：一种是感情上的尊敬，一种是理性上的肃敬。继而，刘先生又对这两种含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并认为敬意及其内在的结构关系与确立史家的人格有着必然联系。 （二）尊敬与肃敬之张力即辩证关系——史家人格建立的三阶段 史家如何建立自己的学术人格？或者说，史家如何才成其为史家？刘先生认为须经过以下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首先，治史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感情，彻底超越感情而达到太上忘情的地步是绝然不可能的。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在从事一项历史研究或撰述之前，必定在精神上处于孔子所说的愤悱状态，并对这种愤悱状态保持敬意。这可以说是事情发展的第一阶段。到了事情发展的第二阶段，前一阶段居于主导地位的感情必须经由理智感的渠道而让位于理性。经过第二阶段的富有客观的、理性精神的研究，历史上的真伪和是否问题弄得更清楚了。于是事情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这时候，史家的自信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油然而生，作为史家的人格经过否定阶段以后重新达到肯定阶段，达到了确立。史家对于自身的敬意，既包括了对自身成绩的喜悦与自重，又包括了导致这种成果的严肃的、客观的精神，达到了尊敬与肃静、感情与理性的统一。史家对历史的敬意，表现在对历史过程的崇真黜伪上，表现在历史价值的是是非非或善善恶恶上。是非善恶的感情以理性的判断为基础，而理性的判断明确规定了更高一层次的感情。这也是感情与理性的统一。总之，我们的史学研究在开始时难以无情，深入时又不能不重理，而最终则要求情理结合。有了这样一个正—反—合的循环，可以说，史家的人格才可以真正建立起来。 刘家和先生的学术成果一向以冷静、客观、深刻而著称，表现出鲜明的理性色彩，其实，在这鲜明的理性色彩的下面，非同寻常的激情涌动却从未停止过，这就是他对祖国、对人类、对真理的深情之爱和对历史研究的崇高使命感，在他那里，理性和激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形成了很好的张力关系，表现在对历史的敬意上，就是从尊敬到肃敬，再从肃敬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尊敬，在建立史家人格的实践中树立了典范。 六、结语 刘先生的学术思想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那就是努力探索并牢牢把握历史及历史研究的内在结构及其张力关系。在刘先生看来，历史是在内在结构的张力之间发展的，这不但是看到了事物的是（正）的一面，还看到了它的否（反）的另一面，不但看到是（正）与否（反）的两面，还看到了从是（正）到否（反）的变化或发展的第三阶段，所谓张力就是关于这个阶段的一种形象的比喻。 黑格尔把有和无的统一称作“变易”（Das Werden，英译作becoming）[3](P195、197)，这变易又可指代从正到反到合或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实这种变易是理性的展现和逻辑的推演过程，是脱离时间的运动。不过，对理解事物发展的内在根源和动力，黑格尔的这个三段式（triadic process，又译作“三一式”）却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刘家和先生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对历史及其研究方法的内在结构和张力的阐释，恰恰表现出对这个三段式的深刻领悟和批判理解。他常说，历史学家是研究历史的，其实，历史学家自己也是历史的，他的研究也是历史的，他应该时刻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研究的历史性或局限性，并在克服和突破局限中不断进步。刘先生积累丰厚，思考精深，却从不轻言发表，世之所传，不及其学十分之一；对于他发表的成果，同行赞叹难以企及，而刘先生却总是感到不足。这固然与他追寻以往历代大师的足迹，充分发掘条件，努力做出不负于时代的创新成就的志向有关，更是他自觉到学术研究的历史性，自觉到个人研究的局限性，并努力克服和突破局限，追求不断进步的精神的自然流露，展现了一位历史学家不断自我反省、自我否定（扬弃）和自我突破的心路历程。 结构——张力——历史，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生动表现，反映了刘家和先生学术思想的内在特质，是他确立史家人格的根本途径，也是史学研究应有的真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